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不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我不很知道——至少我现在不能够确切地说。但是，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了，从“破蒙”的时候起， 我就迷上了这个“俊物”——诗。在许多时候，她简直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切。我不管季节的春秋，时间的昼夜，总是把那有韵律的语言，跳动着生命脉搏的语言，吟咏着，创作着。一句话，我陶醉在那种语言的世界里。
自然，有好多时候，我曾经疏淡了她。我被另一种精神的俊物所陶醉。我被那些心愿的或非心愿的工作所占据。诗，她暂时成了我远离的国土。但是，他到底是我精神的故乡。我离开她越远些久些，那种乡愁也就越烧得厉害。一个流浪者总是眷念着母土的亲切和舒适的。我的精神，常常从遥远的行旅中回转到它的故乡来。在那时候，它是那么热情的扑在她的身上!
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伦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
但是，诗并不是一杯完全没有苦味的甜酒。她哺育了我，她也苦累了我。她局限了我的生活，使我在某些方面显得孤独和痴愚。她给我以物质上的牺牲，给我以不能言说的精神的疾苦……
诗，我和她的关系是深切的， 是微妙错综的。
每个诗人， 自觉或不自觉地， 都有自己对于诗的做法和看法。
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内，在不同的境遇中，也往往要显出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做法。
在较远的年月的过去中，我虽然和诗那样亲热着，可是对于她的看法和做法，大体上是浅薄或错误的。我非自觉地迷惘地诵读着而且写着她。
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它唤醒了我。我粗杂的智力被洗练了。我那半做着梦的心， 变成了早晨的清明。
对于诗，我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更加深重的要求了，我不能够让我的写作只是懵懂地自然地发展着。我要它成为对于现实的忠诚的感应，要它不迷失在美辞学家的泥坑里。
我要写出不是属于做梦者的诗，不是属于渴血者的诗。我要写出不是属于穿燕尾服者的优雅趣味的诗，不是属于野服藜杖者的山林风趣的诗。
在实际的成绩上(至少在这个集子上)，我也许完全失败了。但是，哲人说：“有比胜利更幸运的失败。”我的这个败北，或者并不是不光荣的。那种卑污或无聊的成功有什么值得羡慕呢?
艺术——诗，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意识的产物。这是一种常识了。
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另一方面，每个诗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作品——甚至于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件特殊的东西。
我们没法想像：一个没有个性的诗人， 一种没有个性(特殊风格)的作品?
诗人是从一定的“特殊”去表现那时代或社会的某种“普通”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只是一个，而到达它的道路却不是单独的一条。
艺术家——诗人，没有敏锐的健康的时代思想、社会意识，即使他具有怎样的艺术才能，到底也会被正直的诗神抛弃的。但是，如果作家只能够“一般地”感觉到当前的思潮， 只能够用着“流行的”诗材、诗形和诗语去写作，那结果恐怕不过是艺术(在最高的意义上的艺术)的自贬、甚至于是艺术家的一种弃权罢了。因为他必须有自己，不管在感觉上，在技巧上。
我守着这种愚见。像我不肯离开我们的时代一样，我也没有怎样写着时代的“闱墨”。
我诚恳地希望指正。但是，附带希望指教者们对我的愚见给以宽容的考虑。
12年前刊布了一个诗集——《海滨的二月》。
在那集子上面，我好像预言过自己诗歌创作的前途。我说，它是我最初的一个诗集，也许还是我最后的一个诗集。
事实证明了我那预言的不灵验。
3年前，我再刊了《未来的春》。现在，我又来送出这个集子。不管这些诗作怎样零碎，怎样没有气力，她总是我的声音，在这个大时代里一个诚实的知识人的声音。
现在不再做那样自妥的预言了。我希望自己往后多量地而且有力地写下去。让我的声音能够充分表示我的存在的意义。让我心灵的记录，能够使当前或后代的读者多少感觉到我们时代的音响和色彩。
我把一双眼睛盯着未来。
1943年8月4日， 自序于粤北。
(录自 《艺术丛刊》， 正气出版社194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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