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天子临御天下，欲使斯民生业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诏立大司农司①不治他事， 而专以劝课②农桑为务， 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司农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 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术， 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③，纂成一书， 目曰《农桑辑要》凡七卷，镂为版本，进呈毕，将以颁布天下，属予题其卷首。予尝读幽诗④，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兴王之业者， 皆由稼穑⑤艰难， 积累以致之。读孟子书， 见其论说王道⑥，丁宁反覆， 皆不出乎夫耕妇弄，五鸡二彘⑦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⑧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⑨于此者矣。然则是书之出，其利益天下， 岂可一二言之哉!施于家则陶朱猗顿之宝术也⑩，用于国则周成康、汉文景之令轨也(11)， 又何待夫序引赞扬而后知其可重哉!
至元癸酉岁(12)季秋中旬日翰林学士王磐题。
(“四部备要” 本 《农桑辑要》 卷首)
注释 ①大司农司——大司农官署。大司农，或称务农司或司农寺，掌农桑、水利、学校、救荒等事。②劝课——鼓励督促。③摭其切要——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摭(zhi)，拾取，摘取。④豳诗——此指《诗经·国风·豳风》，其中的《七月》描述了西周初年田夫一年到头的生产和生活情况。⑤稼穑——耕种收获，泛指从事农业劳动。⑥王道——与“霸道”相对而言，二者是古代帝王统治人民互相补充的两种手段。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称为“王道”。⑦五鸡二彘——泛指家庭副业，如养鸡喂猪之类。彘(zhi)，《方言》第八：“猪，关东西或谓之彘。” ⑧跻(ji)——登、升。⑨权舆——草木萌芽状态。引申为起始、初时。⑩“施于家”句——施， 用。陶朱，即陶朱公，春秋时越国范蠡的别称。蠡既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远去，居于陶，称朱公， 以经商致富。猗顿，战国时大商人，以经营河东盐池致富。或谓经营珠宝，以能识别宝玉著称。或说陶朱公教以畜牧，到猗化(今山西临猗南)大畜牛羊，十年成为巨富。《韩非子·解老》：“夫弃道理而忘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 (11)“用于国”句——周成康，即成康之治。西周初年，周公建立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又主张“明德慎罚”。成王、康王相继推行，天下安宁。汉文景，即文景之治。西汉文、景二帝在汉初社会经济衰敝的情况下，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⑿至元癸酉岁——既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 岁在癸酉。
赏析 《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农书。此前，唐代有《北人本业》，北宋有《真宗授时要录》，可惜均已失传。《农桑辑要》，一向题作“元司农司撰”，未署撰写人姓名。《元史》、《农政全书》、《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或谓孟祺著，或谓畅师文著，或谓苗好谦编撰。综合各书记载，可能先由孟祺负责主编，至元十年(1273)编成后，又先后经畅师文、苗好谦修订补充过。全书七卷，列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目，总计六万字左右。以耕植、栽培为主，兼及禽、畜、蜂、鱼饲养。主要辑录元以前历代农书原文，间有编撰者的论述。据王磐序文署年“至元癸酉”，大约在这一年“镂为版本”， “颁布天下”，令行中书省“劝农官”执行推广。因为是在灭南宋前为指导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而编撰，所以内容不包括江南的水田生产技术。
编撰《农桑辑要》的起因、动机，据序文云：“圣天子临御天下，欲使斯民生息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而且“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这似乎有给“圣天子”脸上贴金的嫌疑，但据史料证明：元初确有几位皇帝是比较重视“劝农”的，如世祖忽必烈继位第二年就设立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而且也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皇帝重视“劝课农桑”， “司农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缫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编撰成《农桑辑要》一书。
《农桑辑要》在思想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大体上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蓝本，以谷物生产为纲，兼及各种小型副业，鲜明地表现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点。鉴于北魏以来七百年间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当时社会的要求， 又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例如对引入中原不久的芋麻、木棉、西瓜、胡萝卜、茼蒿、人苋、莙达、甘蔗、养蜂等40多个项目，都注明“新添”， 一一介绍了它们的种植、饲养技艺， 尤其漆和栀子，第一次在农书上予以记载;对蚕桑非常重视，栽桑、养蚕两项各占一卷，约为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书名以“农桑”并列，说明当时社会对蚕丝的需要;食品的制作和烹调， 只保存了《齐民要术》“瓜菜”篇末所附“豆豉”、“麸豉”和“药草”、“甘蔗”条所附“(蔗糖)煎熬法”，而将近乎豪华奢侈的“食单”、“菜谱”全部删弃，使之更切合农家的副业经营。这样，就使得《农桑辑要》成为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农书。在行文中，对于《齐民要术》过于繁琐的名物考证和虚浮华丽的辞藻也几乎全部删除，节省了篇幅，增补了项目，扩充了内容。可见，王磐说《农桑辑要》在编辑过程中“删其繁重，摭其切要”，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给它以“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中最为善本”的评语。
王磐在序文中引述《诗经》、《孟子》，阐明稼穑的艰难和劝农致富的重要，是对《农桑辑要》“典训”卷阐述的农本思想的强调。他说：“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在农业社会， “农桑之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奠定雄厚的物质文明基础，才能建立起相应的精神文明，即“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济斯民于仁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磐认为， 《农桑辑要》的编辑、颁布， “施于家则陶朱猗顿之宝术也，用于国则周成康、汉文景之令轨也”。
这篇序文简明扼要，朴实无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编撰、颁行《农桑辑要》的目的、经过及其社会价值。他所宣扬的农业思想，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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