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到郊区出游，午饭订在农家乐。去农家乐的次数多了，对一切大都熟视无睹。不过，这一次有一物件让我不禁生发许多联想和感慨。这是昌平燕山脚下的一户普通人家，我发现他家的农家乐后厨灶台旁有个大水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或者说更早些的时候，农村谁家没有灶台，在灶台旁边没有一口大水缸呢?
印象中，我家的水缸能有一米二高，上口口径大约有一米，这样的一口缸能盛满五桶水。在一般的家庭里，男人负责到村中的水井挑水，女人负责烧水做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父亲和我的距离，就是从水井到我家的距离，而我母亲于我，则是灶台到水缸的距离。长大后，我再审视这几方面的关系，发现除了年轮的变化，似乎一切如旧。我懂得，那个所谓的距离，就是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母亲的责任。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七八岁就琢磨家里的事。晚上睡觉前，我会看看街门插好没有，鸡窝关没关严实。当然，我关心的事还有很多。
有一年，我家的水缸漏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我跑得满头大汗去村办公室找我父亲。我父亲那时正当贫协主席，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管理知青、调解家庭矛盾和组织干部社员政治学习。父亲热爱他的乡村，热爱他的老街旧坊，他的政治热情无比高涨。我走进会议室，只见父亲正声音洪亮地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冲父亲扬扬手，父亲看了我一眼，右手有意地向下按了两下，那意思是先别说话，等等。见此，我只好坐在一块砖头上等。大约念了五六分钟，我以为他念完了，便不由站了起来。谁知，父亲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顺手又拿起一本《红旗》杂志，翻了几页，然后清咳了几声，又开始极其庄重地念了下去。那一刻，我被父亲的庄重震慑住了，从此知道，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我极不情愿地跑回家。进得家门，发现母亲正找来一个修锅焗缸的师傅在补那个水缸。只见那师傅把大缸一点一点地旋转到屋外，在阳光底下，他拿着一个陀螺样的东西，在缸底裂缝处两边各打六个眼，随后将六颗门钉牢牢地钉住，再抹上一点儿腻子。晾了大约半个小时，师傅便又一点一点把大缸旋转进屋内，放置在灶台旁。师傅对我母亲说，缸刚刚补好，不能受力太重，最好先放两桶水，等过几天再盛满。这时，我母亲冲我嚷道，你去办公室找到你爸爸没有?我说，找到了，可是他在念报纸呢?我母亲一听感到很气愤，埋怨道:天天念，念完了能把缸补好不行?你再去找他，你就问是吃饭重要还是学习重要!
母亲的话自然是气话。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对于识文断字的父亲还是高看的，更何况父亲还是村干部。几年后，父亲当上了村支书，我给母亲开玩笑说，您以后在外面说话可要注意了!我母亲则说，管他是谁，谁也不能限制我说话。
水缸不仅可以用来蓄水，还可以腌咸菜。北方农村家家都腌咸菜，主要是腌苤蓝、萝卜、雪里蕻，也有渍酸菜的。我比较喜欢吃我母亲腌制的雪里蕻，特别是在冬天，将带着冰碴儿的雪里蕻从缸里捞出来，切成碎末儿，炸上花椒油一炝，相当好吃。
2000年春节，我那时在北京通州买了商品房，只有节假日才回郊区的父母家探望。虽然只有十几里地，开车也就二三十分钟，可在父母的意识里，我现在已然是城里人了。在母亲的眼里，不论我住到哪里，都得吃上她腌的雪里蕻、泡的腊八蒜。说来也巧，我以前回去一般都坐出租车，而这一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和爱人突发奇想，说我们今天骑自行车回去吧。
在父母家午饭后，待到黄昏时才出门。按惯例，母亲把准备好的雪里蕻和腊八蒜各装了一大瓶给我挂在自行车前把上。此时，天空飘起了小雪，我和爱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哪料，半路上遇到几个凹陷不平的土坑，自行车一颠，竟然把两个瓶子全部碰碎了，看到满地的雪里蕻和腊八蒜我心疼得不行，下意识地用手把浮在土上边的雪里蕻和腊八蒜捧起来，让媳妇快找个塑料袋装好。媳妇翻了几下，说哪有什么塑料袋呀，不行就别要了。我说，这哪行，那可是咱妈亲手做的!媳妇说，你要是不嫌齁得慌，你干脆现在就把它吃了吧。我说，要是有酒我还要就着喝几杯呢!
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三口回父母家过节。聊天时，母亲问我雪里蕻和腊八蒜好吃不?我连忙说，好吃好吃，到底是亲妈做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母亲听后高兴地指着院内的大缸说，要是喜欢，走时再带点回去。我说，好呀好呀。媳妇用眼瞥了我一下，说，您儿子离开您的咸菜吃什么都不香。
2009年，我与父母共同居住了几十年的农家院子拆迁了。母亲看着满院子的石榴、柿子树很是心疼，说也不知道拆迁的人能否把它们保护好。我则指着房檐下角落里的那口几十年的大缸对母亲说，您看这大缸是不是也要搬到楼上去?母亲说，这缸可是好东西，过日子谁家也离不开呀!我说，我给您和大缸来个合影吧。母亲听后嗔怪说，算了吧，你们还想让我一辈子围着大缸转呀，你们倒是美了，可我也得享受享受现代人的生活不是?
那一刻，我觉得母亲突然变了，变得有点陌生，陌生得让我更加热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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