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仕宦家教一斑

作者:张磊 来源:原创

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阶层的读书人入仕为官的机会逐渐多了,先后涌现出许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布衣卿相。同时由于科举制的持久推行,官僚政治制度日益强固,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神童诗》)的文人春风得意的局面。由于大批的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诗》),所以当他们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享受荣华富贵之余,考虑的身后大计不是给子孙留下丰厚的家产,而是传授读书做官的本领。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明白:“将相本无种”,科举制给广大读书人铺开了从田舍通达天子堂的康庄大道,因此要使自己的子孙世代为官,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神童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既得利益的仕宦之家,自然蕴有无比的家教热情。

如《新唐书·房玄龄传》载,房玄龄治家颇有法度,常恐诸子弟骄侈,仗势凌人,不事诗书,于是搜集古今家训,书为屏风,让他们各取一具,作为座右铭,以勉励进取。唐初的勋臣如此,唐中后期的仕宦之家更不待言。

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他出身于仕宦世家。但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幼年处境艰苦,他的伯兄韩会收养了他。在兄嫂的精心抚育下,习读诗书,日记数千百言,六经百家之学无不博洽贯通,25岁时考取了进士。从韩愈自述的学习经验来看,仕宦之家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而且也很讲究学习方法。他说,自己读书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这就是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同时广博地阅读百家之书。他认为读书唯在勤奋,方能有所得。他自己就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学习方法上,他的经验是:“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宏其中而肆其外”;“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劝学解》)。他积累了如此宝贵的经验,与他从小严格的家教有·很大关系。

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之一白居易,也是出身于仕宦之家。他父亲白季庚曾在徐州做官,他随父侨寓徐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县符离集),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后因时乱年荒,迫使他从童年始就流转四方。他的足迹南到苏、杭、宣、饶、襄樊,北至邯郸、太行,西至洛阳、长安。在流转期间,他的父母仍十分严格地管教其学业,让他努力读书写作,并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终于在29岁时考取了进士。

如果说,唐初科举取士促进了仕宦之家的家教,那么在唐末仕宦之家的家教则几乎为科举所左右,“望子成龙”成了家教的理想与追求,而且家教的目的与内容日益呈现科举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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