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匠的式微
五匠也者,是我们一带农村对不事耕作的闲散手艺人的统称。它包括木匠、泥水匠、漆匠、竹篾匠、箍桶匠等。这些人,他们虽家住农村,但家里的其他成员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就他一人从事这行当。除非农忙时节,一般是不事稼穑的。他们走家串户,干百家活,吃百家饭,所以也叫“百家师傅”。他们职业自由,收入不菲,家庭殷实,受到村里人的尊敬。若遇哪家有兄弟阋墙,妯娌不睦,往往请“百家师傅”来评理,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有些威望,一旦由他们断定了是非,人们也就听他们七分。
平日里每天清早,他们背着家什,或顶着月色,或踩着微霜向目的地出发,或三五里,或十来里不等。那都是力气活,凭的就是年富力强,俗话说“后生木匠老郎中”,可见其辛苦程度了。后来有了自行车,他们就驮了吃饭家伙找活,那就省力多了。
每到深夜,听到小路上传来破自行车的颠簸声,祖母会隔着门说:都半夜三更了,手艺人都回家了,也该睡了。
那时的手艺人——也就是五匠,一般都是家传的,子承父业。不过他们也有行规,虽说是子承父业,但学艺时,不会跟着自己的父亲的,唯恐因此而学艺不精。再说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长处,跟人学艺也可兼收并蓄。一般都在十二三岁拜师学艺。学徒期是很苦的,听老匠人说,头三年,师傅是什么也不会教的。说得夸张点就是给师傅倒三年尿壶,给师母端洗脚水、带孩子。之后,才跟师傅出门,出门得背沉重的家什,磕着屁股一路晃荡过去。到主人家后,主人递上水烟筒,徒弟则给师傅装烟窝、点捻子。干木匠的,先学做小板凳,要做到榫头与接缝不差毫厘,否则那小板凳会跷脚;做泥水匠的先学抹灰砌单墙,不许手上沾泥;做漆匠的先学填磨粘子,必须做到平整光滑;学竹篾匠、箍桶匠的,得先学劈篾、落料,那料必须整得一点不浪费。这样吃了三年老米饭才能单放,也就算满师了。若是三年满师的后生,一定是乖巧的小伙;一般都得四年五年。
这过程看似严酷,其实是在历练徒弟的耐心和悟性,为的是打好厚实的基础。那时的手艺人是很爱面子的,唯恐徒弟不肖,手艺不精,那传出去是塌师傅的台的。他们遵循着“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所以,在学艺过程中,遭师傅的打骂是家常便饭的事。徒弟也不记恨,等自己熬出了头,做了师傅,照旧用这传统的方法调教徒弟。徒弟们每每在以后的日子里,逢人夸奖他的手艺时,他即使是上了年纪的,还会感激地说:是我师傅当年教的。从不忘本,这也是一代代传承的艺德。
正因为这样,那时的手艺人都有绝活。那流传下来的雕梁画栋,明清家具,使现在的艺人叹为观止。
而在那时的农村,主要是造房砌墙,娶亲打家具之类。竹篾匠、箍桶匠的活会少些,所以,串门走户的多半是泥木匠。如果是箍桶匠,则白日里一路走来,敲着梆子吆喝着:箍桶唷,箍桶!
如果是造房,这在农家是件大事,而对匠人,则是综合技艺的考验。除箍桶匠外,其他的匠人都有施展技艺的舞台。负责工程的人,唤作“作头师傅”,类似于现在所称的“项目经理”。他得由德艺俱佳的长者担当。谁砌墙角,谁架梁,都由他一锤定音。那时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砌墙与单壁都用烂泥稍加石灰,稍有不慎,则有墙倾梁摧的危险。所以,每到此时,现场常听到“作头师傅”的呵骂声。别看他什么活也不干,整日拿着水烟筒指手画脚的,责任可大着呢!
这样的匠人,一旦熬到“作头师傅”,他的技艺也就到顶了。但他也不乏自豪的地方,人们会时不时地说,某某家的那栋房是由谁主造的,那么结实,那么漂亮。对一个匠人来说,这足矣!
匠人们的活累是累了些,一般得干到天擦黑才整理工具收工。此时,东家早已准备上了好酒好菜犒劳他们。说是好酒,其实也就是瓶装的土烧酒或“乙级大曲”,若是体面的东家拿出“熊猫大曲”,那实在是一年也难得遇上一二回。手艺人辐射的面广,传出去,人们对这东家“啧啧”称赞。烟,一般都是“劳动牌”或“青鸟牌”,除非满工酒,才会摆上“飞马牌”。
东家之所以这样招待,一则是出门在外,风里雨里也不易,犒劳犒劳也理所当然;二则是,手艺人的活都在手里,招待得好些能出细活,招待不周,传出去塌自己家的台,子孙娶媳妇难且不说,而对自家的工程质量也大打折扣。这样,大家图个舒心和谐。
酒菜上桌后,师傅们都呼幺喝六地喝酒,徒弟则匆匆扒几口饭,而后不是磨斧刨铁,就是擦泥刀锉锯。完了就端个矮凳,坐在八仙桌角边,听师傅们海吹神聊。几个伶俐的,讨好地给师傅点烟倒酒。喝到半夜三更才打着饱嗝,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家里赶,一路自得其乐地哼着小调。匠人里不乏酒徒,有时会醉得爬着回家,但从未听说过有酒醉的人从桥上掉进河里的,所以人们都说酒醉的其实心里都是明白人。自然也有进错门,睡错床的,所以民间有谚语:不像爹,不像娘,就像隔壁的张木匠。那是指风流韵事了。不过年轻的手艺人,走家串户的多了,择偶的机会也大增。不像乡下一般的后生,娶媳妇还要媒人。而那些年轻的手艺人对方圆几里地的姑娘,谁家长得俊,谁家长得丑,都了如指掌。被他们觑上眼的,没有哪个漂亮的姑娘不入他们的窟臼的。所以,匠人家的老婆个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即使夏天闲着的时候,村里人都在忙,他们却在场角上摆开桌子,悠闲地喝酒,看着俊媳妇忙里忙外,喝酒心里也舒坦。
那是在比较早些的时候了。后来,生产队里男劳力少,队里就把匠人收起来务农。这对闲散惯了的匠人们实在是件很苦恼的事。那时再要重操旧业,得有队里批准,而队里还不是队长说了算?于是他们就拍队长的马屁,给队长家做长凳、修门窗、砌猪舍,也有给队长的儿子削陀螺、掏鸟窝的。队长一高兴,就同意他们外出打工。但那时的匠人有统一的工钱,干一天是二元二角五分,队里也有个规定,外出人员每天得上交队里一元五角,这样那人到年底才能参加队里的分红,且按一等劳动力分配。如果不上交,则取消一年五百五十二斤口粮的计划。那时粮食是命根子,谁也不敢违反。再说在外面干一天下来,扣除一元五角,还有七角五分,每月也有二十多元的进账。那时厂里的一个职工,一月的工资也就三十三元,相比之下划得来。
不过那时已在“文革”中期,物资紧张,乡下的活也就少了许多。于是那批郊区的匠人就走进大上海,给厂里修砌锅炉,给市民们修桌椅搭阁楼;有的则长期居住在大医院、大的国营企业,以农村人的朴实交了很多朋友。不过那都是小修小补,也无多少技艺,但小钱却赚鼓了腰包。这批人中间,后来出了不少的乡镇企业家,他们见多识广,脑子灵活,又有朋友,利用自己的优势,出落得大腹便便,其实,他们当年就是被上海人喊作“阿乡”的小木匠、小泥工。
老的手艺人都作古了,中年的手艺人大多成了老板或改行了。再说现在造房子专门有外地民工,结婚打家具也无需木匠,家具店里有的是,而且款式新颖。所以当下要请一个能做“八仙桌”的木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时的木匠,打一件家具是不用一颗钉子的,全是由楔榫钩心斗角而成的。不像现在的所谓“木匠”,其实是钉钉子涂白胶的师傅。若按老例做一条小板凳也难。
我们那儿有个小老板,要开一家农家乐的茶庄,请一个木匠装门闩,结果那木匠将门闩装在外面。那小老板见了,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你眼睛瞎了,门闩是这么装的吗?”那木匠也不示弱,还嘴说:“你才眼睛瞎了!”那小老板一愣,反问:“我怎么眼睛瞎了?”回答说:“你眼睛不瞎怎么会请我做木匠的?”那小老板被他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想想也是的,谁叫自己眼睛瞎了,请那么个蹩脚的木匠。后来,每碰到钥匙忘了,进不了门时,人们取笑他说:谁叫你骂那个木匠,如果请他安装,你就不会有这烦恼了。
五匠真的式微了,他们的手艺也将渐渐地失传,就像随着人类的活动物种在一一消失一般。我猜想,古代的一些传统工艺,于今已不传,大概也与五匠的式微出自一辙。这也许是在人类进步的途中,所必经的过程,有进步必定有所舍弃,那遗憾自然在所难免的。
2009年11月30日于枕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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