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也能成神仙(外一篇)》杨闻宇散文赏析

作者:杨闻宇 来源:原创

四十多年前,我去过秦岭深处的张良庙(即留侯祠),现在交通便当了,重去一次还是不大容易。这情景,有点儿像对于张良的认识,注目者不乏其人,可要真正了解,似乎有些难度。

张良的祖父、父亲担当过五任韩国宰相,秦灭了韩,“愤怒青年”张良一心想报仇、复韩。他到处寻找杀手,终于找到一个能挥动120斤铁锤的力士,在博浪沙砸击秦始皇,不幸误中副车,张良落荒而逃。“亡匿下邳”期间,任侠好斗的张良曾经窝藏过一个杀人犯——项伯。

当时,拥立楚怀王的项梁颇具实力。由项伯牵线,张良为韩国计,成功地劝说项梁立韩成为韩王,张良任司徒(同于宰相)。翌年,依照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咸阳者即为天下之主,韩王成便与刘邦合兵一路,收复了韩国的故都阳翟,韩王留守,刘邦带着张良继续西征。依照张良的谋略策划,刘邦一鼓作气攻下了咸阳。“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享受的诱惑力实在强大,樊哙他们怎么阻拦也无效,是张良劝转了沛公,“乃还军灞上”(这是张良为刘邦立下的首功)。

刘邦欲为天下之主,业已取代项梁的项羽非常反感,“欲击沛公”。强敌压境,危在眉睫,张良通过项羽的小叔父项伯,在两大阵营之间精心地导演了惊险万状的“鸿门宴”,张良亲自出面蒙蔽、糊弄项羽,掩护刘邦脱离虎口,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绝唱。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分封了18位诸侯王,刘邦被封为远去巴蜀的汉王:

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刘邦能得到汉中这个攻守裕如的兵家要地,仍然是张良通过项伯“请”到手的;到手后烧绝栈道以荧惑项羽,更是张良的计谋。

对这些各抱地势、襟怀叵测的诸侯王,项羽心底是信不过的。“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也就在项羽北击田荣之时,刘邦从汉中乘虚而入,“还定三秦矣”。事情到了这一步,项羽即便是个戴王冠的沐猴,也会识破张良一系列的手腕与权术。极为愤怒的项羽杀韩王成于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张良倘不从小路迅速潜逃,肯定也人头落地。

名至实归,张良此时才真正成了刘邦的谋士。彻底归汉,与其说是项羽所逼迫,不如说是张良自觉地选择。归汉之先,张良已经为楚汉之争点燃了导火索,为日后的汉王朝埋下了奠基石。

楚汉彭城交锋,汉败而还,到了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计于张良:“下一步怎么办呀?你看谁能与我联手,一块对付项羽?”张良推荐能征惯战的九江王鲸布和巨野的彭越,且又特别挑明,你现在手下的诸多将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韩信是萧何月地里追劝回来的,认定此人能统帅千军万马、争锋天下,则是张良提出的。最终破楚者,正是韩信、鲸布和彭越。

汉三年,项羽疾围汉王于荥阳,刘邦听了小人的馊主意,打算复立六国之后来抗衡项羽。在听了张良精确的分析之后,立刻改变了主意。汉四年,韩信据兵自雄以讨价还价,欲自立为齐王,汉王震怒。是张良帮他权衡利害之后,“汉王使良授齐王印信”,这才笼络住韩信,让其像猎犬那样继续为刘邦奔走效力。

破楚以后,刘邦大封功臣二十余人,未封者仍然“日夜争功不决”,刘邦是听从了张良的主意,虎狼一样的群僚才安静下来。抉择建都地点时,众大臣“多劝上都洛阳”,又是听了张良的精辟剖析,“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上述诸端,俱为楚汉相争、汉王朝能否站住脚的大事,其间倘有一步蹉跌,历史车轮即有急遽转弯的可能性。全胜之日,高祖置酒洛阳南宫,群臣毕至,刘邦亲自总结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原因: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馕,不绝量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汉初三杰,张良居首。这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总结,群僚心悦诚服,也显示出刘邦高巍渊深的帝王气象。

三杰里的韩信,是张良特别举荐的。鏖兵血战而直接挫败项羽的三大名将,只因为功高震主,在同一年(前196年)被刘邦干掉了: 鲸布被斩;彭越被剁成肉酱;韩信被杀,且屠其三族。枭将们如此怵目惊心的下场,当初举荐他们的张良能无动于衷吗?毋庸置疑,张良比谁都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含义:形势变了,猎犬被“烹”,张良作为智囊式的强劲弓弩,此时如果仍然支架在刘邦的身旁,显然就是个惹祸的架势了。

辞谢刘邦的奖掖之后,张良以多病为由,“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继而又“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神农时期的雨师游耳”。自择的辟谷地点,就是秦岭紫柏山里的留侯祠。人的有些行迹,硬是现实“逼”出来的,张良之辟谷为仙,就是这样。

生龙活虎的三员战将仅活了三十多岁,自称多病的张良辞世时,很可能年逾古稀了。

张良由“愤青”而成为英雄,嗣后又升华为神仙(祠里“英雄神仙”的碑刻非常耀眼),根柢何在呢?苏轼写过一篇《留侯论》,认为刘邦之灭楚兴汉,关键因为辅佐者张良是一位“忍小愤而成大谋”的智者。张良之脱胎换骨,能够从愤青成为度量如海的智者,其根本原因难道是因为接受了《太公兵法》吗?

兵法者,即用兵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张良如果是研究此书的,为什么始终也没有直接布阵打过仗呢?倘说未带兵的原因是身体欠佳,能从秦始皇、项羽的屠刀底下逃脱,总比诸葛亮的身体强些吧。我觉得史载的“圯上授书”,其本旨还是苏轼所挑明的:“其意不在书”。既不在书,试问张良“过人之节”的形成,究竟原因何在?

由愤青变成英雄,比例倘是千里取一,那么,自英雄晋升为神仙,只能是万里取一了。抱着难于释怀的疑团,在一个初夏季节重访张良庙,我便想再登一次《授书楼》,揣测“授书”的奥秘。

小楼陡峭耸立,四围修竹封护,看不到有人登览的痕迹。到得楼底,导游姑娘止步,向我们示意,有兴趣的也无妨上去看看。石阶上下香气馥郁,越栏竞放的鲜花纷披如帘,才上得几步,就有箭镞样的马蜂递相阻拦,我从门口探视楼内,只看清碗大的几盘马蜂窝悬结于屋顶,眼目前却有麇集的寸许长的马蜂迅捷而威猛,穿梭扑动,怕遭其蜇,我慌忙下退,紧张得连楼内有无塑像也未及细看,石阶旁的鲜花也未能辨认……

文武张弛,为天下治乱碾出了深深的历史辙印。历代臣僚中的特别佼佼者,结晶、神化而遗为祠院,诱使我多次拜谒过西湖的岳王庙、成都与勉县的武侯祠。这一次出得留侯祠,却不禁有些失悔:

授书之事,连苏轼也觉得茫昧难明,那座圯桥距此地千里之遥,黄石老人授书后当即隐去,“无他言,不复见”。现在,已进入21世纪了,我还隔山渡水上这儿来寻根刨底,这不明显老糊涂了嘛。

浅议他山之石

在中国帝王的谱系上,倘要将583个登上龙椅者排个座次,首席当属李世民。文治,武功,身为帝王能占得其一就了不得,李世民兼而得之,且又圆融完满,所以,后世尊其为明君之典范。

隋末乱世,李渊和几个儿子趁势于晋阳起兵夺取天下,先后进行六次大的战役,李世民指挥了四个,大获全胜。李世民身边,战将林立,名气最大的,是武勇出众的尉迟敬德。

铁匠出身的敬德,原系刘武周之干将,与寻相同守介休时,被李世民招谕而降唐。时日不久,寻相他们又相继叛逃。唐家诸将认为敬德与这些人是同伙,必叛无疑,便将敬德囚禁。屈突通、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这家伙剽悍绝伦,我们已囚禁多日。既被猜疑,他心里必结怨恨,留下来只有后患,干脆杀了他。”李世民摇头: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能在寻相之后呢”!遂命释放,并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说道:“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从此以后,敬德在战阵中出生入死,数次搭救李世民于危险关头,自身多次被伤,立下了巨大功勋。

626年玄武门政变,敬德是秦王府中最强硬最坚决的铁杆人物。太子建成是李世民射杀的,建成的搭档李元吉用弓弦即将勒死失跌于马下的李世民时,是敬德大喝一声,飞马救下世民,又一箭射死狂奔逃跑的元吉;接着,又提着建成、元吉的首级,平息了攻打秦王府的乱军;再接着,策马挺矛的敬德冲进宫中,逼着高祖李渊正式表态站到李世民一边。事后评功论赏,敬德与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并列第一,敬德被拜为右武侯大将军。

登上皇位的李世民,讳言玄武门之变。因为这铤而走险、破釜沉舟、以突袭方式弑兄弟而逼父皇的“夺嫡”之举,在他心底留下了巨大的“伤疤”。可是,在史学家眼里,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的一生业绩而言,却是至为重要的关键环节。政变假如失利,李世民半生的戎马之功会连同他的生命一笔勾销;正因为结局是网破鱼生,鱼破网而化为龙,这才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大门;也正因为以武力强行推开了“文治”的大门,此前的所有战功也才有了立足的位置、供奉的底座。文治武功,相辅相依,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

比李世民年长19岁的魏征,618年被李建成引用为幕僚。他眼见秦王的功业蒸蒸日上,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彼此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无从避免,便多次告诫建成要及早动手,先发制人。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恶斗过去之后,多位亲人已倒于血泊之中的李世民“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是仇人相对、分外眼红时的质问,众皆为之危惧。而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面对着死路一条,魏征悔怨建成未听他的话,才致目前惨局,对眼前的敌手丝毫没有服软的意思。可谁也料想不到,盛怒中的李世民却立即抽回了架在魏征脖颈上的钢刀,反而拜其为谏议大夫。可以想见,此时的魏征若微有畏葸之意,必死无疑。

在太宗身边17个春秋,魏征就“前后二百余事”进谏数十万言(远超过万言书),因为他勇于也善于进谏,问题俱点在症结上,所谏大多数被太宗采纳。进谏是“逆鳞”之举,时常进谏,也就难免有让李世民难堪之时。太宗年轻,有一次得到一只上好的鹞鹰,放在肩膀上,甚为得意,当看到魏征远远地走来时,便赶忙取下鹞鹰藏于怀中。魏征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却故意奏事良久,致使鹞鹰闷死在太宗的怀里。还有那进谏“二百余事”的记载,莫说君臣上下,即便普通的至交朋友之间,能够在17年里言听计从而从不反胃吗?对于这样的记载,我一直疑心是史家笔底颠倒尊卑的杜撰或创作。可是,认真琢磨玄武门之变后魏征与李世民之间针锋相对的问答,又不能不认可这是君臣之间天造地设的谐动、应和。

魏征之谏诤,有时是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言高语低、磕磕碰碰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宗动了气,回到后宫,余怒未消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好在有长孙皇后善为开导,李世民才平息下来。从这里看,李世民难能可贵的开明作风,既是从血火中锻炼出来的,也是从艰难、痛苦的自我省思中逐渐取得的。一代明君禀赋中所特有的精神亮点,并非是天生的。

文治武功,历来是群策群力的结晶与成果。马背上戮力共进,敬德之外,还有李靖、李世绩、秦叔宝、屈突通、程知节一伙战将;统一天下后转入文治,魏征以外,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王珪、马周他们一班文臣……文武百官,李世民是整个王朝提纲挈领的龙头。后人一提及“贞观之治”,首先想到的就是李世民。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也足为良工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鹤鸣》)。事实上,唐太宗的文武臣僚,大多数属于他山之石。李世民以己为璞,却诚恳地将魏征喻为高于“他山之石”的良工。魏征的谏诤,正是对唐王朝的功业在进行不懈的“切磋”与打磨。李世民这一谦抑诚挚的妙喻,奖掖着魏征,也显示出唐太宗山海云水一样的气度、襟怀。

中国帝王里,唐太宗是一个精彩的多面体,既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虚怀若谷的智者风度,也有力挽狂澜的豪迈气概、率真精致的内心世界。

“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事过一千三百多年,由毛泽东所归纳成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谁能够推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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