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们聊到了卡达莱以及《亡军的将领》。
当时我收藏了一本《亡军的将领》，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的二手书，2008年重庆出版社的版本。我是在一位前辈那里接触到卡达莱。我去看他，他带了一本《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给我看。回来后我买了卡达莱所有的书，包括《石头城纪事》《错宴》《梦幻宫殿》等。唯有《亡军的将领》不太好买，只能从旧书网上买。大概是卡达莱作品中不很重要的一部吧，但我认为它极其棒。
因此我内心里总觉得，跟清丽的真正认识，是从2013年在济南的那次笔会开始的。尽管距2005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
济南笔会那次，跟清丽住在一个房间。在她之前，没有朋友跟我谈起过《亡军的将领》。我记得，我们两人都对这部小说推崇备至，聊得很兴奋。我已经多年没有過那么兴奋地跟朋友畅聊读书的经历了。或者，其实应该这么说，是清丽那种投入和热情感染了我。
2016年，重庆出版社再版了《亡军的将领》，我终于可以买到全新的、漂亮的新书，而不是八九成新的二手书了。买到新书的那天，我忆起了跟清丽畅聊它的那个夜晚。
之后，我在2017年《长江文艺》笔会上，和清丽再次见面。这次我们聊到了《木桶骑士》这篇奇异的小说。我对这次畅聊同样记忆深刻，因为，我们聊到的是《木桶骑士》，而非卡夫卡的其他那些耳熟能详的小说，比如《变形记》。倘若聊的是《变形记》，那真的是没有任何值得记叙的必要了。中国作家应该没有不知道《变形记》的，但不知道《木桶骑士》的应该有很多。今年，《作品》杂志邀请我跟文友们进行了一次线上讲座和交流，我谈到了《木桶骑士》。没想到那天清丽全程在听，结束后她在微信上对我说：“《木桶骑士》，会心一笑。”遗憾的是，她做线上讲座那次，我因为事先没问时间而错过了，进入群里之后已经接近尾声，她好像在谈《包法利夫人》。
当然，那两次笔会，我们聊到的不仅仅是这两部奇特的小说，还有其他的。可以这么说，无论是阅读经历还是阅读品位，我都从清丽身上看到了熟悉的我自己的影子。写作接近二十年，我早已经知道，同样都是作家，有些可聊，但许多是一生都不可聊的。与我来说，清丽就属于那种永远可聊的。
2017年那次在武汉的笔会，清丽说到她将要写的一个小说，结尾打算写女人消失不见，骑着一只小桶飞走了。那只小桶是女人在凡俗的日常中做家务时经常用到的。我对她的这个构想赞赏不已。因为从2013年我创作了《父亲的桥》之后，就狂热地迷恋上了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在文本中的奇妙效果。分别后不久，清丽的这篇小说就完成和发表了，被转载且得了《广州文艺》双年度奖。2017年和2018年，是清丽写作上的又一次井喷，笔会期间她对我谈到的围绕亲戚的病痛而完成的七八篇小说都陆续发表。那段时间，清丽成了文学期刊和选刊上曝光率特别高的文学“老”人。
我说的并不过分，清丽的确是一个文学“老”人了。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初，她就已在文学期刊上非常活跃了。我是2001年才开始写作的，那些年非常关注《小说月报》每期后面的报刊选目，经常在选目上看到她同期在几家杂志上发表小说。我很好奇，不知道这个文清丽是个什么样的人，真是太能写了。
真的，那时候她是我的偶像，我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像她这么厉害就好了。
2005年，我们终于见面了。在北京广播电视局的楼下，一些当时还算年轻的作家聚到了一起——王十月、王棵、央歌儿、林苑中、孙瑜、李西闽等。当然，还有清丽。我们因为去上尤小刚导演办的一个编剧培训班，而机缘巧合地在一个名叫郁金香的度假村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
说真的，后来，我一直不想让人知道这段经历。大概是，潜意识里，我想把自己成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之前的那些跟写作不相干的经历抹去，仿佛那是一个作家的耻辱。因为我发现，许多前辈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们的文学生命毫无瑕疵——从小是吃着俄国名著的粮食长大的，出道即写的是根正苗红的纯文学作品，一生都是标杆中的标杆。而我，在单纯之时随意说过我文学启蒙时期喜欢王朔，创作谈中写自己写作是为了快慰的感觉，并且应书商之约写过悬疑小说，这些都成了前辈们评判、怀疑我的理由。后来，我的一部长篇小说被当年尤小刚所在的中北电视艺术中心买去版权，并强烈希望我来编剧。他们出的编剧费实在是高，我记得当时数着合同上的七位数数字，几乎把自己吓着了。那个数目对穷作家不可不说是一个诱惑。签了合同之后，我频繁地在烟台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开始了剧本创作，但一直把这件事藏得死死的，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好在，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主动退出了那次让我焦头烂额的创作。
我耻于把那段编剧经历拿出来示人，而清丽却不这样。她对我说，郁金香班结束后，她接了一个编剧活儿，对方付了她一万块预付款，当时她紧张得不行，打电话让老公去当保镖，拿到钱后立即去买了一台电视机搬回家。她开心地讲着，像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郁金香那段我希望被抹去的经历，在清丽那里得到的也是完全相反的待遇。在后来的几次见面中——2010年我去北京读鲁迅文学院、2013年和2017年的两次笔会，清丽都会跟别人介绍说，我和秀梅是郁金香班的同学。人家不知道郁金香班是个什么班，她就会仔仔细细地跟人家讲解清楚。我观察着清丽的表情和举止，她是那么认真，自然，甚至有些骄傲，每次都是发自肺腑的。这严重地击打了我，因为她的自然和率直简直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榨出了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不仅仅如此，还榨出了我的世故、虚荣和虚伪。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也看多了有些人的表演，他们贬斥文学期刊，自己却在期刊上频频发表作品。他们认为影视剧是垃圾，内心里却比任何人都迫切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看多了这些，不自省的人简直是傻瓜吧。因此，这几年我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不虚假不伪饰的人。这当然很难，却是人到中年以后的必修功课。人生是复杂的，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不容易，都应视若珍宝。在这一点上，清丽是我的标准。
其实在其他很多方面，清丽都是一个能给人当标准的人。在写作上她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她阶段性的创作井喷，是一种了不起的耐性，是许多作家的标准。她看不惯某些人和事，那些人和事就肯定是龌龊不堪的，是我也有共识的。她对人的那种“好”，体贴，会让一个在现实和现世里浸泡久了从而变冷漠了的人感到羞愧。济南的那次笔会结束后，我拉着箱子乘电梯下楼，只有清丽坚持送我到门口。她環视着空荡荡的走廊，不解而又不满地说，为什么大家都不互相送一送呢？我说，我们山东人开会习惯了这样，散会后各自离开。她仍然不理解，反复埋怨了好几遍。她的温暖也让我自惭，因为我也是众多冷漠者中的一个，而且，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对人对事失去了热情，我并不自知。这才是最可怕的。在郁金香班时，楼顶有温泉，男生女生们都换了泳衣去泡温泉。我是有洁癖的人（事实上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在她们的软硬兼施之下，勉强坐在池边上把脚伸进去沾了沾水。《长江文艺》笔会那次，会务组也安排了一次在树林中泡温泉，但我根本没有往林子里面去。我们一行人散步之后，我选择了回到住地的影院里看电影，虽然清丽非常想去泡温泉，但无奈只好跟我返回了住地。为此我愧疚极了。好在，我记得第二天，她终于成功地约到了其他文友去泡温泉。
为数不多的几次相聚，我都从清丽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冷漠。2010年我去北京读鲁院，清丽邀请部队上的好友一起做东，请我们几个朋友吃饭。她的念旧，她的周到，都跟2005年我们在郁金香初识时一样。而我却变了，很多时候，我不愿麻烦别人，更不愿别人麻烦我。《长江文艺》笔会上，对我说完那七八个已完成的小说之后，采风中，在中巴车上，她跟何子英老师坐在一起，又谈起那些小说。她是那么兴致勃勃，激情满满。而我，已经失去谈论小说的这种激情有许多年了。更多时候，我已经不明白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了。机械地写，恨着写，仿佛只因为它是我的职业，是我不得不干的事情。当听到清丽那么激动地谈论自己的小说时，我为自己感到难过，几乎要落下泪来。一个作家失去对世界的热情和激情，是最可怕的事。
还有，她永远那么端庄，拍照时永远两只脚摆出一个优雅的角度，腿并在一起，站得直直的。她教过我一个窍门，拍照时微微踮起脚后跟。我试了试，果然觉得自己有了点端庄的仪态。她是军人，仪态仪表的训练非一日之功，这个谁也比不了。
但我们终究还是渐渐在老去。那次《长江文艺》笔会，清丽带了运动鞋。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度假村，周边环境优雅安静，她约我晨起散步慢跑锻炼身体，我以自己没带运动鞋为由而大睡懒觉。她告诉我说，有一段时间她胖了不少，军装的扣子都扣不上了，于是开始散步锻炼，并教给我，散步时要把注意力放在腹部，有助于减掉赘肉。我是一个喝凉水都胖的人，减肥要靠饿。不过这两年，为了保持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写作，我平时也会去健身房。她发朋友圈说跑步了，我会鼓励她坚持，加油。我发朋友圈说健身了，她也会鼓励我。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身体都能好好的，余生还能多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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