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训子词

作者:张磊 来源:原创

郑晓,字窒甫,明朝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考中进士,授官职方司主事,历官考功郎中、太仆丞、太常卿、刑部侍郎、副都御史、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史称他:“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明史·郑晓传》)著名思想家李贽对郑晓的世用之学予以肯定,认为他的义利之辨,能剖析精微,直窥堂奥。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郑晓素与奸相严嵩不和,得罪权贵,受到陷害,被罢官为民。刚好在他回到家乡不久,他的儿子郑履淳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授官为刑部主事。

儿子登科入仕,这在古代士林家庭是天大的喜事。亲朋好友无不登门祝贺,郑家因郑晓在朝为官40载,德高望重,自然广结人缘,以致贺喜之日门庭若市。

按理,这件事对郑晓是一个难得的安慰,应当高兴才是。然而这位在官场上饱经风霜的老人,并没有像家人想得那样简单,却更为儿子能否做个好官而感到忧虑。在客人面前,他头戴角巾,身着布衣,谁也看不出他曾经是当朝的尚书大人。他一边热情地接待客人,一边诚恳地要求客人们对他的儿子要多指教,尤其对那些阅历丰富的老友,更是期待他们给儿子的为官之道指点一番。

郑晓的诚意完全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儿子的关心。郑履淳也非常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没有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而是遵循父亲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向人求教为官处世之道,因此在出仕之前受教良多。次年冬天,郑履淳赴任,在离开家乡的前夕,他来到父亲的书房,恳求老人家再给他一些教诲。

郑晓对儿子说:“为父居官三十有七载,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积蓄送给你。然而,老夫近日处心积虑,偶有一得之见,书于此,且作为赠儿礼物罢。”

儿子履淳恭敬的接过父亲的亲笔,展开细看,却是用楷书工整写下的一段训词:

胆欲大,心欲小,志欲圆,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知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这段训词寥寥数语,不仅讲了做官的道理,而且讲了做人的道理。“胆大”、“心细”、“志圆”、“行方”,这八个字蕴涵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哲理。郑晓本人就是这样,时人称他学问渊博,经济宏深,持论正而不迂,严而不苛,刚而不激,高而不亢。在官场之上,光明磊落,敢作敢为,不畏权贵,苟利于国家百姓之事,他就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一往直前。

郑履淳捧读这段训词再三,临别时向父亲表示一定要遵循父训。

在当时吏治不清、政治腐败的情况下,郑履淳居官清正,颇有声誉。加之他受父亲世用之学的言传身教,办事极为干练。由此很快受到同僚们的敬重。隆庆初年,他上书朝廷,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这时严嵩已倒台,加上新皇帝初继大统,想有一番振作,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因此郑晓虽然早已作古,但冤案得以昭雪,追赠太子太保,谥端简公。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郑履淳希望皇帝能够痛革时弊,整顿朝纲,以便促进明朝中兴,因此,他不计自家的身家性命,直言上疏,大胆针砭时政弊端,其言真意切,忧心如焚,一片爱国忠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位穆宗皇帝却是一个平庸之辈,仅作了一点冤案平反之后却不敢再有大的作为,而且对郑履淳指斥时政极为震怒,反将郑履淳廷杖100,下诏狱,后因言官说情方免于一死。出狱后被削职为民,其命运几乎同父亲一样。

郑履淳牢记父亲的训词,不论仕途得意与否,其誓作盖世雄才的志向坚定不移。回家后他潜心钻研经济实学,研究改革弊政的方略。三年后,穆宗死,神宗即位,由改革派代表张居正任宰辅,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久,郑履淳为朝廷起用,为光禄少卿,参加了张居正的变法运动,成为富有真才实学的改革派人物。

随着郑履淳的大落大起,人们开始对其父郑晓的训子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篇训词,被时人公认为“最是名言”。由此,它被称作“郑端简公训子语”而流布天下,为世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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