拉练的队伍开过来
“文革”开始后，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都动了起来，相互串联，据说是传播“革命的火种”，因其规模之大，所以名之曰“大串联”。那几乎都在大城市间传递，我那时还小，再说是在闭塞的农村，自然是不能目睹。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市区的一些国有厂矿企业、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像部队行军似的长途奔袭（当然，只是“奔”没有“袭”），那时有个专有名词，叫作“拉练”。
我所处的农村，在沪杭公路边，那时，一拨拨拉练的队伍，举着“某某厂工宣队”、“某某学校红卫兵战斗队”的大旗，远远地开过来。那鲜红的大旗，在田野绿色的背景里，显得特别的鲜艳，风一展，呼啦啦地作响。工人们、学生们唱着那时的流行歌曲，意气昂扬地大步走来。然后，在拉练接待站的同志（那时，全国几乎就这一中性的带政治色彩的称呼）的带领下，一缕缕踏上弯弯的乡路，集中宿营在“吴家仓库”——那是当年屯军粮的地方，之前称“吴宅”，能住二百来号人。再不够，就三五一组，分拨到农民家居住。
这给原本宁静而单调的农村，带来活泼与生机。每当那杆红旗在田野间慢慢蠕动的时候，孩子们雀跃着奔出去，好奇地站在道路两旁，或相互推搡着跟在拉练队伍的后面。
孩子们之所以这么来劲，因为，那队伍会带给孩子们的，除热闹以外，还有别的好处。就像动物世界里的海豚，待它们把鱼群赶到浅滩边时，滩涂边早已聚集着长嘴鸥、斑头雁一般，过后，滩涂上会有零星的鱼虾。
这吴家仓库，自初解放时部队出走后，就一直空着。那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宅院，青堂瓦舍，雕梁画栋。大门两侧有石狮护院，门槛也是青石的，挺高。一般的小孩是迈不过去的。我的记忆里，大概刚读小学，放学路过时，跟大孩子玩捉迷藏，跨门槛时还会兜裆。
那二十多间房子一字儿排开，相应的后院也是同样长的房子；中间是大小不等的天井厢房。那天井与厢房里的窗，是青绿的琉璃色，偶或有三五眼井供偌大的吴氏家属共用。好几处，只剩下井栏，拴着牛羊。天井的砖缝间，成年绿着苔藓，或蕨类植物；地底阴湿，打滑摔倒是经常的事。墙角长着些竹子什么的，我们玩耍的时候常逮到乌龟或刺猬。乌龟行动缓慢，且有一股臭味，你一动，它就将脑袋与四肢缩进甲壳内，左等右等它就是不睬你，你也奈何它不得；刺猬跑起来挺快的，但也有被我们逮住的时候，此时，它就抱成一团，让满身的刺对着你，使你心里发怵。而当你稍不留神的时候，这两个家伙会悄悄地逃得无影无踪。
梅雨时节，瓦缝间长出许多麻秆似的瓦花，那花色是黄黄的，叶瓣厚厚的，一直到冬天来临时枯萎成细细的茎，在雨雪飘摇的寒风里摇曳。
这本是一个大家族，解放后，就日见其衰败，人丁也不怎么兴旺，读书的早已出去，远嫁的则远嫁。再加上许多房子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征用，所以更显其破败与萧条相。
在那大家族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年近九秩的老人。他虽年事已高，但身板硬朗，半尺来长的胡须全银白色，长年戴一个瓜皮帽，没有一颗牙齿的嘴整日笑哈哈的，格外慈祥。他比我祖父还高一辈，看到他，我们这些孩子都参差着叫他声“太太”。在我们那儿，称这辈分的老人不论男女都叫“太太”。他每次看到我与伙伴们玩，几乎只说一句话，“火泉弟福气好来”（火泉是我祖父的大名），而且要重复好几遍。我有一次问祖母，才知道，原来他孙子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由于那时阶级成分的缘故，一直未娶上亲。作为他这个年龄的老人，还有什么比看到曾孙辈更重要的呢？
他是这个家族的长者，远近的人们都称他叫“五老爷”。
那五老爷家的房子，也许是被没收或征用最多的一家。那空出来的许多房子，除了大队或公社有大型的活动，多半是空荡荡的，成了鸟雀的乐园。每当春天来临，画梁上多的是燕子窝。失却瓦当的屋檐间，则成了麻雀的天堂。这倒使那宅院更显得落寞了。
而今，来了拉练的队伍，那儿却变得热闹起来。赶了一天路程的男女们，在这里摆开阵势，刷锅、搬柴、汲水煮饭。若是夏天，他们还跳到长着水草，但水质清澈的河里游泳洗澡。男女们嬉戏着，释放着疲累。
晚上，不知疲倦的男男女女，在大厅里吊起二百瓦的电灯，跳起那个年代特有的舞，唱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歌。那时供人们娱乐享受的东西少，这便成了一道风景。大厅内外里三层外三层，大家看演出，后生们则把目光聚焦在漂亮的表演者身上。这是极好的机会，几个胆子大的后生，趁此悄悄溜出去，与相好幽会。
孩子们不会花花肠子，只会凑热闹，他们有着自己的快乐天地。大人们疏于管教的当儿，却是他们撒野的好时光。玩起了老鹰抓小鸡、捉迷藏、跳橡皮筋。野得连尿湿裤裆都不知道。玩累了，就到“阿囝哥”家后面的瓜田里偷菜瓜解渴。第二天，“阿囝哥”的女人“柴鸟”（她走路脚步碎，且伸着脖子，故得此雅号），就到几个出名的捣蛋鬼家告状，我们自然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反正这样的事常有，肌肉也产生了抗体，打上去有弹性，也不觉得疼。
第二天清早，先是一阵起床号声，然后是站队报数声，随后，拉练的队伍又开拔了。吴家仓库又恢复往日的寂静。
如果是在假期里，我们都忘了皮肉之苦，都忙不迭地赶到那儿，替接待站的人整理草垫子，打扫房间。那样的事被住在一个队的吴国帆老师（他是五老爷侄孙辈）知道后，就表扬我们，说是在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其实我们全没这样想，倒是因为，那一拨人走后，他们会留下一些橡皮筋、香烟盒、竹竿的圆珠笔什么的，那对我们倒是有用的东西。如果运气不错，还能翻到几枚镍币（那时的镍币只有五分、二分与一分的）。这在现在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那时，盐水棒冰四分钱一支，最便宜的雪饼五分钱能买两个，这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份喜悦了。那橡皮筋可以做弹弓，香烟盒可以叠成三角片。一点都不浪费。但吴老师以为学雷锋，所以要我们常一起干坏事的班长在“六一节”时上台发言，介绍经验。班长无奈，只好上台念，但念得很轻、很浮——心里虚着呢！这证明我们那时还没有被世故污染。要是今天，一个贪官在上面作廉政报告，明明是贪官，却振振有词，镇定自若。可谁能保得住呢？如今的贪官在当年也许跟我们那时一样的单纯。
有一回，我们中一个绰号叫“夜壶”的（因为他的嘴长得特大，后脑勺有点歪扁。再说我们相互间几乎都有绰号。我们都用它来相互称呼，大名是留给老师点名时用的），在整理草垫子时翻出一包避孕套，我们都不知道那玩意儿是派什么用场的。还是“夜壶”聪明，别小看他脑袋长得不规则，可来得好使，就像歪把子机枪似的——“嘟嘟，嘟嘟嘟”。他说那一定是打针用的针管套，因为他在那长辫子队医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挑脚上的水泡时，在药箱里见过。她怕“夜壶”会偷走，所以还瞪了他一眼。我们在仔细端详后，多觉得“夜壶”说得对。你看，那粗的一段是套在针筒上的，那细的一段，状如一粒膨胀后的爆米花，分明是套针尖的，就像戴手套时的大拇指套一般。
孩子的想象和创造力是难以估量的。“夜壶”将它放在大嘴上憋足气一吹，那玩意儿渐渐胀成了一个硕大的洋泡泡，我们高兴极了。“夜壶”吹了一枚又一枚，一字儿排开，人手一个。然后系上线，揽在篱笆上，在风里晃荡。可惜不是彩色的——不知谁说了一句。
更有趣的是，“面包”说，他家的五斗柜抽屉里也有。有一天他将它全偷出来，讨好地分发给我们。“面包”是个软蛋，冬天一脸的皴斑，两手背全是冻疮，“夜壶”他们常拿他开涮。大伙是满意了，认为“面包”这回够朋友。可此事被他父亲发觉，把他打得杀猪似的嚎叫。我们感叹做人也难，一边满意了，一边却得罪了。也因为这个，在劳动吸烟的间歇，他的父亲成了大伙儿劳累时取笑解困的对象。其实，长大后知道，“面包”的父亲正代表着一种新潮流，不像其他人家，譬如“夜壶”家，孩子五六个，个个长得像猴似的，他母亲叫他们起床嫌烦，就在“夜壶”还在梦里尿床的当儿，一个个敲脑勺，怪不得“夜壶”的脑袋是扁的。“面包”则不一样，就姐弟俩，饲料充足，所以“面包”吃得像肥猪似的，上课时经常放屁。有一回，新来一位外地老师上课，他还不习惯听本地话。当上珠算课时，他面对着黑板，正拨弄挂着的杆子上带毛的算盘时，“面包”放了个屁，教室里很静，大家都捂着嘴，怕笑出声来。偏巧那老师转过身来，推推眼镜翻了翻白眼问：“谁在嘀咕？请用普通话。”静默了极短的片刻，大家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以后这老师进教室，大家都要捂着嘴窃笑。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以后也就不新鲜了，如果再笑也太没有才了。再说，又有更让我们笑的资本了。不过与“面包”无关，也就不说了。
但“面包”也有苦恼，那主要倒不是上课放屁，而是太肥，跑不快。我们一起干了坏事，逃跑时他总落在后面，逮着的也总是他。唉！难，太难了。肥也不好，瘦也不好——成长的烦恼。
扯开了，那当然都是后来的事了。
在文章的开头，我说那拉练，只有“奔”没有“袭”，其实也是不确的。因为那是在“文革”中期，工宣队员们、学生们斗志正旺着呢！他们斗惯了城市里的“走资派”、封建余孽，还不曾见斗乡下的当权派、地主老财。于是要求地方的造反派配合，拉几个出来玩玩。“那还不容易？”地方上的造反派说。“那些人如圈养的鸡鸭似的，不逮出来就是？”再说被斗的对象也已习惯那套程式，一接到通知，就像取农具似的到墙壁上摘下屡用不爽的牌子，熟练地挂在脖颈上，作虔诚状。那上台后的词都是练熟了的，倒背如流。如果要求背标点符号，也绝对没问题。可哪知道这回不同，斗与被斗者都是陌生人，反正完事走人，以后谁也见不着谁。这使被斗者遭了许多皮肉之苦，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就此，他们对“工人阶级硬骨头”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记忆。
还好，那一直见我就说“火泉弟福气好来”的五老爷不在其列，他连这样的牌子也没有。这主要不在他年事已高，而在方圆十里八里，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和蔼的乡绅，从不得罪人，且对贫困的相邻都有接济。但他的儿子却不免每次挂着“四类分子”的牌子陪斗，其实他也是个好人。那期间，每逢有陌生人问路什么的，他先自报家门“四类分子某某”，像一个归队的战士，见了首长似的。直到社会鼎革后，他再也不需要挂牌子时，每次听到出工的哨声，总要在慌乱中找那块牌子，他怕忘记后再遭批斗之苦。好像那是护身符似的。直到他儿子说：“爸，如今不用戴了，你还找什么呢？”此时，他才摸摸剃光的脑门自言自语：“哟！老糊涂了。”
五老爷在看到他曾孙辈出世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无钱买棺材，就挖一个坑，铺上草席，上面罩一块门板，草草埋了。我那时还小，去看出殡，见他脸色安详，如睡着一般。就是不会见了我说“火泉弟福气好来”了。
五老爷去世了，但拉练的队伍照样一拨子过去了，一拨子又来了。大家也不再觉得新鲜，农民还得靠种庄稼过日子，那时种田人的口号是：粮食过双千斤（当然那是指两季稻夹一季麦）。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民们除了罱泥、割草、养猪积肥外，还满足不了增产的要求，于是就发动孩子们拾鸡粪。我们十来岁的小孩，也不例外。拾粪的工具简单极了，一个系绳子的竹篮，一柄拾粪的勺子，形状如当今的阔人打高尔夫球的球杆。
每逢放学或放假后，我们就一溜烟地奔回家，把原来玩耍的时间，换作拾粪争工分。我与另外叫一个幸福的伙伴年龄小，总是完成不了指标，落在后面。我们也曾为此事不知苦恼了多久。
这又得想起拉练的队伍了，真得该感谢他们，给我们俩带来机遇。
有一天夕阳将下山的时分，正当我们俩看着空空的竹篮发呆的时候，远处开拨过来一支拉练队伍，也许是疲惫的缘故，歌声也不怎么嘹亮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有干枯墩遮掩的塘坨地时，都雀跃着奔向那儿，其喜悦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原来他们是憋急了，想急于解手。怪不得那歌声都有气无力的。
等他们办完事，释然地背起行李归队后，我与幸福松松爽爽地迈向他们蹲过的地方。这不要脑筋急转弯，我不说你也明白，我俩满载而归。我们也曾为自己发现新大陆而高兴呢！一个星期下来，我们远远超出队长定的指标。队长也表扬我们，说我们是人小志气高、反帝反修立功劳（你别笑话，那时表扬人，就是用那些不着边际的屁话）。我们在心里窃喜，心里美滋滋地想：明年，妈妈肯定为我买个新书包了。
自此，那些比我们大一截的孩子，以前烦我们是跟屁虫，现在却也来跟我们套近乎了。想让我们说出秘密，但我们也鬼着呢，不上他们的鸟当。
可他们更鬼，有一天居然盯上我们的梢。我们赖在水渠的闸边，他们也跟着，我们去玩打玻璃球、撒尿，他们也跟着。最后看看西沉的太阳，无奈的我们回到那块福地。
照例的队伍开过来，只是换了拨人，照例地奔向那里方便。这次可没有就我与幸福两人时从容了。六七个野孩子，晃悠在水渠边，有的还得意地吹着口哨，甩着帽子。那些憋急了的拉练战士，到此显出痛苦状，也顾不得我们的存在。何况我们又是孩子，坏不到哪里去。
于是，鱼贯着奔向那里。等先完成任务者，刚提了裤子站起来，我们这里的阵脚开始大乱，大家都急着想拔头筹。于是，提着竹篮的，倒拖着粪勺的，呐喊着奔向目标，有如打扫战场一般。
这可急坏了刚蹲下去的诸公。特别是女的，她们也许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不知该如何处置。情急之中，有的掏出手绢，有的挥着腰带，高举着摇晃。那情景宛若战场上的缴械者，挥动着投降的白旗，一副狼狈相。毋庸置疑，肯定有不少尿湿裤裆的。
我们也顾不得这些，等他们落花流水下来，就三下五除二地打扫完战场。当然，人多了，就如“薄宦梗犹泛”一般，虽然比以前少了许多，但均贫富，权当解决温饱。
后来，据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学校也“复课闹革命”了，拉练的队伍来得稀少了。但那时，我们小孩是不知道的，只知道那块福地，已没有丰厚的回报了。可当时我们还相互怨艾呢，以为后来者的莽撞，使拉练者改了道，以至于砸了大家的饭碗。
读到此，也许你看了好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自己也觉得忍俊不禁。唉！那拉练队伍；唉！那拾粪的伙伴。
吴家仓库又恢复了宁静。以后运动也没有了，那气派的家族宅院也折腾得奄奄一息，只剩下空荡荡的躯壳。那合抱的圆木，雕刻精细的画栋，真的拆去建仓库、猪舍了。那原来的方位，都已成了农田，种水稻、种小麦，摇曳着季节的变换。那燕子们的后代，也业已飞入了寻常人家。只是当老人们走亲访友时经过那儿，会对牵着的小孩说：那是“吴宅”或“吴家仓库”。孩子们则一片茫然，问：何谓“吴宅”？何谓“吴家仓库”？
那片塘坨也已平整成了开发区了，那拉练队伍经过的官路也荒芜或改道了。
2009年7月5日于枕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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