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
深冬的时候，正是乡村农闲的日子。
一眼望去：田原上，麦苗浅浅的绿茵，一路铺展开去；油菜蜷缩在土疙瘩的缝隙里，红紫的根茎，青青的叶瓣。田埂上，还零星垛着些未脱粒的稻堆。
几只草狗，似乎在明净微寒的空气中，嗅出了春天的气息，相互追逐着撒欢。
男人们都到水利工地上开河去了，村里只留守着老人、妇女和孩子们。
妇女们，有的倚着门框纳鞋底，还不时朝村口瞟上一眼；有的在场上摆开阵势，糨纱经布。上了年纪的老头，佝偻在柴垛间，穿着破棉袄晒着太阳，聊着农事；不经意间掏出怀揣着的锃亮的水烟筒，“噗噗”地吸上几口，然后，顺手递让给下一位。这情景，既顺溜又和谐。
热闹的，要数孩子们了。他们在柴垛间打滚嬉耍，帽子早不知扔到哪儿了，脑门上热气腾腾的。如果孩子们野过了头，有事无事的大人们会呵斥几声。此时，孩子们往往提提裤子，用袖管擦擦鼻涕，扮个鬼脸，呆立片刻，作收敛状。
此时，随着远处传来“爆米花哟”的吆喝声，村口出现一个爆米花的老头。他悠悠地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挑着黑獭似的爆米花机，一头担着木风箱与煤炭。他歪戴着鸭舌的毡棉帽，穿着一件被焦烟熏得油亮发黑的棉袄，腰间束着臃肿的围裙。
然后，晃悠观望几下，在村口停下担子，慢条斯理地摆开阵势，在灶肚里加上煤炭，生火冒烟。随着风箱由慢而紧的“呼哈呼哈”沉重的喘息，火苗在炉膛里升腾起来，似乎使原本阴冷的冬天暖和了许多。
刚才还在满地里野的孩子们，此刻，轰的一声，作鸟兽散，纷纷跑到自己的父母处，吵着要爆米花。父母不在家的，就自作主张，从家里的米屯里，偷着匀出一铁碗大米，加入爆米花解馋的行列。
不一会儿，爆米花老头的身后，蠕动着由孩子们组成的长队。此时，他们不再调皮，一个个倒像绅士似的，又像一串用线穿起来的虾米。向前伸长脖颈，偶尔抽动一下喉结，乖乖地等着。专注得连鼻涕挂下来都不知道。
老头一手拉着风箱，一手顺时针摇着米花机，身子慢条斯理地一俯一仰，似乎故意在考验孩子们的耐心。
孩子们歪着头，眼睛盯着悠悠旋转的铁疙瘩。等到老头的手作逆时针摇转时，大家吱喳着忙用双手捂住耳朵，背转身去。
随着“砰”的一声闷响，一股蒸汽带着热浪升腾起来。空气中顿时弥散着米花的甜香。孩子们又轰的一声拥上去，分享着第一锅喷香的米花。所以，轮到第一个是最不划算的。但孩子们不管这些，人虽小，气量却大着呢。反正都一样，吃完你的，还有我的。
这米花不是一粒粒吃，这样太烦，而是大把大把地吸着吃的，特别是第一锅，大家都猴急着呢！
那时的孩子也许是冻馁的缘故，拖鼻涕的居多，如此一来，米花都粘在鼻涕上，但不用担心，他们也舍不得浪费，只要用舌尖一撂，带咸味的米花全都进嘴。如大象吃青草似的，熟练着呢！
这一技能的熟练，要数我们中间叫“粉丝厂长”的为最。当然，这“粉丝”，不是我们当今的意义。因为那老兄常年拖鼻涕，所以得此雅号。后来，我们大家几乎忘了他的名姓，约定俗成，觉得叫他的名字反显得不哥们似的。后来嫌烦，就直呼他“粉丝”。稍长，觉得这样称呼不雅，就昵称为“厂长”。
“厂长”除常拖鼻涕外，还有其与生俱来的优势，那就是他的舌头比我们中的谁都长。我们的舌头只能舔到“人中”的一半，可他能轻松地舔到鼻尖；如果努力一下，或许能舔到鼻梁下面。但他也卖关子，不轻易表演。
他的特异功能不知怎么被体育老师知道，而且知道他的外号。我们真佩服老师渊博。有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说：“厂长表演一下你的绝技，就免你跑步。”
他是天生的罗圈腿，大人们说，他生在磨坊里，他母亲站着生他的，所以，他开始学步，就是罗圈腿。不但跑不快，且跑步的姿势就像公鸭，伙伴们常取笑他。老师点他的将，真是点到他的穴位上，所以，他只好表演舔鼻尖。我跟他算铁哥们了，也仅见他这次舔近鼻梁。我想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才作最后的努力。不然，全班取笑多难堪，何况还有那么多丫头片子。
那时我们常玩斗鸡，他输急了就说：我们比舌头谁长。这是他的强项，我们当然扬长避短，谁跟他比？他得意了。
后来我们终于悟出，他的绝技是得益于他的“厂长”职位。
而他成为“厂长”也是有原因的，他家就有一个常喝得醉醺醺的父亲。我们从没见过他的母亲，听大人们说，在“厂长”两周岁时，他母亲跟一个启东放鸭的后生走了。父亲又不关心他，“厂长”自生自长，自然冻馁的机会比别的孩子多，“厂长”其实是磨炼出来的。有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果以后他叫我为他立传，书名一定取《“厂长”是怎样炼成的》——那时我想。
他从不爆米花大家都理解。此时，他会毫不客气将他擦得油亮的袖管，狠狠地伸进我们的布袋。但我们是哥们，谁介意这些？自然共享共享。就像我们结伙去偷小青桃，掰队里的玉米苞一样，大家有份。
说是爆米花，其实也可以爆玉米、大豆或年糕什么的。
那时粮食紧张，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所以，一年也爆不了几回。如果是用玉米或大豆，那简直是奢侈了。
大人见我们躲在柴垛间吃得香，就问长大后的志向。记得当时“厂长”边嚼着米花，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长大后干爆米花的。
现在想想实在是可笑，但在那时却又是那样的现实。
后来读张洁的散文《爱，是不能忘记的》，当那小女孩说，长大后嫁给卖糖的老汉时，我就想起“厂长”的那句话。想起那句话时，鼻子就有点酸。
“文革”期间，因“厂长”的笛子吹得特好，进了文艺宣传队。他凭着一曲《牧民新歌》，在县里出了大名。我想那大概得益于他的舌头灵活且长的缘故吧！
长大后，儿时的好伙伴都劳燕分飞了。前些日子，正巧在一次乡邻的丧事上遇见“厂长”。
他最终没实现他的理想——成为爆米花的老人，却成了吹打队伍中的唢呐吹奏手，给人送葬。他吹的唢呐底气十足，顺风的话，十里八里都听得见。这样请他们送葬的人家自然也多，收入也就不菲。他这样对我说。
叫他的大名后，我们彼此都觉得有些隔膜。还是他说：你还是叫我“厂长”吧！现在虽然少有见面，但我们依然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否则，怪不自然的。
在吹打的间歇，我们聊小时候的事，聊爆米花，聊当年的志向。都为小时候的幼稚而叹息。
虽然他不再拖鼻涕，但当年的影子似乎还在。不然，这嘴唇两边的胡茬怎么会长得比别处茁壮呢？
但我没说，我也已没有了小时候的天真与坦率。
忽然间，我的心头跳出冰心的诗：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2008年12月8日于枕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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