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次见到文清丽，感觉像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中迈着正步出来的。她有没有穿军装亮相，我已记不甚清。其实穿不穿都掩盖不了她身上的女兵气质。虽然总是笑眯眯的，但那眼神深处的锋芒还是让我心里有点犯怵。如同调皮学生陡然撞见严正的班主任，我差点就想喊她文老师了。只是鲁院“回炉班”尽管年龄结构差距甚大，但既成同学，又都是所谓的成名作家，也就不甚论年龄身份，大抵直呼其名。文老师遂成为大家口中的清丽。“清词丽句必为邻”，这名字文气，切合作家身份。文清丽很乐意大家这么称呼她，在这个场中，明显比文主编、文干事什么的入耳。但我一张嘴，舌头打了个转，还是郑重地加了个姐字。在她面前我没办法不郑重。就像一看到黄元申演的霍元甲，我便条件反射般地挺胸正容，同时耳边响起“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激昂旋律。文清丽的出场亦自带旋律，就算不是国歌，也是《黄河大合唱》《血染的风采》那一类庄严曲调。而有些人纵然昂首阔步或正襟危坐，却让我一见之下忍不住想笑，那是自带谐谑小调的。这关乎天性，也关乎后天的历练，是入了骨的，难以掩饰。
“回炉班”需回足四个月，由白果累累的秋天转入雾霾沉沉的冬日。随着时光逐层展开，文清丽性格深处的一些东西也渐露峥嵘，印证了我最初的直觉。她是有立场、有爱憎的，且这立场和爱憎往往现场发布，而非背过身去偷偷嘀咕，或者干脆只表现于纸上。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她会勃然色变，态度鲜明得如同军徽和肩章。这在当下文坛，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已是罕见的品质。所以我乐意跟文清丽接近，感受她的气质，希望受到一些浸染。就像虽然精于炫技的华语大片层出不穷，我却不时要点开储存于笔记本中的老电影，在散发着年代感的画面中重温那些诚恳有风骨的叙事。
文清丽喜欢跟同班的老妹老弟们分享她的经历——做方便面的兵的生活、三班倒中的坚持写作、进京后艰难地扎下根来，还有严酷环境中萌生的初恋……她是在许多波折中一步一步捱过来的，却没有怨恨，语气中透露着经受磨砺和进行抗争之后的坦然，还有对命运的暗怀感激。文清丽显然不是水土润泽的南方那随处可见的娇慵花朵，她是陜北高原上的植物，从干旱黄土中一点一滴地抓取养分，伸根、抽条、发叶、结果，缓慢而坚实。同时她又是自然的、朴素的，并未因为经霜抗雪而处处摆出一副傲然姿态。她的回忆中洋溢着日常细节以及对这些日常的依恋，这让我对她的脾性更加放心。有些风骨硬挺的高人凌驾日常性，慢慢地血肉消失了，只剩下枯凝的骨架，停止了生长，这是让我在敬仰中又心生警惕的。我所认识的不少同代作家普遍对脱离了日常性的神圣面孔持有怀疑，这应该算是优点，至少是一种体现了阶段性进步的特质，所以虽然不甚乐观，我终究觉得当中还是存在希望的。真正高尚的东西必然来源于日常，并滋润生命，而非压制与禁锢。文清丽不一定意识到这点，但是，她体现出来了。正所谓行者不一定知，而知者未必能行，知行合一之难，首先是难在这上头。
那年冬天北京的雾霾号称史上最重，空气中仿佛能看到黑色颗粒在翻滚，却没能压抑住同学们的活力。一些故事正在发生或准备发生。文清丽也有小故事。她在一帮姐妹们的怂恿下，勇敢地去美发店烫了个新发型，并且换上了长袍似的绣花服装。这类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服装正在某些女同学当中流行，她们处于生命中最饱满、最舒展的时期，穿上宽松飘逸、色彩斑斓的袍装，实在是再适合不过。据说文姐夫见到焕然一新的文大姐，愕然之余撂下狠话：下次就算办博士班，也不让来了。同学们听说了，皆哈哈大笑。我听过文姐夫和文大姐由文结缘的浪漫故事，觉得他理应抛出这样的话。而文清丽的这点改变，也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具有生长性的。这种生长性源自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而且，绝不仅仅体现于服装和发型。果然，回炉班结束后，或者尚未结束时，她便进入了创作的井喷状态。近三四年来，许多文学期刊上都能看到她的作品摆在醒目位置上。在鲁院高研班历练过的作家，有些回去后竟然不怎么写了，陷入长时间的停滞，有些则更上层楼、气象一新，这是饶有意味、值得研究的现象。文清丽无疑属于后一类，也必然属于后一类。支撑着她改变的，是她身上一些永远不会改变、也无须改变的品质。这些品质置于任何年代，都是美好的、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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