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 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 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 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 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 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2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 死了42人， 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 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10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应在广州。笔者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 细细的眼睛和胡子， 蓝布袍， 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 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7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7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4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 了罢。倘其果然， 则铁铸一般的反证， 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7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 后来听惯了电刑， 枪毙， 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 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 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 是他的理论， 在现在看起来， 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驻， 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 不是已在倒塌下来， 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1933年5月29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 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①我谊不容辞， 只得写了这一点， 不久， 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②去印了， 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12月31夜， 附识。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 ①先生——指曹聚仁。G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②C书局——指商务印书馆。
赏析 《守常全集》是李大钊的文稿集。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我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与其他19人同时遇害。
李大钊遇害7年后的1933年4月23日，北平群众为李大钊举行安葬仪式(鲁迅出于对先烈的热爱和敬重，为安葬寄去捐款50元)。但是，当灵柩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时，国民党军警特务在西四牌楼附近，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为李大钊送葬，并开枪射击，致使多人受伤，40多人被捕。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不久，上海群众图书出版公司拟出版李大钊遗著， 由曹聚仁约请鲁迅撰写序文。鲁迅觉得“谊不容辞”，欣然应允。于1933年5月29日写了这篇《〈守常全集〉题记》。
题记第一部分先回忆了在北京与李大钊的交谊，简单介绍了和李大钊的相识缘由及印象。进而是对他的人品评价和相貌形容。他“有些凡俗”、“有些像商人”的模样，使他在“三一八”惨案中得了好处，侥幸死里逃生。但像他这样有名望的革命先驱，在那个时代遭受压迫摧残是必然的。果然， “到第2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在这看似轻松的笔调中，既有作者对先驱者的热爱，更透露出对军阀们的愤怒。
第二部分作者以跳跃之笔，写了与李大钊有关连的几件事。文章从“段将军的屠戮”写到“张将军的屠戮”，再写到李大钊遇害7年后国民党当局的“捕拿”。作者意在从李大钊及追随者遭受压迫摧残的相类似性上，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当局与旧军阀本质上的相同。“危害民国”的罪人，已被“断送民国的4省”这铁铸般的事实证明了，不是李大钊及其追随者，而是杀戮他们的“段将军们”、“张将军们”;而“妨害北平的治安”的罪人，也将被“更加神速”到来的铁铸般的事实所证明，他们不是现在遭捕拿、为李大钊送葬者，而是现在的卖国当局和日本侵略者。本部分以铁的事实为依据，逻辑严密，说理充分，切中要害。
第三部分是“题记”的重点，写自己现在写序文的感受和对李大钊遗文的评价。上承新旧军阀的屠杀，作者说“革命的先驱的血，现在已经不希奇了”。“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是啊，在这六七年中，仅他亲历的流血事件就有多起。从写本文之时往前说，几天前便有“左联”成员丁玲、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应修人拒捕牺牲;1931年2月7日，殷夫、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鲁迅受牵连，曾弃家出逃1月余;1927年4月的全国血腥大屠杀，他是“在这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三闲集·序言》);再往前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等。1926年的惨案发生后，他说段祺瑞政府的屠杀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但现在看来，这样的屠杀的确“已经并不希奇了”。在这持续的“死亡恐怖”的时代里，暴力虐杀之放肆和野蛮，“血是流得太多了”，这的确早已超出了人可以负荷的程度，难免使人“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这些话从基调而言，不免是压抑低沉的，但这正是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端黑暗造成的。从艺术上说，这种低沉抑郁，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谁都知道，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是决不会被敌人的屠杀吓怕的，决不会对时势的变化及革命者生死流血置之度外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信》)果然，在最后一段的起始便是“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笔调转换，情绪调高上扬。赞许李大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并用辩证的观点评价其遗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驻， 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文章末尾含蓄地启示读者：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中外反动派还将继续摧残革命、屠杀人民，但革命者的精神将永存，人民必将胜利。
关于这本文集的出版，鲁迅主张不送审，连出版社也胡诌一个，但主持出版的人不听劝告，碰了钉子，结果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鲁迅愤慨地说：“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1933年6月3日致曹聚仁信》) 1939年4月北新书局曾印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1949年7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版，改名为《守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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