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 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 没熟人， 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Maung KhineStreet (当地华桥叫做五十呎路)的腾越栈内， 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 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 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驱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 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 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 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吧。
这情形， 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 才想出了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缘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说起来， 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 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 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没风的地方。
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 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万慧法师(谢无量的三弟)， 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饭、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 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 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的华人报纸写点东西去卖， 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写得并不过份坏的话， 当能大量容纳一些。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投到《仰光日报》去。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给了20个卢比来。于是，从此开始，我在零售劳力之外， 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
但那时，我对文艺的认识不足， 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
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 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Sule Pagoda Road (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的Globe戏院内， 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记起来，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都未达到成功。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便远远地尾着追来。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国大动乱的年头，这一对年青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突然在人间失踪，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然而，事情又凑巧得很， 两人居住的囚室， 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彼此可以听着声音，而且两人的手， 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便是现已手握在一块了，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关于犯罪的事实，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她在一位清朝大员的府上卖艺，适值当地民军起事，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人几乎吓昏了。那时，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军民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把杀死清朝大员的罪名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监狱，便飞奔到电报局去，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于是，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马上乘风破浪， 向中国驰来，且放出飞机，挟着炸弹，飞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让万众参观，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美国的飞机到了，轰然一声，炸弹从空投下。这一来，全戏院的观众，欧洲人，缅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国人，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也一致劈劈啪啪大拍起手来。而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蛮”， “Telling TheWorld” (这影片的剧名)的勋业，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人们，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英雄举动”，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
虽然，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
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时，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 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我自己呢，当然感动来不得不努力了。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见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也要像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Telling The World”的。还有好友黄绰卿，在缅甸仰光的华侨报纸《仰光日报》作排字工人，不断地向工人朋友募捐来接济我，使我生活有了保障，不致为了糊口把笔放了下来。
这本处女作，就艺术上讲，也许是说不上的。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没有朋友们从旁灌溉，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 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了。
1933年11月1日 上海
(《南行记》，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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