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澄温沅季诸弟(学问之道无穷总以有恒为主)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致澄温沅季诸弟(学问之道无穷总以有恒为主)

曾国藩

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乃诸弟每次写信,从不将自己之业写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诸事。此时家中重庆①,外事又有我料理,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后写信,但将每月作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欢喜无量。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其为父母之令子②一也,我之欢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迟,而遂谓无可自力也。如霞仙③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④文集》百卷,《归震川⑤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硃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明年肄业⑥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无不可者。谓在家不可用功,此巧于卸责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务纷冗,而犹可以不间断,况家中万万不及此间之纷冗乎·树堂⑦、筠仙⑧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书十五页,亦极有恒。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兄国藩手草。

作于1844年选自《曾文正公全集》

〔注释〕 ①重庆:指祖父母与父母俱在。 ②令子:指佳儿,贤郎。多用于称赞他人之子。 ③霞仙:即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是桐城派古文家,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客。 ④王荆公:即王安石(1021—1086),封荆国公,故世人又称王荆公。 ⑤归震川:即归有光(1507—1571),明代官员、散文家,别号震川。 ⑥肄业:修习课业。古人书所学之文字于方版谓之业,师授生叫授业,生受之于师叫受业,习之叫肄业。 ⑦树堂:即冯卓怀,字树堂,曾国藩幕僚。 ⑧筠仙:即郭嵩焘(1818—1891),号筠仙,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曾为曾国藩幕僚。〔鉴赏〕 曾国藩是清朝中兴名臣,也是近代极具影响的杰出人物。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言、立功等方面,曾国藩无疑是出众的,能做到这些,与其一生坚持读书治学紧密相关,以学修身是贯穿其一生的精神动力。

“学问之道无穷”中的“无穷”,既是治学读书中面临的现实,也是治学读书的态度。知识不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还是从学科门类的横向角度都是无穷无尽的,人的生命有限,这对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是治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学问之道无穷”有一个清醒、平和的认识,保持乐观的治学态度,确立治学的准则,并对知识进行必要的选择。学问之道无穷无尽,各种书籍汗牛充栋,若是没有乐观的心态,很可能会望而却步。曾国藩将无穷视为乐趣,在1858年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喜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读书应“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书海无涯,曾国藩以畅游其中为乐。“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涵”则“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有乐观的心态,才能视读书治学为乐事,坚持不懈,学与思并行,才能有所体会和心得。读书治学还需海纳百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所有的知识。虚心就是不存成见,虚怀若谷,不带主观偏见,更不能主观臆断。虚其心胸,不排除异见,不抗拒新事物,读书治学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曾国藩虽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宋明儒学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气学、心学也多有汲取,取长补短。除儒学外,曾国藩在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继承了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治学读书的准则和目的是经世致用。曾国藩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主动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他不满足于某一种学科,只要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他都认真研读。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研读精深,同时也体现在以宽容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曾国藩不懂近代的自然科学,却慨然出资600两白银帮助数学家李善兰刊印《几何原本》并为之作序(由曾国藩子曾纪泽所写,再署上曾国藩的名字)。曾国藩以不懂天文算术为耻,鼓励儿子学习天文数学,由此培养了儿孙辈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趣。长子曾纪泽不仅熟读儒家典籍,而且学习洋务和英语,广泛涉猎西方的数学、物理等知识,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次子曾纪鸿不热衷于仕途而酷爱数学,并精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是清末著名数学家。此外,曾国藩一生致力于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各类人才,其幕府人才库规模巨大,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等科学家与学者,都被曾国藩招入幕府。曾国藩身体力行,倡导学习西方文化,筹办洋务,聘用外籍专家,并在容闳等人的协助下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创办了第一家兵工厂,筹办翻译馆,翻译印刷了一大批西方书籍,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正因为秉承对“学问之道无穷”的态度,曾国藩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学海无涯,需对知识选择和甄别,否则必会被各类书籍所淹没。1859年,曾国藩在回复友人的信中将读书分为看和读两种,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宜主讽咏宜熟、宜专。看即泛读,读即精读。读书首先需要大量的阅读来丰富知识面,开拓眼界。然后精读,熟读经典。1844年,曾国藩在《致温弟沅弟》的信中列出了自己每日要读10页的“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他说:“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1859年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又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王氏父子年考订之书二十八种,凡家中所无者,尔可开一单来,余当一一购得寄回”。“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学海无涯,贵在“有恒”,“恒”字道出了读书治学的精髓。“有恒”是人们成就一切事情的基本品格,“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致澄温沅季诸弟》),“有恒”也是解决“学问之道无穷”问题的最重要的办法。曾国藩一生读书治学不殆,经史子集无不深谙博览。年幼时,自知聪慧不足,却以勤补拙,坚持不懈,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此后,不论是科考会试落选还是后来成为清廷重臣,始终苦学不辍,“有恒”二字贯穿始终。“有恒”包含“志”与“行”。“志”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志向,二是意志力。作为治学者,“士人读书,第一有志”(《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澄温沅季诸弟》),志向的形成与确立是一个不断选择和修订的过程,随着治学过程的深入,志向不会流于浅薄,反而逐渐深远。立志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纪鸿》)。读书的目的也不仅限于修身,更在于治国。曾国藩希望治学者能够立君子之志,心怀天下,内圣外王,因此治学读书不能仅限于诗词文章,这与曾国藩的“学问之道无穷”相呼应。“志”不仅在立,更暗含意志力的作用。意志是一个人的精神动力,若无坚忍不拔的意志,遇苦则止,遇难则弃,或是急功近利,一味寻求捷径,终将辍而止步。“行”则是在意志力的作用下日常的努力和积累。“有恒”最终落在日常的看读写作实践当中,“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曾国藩能取得瞩目的成就,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每天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二十页甚至更多,并对经典加以熟读批注。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自己每天必做三件事:一是用楷书写日记一篇,二是读史书十页,三是记茶余饭后感想一则。这种坚持令人敬佩。治学过程中,“志”与“行”有机结合,决不能因为各种原因懈怠,今日事今日毕。长此以往,“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蓄,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谕纪泽》)。通过每一天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增进学问,涵养其身。学问长进的同时又会进一步养成其志,修身、治学循环不止。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中国人均阅读4.25本书,而欧洲国家普遍为37本,美国40本,日本43本,以色列67本。如何获取知识,从曾国藩家书中或许可以找到有益的启示。曾国藩告诫自己的弟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既明白地点明了人们在读书中普遍遇到的难题,也给出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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