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追忆杨淼先生
按乡俗，今天是杨淼先生去世的“二七”忌日。
窗外是冷冻天，没有太阳。早晨，丽洲茶室内阒无一人。我独自坐在窗前，将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往事，敲击成文字。我之所以选择在丽洲茶室，因为此地是我与先生常来小坐的地方。先生好静，我们多半坐的二层，北向临窗有一小池塘。塘内碧水静影，蕰草可数。鹅鸭在滩，剔羽絮语。枫杨弱柳一派萧瑟，孝竹香樟苍翠成屏。阻断了廛市尘嚣。我们往往瀹茗闲坐，谈古今，聊世相。不觉，夕阳在山。
而今天，我一人于旧座枯坐怀想，而先生却已在西归的路上。小时候常听祖母说，人死后，灵魂先在屋，后在宇，然后在野，渐行渐远。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后，谓之断七。断七那天，阎罗王派牛头马面，送逝者登上望乡台，回望故乡，追怀往事。此时，逝者对一生的往事与亲人，还留恋而割舍不下。为使逝者释怀，了无牵挂地进入下一个生命轮回，于是给他喝一碗迷魂汤，使之了断前尘，释然前行。就像《倚天屠龙记》结尾时的张三丰、周芷若不记得前尘往事一般。如果诚如祖母所言，那么先生现在还能看到他的亲人与朋友，记得历历往事。
先生，现在你看见了我一个人坐在那个你熟悉的老地方吗？
杨淼先生的离世，是很突然的。虽然他患了尿毒症，一直坚持着每天四次的腹透达七年。但病恙稳定，大家都以为再活七八年是不成问题的。可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时许，我正与妻子在镇上办事，忽然手机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哭声说：“小汤，我是小何，杨老师今天早上六点去世了。现正在回家的路上，将过奉浦大桥。”小何是杨先生的妻子何秀丽，那是我们的习惯称呼。
凶讯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我随即搁下手头的事赶往。他家已有一些亲友及闻讯赶来相帮的人。杨先生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毛巾。我揭开毛巾。先生微睁着眼睛，嘴角挂着熟悉的微笑，似在打盹一般。我叫了一声“杨先生，小汤来看您了”后，即泪如泉涌至失声。我摸摸他的脚踝与肩膀，余温宛然。
我无端地想：先生只是小憩，待会儿会醒来的。然而，事与愿违。
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星期四下午。那天，区委宣传部的新媒体中心搞了个征文，我与他均是评委。那天太阳很好，下午十二点多，我去接他。因为还早，便在他家的阳光屋里小坐。茶几上，放着一本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还有一本是《老学庵笔记》还是《癸辛杂识》我忘了，但李译本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正打开着。因为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钟声在黄昏响起》，正研究一些长篇小说的结构，以便借鉴。我的第三本书散文集已脱稿，我们说好，三年内各自写一个长篇小说。我说自己更喜欢雨果的作品，特别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还喜欢俄苏文学，如《静静的顿河》，艾特马托夫的中长篇小说。国内的作家，我最喜欢萧红。他说，先别考虑太多，以自己的风格写出来再说。三年太长，估计两年可以了。他是不是已感觉到余下的时间不多呢？
聊着聊着，他忽然说自己的小说恐怕完成不了。我心头飘过一丝不祥。但故作洒脱地说：你说哪里话？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春天来临，你的创作激情会勃发的。再说，我还等着给你的长篇写序呢！
其实，我们之间有个约定：为各自的小说写序。我说，你给我写序，顺理成章，哪有学生给先生的作品写序的呢？他说那个序一定由你写，因为你最了解我。出于先生的厚爱与信任，我答应了。并以此鼓励他要坚守，与病魔共存。每当他身体不适而说些“黄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之类的颓唐话，我总是责怪说：你不要瞎想八想，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他说：也是，也是。不过我知道，他心里其实并不释然。
临出门，我提醒他别忘了钥匙。他又折回去取钥匙。这样忘带钥匙已有几回了，所以每次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他此刻会无奈地笑笑：近来很健忘。
随后，我们去丽洲的新媒体中心评比征文。三点半许，活动结束，我送他回家。路上，我听取他对我的散文集《一棵会走动的树》的意见。这是我的习惯，每有稍得意的小文章，总要向先生谈构思。他会直言且中肯。对这本尚未付梓的集子，我请他浏览一下，因为看二十万字，对一个病人来说，会很吃力的。但他一向做事认真，更何况对我。于是说，不要紧，我会一一看的，反正没事。那天，离我给他书稿也就十天。
他除了肯定亮点之外，共提了三点意见。第一是，题材可以相同，但要避免主题相似。因为我的文章几乎都是写农村题材的。第二是，文章不必都要点题，留着空间让读者去想。第三是，是否可以不归类，以免阅读疲劳。我答应他，自己不急于求成，一定按他的建议，尽力修改。并说等修改好后再给他看。
到家后，他说：小汤，再坐脱一歇。我说今天你也累了，这两天有空，我再来。
我调转车头，他还在门外等着，目送我离开。何曾想到，那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别。
之前的星期二，我抽空去他那儿坐了两个多小时。每次我去，他是很高兴的。去前，我总得打个电话。近来几次，我车驶进他的小区，远远见他站在门口，哪怕外面很阴冷。我责怪他说，天那么冷，你我还要客气吗？着凉了怎么办？他总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也透透空气。
其实，他也寂寞、孤独。
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不祥之兆。
星期六早晨，我本在想，今天霜晨丽日，待办完事后，去先生那里聊天。何期等来的是噩耗。
在他的书桌上，我看到摊开着的自己的散文集书稿《一棵会走动的树》。阅改的地方至最后二十多页戛然而止。手泽余温犹在而斯人已逝，兹不痛哉！
我有幸认识杨淼先生已近四十年矣！
一九七四年冬，我高中毕业回乡。在开完了“郊红港”河后，接到公社教革组的口讯，问我可否愿意去道院中学代课。其实，在毕业前夕，同学间私下里谈所谓远大理想时，最不愿当的就是教师。这恐怕与所亲见的教师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关。何况自己在读书时也不少捣蛋。但城镇户口的同学都有了工矿、农场的出路，唯独农村的，只能回家种地。就像《流浪者》电影中，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一样，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那时的农村娃没什么好的出路。
为逃避繁重的农活，改变命运，就担任起代课教师之职，在道院中学教语文兼教体育。那时的道院中学，地处新寺公社东部，离新寺镇四公里余，交通不便。陆路是泥路的乡间机耕道，水路则靠小木船、机帆船短驳。我家在胡桥新寺的交界处的乡村，离道院镇约六公里。父亲花了七十八元，为我买了辆旧自行车。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就从此开始。
道院中学是一所完中，初中有十二个班，高中有四个班。杨先生教高中，我教初一，因为按年级分办公室，我没和他在一起办公。只是在开会或政治学习时才碰到。他超过一米八的瘦高个，穿一件驼色的呢制服，戴一副琇琅架眼睛，面容清癯，不苟言笑。腋下总夹着一本杂志或书。我其实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名人。在去道院代课前，父亲就叮咛说：杨淼老师很有本事，你要多向他学习。
凭我的直觉，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一定是杨淼。一问，果然。除了寡言，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不怎么合群。上完课后，即回他的住所，即便是吃饭，也从食堂打回寝室，边看书边扒饭。他那时住在一间简陋的偏屋内，低矮潮湿，仅容一床一柜一课桌。
我故意接近他。按大家对他的尊称呼“杨先生”，他也搞不清是谁，朝我“嗯嗯”地笑笑。但那笑是和蔼的。
不久就春暖花开了。和我住在一个寝室的曹国才是杨淼先生的学生，每到晚饭后必定与杨先生一起去散步。我常常跟在后面。久而久之，杨先生对我也熟了。于是，一有闲我就去他的陋室。看他用蝇头小楷抄写《词综》、脂评《石头记》，之前他已抄写完《西厢记》，临摹完了《芥子园画谱》。那楷书得钟绍京小楷之精髓，工整娟秀。使人爱不释手。他的书法曾获上海市教育系统书法比赛金奖。这是后话。
那是“文革”后期，刷标语写横幅是常事。杨先生能用一张白纸剪出规范的楷书、隶书大字，使人叹为观止。“文革”初，他受命在县城的高墙上画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形神毕肖，几可乱真，轰动一时。
下一学年开始后，他的住处作幼儿园教室，于是我与杨先生住到一起。出于对他书法的仰慕，我也开始抄写《唐诗三百首》，字虽稚拙，但坚持着抄完。先生为此写了书名，并给了不少鼓励。可惜那本《唐诗三百首》再也找不到了。
除了抄写他喜欢且不能得到的古书，所多的时间他在看古籍。如王夫之的《宋论》、《读通鉴论》，李卓吾的《焚书》、《续焚书》、《初谭集》，还有《诗集传》、《庄子集解》、《楚辞通释》、《大宋宣和遗事》，那些书几乎与时事无关。那情形就像当年的鲁迅躲在小楼里研读古碑文一般。
那时，“文革”已近尾声，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先是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继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道院中学在蒋桂希、张甫根的倡导下，搞教师自我培训，抓教育质量，风生水起。杨先生敏锐地感到政治气候在回暖，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但还有人说他是走“白专”道路。
其实，道院中学的率先抓教育质量，除了领导的胆识，还有一批以杨淼为首的“白专”骨干。当初，他们都作为另类被充军到最偏僻的道院，就像“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都是有用武之地的精英。这些，都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恢复高考后的事实所证明。那也是后话。
那里有邬先鸿，北师大的高才生，后来调往县中，夫人得了痴呆症，他辞去教职，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情深义重；薛德焕，能言善辩，后来成了黄浦区的数学教研员；朱洪培，复旦历史系毕业生，一口崇明腔，英年早逝；陆维铭儒雅倜傥，后来调入县中教语文，再后来做校长。还有些秉性独特，性格特异的人。老教师朱伟民，教地理兼初中英语，饭后从不洗碗，只用报纸抹擦，不穿衬衫，假领外直接穿中山装，还与学生在红花草地里摔跤；部队转业的化学教师老军，不乏幽默，教子时踢得脚趾骨折；“博士”金权，博闻强识，一天可以看完《蓬皮杜传》或《朱可夫传》，图书馆的借书卡上都有他的名；无线电半导体专业的曹国才，从没看到他摆弄响一台收音机，上课最热闹，驼色呢制服背后尽是学生洒的蓝墨水。
但不管怎样，他们一概称杨淼为先生。这些人既有才，又不无幽默，所以，才使先生的生活有了不少乐趣。
曹国才是先生在柘林中学的学生。晚饭后的散步必定有他，当然还有我。有时还有薛老师德焕、小何燧初、陈文棣、吴家云。后来，国才结婚了，就每天回家。第二天上课，学生吵得更厉害，也许他乐不思蜀而没备课，以至于与学生龙虎斗，喘着气将学生扭进办公室，面孔涨得像猪肺头。这样，散步往往剩我与杨先生。
两个人散步也有好处。面对孕穗的麦浪，欲燃的油菜花、红花草，我们一路闲聊，或背诵唐诗宋词，若遇忘词，先生就提醒补白。吟诵着“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等诗句，在古诗词的意境里，襟怀开阔起来，有时一直走到海边的石河塘。折回时四野里已万家灯火。
如若天气阴冷，我们就在道院镇上逛一圈。道院镇小，一支烟就可打个来回。于是我们去冯瑶根老师家，她家就在中学西首。冯老师是校医，为人急公好义，她丈夫潘长云是抗美援朝的老干部，和蔼的长者。长子潘杰与我年龄相仿，但像个女孩子，说话会脸红。女儿潘霞大概读二年级，每次拉住杨先生讲故事。闲聊间，冯老师早已将汤圆或馄饨煮好。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尽管那时精神与物质生活贫乏，现在想来，因为有了这种友谊，所以幸福指数其实并不低。
杨淼先生尽管不善交际，但有不少敬重了解他的乡邻及学生。之前，他曾在更偏远的陆家小学教书，那里的大队干部缪永福，教师胡德禄，社会青年姚天初常来，有时还带些乡下土仪。还有柘林、道院毕业的学生。其中来得最多的，要数后来成为先生妻子的小何——何秀丽。
乡下的冬天很冷，更何况道院临近杭州湾。
杨先生家住上海永嘉路，但他周末很少回家。每逢周六晚，校园内空荡荡的，只有看门老头与杨先生。我往往匆匆回家，吃过晚饭后即折返学校，因为有杨先生在。
校园的白天充满生机，而到晚上，特别是周末，静得悄然。风摇撼着树枝、竹园，偶或有一只老鸹子飞过，“呱——”的一声，“呱——”的一声。我们裹着棉衣，他抄蝇头小楷，我学着练字。直至饥肠辘辘，便烧米粥或煮山芋。待身子回暖后便钻进被窝看书或聊天。像我这个年龄，当时无从借书以观，对于著名作家，我只知道鲁迅、郑振铎、浩然，更何谈莎士比亚、普希金、莱蒙托夫。于是他给我讲《奥赛罗》、《上尉的女儿》、《当代英雄》的故事。我当时很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于是介绍《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青年禁卫军》、《第四十一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书，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激动。因为伴随着她们的是自己的青春。也正是先生的引导，使我爱上了文学。
尽管我那时十八九岁，杨先生仅比我父亲小两岁，差了一个辈分，但我们没一点代沟。我有时候开他玩笑或作弄他，譬如午睡后将他的眼镜藏起来。可他从不见恼，反而很开心。这于他人是绝无仅有的事。
有天晚上，外面似乎下着小雪。我们依旧聊得很晚。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说：糟了，今天忘了将一样物事拿进来。我说啥物事，我去拿。他说不行，这不能让你拿。我说我不怕冷。他说那也不行。我忽然想起那一定是夜壶，于是裹上军大衣出去拿来。他连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说我小时候一直给爷爷倒夜壶，即便是现在。他说那也不行。言语间充满歉疚。而我却很开心。
在那漫长的冬天，他也聊自己的经历与家事。
杨先生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五。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特佩服先生的蝇头小楷，可他说自己的字在兄弟间算是最好的，但不及他父亲。他父亲是在国民政府期间的法院工作，是书记官，所以字很好。在苏州园林里有一块碑是他父亲写的。可惜经历“文革”后，这碑找不到了。
我说杨先生，以你的才学，不至于到穷乡僻壤来教书的。他说那时不懂，在高中毕业前正逢反右，老师鼓励学生提意见。他画了一幅漫画，意思是这样的：一棵大树被砍下后，没量才取用，最后做成檩条、镰刀柄。
毕业时，反右方炽。校领导以此上纲上线，仅因他是高中生而没摊上右派分子。同学们的录取书都拿到了，可他却未见录取通知。他说，不是自负，自己觉得考复旦是不成问题的。人家都开学了，他几乎等得绝望。此时，上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但只是专科。他不甘心。
几经考虑，那是政治因素，即便今年不去，以后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懵懵懂懂读完了专科中文系。
毕业后，他分配到柘林中学。他很绝望，郁郁寡欢。寂寞间，还是文学给了他希望与力量。他写起了小说。很快，《十二朝酒》在《萌芽》上发表，那时，他才二十出头。《萌芽》的编辑欧阳文彬、哈华很器重他，经常鼓励并约稿。那时，在《萌芽》上发作品是件大事，学校的领导却从中作梗，拿他当年的漫画说事，多有刁难阻断。
不能写小说，他便写字，研习先秦文学，他喜欢《楚辞》，敬重屈原。不久，被调往更僻远的陆家小学，道院中学。在道院中学期间，他在《朝霞》上发表了小说《师生》，并被《中国文学》译成英文。
我曾开玩笑说，你的那张漫画，倒成了你自己的宿命。不过对你是不幸，而对你教过的学生却是有福——有你这样一位博学全才的老师。他只是苦笑。
道院中学的宿舍是老旧的瓦房，檩榫脱臼，往往雨泽下注。若遇下雪，屋内也雪霰霏霏。这为老鼠的出没提供了便捷。更何况宿舍内还有大米、山芋等好吃的。夜半灯尽，屋梁间传来“哧哧”、“哧哧”的老鼠剔篦笄的声响，那是老鼠间传递信息的声音，神秘而诡异。随即是老鼠大军搬动山芋的脚步声。从床底下，书桌上，隔着蚊帐的床撑间，肆无忌惮。
有一回，杨先生兴奋地叫我：小汤，我逮住一只老鼠了。怪哉！你睡着了，怎么逮到老鼠？我开灯起来。见他夹着蚊帐握住老鼠。我就近一看，哪里是老鼠，那是一只鼠般大的山芋。杨先生笑着说：怪不得那么硬，原来是被老鼠搬过来的山芋。我们彼此失笑。
这倒驱赶了蒙眬的睡意。于是又聊起来。我忽然无端地问：杨先生，你何不找个对象结婚呢？你看我父亲与你年纪相仿，我都十八九岁了。
他在暗中叹了口气说：这要有合适的机会。
反正在黑夜里，看不到表情。我冒昧地说：小何不是对你很好吗？我看很合适。
他说：好事多磨，顺其自然吧！
我说：那倒也是。
我们的办公室到宿舍就跨过一个弄堂。小何来时，他往往在写字。小何便拖着两根粗大的辫子，侧着头看他写。先生会停下来聊上几句，那目光是柔和的。此时，我会借故到办公室备课或批作业。小何也不常来，十来天来一次，理由是借书或还书。但我从未见他们讨论有关书的内容。
七七年秋，我调往新寺中学。离开前，先生写了楷书的《古诗十九首》和行书的《归去来兮辞》作纪念。随后他也调到新寺中学。不久，高考恢复了。我们约定，我考大学，他考文学研究所先秦文学的研究生。我的大学通知来了，他的复试通知也后续到了。他专业只招一个人，复试有三人，而在三人中，只有他一人基础课与专业课都在九十分以上。都以为，杨淼这次喜托龙门了。可结果还是没被录取。事后才得知，还是那份档案，像一个鬼鬼祟祟的魔影在作祟。
于是，他认命了，专事教书写作。他是第一批评上高级教师的，奉贤共两人。课余，他的杂文常见于《文汇报》、《解放日报》，出版了四本集子《中国人的心态》、《雁过留声》、《红楼撷趣》、《历史七读》。在开他的作品研讨会时，原《解放日报》朝华版主编沈扬先生评价说：杨淼的知识广博及杂文水准，上海屈指可数，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有识之士曾说：杨淼的才学，在奉贤大概百年才出一个。
先生虽命与仇谋却与奉贤有缘。先生晚年常对我说，我喜欢奉贤，喜欢乡下，我回到上海市区反而觉得不习惯。我听了不免唏嘘。从此，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少了一个有建树的学者，而在奉贤乡村多了一个桃李满天下而备受人敬重的宿儒——杨淼先生。
杨先生患的是尿毒症，到去世，经历了七年的折磨。其间，每天要做四次腹透。常为病魔牵累，奔波于中山医院与乡间，因此，他很少出门。尽管他是一个好静的人，时间久了，也不免寂寞。以前，我们之间因忙于生计，联系不多。自他退休，特别是染疾后，我是常去的。除了有时陪他去书店、外出兜风，多半是去他家聊天。
有一次晚上，我知道他又住进了医院，懂得这病不是省油的灯。就在阳台上发短讯给他：杨先生，我想你。发完后不禁泪如泉涌。还好，那次不是此病直接诱发，而是偶感风寒。
之后，我请他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给我开一个书单。他说你还要我开书单。硬是不肯。我说，我读的那点东西，不及你之万一。恳求再三，终于答应。而有些书出版日久，实在买不到。我才疏学浅，遇疑难常常向他请教，他总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他像鲁迅，看问题切中要害。我佩服他的学识广博，思想敏锐。
我是个散人，这样一坐往往半天。今年以来，每次晤聊，他常回忆往事。说到动情处，眼含热泪。
有一次他回忆父亲说，解放后，父亲作为旧职人员，被新政府留用。但分配到了蚌埠法院。薪酬自然不能与以前比，一个人要供养十张嘴，家里尽靠母亲操持。父亲寡言而威严，与儿女沟通不多。一次父亲回蚌埠，母亲要他送到北站。在父亲走向火车的刹那间，忍不住掉眼泪，他怕父亲看见，就躲到廊柱后面，看火车载着父亲驶出车站。后来父亲回家探亲时对母亲说：杨淼这孩子一点不懂事，我还没上车，他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他回忆说，到父亲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述说完，竟无语幽咽。那是秋天的午分，斜阳照在客厅的一角。我默默地陪侍着他。我理解他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无奈，何况他自己也已步入夕阳老景，其感同身受的体味尤深。
今年“五一”期间，先生的儿子笑予安排他去日本。当时他病况稳定，但他怕出门。一来是体力不支，二来是怕给儿子添麻烦。但笑予是出于孝心。儿子其实明白，父亲没出过国，这次不去，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是笑予在给父亲守灵时对我说的。去之前，先将腹透的药水托运过去，还专门借了一栋住房，整个旅程共十来天。由于旅途劳顿，先生归来后即腿脚浮肿。过后我去看他，尽管疲惫还写在脸上，但言谈间因儿子的孝顺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笑予是个好孩子，同济毕业后在一家设计院供职，出差坐飞机是常事。媒体上常有飞机出事的报道，先生甚是担忧，爱子之心尤切。先生老来得子，笑予降生时，他已年届四十。起名“笑予”，我解读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问先生，他颔首。笑予酷似先生，连走路的姿势都活脱，只是魁梧些。当年，我读大学回家去看先生，先生与小何在里屋做饭，笑予开门。先生问谁，笑予答“小汤”。先生夫妇责备说：你也可以叫小汤？那时笑予大概三四岁。
而今，笑予也已三十过半。每每与先生说起，大家不禁失笑。真是岁月神偷，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去年，先生的大妹患癌症离世，今年，他的一个哥哥也卧病多年后去世。这对先生无疑是打击。
今年入秋后，我去看他，他会谈起死与灵魂有无的问题。也许他已感觉到来日无多。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他是个无神论者，相信人一死，就一切都烟消云散。我正好在写散文《你从哪里来》，中间就有关于人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的思考。我说人是从船上来的，小时候祖母常说我们一般大的一批孩子，是从一条船上来的傻孩子。祖母在去世那天，无端地对我说，你去上班吧，那条船已停在水桥边了。没过多久，祖母就走了。还有我祖父，他也不信鬼神，但他去世前，一定要我母亲为他扎一条纸船，说自己回归的路上白浪滔天。
再谈到《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意思是想说，人一死并非虚无。可先生依然不信，说我祖父母关于船的说法，只是他们以前听得多了，只是离世前的回忆罢了，其实并没有灵魂的存在。
他说近来一直做梦，都是从前的事和过去的人。我说那都是你身体虚弱之故。他口头同意，但内心如何，谁也不知道。
他是一个好静的人，内心世界丰富，不怕孤独。但去世前一个多月，忽然提出，白天要有人陪伴。他知道妻子小何是副镇长，脱不了身，于是建议让自己的姐姐姐夫来作伴。不知他想到或幻觉到了什么。
还没决定由谁来陪伴。那天早晨，先生忽然离世。
在为他守灵时，小何与儿子笑予回忆，七年前，先生尚未得病。迷蒙间忽然看到自己的母亲，穿着一身红衣服，从门口进来。先生由是染恙，住进中山医院。去世前不久，家人忽然梦见他去年去世的妹妹，也穿着一袭红衣服，穿过客厅。
他的这两位亲人都是穿着红衣服入殓的。他哥哥去世时，先生没能送行，但知道也穿红衣服。对此，他很有意见。所以先生去世后，临行的服饰，都按照他身前的喜好。一袭呢制大衣，围着围巾，戴着一顶呢帽子。一如他生前去讲学、上课一般。
我的散文虽写了祖父母的迷信，但自以为还是个无神论者。先生刚去世，我就写了挽联并墓志铭，还写了哀悼的诗。其中有“宁可相信有神论，先生泉台来托梦。从今若许明月夜，清茶一杯细论文”一首。就从写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晚起，果然接连两个晚上梦见先生。
我们相遇在小镇的夹弄内，好像是道院镇，阳光照射的角度很怪异，我们彼此隔一堵矮墙。他三十多岁的容貌，穿一件中山装，和蔼地朝我笑。我说：杨先生你不是去世了吗？他说：是的，现在也我相信是有灵魂的。我想跨过矮墙，他劝阻我。我想伸手将他拉过我这边来，他说：我已不能过来了。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但醒来忘却了，只记得这些。
先生的墓地已经选定，面朝大海，边上小河潺缓。环境幽静，草树蓊郁。这正合先生的好静的习惯。“五七”那天是他入土为安的日子。不久，就是“七七”。按传统说法，那天，先生将站在望乡台上，看亲友、故乡最后一眼。然后，毅然前行。先生一路保重！
虽说前尘往事如云烟，先生走了，但他的风范，他的文章留给了后人。人们会时时记起关于他的一切。如果说二十年一个轮回，那么不需要一百年，又会出一个杨淼。请求您，杨先生，还是来到奉贤——您的第二故乡吧！这里需要像您这样的博学多闻的儒生，这片土地太需要传统文化来滋润了。到时我们也可再续师生前缘。
发表于2014年《上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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