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寻找伟大的中国小说》

作者:罗望子 来源:原创

文學写作与民族记忆的话题,说得简单点儿,就是想象与记忆、飞鸟与大地的关系问题。记忆如何在想象中闪光,想象如何在记忆中展开?这就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故事。文学作品的魅力,除了语言本身,更多地还在于带给人的精神力量与精神指引。所以这个故事就必须不仅好看,而且要有味道。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中国故事。因为他用汉语写作,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国血,做的是中国梦,他所持有的是中国经验,阐发的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智慧。

伟大的中国故事从哪里来呢?

哈金是这样定义伟大的中国故事(小说)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虽然这个定义深受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基本到位的。但我更认同他所提出的,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着伟大的文学信念。在这个信念支撑与鼓舞之下,给自己设定更为巨大的标高,向文学大师学习,并把他们当作对手来超越。一个作家的写作进程,就是在不断逼近伟大作品的征途。

在瑞典学院演讲时,莫言自称只是个讲故事的人。事实上,每个中国作家都是在用不同文体讲述故事的人。他们一边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一边在追寻伟大的中国故事,并期待着两者的相遇与会师。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莫言认为,虽然局部或细节可能与现实生活相似甚至雷同,总体上和根本上还是任由讲故事的人“独断专行”、“颐指气使”,有意识地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现实生活盘根错节,创作与现实同样是盘根错节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创作中国故事时,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建立起丰富与浑厚的联系,才有意义,才能产生历史纵深感。

民族记忆是文学创作的土壤,蕴藏着产生伟大中国故事的丰厚资源。中国故事意味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客观上承载了民族的精神命脉,而每个变革的时代又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关于小说与时代,我曾经谈到过:“小说已死,不是说这种文体的消亡,也不缘于人们的懒散和生存压力,更非其他艺术门类的纷扰和其他媒介的强力侵入,而是小说本身,他的种种可能与人性上的挖掘,似乎已经探索完结。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时代与语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与风骨。每个写作者,也都有着自己叙述的腔调与癖好。有人的地方,就永远有小说。小说,于人而言,是对未来的一种过去式把握。”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既要走向民间,亲近传统,又要抓住时代特质,突破常识与俗见的约束,开辟广阔的新领域,获得感受现实的新视点。

另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里的“世界”,不能简单局限于方位地理,而是指民族记忆中的精神命脉与人类普遍经验与崇高美学以及“人”的哲学上的对接。伟大的中国故事也好,伟大的中国小说也罢,应该提升本民族的认知经验,对全人类富有启迪和警醒,才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因此,正如格非所言,要对中国故事有所贡献,“我们应当对世界各地的文学、文化和文明抱有开放的态度。事实上,没有外国故事做参照,没有其他的文明和文化来加以比较,我们又如何知道中国故事的独特性呢?”任何传统文化都跳不出人类经验的范畴,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记忆的融合与淬炼,海纳百川的心态,如同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一样,是因中国气派而得中国故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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