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张中行先生
张先生以散文作家出名，其实他首先是一位学人，是一个思想者。他学的是中国文学，是周作人的学生，看得出周作人的文学观对他的研究和写作有很大影响。他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编教材，写普及性的书，这同样看得出他的学养。
在普及古典诗词的书里，他写的《诗词读写丛话》，我认为是最好的，比王力的《诗词格律》好。王力的书很成功，但讲的是诗的格律，而《诗词读写丛话》的内容更充实，不仅谈到了格律，对诗的欣赏与写作也给出了很切实的指导。他对古典诗词很有理解，不仅读得多，而且很用心，文字也写得更好些。
当然这本书也是在“人教”出版的，但张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出版人。现在，一般的人随随便便就称大家名家，但我真心地认为，张先生是可称大家的。
张先生对生活和人生的态度，都显出了他作为一个学人的本色。他博览群书，而且很有理解。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
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位思想者。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信”，对于凡事都存疑，头脑不容易发热。
一九九一年，我笺释的《儿童杂事诗》出版后，张先生很喜欢，写文章夸这本书。不久后，我去北京，张先生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连忙对他说：“这怎么可以呢？即使不序齿，也只能行客拜坐客嘛，何况未曾谋面您就写了鼓励我的文章。”最后我说：“您年纪大了，走动不方便，还是我去看您吧。”于是我去人教社看了他，他请我在旁边一个小馆子里吃了饭。
那次饭后，张先生又有一篇题为《书呆子一路》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写到我和他这回的见面交谈，过誉使我更加惶恐。文章随后收入《负暄三话》，题目也正式改为《锺叔河》，想不到他写的这一回两人初次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一面。他讲了我很多好话，我却连书都没有送他几本。我的书，张先生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我还说一件小事，民国时期《北京晨报》的副刊登过很多周作人的文章，后来这个报纸改成了《新晨报》，很难找。我要去北图查这个报纸上的文章，当时任继愈当馆长，他是张先生的同学，张先生就请任继愈派人帮我找，并且将找得的资料复印件寄给我了。
他的书出版之后，总会题赠给我。他说：你要什么书，我就送什么书给你。我知道张先生是搭公共汽车出行的，他去寄书是很累的事情。张先生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这样古道热肠的人，走掉了就没有了。
张先生一直很看重我，对我过分的奖掖，我无法向他表示感激。现在郑重通过贵刊，表达我对张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我年纪大了，写文章太动感情。老成凋谢，晨星寥落，这些老辈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伤。
张先生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他的修养和境界都是因读书而有。他写的《顺生论》，受到很深的佛学影响，也是读书和思考的成就。
（二零零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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