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人类的极地探索
这是公元1912年早春的一天，以英国上尉罗伯特·斯格特为首的五人南极探险队，经历了数月地狱般的旅程，终于成功到达了南极点。就在他们准备欢呼胜利的时刻，却突然发现：挪威人阿蒙森已于四周前在这里插上了他们的旗。在一场冲击南极点的较量中，斯格特失败了。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既愤怒又悲伤的斯格特在日记中写道：“再见了，我所有的梦想。我的上帝！这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我们使尽了全力，却无法得到第一人的荣誉……现在我们要回家了，这将是场艰苦的斗争，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回去。”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凶猛的暴风雪，零下40多度的气温，还有体力的极度透支和物资补给的艰难，都是横贯在这些探险者面前的拦路虎。不久，队员埃文斯和奥兹支撑不住，先后死去。剩下三人吃力地拖着双脚，穿过那茫茫无际、像铁一般坚硬的冰雪荒原。他们疲倦至极，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只是靠着迷迷糊糊的直觉，蹒跚地迈着沉重的步履。
1912年3月23日，恶劣的环境阻止了他们最后的努力，食物没有了，燃料用完了。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斯格特用冻僵的手指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我们这么做是冒险的。我们深知这点，运气没有在我们这边，这都是天意。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只能努力到最后一刻。请把这本日记转交给我的妻子……”接着，他又划掉后面的几个字，改为：“转交给我的遗孀……”
八个月后，另外一支探险队发现了这座帐篷。探险英雄斯格特安静地躺在早已破裂的睡袋内，手边是一本没有写完的日记。另外两名队员路易特和威尔森也似乎正在酣睡。这支冲击南极点的五人小队，全部长眠在探秘极地的路上了……
南极和北极，号称地球上最远端的第一极和第二极。一代又一代各国探险家、科学家披荆斩棘百折不挠，一一征服了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也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在南极建立了长城站、泰山站，在北极建立了黄河站等科学考察站点，为人类探索极地奥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除此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个最高极——这就是包括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在内的青藏高原，主体位于中国境内。它与南、北极有着共同的气候寒冷、生物罕见的特点，并且还是空气稀薄，气压极低的冻土地带。因此，相对于南极和北极，人们把整个青藏高原称为世界第三极。
其中的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两国边界上，它的北坡在中国青藏高原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藏语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玛”是第三的意思。因为在珠穆朗玛峰的附近还有四座山峰，珠峰位居第三，所以称为珠穆朗玛峰。2005年，中国国家测绘局测量的岩面高为8844.43米（29017.2英尺）。峰体呈巨型金字塔状，威武雄壮昂首天外，地形极端险峻，环境异常复杂。
银灰色的山峰时隐时现地出现在雾层中，陡峭的山岩布满无尽的皑皑白雪，没有尽头的浅蓝色原始冰川上呈现着千姿百态、瑰丽无比的冰塔林。她就如同一位风姿绰约的女神，亭亭玉立，冰清玉洁，吸引了世界各国无畏之士和登山爱好者的目光，纷纷前来一试身手。然而，严寒、雪崩、缺氧，使这里成为生命的禁区，登上珠峰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十世纪之后，随着医疗水平、地理知识的相应增加，越来越多的探索勇士试图征服珠穆朗玛峰，但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没能幸运登顶，却在攀登过程中不幸遇难。最先成功冲击的是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他们在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战胜千难万险，从珠穆朗玛南坡携手登上顶峰，完成了人类踏上地球之巅的梦想。
自此以后，一支支登山队，一个个勇敢者，沿着胜利者的足迹，抑或是失败者的尸体纷至沓来，顶风冒雪，一次次地冲击珠穆朗玛峰。当然，大都是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登顶。直到1960年5 月24日，中国登山队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勇挑重任，他们从北坡一步一挪地向顶峰进军。1960年5月25日 4时20分，他们终于站在了珠穆朗玛峰顶端。
如此一来，茫茫地球上的最南极、最北极，还有最高极，这三个极限地区都留下了人类探索的足迹。然而，还有一个极点未曾真正涉足，那就是数千米乃至上万米以下的海底深处，即世界上的最深极——第四极！
缓缓转动硕大的地球仪，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成片、无际无涯的蔚蓝色，如同一张遮天蔽日的天鹅绒丝幕，包围着黄绿相间的五大洲陆地。这就是说，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绝大部分——用科学家的定义即整个地球表面70%的面积是蓝色海洋。由此看来：地球似乎不应该名曰地球，而称之“水球”更为准确一些。
海洋，人类的摇篮和故乡。
全球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蕴藏着极大的潜力。海底有大量的金属结核矿，其中锰2000亿吨、镍164亿吨、铜88亿吨、钴58亿吨，相当于陆地储量的40—1000倍。此外还有大量的磷矿、硫化矿和稀有金属砂矿床。海底石油天然气产量逐年上升，10年后开采量将达到世界的一半。海洋中的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热能、盐度能等都是清洁能源，储量巨大。海水中的大量化学元素，可提取的有82种，包括核燃料铀、核聚变物质、可燃冰。同时，海洋生物还可提供人类不可或缺的丰富蛋白质。
毋庸置疑，海洋养育了人类，人类离不开海洋。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减少，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人迹罕至的远海和深海。难怪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战略家早就明确指出：新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谁拥有了探求深海的能力，谁就占据了先机……
于是，当历史老人的脚步蹒跚着走到了20世纪之后，深达1000米、3000米、6000米的大洋深海中，相继出现了美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日本人的身影。那么，作为拥有18000公里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居世界第四位海洋大国的华夏子孙，又在哪里呢？
地球仪还在缓缓旋转着——
蓦然，定格在北纬11°20、东经142°11.5的坐标点。这里位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澳大利亚之间，北起硫黄列岛、西南至雅浦岛，菲律宾东北、马里亚纳群岛附近，一片浩瀚无际、波澜起伏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所在的海域。
这一天是公元2012年6月24日清晨，没有晴朗的海天、没有壮观的日出。大海如同一个情绪善变的孩子，时而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一艘标记着“向阳红09”号的中国科学考察船迎风破浪驶来，到达目的地后，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如定海神针般停在了预定海域，她那宽阔而坚实的甲板上，高高矗立着一台类似龙门吊的设备，伸出两只长长的手臂，怀抱着红白相间的小鲸鱼一样的机器。机身上漆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和两个醒目的蓝色大字——“蛟龙”！
对了！这就是举国关注、世界瞩目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正在进行深潜7000米的海试。自从2009年开始的1000米、2010年的3000米、2011年的5000米深潜海试一步步成功之后，我国自主研发、集成创新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工程项目，迎来了冲击设计极限的海底试验。为了卓有成效、万无一失，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等部门选择了地球海洋最深点：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沟。它全长2550千米，呈弧形，平均宽70千米，大部分水深在8000米以上，最深处位于斐查兹海渊，达11034米。
这条海沟的形成已有6000万年，是太平洋西部洋底一系列海沟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征服这条海沟，下潜至7000米，将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标志着“蛟龙”载人潜水器集成技术的成熟，也标志着我国深海潜水器成为海洋科学考察的前沿与制高点之一。无疑，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载人深潜工程和深海科学事业来说，7000米是一道至关重要的门槛，也是一个攀登高峰的标杆。
半个多月前，随着试验母船“向阳红09”号的一声汽笛长鸣，“蛟龙”号海试团队在总指挥刘峰、临时党委书记刘心成率领下，于2012年6月3日由江阴苏南国际码头启航，穿过长江吴淞口，踌躇满志地奔赴西太平洋、奔向那片遥远的海域。
临行时，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副局长王飞、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专程从北京赶来授旗、送行。启航仪式上，年富力强的总指挥刘峰和沉稳持重的党委书记刘心成，在代表全体参试队员表达了敢打必胜的决心后，又庄重地说：“我们二刘，一定带领全队团结拼搏、交上一份一流的海试成绩单！”
“好！”生在福建海滨、爱海懂海的刘赐贵局长朗声应道，“还要加上我这一刘，咱们三刘与大家一起，争创一流！”
哈！人们会心地笑了……
马里亚纳海沟，中国“蛟龙”来了！
凭着这种志向与精神，我们英雄的海试团队劈波斩浪，驶到了预定海域，按照计划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深潜试验。
2012年6月24日，星期天，是我国航天工程——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手控对接的日子。此前，国家海试领导小组批准“蛟龙”号同日冲击深潜7000米，争取创造上天入海的奇迹。
“太好了！这太有意义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保证完成任务。”
尽管天一放亮，就遇到了风雨突袭，海况不佳，但经过周密严格的探测，天气条件会逐渐好转，且海面以下完全具备试验条件。海试指挥部下定决心：按时下潜！北京时间4时20分，海试团队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式，三名试航员叶聪、刘开周、杨波身着蓝色的潜航工作服，与大家相互击掌，微笑着进入潜水器。
“现在我宣布，人员各就各位！”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坚毅的声音，通过扬声器响彻全船，试验正式开始。潜水器移出、挂缆、起吊、入水……在海试团队轻车熟路地操作下，所有动作一气呵成。12分钟后，“蛟龙”号欣然投入大海的怀抱。
3个多小时的下潜，“向阳红09”试验母船上的现场指挥部紧张有序，监控屏幕上不断显示着各种数据，扬声器中不时响起“蛟龙”号潜航员和水面控制人员之间沉着冷静的通话声。
北京时间9时07分，话筒里传来了试航员、主驾驶叶聪的声音：“这里是‘蛟龙’，这里是‘蛟龙’，我们已经坐底7020米！”指挥部里一阵沸腾。这是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最新纪录，也是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而这时候，正在太空飞翔的神舟九号航天员景海鹏等三人，按计划操纵着飞船逐步接近“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施手控交会对接。西太平洋7000米海底，叶聪代表此次下潜的潜航员，庄严地向神舟九号送上热烈而亲切的祝福：“祝愿景海鹏、刘旺、刘洋三位航天员与天宫一号对接顺利！祝愿我国载人航天、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如今还未能实现海底与太空的直接通话，潜航员的祝福通过电波穿透深海，传到陆地基站，再由陆地转发到茫茫太空上的神九舱内。显然，航天员们听到并且受到了极大鼓舞。中午12时55分，他们成功驾驶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现了刚性连接。至此，中国航天飞船与空间站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试验圆满成功。
在向祖国报喜的同时，景海鹏代表神舟九号飞行乘组也向“蛟龙”号致辞：“今天，在我们顺利完成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的时候，喜闻‘蛟龙’号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向叶聪、刘开周、杨波3位潜航员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中国载人深潜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如此，中国人在征服了南极、北极和珠峰高极之后，又成功地进入到地球最深极。然而你可知道，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2002年立项、起步，到2012年胜利完成下潜7000米深海目标，仅仅走过了10个春秋，远远少于外国长达几十年的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人间奇迹。
那么，奇迹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蛟龙”探海、深海寻梦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2014年6月，我有幸登上了“蛟龙”号的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前往太平洋实施科学考察，亲身体验和见证了进军地球第四极的中国海洋工作者的风采，并通过他们深入了解到中国载人潜水器研发与海试的非凡经历。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第一章 我随“蛟龙”去探海
浩瀚无际的西北太平洋某海域，海天相连，波涌浪飞，深蓝色的海水犹如成片成片的“宝石蓝”绸缎，在清晨的阳光里闪烁着明亮而富有质感的光泽。让人想起了舞台上表现海洋的舞蹈--演员们抖动着一条条蓝绸子模仿海水涌动，惟妙惟肖，十分逼真。
在这绸缎般的蓝色海面上，一艘通体洁白的科学考察船随洋流涌浪轻轻摇摆着，艉部甲板上高高的A型架奋力举起一条红白相间的潜水器，缓缓地移向海面……
清爽的大洋海风吹拂过来，科考船上飘扬起两面红旗：一面印着五颗闪亮的金星，一面印着“蛟龙号试验性应用科考队”。这就是我国深海“蛟龙”号搭乘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正在执行2014—2015年试验性应用航次科考任务。
十分荣幸，我在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亲临“蛟龙”号科考现场的第一位中国作家，随船出海，深入生活，亲身体验“蛟龙探海”的传奇经历。
本航次第一航段的任务是：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从所在地青岛起航，前往江苏江阴苏南国际码头接上“蛟龙”号潜水器和随船人员，奔赴南海实施超短基线标定作业，而后开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港，举办“蛟龙”号公众开放日活动，普及深海知识，提升海洋意识。继而再向西北太平洋进发，开展富钴结壳区资源和环境调查科考工作。由于大部分人将随着潜水器从江阴上船，我就成为在青岛出发的少量“乘客”之一。
2014年6月21日上午10时，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响，“向阳红09”船缓缓驶离了青岛团岛码头，科考队临时党委书记刘心成带领我等随船人员站在甲板栏杆前，与岸上送行的人们相互挥手告别。刘书记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从军多年，当过某海军基地司令员，为人坦诚坚毅，工作经验丰富，是“蛟龙”号海试成功的功臣之一。虽说已届退休年龄，仍受命随船出征。
甲板上高高的五星红旗在海风中猎猎飘扬，尖尖的船艏像一页犁铧劈开万顷碧波，飞溅起两道洁白的浪花涌向船后。几只海鸥尖叫着飞过来，送了一程又一程。啊！再见了，青岛；虽说是第一次登船出海，而且是远航。我却没有一点儿不适感，沉浸在一种高度的兴奋之中。
轮船出黄海、进东海，保持在时速十四节的速度航行。对于“向阳红09”这样的老科考船来说，就是全速前进了。加之海风不小，涌浪较大，人在船上东摇西晃，走路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需扶着墙壁才行。同船员攀谈，得知船体摇摆达到了十几度，初次上船的年轻人，已经感觉十分难受了。可喜的是，我竟没有晕船。不过，真正的考验是远海大洋，大风大浪。6月23日上午，我们进长江口，顺利到达江阴苏南码头。整装待发的“蛟龙”号和科考队员们早已等候在这里，“向阳红09”船上立时热闹起来了。
按计划：工作母船搭载“蛟龙”号于6月25日出征第一航段。负责研制维护的中船重工集团702研究所，将举行一个送行仪式和“蛟龙”号“吉祥物”发布会。一大早，我们穿上印有吉祥物图案的白色T恤衫，蓝色工装裤，纷纷跳上岸去，站在标有“欢送蛟龙号”和一幅硕大蛟龙卡通形象的背景板前，照相留念。母船也拉起了一条横幅：牢记祖国和人民重托，坚决完成中国大洋35航次“蛟龙”号载人深潜科考任务。
九时整，天空飘起了小雨，送行仪式开始了。主持人特别介绍了“蛟龙”号的卡通形象：一只可爱的红白相间的小龙图案，睁着大眼睛，头上竖着两只角，取名“龙龙”。他说：我们的“龙龙”一出现，天就下起了喜雨。蛟龙在雨中出征，预示着如龙得水，这将是一次胜利的远行。
此时，全体科考队员都已登船，按照海试指挥部和临时党委的安排，在面向码头的左舷甲板上站成一排——这在海军称为“站坡”礼节，即军舰出海，官兵依次列队告别。现在，我们就是如此身着统一服装，手里挥舞着小旗，向岸上送行的人们致意。
“呜——”，汽笛一声长鸣，“向阳红09”船撤梯、解缆、启动，驶离了苏南国际码头。
瞬间，岸上的一切渐行渐远，远离了视线……
正值落潮时分，轮船越驶越快，沿江顺流而下，直奔长江口而去。风雨也越来越大了，江风劲吹，浑黄色的江水波翻浪涌。前方，辽阔的南海和浩瀚的太平洋正敞开胸怀迎接我们。
站在甲板栏杆前，江风吹动着我的发梢，一阵清凉沁人心脾，可我的胸怀却越来越热：真正的大洋考验即将开始，“蛟龙”入海的壮举再次上演，那将是一幕幕动人心魄的话剧。祖国母亲，你的海洋儿女将像前几次海试一样，一定会给你交上一份优秀的答卷……
一路乘风破浪，“向阳红09”科考船载着“蛟龙”号，经过台湾海峡，进入福建、海南沿海，温度明显高了起来，甲板上升腾着蒸人的热浪。很快，驶到了本航段的第一个目的地——我国南海某海域。船渐渐停住，风也小了许多，周围没有了行进中的浪花，只有一圈圈涟漪在四周荡漾。整个海面一片湛蓝，灿烂的阳光铺洒在上面，铮明瓦亮，如同一面硕大的镜子，映照着广阔的天空。朵朵白云悠闲地飘荡着，俨然大海中的片片白帆，几乎分不清哪是海、哪是天……
啊！南海，美丽富饶的南中国海！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不，是身临其中观赏你，耳边情不自禁响起了幼年十分喜爱的那首儿歌：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曾经，我在渤海的北戴河避暑，在东海的舟山群岛旅游，在黄海的胶东半岛上生活，祖国的四大海洋各有千秋，但感到似乎南海最是碧波万顷、蓝得醉人。蓦地，海面上掠过一个个亮点，宛如小鸟似的飞了一段又落下了。船员说：那就是飞鱼，能够一下子飞出一二十米呢。正说着，只见飞起一片来，像是鸟群低低地掠过海面，神奇而壮观。
在驾驶台上，船长陈存本一边举着对讲机，一边指点着驾驶员操作。原来今天是执行此次航段的第一个任务：超短基线标定。自从到达南海目标海域以后，“向阳红09”船上的船员和科考队员们就行动起来了，轮机部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船长指挥大副、二副等人操船，实验部门配合作业。而深海中心和提供有关仪器的人员，则分别实施作业——模拟“蛟龙”号的声学信标布放到海底后不断发出信号，母船上的超短基线接收装置可以确定它所在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超短基线标定。
根据有关程序，此时不需要“蛟龙”号真正入水，只要投下信标机代替它就可以了。试验母船按照“8”字形的轨迹行驶，反复接收信号予以测定。这对驾船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也很辛苦，好似地面上开车反复划圈一样，用船上的行话就是“跑圈”。实则比开车难度更大，它规定母船围绕信标划直径700米圆。“向阳红09”船本身就长112米，只有手动操作一点一点转向，才能在茫茫大海上始终追踪着信号……
早在江阴出发前夜，现场指挥部召开了2014-2015年“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准备会。总指挥刘峰重申了本航段的任务和要求，强调成绩属于过去，一切从头开始。刘峰是我们的山东老乡，鲁西南菏泽淳朴厚道的乡风养育了他，在“蛟龙”号立项到研发再到海试全过程中，他有勇有谋，敢于担当，做出了突出贡献，与临时党委书记刘心成等人一起，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授予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会议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扬“中国载人深潜精神”，圆满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首先打好南海这一仗。
如今，大家正是这样尽心尽力工作的。
下午四点多钟，船上的广播喇叭通知：现在回收信标，请有关人员甲板就位！这就是说超短基线标定作业结束了。我拿着照相机出了舱室。此刻天已阴沉下来，飘起了零星雨点。这就是南海的天气，刚才还是太阳当头，一片云彩过来就会下雨。许多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回收准备――信标机上捆绑着四个橙黄色的浮球，船员通过水声信号解锁，球体即会浮上海面。船上的人看到它，开船靠过去，用长钩将其钩住，就可以把信标机回收上来了。
从船头到船尾，人们睁大眼睛，在海面上寻找。驾驶室设在高处，看得清楚，通过喇叭指示着方位：右前方三十米。我们一齐涌到右舷前甲板，不一会儿，有人发现了，大声喊着：在那儿，我看见了。哪里？哪里？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我也一样。果然，四个橙黄色的球状物，在蓝色的海面上十分显眼，随着海浪上下漂浮着。几名拿着带有长绳“钩连枪”的人奔到船边，不停地往海里边扔去。
船在行，水在流，长钩子一次次落空。那几个“圆家伙”很快漂过了船头，人们一边喊着一边沿着右舷往船尾跑：在那儿，快扔啊！终于，有一个船员的长钩止住了它们“逃跑”的趋势。其他人连忙增援，又扔下几个钩子牢牢抓住了，而后七手八脚地像拉渔网似地拖上来。据说，这只是1000米海深的标定，今天晚上还要到另一个目标海域，进行3000米海深的标定作业。我了解到，“蛟龙”号上原有的同类设备有点儿损伤，重新安装新仪器后必须测试并校验准确。
第二章 “蛟龙”公众开放日
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蛟龙”号试验母船“向阳红09”由引水员引领，驶入闽江入海口——福州马尾港。
按照预先安排：7月2-3日，将在福州举行“蛟龙”号公众开放日。这是由国家海洋局、福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大洋协会主办，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承办，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马尾区人民政府协办的一项宣传“蛟龙”深潜事迹，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的公益活动。过去几年间，曾在山东青岛、福建厦门等沿海城市举办过“蛟龙”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上船参观，听取有关介绍，激发探索深海奥秘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福州马尾港，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名字。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但早已从诸多史料、影视镜头和图片书籍中有所了解。它，既是中华铁甲造船业的发源地，也是近代新式海军的摇篮，建于1866年的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批造船、航海和水师人才。然而不可否认：它，也记录了晚清朝廷的腐朽昏庸、西方列强的海盗行径，以及黎民百姓的斑斑血泪。130年以前，就是在此发生了中法“马江海战”，清军舰艇一败涂地，港口船厂惨遭涂炭。
今天，“蛟龙”号在这里向公众开放，并举行2014年驶向太平洋科学考察的起航仪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决定趁轮船停靠马尾港的时机，前往当年的船政学堂旧址和中法马江之战旧战场参观、凭吊、缅怀。
下午三点左右，我走出宾馆打了一辆出租车，请他带我到马尾船政和海战展览馆去。那位司机“噢”了一声，开车就走，大概这是当地人人皆知的景点。不料，一段奔跑后，他将我带到了标有“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的大门前，说到了。我犹豫了一下，怎么船政展览馆设在现代工厂里呢？等到进去才知道，这就是当年的老厂原址，只不过传承至今，改成造船股份公司了。里边保留当年的老车间，成为工业旅游的一部分。
我问清地点便径直向展室走去。穿过焊光闪闪的造船场地，来到一处高大空旷的厂房里，一眼望去，原先安放机床的地方，设立了一组组雕塑，再现了当年工人工作的场景。旁边有详细的说明牌：跨进这座古老的厂房，你已经来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斑驳的墙体，挺立的铁柱，会向你诉说，什么是饱经沧桑。1866年12月，船政崛起在马江之畔，制造舰船，建设海军，兴办教育，倡导科技——众多仁人志士在奋斗、在企盼，要圆一个蓝色强国梦……
老车间静悄悄的，里边一个人也没有，西移的阳光从宽大的窗户斜射进来，光线模糊，色彩迷离，我轻轻举步慢慢浏览，宛如走进了历史的隧道，穿越到百年之前。那一尊尊铸铁的塑像――有的在举锤锻打，有的在开车床，也有的在操作船舵，共同的是脑后拖着一条发辫。既象征了久远的年月，又让人感到一阵悲凉——不甘落后的国人啊，无奈生逢封建愚昧的朝代。
我想重点了解船政学堂和马江海战的情况。一问管理员方知：真正的展览馆，还有罗星塔炮台旧址都在工厂后边。已经到了即将下班的时间，我急匆匆赶了过去，让人扫兴的是马江海战纪念馆正在闭馆整修，好在船政展览馆正常开放，只是需要身份证登记。可惜我走得急，未带证件。那位管理员看我身着蓝色的T恤衫，上面印有“中国载人深潜”标记，立刻满面笑容：你就是来做“蛟龙号开放日”的吧，请进。真好，看来在媒体宣传下，福州人对此活动已广为人知。
展览馆分上下数层，有照片、实物、文字展板，还有雕塑、绘画，详尽介绍了马尾造船工业和培养科技军事人才的起源、发展。船政学堂是由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奏请清廷创设，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不仅开我国近代工业和海军建设的先河，也是新式教育和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平台。沈葆桢曾为此题联道：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至九译知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寄予了无限的期待，一批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出：严复、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
我边走边看，时而在模糊发黄的照片前驻足，细观百年马尾之变迁；时而在模拟雕像前凝神，聆听穿透历史之回音。我发现这里有一段专讲马江海战的史料，也称马尾之战。因这里是闽江下游，其中有一块形似奔马的礁石，亦称马江，而入江口这一段则称马尾。1884年8月，法国海军孤拔中将率领联合舰队，侵入我国马尾港，重炮偷袭清军舰船、船厂和岸炮阵地，爆发了中法马江海战。尽管我下层军士奋起还击，终因官府昏庸、装备低劣，导致舰毁人亡，损失惨重。又一次再现了被外敌从海上打到家门口，肆意欺凌践踏的一幕，实在是令人悲愤填膺！
随后，我来到了当年中法激战的马江边上、罗星塔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公园景点。矗立数百年的古罗星塔仍然高耸入云，一扇扇砖垒木雕的门窗犹如日夜不眠的眼睛，注视着世间的风云变幻。一棵棵绿荫蔽空的大榕树还是那么腰身挺拔，万千蓬乱的枝条仿佛长寿老人的胡须，记载着流逝的岁月传奇。正值夕阳西下时分，整个园内没有什么游人，我匆匆登上罗星塔山，眼前豁然开朗，滔滔不绝的马江滚滚流向东海。绿荫掩映着一块石制浮雕——数艘战舰正在对阵，上写：中法马江海战古战场示意图。旁边则是一组清军士兵对着江面操炮开火的花岗岩雕像。
我信步走到他们身边，久久地停步凝视，轻轻地伸手抚摸，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饱含国人血泪的年代，眼前硝烟弥漫，耳畔炮声隆隆。距今为止，整整130年过去，那个深深的伤疤依然醒目地刻在马尾港，刻在每个国人心上。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有海无防、有疆无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兵、深海“蛟龙”号应用科考队的队员来到这里，抚今追昔，热血沸腾。
第二天，福州“蛟龙”号公众开放日活动如期举行。一大早，东海救助局码头上呈现出一片节日气氛：扩音喇叭里播放着欢快的乐曲，武警战士们的威风锣鼓队擂得震天响，一面面彩旗迎风招展，一群群兴高采烈的人们――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列队整齐的机关干部、三五成群的市民代表，摩肩接蹱络绎不绝。入口处竖立着数块展牌，列举了“蛟龙”号历次海试下潜的照片和说明文字，以及世界深海潜水器的发展应用和海底生物介绍等等，吸引着参观者纷纷观赏评点。
当然，最精彩的“重头戏”还是参观“蛟龙”号潜水器。当地公安和武警战士维持着秩序，人们分批依次登上“向阳红09”船。科考队员们分工负责，引领着大家走向“蛟龙”号。由于正在整装待发，只允许在舱外观看，倾听潜航员介绍。这已是零距离接触这件国宝利器了，参观者们前前后后转着看了一遍又一遍，感到十分满足和自豪！我一边为他们拍照，一边问一位带着女儿的年轻妈妈有何感想，她朗声回答：好！真好！以后不管多么深的海、多么远的海，都有中国人了！
简单而朴实的话语，却传递出一个新时代的强音。那些长眠九泉恨未消的将士们，你们听到了吗？
第三章 神秘而诱人的海底世界
海底两万里
“这真是一片奇妙又少见的海底森林，生长的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小树上丛生的枝杈都笔直伸向洋面。没有枝条，没有叶脉，像铁杆一样。在这像温带树林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中间，遍地生长着带有生动花朵的各色珊瑚。美丽极了……”
这段奇异而精彩的描写，来自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
1977年，美国“阿尔文”号深潜器在东太平洋中隆2500米水深的加拉帕戈斯裂谷，发现有高温（300℃—400℃）、轻质（比重0.7g/cm2）、富硫的热液以每秒数米的速度喷出，状如黑烟。这种“烟”并非人们常见的因燃烧所产生的烟，它其实是一种水，由于高温且轻，而且含不少金属元素，就像黑烟一样从海底喷出。
它们在广袤静谧的大洋深处，在一些特殊的地质构造里，不断喷出浓重的黑色、白色或黄色的热液流体，与冰冷的海水相遇，就会发生化学反应，所携带的金属硫化物在喷口附近沉淀下来，并逐渐向上生长，形成烟囱状，科学家们称之为“黑烟囱”或“白烟囱”。但会很快倒塌，形成一片金属硫物矿床。
据此，科学家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海底图画”：6万千米长的大洋中脊首尾相接；无数“黑烟囱”喷发出的金属硫化物堆积成了海底矿床；广袤的海底盆地分布着大量锰结核，富钴结壳，里面蕴藏着丰富的贵金属，那里是人类最后的资源宝库。在这种情形下，世人看到了财富。深海石油及海底表面各种结核矿物的储量，足以使地球上的工厂运转数个世纪。
时光转到1983年，还是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墨西哥湾佛罗里达陡崖发现了冷泉。这是一种海底天然气渗漏，是在全球广泛分布的自然现象，大多位于大陆边缘海底沉积界面之下，以水、碳氢化合物（天然气和石油）、硫化氢、细粒沉积物为主要成分，广泛发育于活动和被动大陆边缘斜坡海底。现各地已发现了上千个活动冷泉。它与热液相类似，其周围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它所产生的天然气水合物，被誉为“21世纪的洁净替代能源”。令人更为惊喜的是：冷泉区发育的水合物还具有埋藏浅、品质高的特点。
此外，深海热液和冷泉系统打破了物种进化的规律，揭示了世界上的另一种生命循环系统！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万物生长靠太阳”。是的，人类，动物，微生物的极大部分，其食物的最终来源是植物。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质，供予自身及其他生物。食草动物吃草，食肉动物将食草动物的尸体吃掉，食肉动物死后被细菌分解最终又成为植物的“食品”，这一切均归功于太阳。
传统的学说认为：200米以下的海洋深处一片漆黑寒冷，阳光照不到那里，是不会有生命存在的。然而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发明，使人类在海底发现了生物学上的奥秘：就在热液口附近和冷泉区里，竟生活着大量的蠕虫、贝类、蟹类、鱼类，以及一些根本说不上名的奇异生物。深入研究后，科学家们方知它们不依靠光合作用产生的植物或微生物生存，而是上述流体中富含甲烷、硫化氢和二氧化碳，可给一些微生物（细菌和古菌）提供丰富的养分，使低级生命比如管状蠕虫有了食物，进而又形成了鱼虾贝类的美餐，从而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生物链，成为海底深处“沙漠中的绿洲”。
如此富饶丰硕百宝箱一样的海底世界，怎能不令世人特别是一些有实力的国家垂涎三尺呢？
目前，世界人口正以每35年加倍的速率不断增加，有限的陆地空间对人口和社会增长的承载压力不断加大，海洋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后选择。而随着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的全面开发，海洋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海洋蕴藏了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油气如同埋在地里的马铃薯一样等待我们去挖掘。”在2007年4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研讨会上，美国休斯敦大学石油化学及能源教授米切尔·伊科诺米季斯做了这样的开场白。
水深500米或超过500米的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2002年底，已发现470亿桶石油。到2003年，海洋油气勘探水深已达3053米。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全球深海区最终潜在石油储量有可能超过1000亿桶。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续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和大型油气公司都在向深海进军。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开始生效。公约规定：如果沿海国认为本国自然延伸的大陆架超过了200海里，则需要在2009年5月之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大陆架外部界线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科学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委员会在对申请和所附证据进行审查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来，远海海床此前一直被认为没有多少商业价值，但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冰川融化以及现代钻探技术的不断革新，让人们看到了外大陆架蕴藏的巨大利益。除了已经获许延伸其大陆架的澳大利亚和已提出类似申请的俄罗斯以外，爱尔兰、尼日利亚、汤加、新西兰、挪威、英国、巴基斯坦、日本等国也都积极行动。2009年5月是此次全球“圈海”的最高潮，仅1日至12日便有20多个国家赶在大限到来前提交划界案，随之而来的是各国间纷繁复杂的争吵。
法国提交的划界案宣称：扩展其位于加拿大东海岸的法属圣皮埃尔及密克隆群岛的海底权益，这必然侵害加拿大的大陆架权益。此外，同处孟加拉湾的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对彼此的划界案也很不满。几年来，世界诸强对海洋的开发、争夺和控制的特点已现端倪，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向深海进军。这一轮看不见的“深海暗战”看似风平浪静，却暗藏杀机，并将对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明了目前世界各国在海底中争夺最激烈的资源就是石油。“2007年8月俄罗斯出动深海潜水器，在北极海底安插国旗，这是为什么？德国宣称要造世界上最大的深海钻探船深入北极，这是为什么？加拿大、美国和丹麦都对北冰洋虎视眈眈，这又是为什么？主要还是为了争夺那里的深海石油和其他资源。”
其实商业性开采，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军事家看到了制高点——谁先抢夺深海，谁就会在未来的海战中赢得主动，同时对陆地、太空形成强力的威慑和制约。政治家看重的是权力——占据地球表面积近一半的国际海底区域，人类尚未可知的第四极，是这颗星球上最大的政治地理单元。
在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利益面前，我们中国人不能只做一名旁观者！
蓝色的“863计划”
探秘深海，没有“利器”是不行的。
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规定：申请公海海域矿区，必须提交完备的海洋地质和矿物资料，而掌握这些海底资料，必须依赖于先进的高科技深海探测器。前面说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界上具有深海载人潜水器和探测能力的，只有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中华大地的海底探测装备还是一张白纸。
那么，中国的海洋科技活动是如何启航并远征的呢？研究中国高科技雄心的专家、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迪恩认为：“863计划”是一个转折点，它重塑了中国与多个技术领域的关系。
1986年早春，乍暖还寒的一个晚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已经81岁的陈芳允悄悄来到中关村中科院宿舍，敲响了另一位学部委员、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的家门，商议一件重要的大事。原来，面对以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西欧17国的“尤里卡”计划等为代表的日益紧迫的国际高科技动向，这些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坐不住了。
两人不知不觉聊了一个晚上，一致感到：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这次要是再抓不住机遇，恐怕在下个世纪就难有立足之地了。陈芳允说：“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可能事情更好办一些，落实起来也更快一些。”
王大珩拍拍沙发扶手说：“这个点子好，我看咱们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此后，王大珩以科学家的严谨精神遍查各种资料，潜心思考，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陈芳允看过后十分兴奋。王大珩又分别送给两位科学界元老，也是我国“两弹一星”英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航天专家杨嘉墀过目，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
老科学家们一分钟也不想耽搁，想方设法直接把信送给了邓小平。以后的事情，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校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在其《中国863》一书中有过详细描述，摘录如下：
当他细心看完四位科学家的信后，就在当天——1986年3月5日——也许是深夜，也许是清晨，这位老人便激动地拿起笔来，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在这封信的天头上果敢而坚定地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直速做出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
1986年3月5日
三天后，即1986年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四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有关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谈。
张劲夫详细听取了四位科学家的意见后，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计划你们预算过没有，大体需要多少钱？”
四位科学家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先作回答。别看他们谈起科学问题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但穷惯了也节省惯了的科学家一旦真要说起钱来，便显得难于启齿了。再说，科研经费是个很难说的数字，说少了，高科技很难搞起来；说多了，又担心把某些领导“吓”着了。
“说吧，没关系。”张劲夫当然知道四位科学家的心理，便鼓励说：“你们说个基本的数字出来，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下一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
王淦昌这才说了一句：“能省就尽量省吧，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发展高新技术的问题。经反复探讨和论证，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共选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即：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
国务院决定拨款100个亿组织实施。因了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故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各自攻关，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应该说，“863计划”的提出与实施，是中国共产党人科教兴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随着国家需求和战略意识增强，在具体实践中又不断加以完善，陆续组织了一些重大科技攻关专项。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包括海洋探测与监视、海洋生物术、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高技术装备主题等等。
“863计划”就这样走向了海洋……
其中有一项重大海洋装备课题：研制水下机器人。提到它，不，甚而提到中国机器人事业，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蒋新松！在“863计划”正式实施之初，身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我国机器人研发的开拓者蒋新松，就被国家科委聘为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首席科学家。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矢志报国，并且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传奇人物。蒋新松，193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家境贫寒，但父母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给他取名就有“新松恨不高千尺”之意，希望他从小像松树一样经得起风雨，长大成为栋梁之材。
1942年秋，蒋新松考入江苏省立南菁中学读初中。他爱好数理化和文学，喜读中外科学家传记。有次在作文《我的志愿》中写道：“我的志愿，就是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发明家，做一个像牛顿、爱迪生、哥白尼、爱因斯坦那样的人。”这个宏大的心愿直至解放后才有机会去实现。1951年，蒋新松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控制与远程距离控制研究所，负责设计数字计算机的记忆装置。
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国家及日本已在许多领域应用了机器人，而70年代的中国，谈起机器人还像遥远的神话。蒋新松却早就密切关注机器人的发展了。1972年，助理研究员蒋新松和两名同事联名起草了《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报告，上报中国科学院。这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展机器人研究的建议，但时值“文革”，不了了之。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了。1978年，蒋新松利用参加中科院自然科学规划大会之机，贴海报、办讲座，大力宣传机器人的广泛用途。同时他的所谓右派问题得以平反，不久晋升为副研究员，被任命为机器人研究室主任。1980年2月，中科院任命他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半年后提升为研究所所长，真正走向了“科技报国”的广阔天地。
蒋新松带领他的团队四处调研。当来到南海舰队时，他了解到，因海上救捞或开采石油，潜水员在水下工作时，潜到2 0 米以下很难看清目标。海军战士告诉他，海底作业有时只能靠手摸，而且极易造成人体伤害。这引起了蒋新松的深思，提出：“结合中国国情，把研究特殊环境下工作的机器人作为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的突破口。”他身体力行，选择“海人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攻坚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掀开了后来开发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序幕。
从此，蒋新松和他领导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简称沈自所）锁定了为海洋开发服务，搞智能机器在海洋中应用研究的战略目标。他们拥有一支理念超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技术全面的设计队伍。数年来，“水下机器人”由院重点，进而持续列入“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国家重点项目，成为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的重点内容。 蒋新松连任四届“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
开发海洋是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而探索、考察和有效利用国际海域和海底区域，更是对我国发展海洋高技术和未来海洋产业提出的挑战。根据用途，科学家把机器人制作成不同形状，可以在人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完成特殊任务。水下机器人分为有缆遥控潜水器（ROV）、无缆遥控潜水器（AUV）和载人潜水器（HOV）。蒋新松和他的团队研制的水下机器人系列，具有较强功能和可靠性，在沿海和内湖地区的水下探查、石油勘探、考古等作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夏，一艘日本轮船在中国领海被英国船撞沉。保险公司出价每天1000美元招标，希望派水下机器人潜海，12天内探明沉船位置及地貌等情况，以便救捞。有关方面请来了沈阳自动化所的“海人一号”，准备下潜探测。
“中国ROV（水下有缆机器人）？能行吗？”外方人士将信将疑。
“这样吧，先让它下去抓把土上来，看看海底是沙还是泥。”中方操作员满怀信心。
通电、启动，“海人一号”慢慢潜入海底，不仅抓了土，并且准确测定了沉船方位；第二天探测出船蚀程度；第三天摸清了地貌、圆满完成探查任务。英国人由衷地佩服和惊奇：“很好，中国的ROV ！”
水下有缆机器人，靠身后的电缆接受各种行动指令，像缰绳拴着的赛马。而无缆机器人更加智能化，像可以自由驰骋的赛马。但如果控制系统失灵，在水下几千米的地方乱跑一气，后果不堪设想，国外就有一些跑失的记录。
蒋新松们在开展水下有缆和无缆100米、300米，直至1000 米的机器人研究时，还把目光盯住更深的海域。为了国家利益和对科学事业的追求，他向国家科委立下军令状，把原规划到2010年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目标，提前到20世纪内完成。这是一个世界性高水平项目。水深，压力就大。对于材料、通讯、自动控制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谁能领军呢？作为战略科学家的蒋新松，再次把目光投到了老伙计——中船重工702研究所的研究员徐芑南身上。
这又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未来我们的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总设计师。不过，现在他还只能在无人无缆潜水器上一试身手。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海洋工程的发展，对潜水器需求越来越迫切，徐芑南所在的中船重工第702研究所，也是国内研发潜水设备的基地之一，曾与蒋新松领导的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密切合作，先后创造性地研制了多型水下机器人。
1992年，沈自所上报科技部的6000米深无人自治潜水器得到了批准立项，并列为“863计划”的重大课题。蒋新松找到徐芑南说：“老徐，你来当总设计师，咱们一起干吧！”
“好！不过702所还有任务，不知能不能抽出身来。”
“这是863项目，全国一盘棋，你放心大胆地干，其他的事情我来协调。”蒋新松胸有成竹。
果然，在长达4年的研制过程中，蒋新松作为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殚精竭虑，组织协调中科院声学所、中船重工701、702所等几十个单位联合攻关，卓有成效，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称号。1994年，蒋新松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总设计师徐芑南不负众望。他常年奔波于沈阳、北京、无锡之间，带领团队一心一意设计研发。在“863计划”精心组织下，经过6年的艰苦努力，研制出两台先进的无缆水下机器人，工作深度达到1000米，甩掉了与母船间联系的电缆，实现了从有缆向无缆的飞跃。从1992年6月起，他们与俄罗斯科学院海洋技术研究所合作，以我方为主研制6000米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CR-1）。1995年8月， 初试成功，使我国机器人的总体技术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正在他们积极准备进行太平洋应用试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水下机器人事业的领军人物蒋新松，却因积劳成疾，于1997年3月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用生命实践了“科学工作是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如果一个人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就是长寿有什么用！活着干，死了算！”的铮铮誓言。
就在这年的6 月，波翻浪涌的太平洋上，驶来了一艘中国科学考察船“大洋一号”。虽说它有5000多吨级的排水量，但在夏威夷东南1000 海里外的洋面上，宛如一片树叶起伏着。船员忍受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拥上摇晃的甲板焦灼地俯视大海，终于，在指令时间指令位置欣喜地发现了它——旋上水面的机器人，一片欢呼：“看啊，在那儿，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原来，这正是中国6000米无人自治潜水器在进行应用性海试。潜水器吊装上母船甲板，科研人员从它的机舱里，取出一面伴随机器人到达大洋深处的五星红旗，向蓝天展示，请大海作证！这无异于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海洋卫星”，一举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为发展载人深潜器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将会载入水下机器人发展史册。
蒋新松如果九泉下有知，一定会绽开欣慰的微笑。
迎着飘拂的海风，伴着落日的余晖，随船试验的科技人员们肃立甲板，把三个月前逝世的蒋新松院士部分骨灰撒入了太平洋，让这位酷爱大海的中华赤子，投入大海的怀抱，在大海中永生。
第四章 钻进“蛟龙”过把瘾
俗话说，计划没有变化快。
本来我们南海作业之后，停靠福建马尾港休整并举行“蛟龙号公众开放日”活动，而后起航从台湾北部驶过去，经冲绳宫古水道，直奔西北太平洋某海域科学考察。谁知，一股海上气旋急速积聚，形成了第8号台风，被国际气象组织命名为“浣熊”，像只拦路虎一样拦在航路上。于是，只能改变航线，驶过台湾海峡，到厦门港锚地避风。可白白浪费几天时间，也是十分可惜的。指挥部研究决定：将超短基线标定做一次精准复核，再经巴林塘海峡前往预定海域下潜作业。大家纷纷赞同说：这样风也避了，活也干了。
7月6日凌晨，队员们还在熟睡的时候，船员就都各就各位，发动主机，起锚，悄悄开航了。等到大家按时起床吃早饭时，“向阳红09”船已出台湾海峡、进入南海海域了。窗外，海水由浑黄变成浅蓝、再变成深蓝、墨绿，预示着我们离祖国大陆越来越远了。
虽说正面避开了台风“浣熊”的袭击，但在穿越巴林塘海峡时，还是被它的尾巴扫了一下。风浪猛烈，船体摇晃得特别厉害，走路全都跌跌撞撞，用手扶着墙壁才不至于跌倒。吃饭时最重要的是护住自己碗盘，要不然就会一下滑到别人的面前。不少人开始感到不舒服了，头晕目眩，躺在床上不想起来。而我却没有不适感。
晚上，我们舱室也是一会儿向这边斜，一会儿又倾向另一边，就像钟摆似的。我的小床是横向的，头朝左舷，要么头重脚轻，要么脚高头低。整个晚上，我就如同躺在跷跷板上，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久久无法进入梦乡。早晨起来我走上驾驶台，年轻的三副刘太公正在操船。攀谈起来，得知昨夜十二点左右，涌浪特别厉害，所以船身晃动强烈。
对于船舶在海上航行来说，不怕浪大，就怕涌长，浪是指的瞬间扑来的水柱，虽力大但时间短，而涌是指海面下涌动的浪波，由一连串的巨大水流组成，如果操作不当，船舶就可能被推斜甚至掀翻。每到这个时候，船长和驾驶员们就特别小心谨慎，尽量迎风迎流或者顺风顺流慢速行驶，宁可多跑一些冤枉路，也不能随意转舵，因为一旦船体侧向涌浪，就有倾覆的危险。
回到舱室，我坐在面对舷窗的写字台前打开电脑，准备抓紧记录下当前的感受，又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舷窗外的云彩竟然自动快速上升，随之海平线也升了上来，一片波涛滚滚的海面涌上窗玻璃。不一会儿，云彩又自动迅疾下降，海水没有了，只看见天空上云彩飘飘。
原来，还是“浣熊”尾巴形成的涌浪作怪，船体在10-15的倾斜度上摆动，舱室随之有规律地左右摇晃着。这真是奇观，我静静地观赏着，心想，假如在陆地上的房间如此摇摆，那一定吓得人们魂飞魄散，大喊着地震了，快速往楼下跑抑或抓紧藏在床下桌下。同时，我也在暗暗祈祷：“蛟龙”号的工作母船、也是我们的母亲船“向阳红09”平安航行吧。
不知是不是祈祷起了作用，一天后船体晃动幅度小了，海面上的涌浪也平静了许多。坐在舱室里，再也看不到那种一会儿海蓝蓝一会儿天蓝蓝的画面了，而只是一方静静的天空。一问船员方知：我们已经穿越了巴林塘海峡，正在向辽阔的西北太平洋进发，台风“坏熊”也越来越远了。
船员们故意把“浣熊”的浣字念成“坏”，真是的，确实是一只坏熊，影响了我们的“蛟龙”号科考大事。要不是它挡道，“向9船”不得不与它斗智斗勇地绕道行驶，我们早就到达目的地了。不过，保证了“蛟龙”号和科考队员的安全，还是可喜的胜利……
劈波斩浪，“向阳红09”科考船战胜了台风的干扰，在西太平洋上全速前进，驶向预定海域。我们的“蛟龙”号一点儿也没闲着，利用晴好天气进行通电检查。7月12日上午，我按照与负责潜航部门的副总指挥叶聪的约定，来到后甲板上：借机进舱参观体验。本来，“蛟龙”号已经做好各种准备，只等到了作业区就实施下潜，是不允许外人再进去的。但在我们随行记者的一再要求下，指挥部采取了有效措施，破例批准了。
潜航员傅文韬带领我和“向九”船船长陈存本进舱——他和船员不辞辛劳为“蛟龙”号提供了母船平台，有机会也想来代表大家“过把瘾”。我们按照要求穿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一步步沿着扶梯登上了“蛟龙”号壮硕的身躯。它的圆形舱口开在顶部，竖着一架钢制小梯，旁边还有一条天蓝色的通风管。因舱内密不透风，下潜前要用它不断通风降温，潜航员就位后再连同扶梯取出来，关好密封盖子。傅文韬第一个先下。而后，我也按照他的做法：摘掉安全帽，脱掉工作鞋――在舱内是只穿袜子或软底布鞋的，随之下去。舱口直径大约50-60厘米，我并不是胖人，仍感觉舱口不大，小心翼翼地慢慢下到蛟龙肚子里。
紧接着，陈存本船长也沿梯下到舱内。里边大约有4-5立方米空间，呈球形，没有固定座椅，只有三个海绵坐垫。傅文韬坐在中间主驾驶位置上，身前几个操作手柄，下边有个放脚的空地，我和陈船长分别盘腿坐在两侧。抬眼看去，前后左右全是各种显示屏、仪表以及密密麻麻的按钮，如同飞机驾驶舱室，只是窗口要少也小得多，一共三个，正前方的观察窗稍大，左右两边较小，都是圆圆的，用厚厚的耐高压材料制成。由于没有下水，用盖子盖得严严的，一点光都不透……
小傅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深海潜航员，伴随着“蛟龙”号一步步成长起来。他连续参加了4年的海试，已经下潜过30多次，曾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深潜7062米的世界纪录，并运用机械手采取了大海参、蜘蛛蟹、海山石等样品，与其他七人一起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中国载人深潜英雄”称号。他中等个头，身材匀称，帅气而文雅，是一个沉稳坚毅的年轻人。他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潜器的构造、特点和如何操作，特别指出我们的科学家和领导者是以人为本的，始终把潜航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数千米深的海底神秘莫测、诸事难料。
“你看，这些都是生命支持系统和紧急脱险装置。一旦遇到麻烦，可以有几种办法迅速抛载上浮，如果身陷泥沙，还可发送一根带浮标的长缆，海面上的母船发现了就能够立即施救。因而请放心，我们的蛟龙号是很安全的！”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对他们充满了钦佩和敬慕之情。常言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那第一批试验下潜深海的人更是勇士中的勇士。看到我兴致勃勃、跃跃欲试，小傅主动提出跟我换个位置，让我“当”一回主驾驶。
这可是意外之喜，如果真是在海底潜航，我可不敢接过主驾驶的操作把手。坐在中间，感觉大不一样，俨然这条“深海蛟龙”的主人，我煞有介事地握着手柄，在傅文韬指点下，下潜上浮，前进后退――当然只是做做样子。
下潜时外面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的蛟龙号每分钟下潜40米左右，从观察窗看出去，开始还能看清海水的蓝色，越来越深，200米以下基本就是一片漆黑了，偶尔划过一些发光的海鱼、磷虾之类的生物，像流星雨，但没有那么快……”
“是不是像夏夜田野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
“对对，你这个比喻比较形象。”
“舱内和舱外都不开灯吗？”
“不能开，因为有些海洋生物有趋光性，看到潜器灯光可能冲过来。外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开着灯，竟然遭到一个大家伙的冲撞，差点儿把观察窗撞破了。我们只有悬停或坐底后，才打开舱外灯工作，光亮能照出十几米远，再操作潜器以一两节的速度慢慢前行，观察地形、生物和矿物……”小傅娓娓道来，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道奇妙的海底风景线。
“前面有一个大海星，我需要采集它做样品，怎么办？”说话间，我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情况。
“好，你可以用机械手抓住它，放到前面的采样篮里盖住。”小傅说着，手把手地教给我使用机械手工作。这是他练就的一个绝活，两手交叉操作――因为机械手柄在左侧，而人的右手比较灵活，他就用左手稳定潜器并慢慢接近目标，右手则操纵机械手捕捉生物或矿物标本。双管齐下，相辅相成。
“在蛟龙号5000米级海试时，我就用这个方法采集到一个深海海参，足有40厘米长，人们还从未见过。在灯光下通体发蓝，几乎透明，漂亮极了！”
“是啊，那应该送到水族馆里养起来，让大家参观。”
“不可能了……”小傅摇摇头：“那是几千米深的海底生物，随着潜器的上浮，压力减小，它也受不了无水压的环境，体内器官会膨胀，到了海面已经死了。至于它在深海怎样繁衍生存，要请生物学家去研究了。”
太可惜了。我遗憾地叹息了一声，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海底地形是怎样的？有山吗，有植物吗？”
“海底与陆地上差不多，有平原、沙漠，也有海山，平顶的，尖顶的，还有深不见底的裂沟。但是没有植物，生命体只是动物或者浮游生物。人们原以为深海漆黑冰冷，没有生命，其实当潜到几千米海底就会发现，在冷泉区、热液口还集聚着不少鱼虾贝类呢。此外，海山上下埋藏着丰富的锰结核、富钴结壳等矿产资源，如果开发利用，会极大地造福人类。”
哦，神秘的海底世界，还有多少未知数需要人类去破解呀！我们的“蛟龙”号载人深海潜水器和英雄的潜航员，就是华夏儿女打开这扇“龙宫”大门的钥匙。
欢乐的时刻总像针尖一样短。不知不觉，我们竟在舱内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如果不是通风管不停地送风，身上早已是大汗淋漓了。
这时对讲机响了：“请陈船长到报务室接电话。”
可陈存本船长意犹未尽，说：“先请别人代接一下吧。”哈，原来他也想体验一下主驾驶的感觉。
我说：“这与你驾船不一样吧。”
“是啊，在这里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更不容易哩！”
我和他交换了一下位置，继续在傅文韬指导下了解蛟龙的脾气秉性。直到舱外的叶聪副总指挥催促进行下一项检查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爬出“蛟龙”号潜水器。
阳光明媚，海天一色，我出舱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没有真正下潜到深海，可我的感觉却如同刚刚从海底归来一样兴奋。
第五章 横空出世——中国载人潜水器诞生记
中国大洋协会
为了梦想，我们去远航
无边的海洋在前方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
我们挺进的航向……
这是一首名为《大洋考察之歌》的歌曲。2011年12月，为了纪念中国大洋协会成立20周年，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在人民网上推出了两套歌词方案，征求广大网友意见，共同谱就一首反映大洋工作、体现大洋精神的战歌，上述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还有待完善，但已基本反映了中国大洋协会的精神风貌。
然而，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中国大洋协会”几个字，还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它与深海载人潜水器有什么关系呢？
它的全称是：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简称“中国大洋协会”。
1991年4月2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间会客厅里，来自国家海洋局、冶金部、地质矿产部等有关单位的代表围坐一起，像是在召开一个座谈会。唯有背景会标上一行大字，说明了此会的主旨和内容：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成立大会。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低调的会议，没有电视转播、没有鲜花红旗，但却在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洋协会对外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海底区域事务，申请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对内协调国内各方面的优势力量，开展国际海底区域工作。最高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大洋协会办公室是协会的执行机构，简称“大洋办”，具体负责大洋专项任务的组织实施，由国家海洋局代为管理。由此，正式吹响了中国进军深海大洋的号角。
前面说过：地球的表面积为5.1亿平方公里，海洋的面积为3.6亿平方公里，其中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国际海底区域总面积为2.517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49%。因此，国际海底区域是地球上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最大政治地理单元，是尚未被人类充分认识和开发利用的多种自然资源潜在的战略基地，是各国进行瓜分被称为“第六大洲”的“蓝色公土”。
20世纪末叶，世界各国利用海洋高技术特别是深海载人潜水器技术，对海底进行资源勘探，陆续发现了众多丰富宝贵的资源品种，其储量是陆地无法相比的：锰结核，富钴结壳，含有镍、钴、铜、锰、铂等70多种元素，高出陆地几十倍到几千倍。热液硫化物，含有铜、锌、铅、金、银、铂等元素。天然气水合物，换算成甲烷气体，约为全世界煤、石油、天然气总储量的两倍。还有多样的深海生物资源，具有独特的生物结构、代谢机制，物种大约是陆地物种的两倍……
瞧，国际海底区域这块“大蛋糕”是多么诱人啊！
1982年4月，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应对区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权利，任何国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也不应将区域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可以说，这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不能说谁拳头大就是谁的。我国完全支持，公约通过当天就签字同意，并于1996年由全国人大批准加入。
可是，一些西方大国感到无便宜可占，迟迟不肯签字，甚而直至今天，常常把“人权平等”挂在嘴边上的头号超级大国——美国，还没有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约国，却不断以最强的海上力量在三大洋上来往横行、指手画脚。
1983年3月，联合国海底管理和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成立，简称“海底筹委会”，后称国际海底管理局。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其宗旨是：代表全人类行使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力。管理局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公平分配从区域内活动取得的财政及其他经济利益。
我国对“海底区域”的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是进行多金属结核调查。1984年8月以来，国家海洋局和地质矿产部分别派出“向阳红16号”和“海洋四号”调查船，共进行了8个航次的调查，调查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从中选出30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富矿区，为我国提出矿区申请登记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酝酿成立一个类似民间科研的组织机构，便于在国际上出面工作。于是由国家海洋局联合地矿部、冶金部、外交部等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成立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的请示”。1990年4月即获得批准筹备，并开始以此名义开展工作。
1990年8月，时任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李道豫，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登记为先驱投资者的申请书》，并附30万平方公里的申请矿区。先驱投资者是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前，已经对大洋底多金属结核等资源的勘查活动，进行了至少3000万美元投资的国家或其控制下的法人和自然人。此时，只有印度、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的海洋部门，提出申请登记。
1991年3月5日，联合国海底筹委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将我国申请的东北太平洋矿区分为两个同等商业价值的区域，其中15万平方公里作为保留区留给国际海底管理局，另15万平方公里作为开辟区分配给中国（后来，我国与国际海底局先期签订了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区勘探合同）。这标志着中国大洋协会的申请书获得联合国的批准，成为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登记的第五个先驱投资者。
在此背景下，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应运而生。它受中国政府委托，组织开展大洋资源研究开发工作的组织，享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权利，承担其要求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大洋协会现有理事单位90个，常务理事单位12个，先后由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炳鑫、王飞兼任理事长，张利民、毛彬、金建才、刘峰任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其成员主要来自国家海洋局、地矿部、冶金部、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他们都是中国大洋事业的开拓者，由此开始了我国大洋事业非凡的发展历程。
其中，有一位本书至关重要的人物，走上了“大洋工作”的前沿阵地。他就是日后研制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的总体组组长、“蛟龙”号海试从1000米到突破7000米设计深度、海上试验的现场总指挥刘峰。
初见刘峰，是在2013年初冬的一天，我应约来到位于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路的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当时，刘峰是中心的主任，而他们的基地正在青岛即墨鳌山湾建设之中，临时借用兄弟单位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一座小楼办公。在热情周到的办公室主任李直东引领下，我走进了刘峰主任的办公室。
这是一里一外两个房间，外边稍大一点儿摆着几只沙发，看得出来是开小会兼接待客人之用。他正在里屋打电话，来言去语谈的全是有关深海基地的事情。不一会儿，他放下了电话，微笑着走出来说：“哎，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快请坐！”
“没关系，是我们打扰了。”望着这位已经从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上熟知的、为中国深潜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开拓者，作为采访了众多成就斐然人物的我，还是肃然起敬地打量起来。他中等个头，身材不胖不瘦，头发乌黑整洁，近视眼镜后面的双眼闪着明亮的光泽，精明而干练。
“你们想了解‘蛟龙’号，媒体上说了不少了，都是大家按国家部署干的，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刘主任，我们从北京到无锡，再到青岛走了一圈，大家都说你最清楚‘蛟龙’号的来龙去脉了，因为从立项到海试成功，每一个阶段你都是主要参与者。可以说，找到你就等于找到打开‘蛟龙’号发展的钥匙了。”
“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他谦虚地摆了摆手。
整个下午，我们在他的小会客室里，悠闲地喝着茶，围绕深海潜水器的话题畅谈起来。
公元1962年，正是天灾人祸肆虐神州的年月，在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地区鄄城县的一个农家里，刘峰出生了。祖祖辈辈都是“汗珠落地摔八瓣儿”的庄户人，传承给他淳朴正直勤劳刻苦的家风。好在家里不管多么困难，也要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上学。小学在本村，中学上民办农中，老师大都是临时聘用的回乡高中生。这样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不过小刘峰十分好学上进，睁大着一双求知的眼睛。因为他明白，只有学习出色才能有改变命运、“吃上国库粮”的机会。
1977年，“文革”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许多人摩拳擦掌准备参加高考，仅仅读完高一的刘峰因成绩好也被推荐参加，他懵懵懂懂地决定试一试，结果名落孙山。年仅15岁的刘峰丝毫没有气馁，反而看到了希望。他憋足了劲儿，考上了菏泽一中高中班，开始了更加勤奋的学习生活。离家50多公里，刘峰与几百个同学住在大礼堂里，堪称全球最大的学生宿舍，吃饭多是啃窝头。心中有梦，就不觉得苦了。1979年夏天，刘峰再次报名参加高考，一举成功。当老师问他报哪个学校什么专业时，他脱口而出：“学机械！”因为他看到公社有个农机站，当个农技员就挺好的。
按照填报的志愿，刘峰被录取到北京钢铁学院矿山机械系，这年他才17岁。其中有一个细节：当时高考英语分数只占10%，他为保证主项，就干脆放弃了那门课程。后来自己戏称是免考外语，实则上了大学后才从ABC开始学起。刘峰从小有一股韧劲儿，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做成。进北京上了大学，犹如鲤鱼跳了龙门，怎能不百倍珍惜呢！他开始了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学校每周一次的电影娱乐，都很少去看，全身心地投入进知识的海洋。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除体育等课程得了四分外，几十门功课他都是五分。品学兼优的刘峰让人刮目相看，一直被选为学习委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刚满21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直接考取了本院研究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刻苦努力，每门课程都是“A”。期间，还被推荐为本系的大学生辅导员，指导小他几岁的学弟学妹们生活和学习。在几年的求学生涯里，面对知识的海洋，他如饥似渴，博览群书，除矿山机械的专业知识外，还阅读历史、人物传记等各种书籍，像一块海绵，拼命补充因“文革”造成的知识缺失。他眼界大开，再也不是仅仅知道公社农机站的他了。1986年硕士毕业，他被选中留校当了助教，两年后成为最年轻的讲师。一棵来自鲁西南忠义之乡、革命老区的幼苗，就这样在春风吹拂的京城里茁壮成长起来。
命运之手有时在不经意间拨动了人生方向。如果不是一次推荐，我们的主人公刘峰可能就会沿着钢铁学院教授、主任、博导这条路走下去，也就不可能与海洋深潜打上交道。1991年春天，中国大洋协会成立，需要冶金部推荐一名懂机械装备的人选前来工作。年轻的钢铁学院讲师刘峰进入了视野。当时学院正准备提拔他当系副主任，舍不得放人。可他听说这是为国家开采海底矿藏的事业，义无反顾地来了，成为大洋协会的开山“元老”之一。一年后出任大洋办技术开发处副处长，两年后年仅32岁的他又被任命处长，是当时国家海洋局系统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
此后，刘峰一头扎进调查海底资源、研究制订发展规划的工作中去。他几乎在大洋协会各个部门走了一遍：技术处、总务处、国际合作处、项目管理处等，经历过各方面的磨炼，越来越成熟了。1997年，他出任大洋办主任助理兼技术开发处处长，重点负责深海采矿技术项目，开始参与我国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论证、立项工作。其间，刘峰跟随原海洋局副局长倪岳峰、大洋办主任金建才多次到相关单位：科技部、中科院、中船重工702所等地调研、座谈。一些有关研制深潜器的报告、建议书，都是他在倪局长、金主任指导下，连夜起草整理出来的。
当时光老人的步履迈入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海洋战略不断调整深化，时不我待。尤其是我国被联合国列入深海采矿先驱投资者，并申请到太平洋国际海底矿区之后，研制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1999年10月，杭州西湖岸边，秋阳明丽。正在这里出席全国“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战略研讨会”的代表们，没有一点儿心思欣赏美丽的景致，而是集中精力探讨中国如何走向深海大洋之路。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大洋协会组织召开的。
通过热烈而有序的研讨，会议确定：我国的国际海底活动在21世纪中期以前，大致可分为以资源勘查和圈定矿区为主、研究开发深海产业技术为主和建立深海产业三个阶段。然而，要完成这些战略任务，没有高技术等级的深海装备是不行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就曾呼吁研发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最典型的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02研究所。这是我们船舶工业研发与设计的国家队，也是高等级海洋装备系列的孵化室。著名的水弹性力学与船舶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吴有生出任所长后，力主开拓创新，双向发展，既积极争取国家高科技项目，又瞄准市场需求。
这时，在“863”机器人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组织协调下，本所徐芑南为总设计师的无人自治式6000米深潜器正在研制，胜利在望。吴有生敏锐地意识到大深度潜水器将是国家开发海洋的“利器”，应该加大工作力度。一方面专门成立了水下工程研究室，一方面组织所内专家徐秉汉、徐芑南、沈泓萃等人研究论证，向国家有关部门打报告：早日立项开发载人深海潜水器！
可惜的是：当时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项提议的重要性。有关部门研讨了申请报告后，以目前还不是十分需要、国家财力有限为由没有批准立项。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迫切的“用户”，认为无人深潜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之后，2001年与中国大洋协会签订了在东太平洋夏威夷海域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水深约5300米。合同规定：15年内具有专属勘探权，未来具有优先开采权。如果期满不具备商业开采价值，可以申请延长5年。逾期收回。
这样一来，中国如果没有高精尖的深海技术装备，将缺乏有效完成海底探测的能力，既与我们这样一个海洋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也会使到手的勘探矿区功亏一篑。作为代表国家履行勘探开发深海职责的中国大洋协会责无旁贷。他们就是最直接、最迫切的“用户”！
2001年1月16日，大洋协会在北京召开了深海载人潜水器座谈会，专题研究如何大力发展深海载人技术装备。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张登义、副局长倪岳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淀佐等11名院士和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大洋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船重工集团机关及702所相关的领导、专家参加了会议。会上，各方达成了共识：尽管无人潜器具备安全、自由的优点，但无法代替科学家深入海底具体观察、勘测。为了早日登上深海开发头班车，我国一定要发展载人潜水器。
生活就像海洋，波浪一个接着一个。目标确定后又遇到了新问题：究竟研制多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为宜？几种意见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一种观点是：“三大洋平均水深不超过5000米，而矿藏资源大都集中在4500米左右的海底，我们研制4500米级的深潜器就可以了，技术上、材料上都更好掌握一些，也比较安全。”
另一部分人认为：“正因为你没有这个装备，去不了那么深的地方，才不清楚在大深度的海底有什么科学价值。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日本和俄罗斯有载人深潜能力，但最深也就是6500米。我们是站在新的时代里，作为海洋大国，有责任把世界深海技术推向前进。直接研发7000米以上的潜器，几十年也不落后。”
当时，俄罗斯某研究所正打算研制万米级的潜器，可缺乏资金，于是希望与中国合作，共同打造11000米深的载人潜水器。这样可能会快些，但缺点是我们不能完全享有自主权。种种方案各有长处，又都有不足。经过不断地交锋、碰撞、融汇，由当时的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司汇总，报到了徐冠华部长手中。
一介书生模样的徐冠华，是一位具有专业和行政才能的复合型领导人。接到报告后，没有马上下结论，而是带队来到702所深入调研，综合评判，同时向我国分管科技的老领导——前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做了汇报。在宋院长明亮的办公室里，徐冠华带领高新技术司、大洋协会的人员一边打开有关资料，一边分别讲述了几种方案。
“国家需要，研发能载人的深潜器势在必行。各方面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你们的看法呢？”宋健听完汇报后问道。
“我认为要做就做高水平的。”徐冠华旗帜鲜明。
从战争年代的胶东半岛走来的宋健，既是一位早年当过“小八路”的老干部，又是一名留学苏联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生长在大海边，又长期担任国家科技事业的领导人，了解海洋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我国进军深海大洋的战略意义，深入思考后掷地有声地表态了：“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落后欧美和日本很多年了，现在要迎头赶上！要我看，一是要自主，二是要超前。外国这个类型最深的不是6500米吗？我们就做7000米的，拿他个世界第一！”
“好！”听到老领导态度如此坚决，徐冠华长舒了一口气：“技术上不是问题，关键是抗压材料和浮力材料。7000米级的可以到达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够用了。”
“前几年我们就制定了‘上天、入地、下海’的科技规划，如今上天入地都有了很大进展，下海也应有所突破。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通过这次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研发，还可以培养一批高科技人才，带动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制造。你们按照这个思路再好好论证一下，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
宋健，作为国家科技事业的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更加坚定了科技部、海洋局、大洋协会的信心。经过一番严谨细致的论证，各方面统一了思想认识。大洋协会办公室金建才、刘峰等人抓紧草拟立项报告。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组织审核，终于将“7000米载人潜水器”项目立项了，并且列入国民经济“十五规划”“863计划”的重大专项。
国家海洋局作为本专项的组织部门，中国大洋协会作为业主，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实施。历史使命就这样光荣而艰巨地落在他们身上。
吹响深海集结号
寒风凛冽，雪花纷飞。那是北京多年来少有的一场大雪啊！
2001年12月7日，冰雪封堵了路面，交通大面积瘫痪，整个城区的大街小巷似乎都成了阡陌相连的停车场，北京市政府为此破天荒地发出了一号扫雪令。
位于京城海淀区的北京友谊宾馆会议室，却洋溢着一片春天般的温馨和活力。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组正在这里召开竞聘“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组成员会议。总体组相当于整个专项的龙头，负责组织调度研发的计划、进度、技术上总体协调等等，说白了，它就是一场大战的前沿指挥部。只有首先选聘好了总体组，确定好了作战方案，各个“战场”才能相应展开。
全国相关单位——海洋局、大洋协会办公室、中船重工集团702所、701所、中科院声学所、沈阳自动化所等代表济济一堂。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冯记春司长主持，首先做了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今天外面雪花飘飘，是个好兆头，瑞雪兆丰年嘛！我们等于在这里摆下一个擂台，各路豪杰把你们各自的优势亮出来，让评委们好好选一选。”
这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过去研制新装备，往往是某个研究所行为，力量有限，也不是专为用户来办的，而此次科技部决心突破体制，设立一个机构统领、主导这个项目。总体组应运而生。而一直为海洋装备奔走呼号的中国大洋协会，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前沿。作为大洋办主任助理兼项目管理处长的刘峰，责无旁贷。
几位竞聘者陈述过后，冯记春司长宣布：“现在请大洋办的刘峰做应聘报告。”
刘峰应声而起，走上前台，向大家鞠了一躬，朗声说道：“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大家好！我的陈述报告分三大部分，一是个人简历，二是对863重大专项计划的认识，三是参加重大专项总体组工作的初步设想。下面我结合幻灯片汇报……”说着，他将早已制作好的PPT应聘材料播放在大屏幕上。翔实而生动。
作为大洋协会项目管理处长，他参与组织制定了有关规划，使协会的海上勘探、技术发展、环境研究、船舶建设等项目得以协调发展；在国家863重点项目——6000米自治水下机器人研发中，他任总体组成员，具体负责制定深海环境下的技术要求，船上收放设备与机器人衔接；更为重要的是，他曾组织专家提出了深海载人潜水器需求论证报告……
最后，他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说：“作为总体组成员，我的初步设想是：一、形势紧迫，时不我待。世界正在进行蓝色圈地运动，我们中国人不能当看客。目前结核富矿区已被瓜分完毕，国际海底管理局正在制定海底硫化物、海底富钴结壳规定，但我们苦于没有手段，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二、条件具备，加速发展。我国在深海运载器技术领域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可以再接再厉。现在有了明确的用户需求和业主支持，我们大洋协会基本方针就是‘持续开展深海勘查，大力发展深海技术，适时建立深海产业’，要求在‘十五’期间研制出能实用的载人深海运载器。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我应聘成功，一定在上级机关的有力领导下，团结各个单位科研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这项任务，为我国的深潜事业、为大洋开发做出应有的贡献。我的陈述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评委和领导！”
“哗——”他的话音刚落，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与会专家学者领导们，对刘峰的应聘报告印象深刻、十分满意，认为有观点、有思路、有例证、有信心，看得出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既熟悉研发7000米载人潜水器的来龙去脉，又具有高度的献身祖国深海开发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当所有应聘人员陈述完毕，评委们开始了紧张的评判工作。晚餐时间到了，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
经过严格科学、公开公正的选拔程序，评委会从有利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确定了总体组成员名单：刘峰（大洋协会主任助理、项目管理处处长、教授级高工）、徐芑南（中船重工702所研究员）、万正权（中船重工702所副所长、研究员，后改为崔维成，702所所长、研究员）、吴崇建（中船重工701所所长、研究员）、张艾群（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朱维庆（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峰为总体组组长。
那天晚上，虽说飘飞了一天的大雪停止了，天气转晴，但温度极低，尚未清扫干净的马路上冻结了一道道车辙印，人来车往都像个小脚女人似的，小心翼翼还免不了东滑西斜。刘峰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可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一直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
犹如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围绕组织实施这个国家重大专项，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办公室，特别是以刘峰为组长的总体组全力以赴，一幕紧接一幕，一环紧扣一环地铺展开来。最先展开的是研讨通过《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方案论证报告》。
事实上，这项工作早在动议研发大深度载人潜水器之时，已经启动了。前面说过，中船重工702研究所曾提交过类似报告，只不过未能得到落实。如今有了大洋协会这个用户，柳暗花明又一村，列为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不用说，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又落在了中船重工702所头上。主要领军人物——吴有生和徐秉汉，是中船重工702研究所的两位工程院院士，也是最先呼吁研发中国载人深潜器的科学家之一。
生于1942年的吴有生，浙江省嵊县人。1968年他在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702所前身）结构力学实验室工作。虽说处在风云动荡的年代，吴有生像许多胸怀大志的科学家一样，丝毫没有沉沦，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实践。
1981年6月，吴有生赴英国学习，决心要在这优越的条件下实现学术上的超越。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当面对打印好的、凝结着三年心血的厚厚博士论文稿，面对那张外国人习惯给亲人或父母献词的扉页时，吴有生感慨万千，沉思片刻，郑重地用英文打上了久藏心底的一句话：“献给我的祖国！”
1984年10月，英国伦敦布鲁纳尔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正在进行中。
“我注意到了，您这儿写的‘献给我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名，是吗？”答辩委员会主席雷诺斯教授看着吴有生博士论文扉页上的一行英文字，亲切地问道。
“是的。”吴有生掷地有声的回答。
“那你不打算留在英国吗？这里有很好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啊！”另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史密斯博士试探着问。
“我感谢校方和老师们的厚爱。但祖国需要我，在国内，我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研究。”吴有生礼貌地回答。
“您的祖国会为您感到骄傲的！”也许是被眼前这名年轻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深深打动了，雷诺斯教授主动站起来与吴有生握手致意。
他的导师比绍帕教授对吴有生的离开深感惋惜，但也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专门给702所所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即将失去吴有生，而你们却将重新得到他。当你看到他的论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一篇杰作，它表明吴有生是水弹性力学与船舶力学的一流专家。”
回国时，吴有生用省吃俭用攒下的120英镑，买了6个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度传感器，送给702所做实验用。后来，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国终于有了一支颇有国际声望的水弹性力学研究队伍。1992年，吴有生出任中船重工702所所长，1994年当选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成功和盛誉面前，吴有生更加努力。他书斋里那不眠的灯光，构成美丽的太湖岸边一处别样的风景。
同样，徐秉汉也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比吴有生大9岁。1933年8月21日，出生在浙江省鄞县乡下一个普通家庭里。徐家为其取名秉汉，就是希望他将来有出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幸的是他幼年时父母亲双亡，依靠两个姐姐度过了童年的生活。
新中国的成立，才使这样的穷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机会。1955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读研究生，并参加船舶结构力学教研组工作。他很快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196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列宁格勒电台晚间新闻，报道了中国留学生徐秉汉全票通过答辩并获副博士学位的消息。老师和同学们向他表示祝贺，并请他留下来工作。徐秉汉的目光扫过攻读了四年半的房间，桌上一只中国帆船模型触动了他的神经，中国海洋史特有的辉煌和屈辱的历程，使他心潮起伏：船！造船！让我们在海上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回国后，徐秉汉分配到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从事流体力学和结构力学的研究，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科技报国之志始终不渝，后又转任702所结构研究室主任，在我国潜艇发展中的几次重大试验中，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所领导的研究课题分别获得国家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1997年，已经67岁的徐秉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来，随着中国海洋意识的增强，以及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的成立，并且被联合国批准为第五个深海采矿的先驱投资者，承担了30万平方公里洋底的探测任务。徐芑南参加的CV-01无人自主式潜水器进展顺利，以吴有生、徐秉汉两院士为代表的702所船舶专家们，看准了国家的需要，力主研发大深度载人潜水器。不料，由于时机不太成熟，只得到一句：“再等等看吧……”
这一等就等了将近十年。如今时来运转了，他们怎能不欣喜若狂、全力以赴呢！立即组织力量，详尽筹划，在大洋协会金建才、刘峰等人的组织协调下，整理出了一份严谨科学、便于操作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方案论证报告》。应该说，这就是日后的国宝——“蛟龙”号的胚胎，也是一份值得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作战计划”。
“7000米载人潜水器”由载人潜水器本体和母船支持系统组成。
潜水器本体包含潜水器总体性能集成、水动力系统、载体结构系统、重量调节系统、应急安全系统、动力源系统、液压系统、作业系统、控制系统、通讯定位系统、观察系统和生命支持系统等部分。由中船重工702所、701所，中科院声学所、自动化所等单位负责研制。
母船支持系统由7000米载人潜水器的用户（中国大洋协会）负责保障。
此外，报告还论证了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同类型潜水器的技术特点、国际市场上的浮力材料、光学仪器、加工工艺等行情，指出借助国际深潜科学界的宝贵经验，坚持需求牵引、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的原则，高起点、跨越式发展我国深海潜水器技术，切实可行，有信心也有能力在2005年研制出满足用户需要的载人潜水器。
2001年12月23日，科技部高新技术司、“863计划”重大专项组在北京组织召开评审会，通过了“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方案论证报告”。这就等于签发了中国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准生证，一场精心组织实施的深海潜水器大战拉开了序幕……
退休“老帅”再出山
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是一句俗语，却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特性：一刻不停地自转和公转。当中国人还在紧张工作的大白日里，西半球上的美国则相差了13个小时，已是繁星满天，夜幕笼罩了。
2002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正准备上床休息，一个来自中国的越洋电话打到美国某地。接电话的是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徐芑南！这就是我们本书多次提到的主人公之一，中船重工集团702研究所研究员。此时，他已经退休6年了，与老伴方之芬来到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家里安度晚年。可这一个电话，让他的生命之树绽开了新花……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702所所长的吴有生教授在电话中告诉徐芑南：“老伙计，7000米载人潜水器立项了！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要请你出山，这个总设计师非你莫属！”
“是吗？太好了！”对徐芑南而言，潜水器是他永远割舍不下的情缘，在此之前，有缆的无缆的，无人的载人的，几乎所有种类的潜水器，他都做过。而做大深度载人潜水器，则是他多年的夙愿。“我一定参加。不过，我年龄大了，做个顾问就行了。”
放下电话，徐芑南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招呼妻子、儿子马上订机票，恨不得第二天就要回国。可家人们担心：这年他已经66岁了，而且身患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等多种疾病，一只眼睛仅存光感。当初参加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海试归来，查出一天心脏早搏1600多次——-是需要安心休养的时候了！
“盼了多年的项目终于通过了，是令人高兴，可你身体行吗？”妻子方之芬与他同在702所工作过，深知丈夫的心愿，更了解病痛对他的折磨，一时间处在了两难之中。
“爸，你就别逞强了。如果累坏了身体，自己受罪不说，还会影响了项目进程。我们不同意你回去。”儿子媳妇坚决表示反对。
徐芑南摆摆手，说：“你们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一思考潜水器，头就不痛了，血压也不高了。只要能为国家做好潜水器，我身上就感觉舒坦。”
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
夜深人静，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徐芑南夫妻俩一丝睡意也没有，还在你一言我一语悄声谈论着。方之芬毕业于华东理工学院，身上凝聚着科学家和家庭主妇的素养，这些年不但把家务全担当起来，还为丈夫的科研事业做了大量辅佐工作。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终于立项了，她同样欢欣鼓舞。只是丈夫的身体，令她充满了担忧！
“我知道这个机遇太重要了，不过……”方之芬欲言又止。她想起了曾为发展中国水下机器人奋斗过的蒋新松院士，正是在66岁那年积劳成疾突然离世的，如鲠在喉的话终于出口了：“芑南，今年你也是66岁了，而且身体又不好。虽说蒋院士身后给了很多荣誉，可我就是想要一个健康的你啊……”
刚说完这句，方之芬就后悔了，怎能“胡乱”联系呢？然而徐芑南非常理解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心情：一句看似“不吉利”的话埋藏着多么深厚的爱啊！他拉过妻子的手，紧紧握着：“别担心，如果不让我参加，成天思虑这件事，可能更不利于身体。咱们把这个项目做好了，过世的新松老兄，还有许多前辈的在天之灵都会高兴的。再说，我不是有你嘛！你就是我的幸运星啊！”
“你呀……”方之芬被丈夫的一席话打开了心结，脸色多云转晴了。
徐芑南走到落地窗前，拉开厚厚的窗帘，一缕明亮的月光照进了卧室，感觉到犹如家乡伸来了一双热切的手。他回身向妻子点点头，又指了指窗外。方之芬会意地一笑，轻轻过来依偎在丈夫臂弯里。两人久久凝望着窗外的圆月，心儿已经回到了长江之畔、太湖之滨……
两天后，徐芑南夫妇说服儿子媳妇帮助办好手续，携手飞回国内，投身到7000米载人潜水器的研发与试验之中。
按说，国家“863计划”对于一个项目的总设计师，是有年龄要求的：60岁以内的在职工程技术人员。徐芑南也做好了当顾问的准备，只要能参加这个项目就行。可是，大家分析来分析去，感到他最合适。做总师要有两个基本素质：一是业务全面；二是协调能力强。这些徐芑南都具备。
负责组织攻关的总体组组长刘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通过研发无人自治式潜水器结识了徐芑南，深为他的学识人品所折服。7000米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刚一获批，刘峰首先想到了这位老专家，力促其担任总设计师。可徐总工已退休多年，事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求贤若渴的刘峰便直接给时任所长郜焕秋打电话，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要是不把徐总请出来，这个项目就不知花落谁家了！”
“呵呵，你不用激将法，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早就想到他了。”
果然，徐芑南答应“出山”后，中船重工702所和项目总体组联名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科技部领导慎重研究破格批准：聘任已经66岁的徐芑南为“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这一任职，就是整整十个春秋。
有人说，徐芑南的人生高度，几乎可以用中国深海潜水器的下潜深度来衡量：300米、600米、1000米、3000米、6000米、7000米！可以说，中国载人深潜每前进一步都有他的杰出贡献，他的梦想随着潜水器的下潜，不断深入到更蓝更深的海域。
是啊，世间能有多少这样厚重的人生呢？从风华正茂的少年，到鬓发染霜的古稀之年，从普通的潜艇兵到世界级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贯穿徐芑南整个人生旅程的只有一条主线——深潜！让祖国的潜水器潜入海底，去领略那充满奥秘的海底画卷，去探寻那无穷无尽的海底宝藏。
徐芑南是浙江宁波镇海人，1936年3月出生，正是“国破山河在”的年代。镇海地处甬江入海口一带，招宝山被称为“浙东第一山”，地势险要，历代为海防要地。鸦片战争时，钦差大臣裕谦监防督战，在此顽强地抵抗英国侵略军。最后，强敌攻破镇海城防，裕谦投海殉国。这种有海无防、落后挨打的屈辱，深深印在徐芑南的心灵里，从小立下了好好学习、将来科学报国的志向。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东海舰队“长江舰”，挥笔写下了振奋人心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年，刚满17岁的徐芑南正巧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深受鼓舞，更坚定了为保卫海疆当一名造船工程师的理想。他如愿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
四年半的大学生活，使徐芑南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毕业时，他填报的分配志愿是船舶设计所或造船厂，一心想亲手为国家造大船。不料，却被分配到了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702所前身），他以为只是研究单位，找到管分配的老师想换一换。老师说：“研究也要设计，人家想去还去不了呢！你去了就知道了。”
“是吗，那我服从分配。”当时，我国海军建设和国防科研事业基础薄弱、技术缺乏，急需科技攻关。来到船舶研究所后，徐芑南被派去做潜艇试验。本来他的毕业设计是“水面舰船”，这一下要改变方向了，可想到国家的需要，徐芑南毫无二话，由此他的事业就从水上潜入到水下。
说来有意思，分配研究潜艇的徐芑南，此前还没见过真正的潜艇，所有关于潜艇的知识都来自于书本。他意识到，年轻人光有勇气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于对知识的积累。他主动请缨下基层，来到了青岛的海军潜艇基地，当上了一名“舰务兵”。徐芑南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些阀门打开或者关上。其余时间，他一点儿也没闲着，在潜艇上跑前跑后，把各个舱段都摸了个滚瓜烂熟。一个月飞快地过去了，他觉得不过瘾，又要求延长时间。
青岛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迷人的汇泉湾海水浴场，海上第一名山——崂山，人们一般都要去观光游览。可这些丝毫引不起青年徐芑南的兴趣，他百倍珍惜这次“当兵”的机会，一步也舍不得离开潜艇基地。至今回想起来，徐芑南仍然觉得这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光：“我终于知道我干的是什么，该怎么干了，连看图纸的感觉都大不一样了。”
当徐芑南建立起对潜艇的认识并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苏联等国家已经开始向大洋深处进发了，载人深潜技术突飞猛进。年轻的徐岂南着急啊，他在工作之余找了很多外文资料来看，从中寻找灵感和思路。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混乱不堪。受到“白专路线”批判的徐芑南，对那些所谓革命行动“敬”而远之，把心思全放在“促生产”上了。
人手少忙不过来，很多时候，他都要完成几个人的任务。从行车指挥、设备安装、实验测试，到写分析报告，一个人全包了，慢慢成了个“多面手”。就在那非常年代里，徐芑南主持与创建了最大深海模拟试验设备群。这是潜艇耐压壳设计研究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而当时西方对我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
凭借资料上美国海军实验室的一张照片，徐芑南和课题组成员绞尽脑汁，在工人师傅们的支持下，只用了3年时间，就自行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当卡环密封的压力筒设备。20世纪70年代，他又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层壳、定比压力的新结构形式，并建成了我国最大压力筒设备及系统——其压力达25兆帕、直径达3.2米、高9米，这为我国水下舰船和潜水器结构研究奠定了试验基础。
20世纪80年代，随着陆地上资源过度开采，人们把目光转向大洋海底——这个地球上尚未开垦的资源地。美、法、俄、日先后研制出6000米至6500米级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而我国海洋工程也在大力发展，徐芑南作为总设计师，带领中船重工702研究所等5个单位的技术骨干，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单人常压潜水器和双功能常压潜水器的研制，达到当时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80年代末，徐芑南被任命为船舶总公司总设计师，提出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攻克具有光纤通信的缆控水下机器人技术方案。这就是以援救为主、兼顾海洋油气开发的大功率作业型缆控无人潜水器。1992年起，徐芑南受“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之邀，又担任了6000米自治水下机器人的总设计师，一举成功。
“无人、载人，有缆、无缆……几乎所有种类的潜水器，我都做过了。唯一想做而没机会做的，就是大深度的载人深潜器。”徐芑南不无遗憾地说。
20世纪后半叶，深海技术被认为是与航天技术、核能利用技术并列的高新领域，而载人深潜器则是海洋开发和海洋技术发展的制高点。1996年，花甲之年的徐芑南心有不甘地办完了退休手续，以为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就此搁浅了。
然而，希望往往出现在拐角处。
退休六年后，徐芑南有机会重新披挂上阵，担当了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带领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在大时代中续写深潜传奇，成就了事业的深度和人生的高度……
有志男儿聚无锡
具有“太湖明珠”美誉的无锡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北倚长江，南濒太湖，自古便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如今，无锡更因是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诞生地，而闻名遐迩。
负责研制总装“蛟龙”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就坐落在风光无限的太湖之滨——无锡。它依山傍水，逶迤绵延数华里，规模宏大、设施配套齐全，堪称船舶研究机构的远东之最。高大宏伟的科研大楼顶上树立着八个醒目的大字：兴船报国，创新超越。
这个研究所有着光荣的历史。1951年建立于上海黄浦江畔，原名中国船舶研究中心，主要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领域的水动力学、结构力学及振动、噪声、抗冲击等相关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以及高性能船舶与水下工程的研究设计开发。前面所说的吴有生、徐秉汉、徐芑南等著名科学家都在此工作。1965年总部搬迁至无锡，设有上海分部和青岛分部。
几十年来，702所坚持科技创新，成功研制了小水线面双体船、水翼船、援潜救生设备、高速游艇、潜水器等多种高科技产品，开发了SHIDS船舶性能设计系统等专用软件。许多科研成果已转化为产品或应用于船舶设计、建造和标准规范的编制中，为我国船舶和海洋工程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设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个国家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研发中心和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名，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42名。1997年起连续获得“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
2002年10月17日，一向宁静的702所大院里热闹起来了，来自北京、沈阳、武汉、南京、杭州、广州、青岛等地的科学精英云集这里，参加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在办公大楼庄重而宽敞的会议室里，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倪岳峰、大洋协会理事长陈炳鑫、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冯记春、大洋协会秘书长毛彬，中船重工702研究所所长郜焕秋等领导，以及中科院声学所、沈自所和702所、701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济济一堂。
红底黄字的会标高悬在主席台上方：“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组和总师组成立大会。原来，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组、中国大洋协会已经正式下文批准两个组的组成人员名单，今天特意在这里宣告成立。
总体组组长为刘峰，成员是徐芑南、万正权、张艾群、吴崇建和朱维庆。总师组由徐芑南任总设计师、万正权任副总设计师（后改为702所所长、研究员崔维成）、王晓辉（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水下机器人室主任、研究员）任控制系统副总设计师、朱敏（声学所副研究员）任声学系统副总设计师、吴崇建（701所所长、研究员）任水面支持系统副总设计师、刘涛（702所副研究员）任结构设计副总设计师，胡震（702所水下工程室主任、副研究员）任动力与设备副总设计师。
主持人宣布：“现在请总体组成员上台领取聘书！”
年富力强的刘峰第一个走上前来，从毛彬秘书长手中接过大红的聘书，紧紧握手，转过身来面对全场，迎来一片热烈而羡慕的掌声。可是，细心人发现他只是笑了一下，很快就绷起了脸。他心里清楚，这不是表彰或获奖的证书，而是一纸“军令状”啊！
如此重要的大会，可以说是“7000米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启动仪式和誓师会（此时我们的国宝尚未命名“蛟龙”号），为何放在无锡的一个研究所内举行呢？
2014年8月12日，我随同“蛟龙”号从西北太平洋执行试验性应用航次归来。按照惯例，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驶进长江，靠泊在江苏江阴市苏南国际码头，而后将“蛟龙”号卸载到大型载重卡车上，通过公路运回位于无锡的中船重工第702研究所。现场指挥部和临时党委在这里召开航次总结会、评审会，各路随船工作的科研人员就此下船返回原单位。
这是每一次“蛟龙”出征都要例行的程序。因为她的“娘家”就在702所的水下工程实验车间里，从最初划在图纸上的一点一线，到一个个零配件组装到框架里，都是由总设计师徐芑南领导下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步步“立”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小的胚胎，在母亲的怀抱里，依赖点滴心血孕育成形、茁壮成长的。每一次出海试验之后，再回到这里休整补充，等待下一次远航。
按照大洋协会的安排，我早就计划专程前来无锡702所参观采访。是啊，要想写好“蛟龙”号，不亲眼看一看她的诞生地，不亲身体味一下“娘家”的气息，怎么行呢？正好接“蛟龙”号回家的车队来了，我立即决定跟随他们前往702所。总指挥刘峰和临时党委书记刘心成得知了我的想法，面露赞许之意。
在他们的细心安排下，我提前整理好行李箱，跟随前来迎接“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胡震，乘车来到了当年“7000米载人潜水器”项目的大本营。现任702所水下工程室主任、研究员胡震，也是一位培育“蛟龙”成长的功臣之一。本年度试验性应用航次，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完全胜任了，就不再随同出海。可“蛟龙”号的出征与返航，他都是要在第一时间送行和迎接，亲自指挥着装卸工人小心翼翼地吊装潜水器。
当天下午，我们的车驶进了702研究所的大门。一排长方形的灰白色建筑群赫然矗立，中间一条长长的镶嵌着浅蓝色玻璃窗的走廊连接，宛如巨大的轮船造型，墙体上标记有中船重工图标和“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字样，背后是一道青翠欲滴的山峦。胡震主任告诉我：“这是我们所无锡滨湖区的新址，依山而建的。总装‘蛟龙’号的车间就在办公楼后边。”
“好啊，那我先去看看吧！”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我来到心仪已久的现场，如同探矿者发现了矿苗一样，十分兴奋，恨不得马上亲临其境。
“用不着那么急，所里安排了。明天派人陪同你参观，联系采访。今天王飞局长也来所里视察工作了，晚上翁所长请你们一起吃饭。”
“太好了！我正好都采访一下。”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中国大洋协会理事长王飞，还是“蛟龙”号海试领导小组组长，数年来呕心沥血，为海洋事业和“蛟龙”号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春天，我专程去北京采访了他，一见如故。他是我的山东老乡——-潍坊寿光人，早年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水文气象系海洋水文专业。老师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优良作风深深影响了他。
1978年毕业后，王飞被选中来到国家海洋局工作，先后任环保办公室干部、管理监测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和办公室主任等职，业务能力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在此期间，他组织实施并参与了我国第二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中美光缆路由调查、海洋环保工作发展纲要制订等工作，配合全国人大环资委对《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参加了《防止倾倒废弃物污染海洋公约》缔约国大会，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海洋权益，荣立过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
2004年8月，王飞升任现职，担子更重了，可他一如既往求真务实地工作，继续组织完善海洋环境保护配套法规，积极推动国务院出台了《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完善和细化了赤潮、风暴潮等海洋灾害应急预案；组织指导了大洋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编写和国家深海基地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工作，为我国大洋工作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蛟龙”号研发和海试期间，他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付出了大量心血。虽然他坐镇后方，没有跟随“蛟龙”号出海，但海试团队在海上的每一天都牵连着他的神经……
我初次在国家海洋局办公大楼见到王飞副局长时，就感觉这是一位性情豪爽、待人真诚、办事干练的领导者。他身材高大，说话响亮，俨然一副“山东大汉”形象，对我的采访写作非常关切支持，不但毫无保留地畅谈了一上午，详细介绍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科技部、海洋局党组和孙志辉、刘赐贵局长在“蛟龙”号研发中的指导与关怀，还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采访线索，安排协调我参加蛟龙号试验性应用科考工作。对此，我深怀敬意。
这天晚上，在702所食堂一间餐厅里，我们高兴地再次相见了。王飞局长用力握着我的手说：“好啊，你精神状态不错嘛！在海上漂了50多天，晕船了吗？”
“我当过兵，身体还行，没有晕船。这次出海科考感受很深，收获太大了！”
“作为作家，你是第一个亲临蛟龙现场的，经受住了考验，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你会写好这部作品的。”
“谢谢！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不负众望。为蛟龙团队，也为海洋强国梦写出一本大书来。”
同时，中船重工702所的现任所长、博士生导师翁震平，水下工程研究室总支书记侯德永等人也都见面握手，亲切交谈。翁所长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已在702所工作了30多年，2007年就任所长后，从科研体制改革、确定科研方向以及整合相关资源、推广与合作等方面创新工作，为保障702所可持续发展功不可没。尤其是在“蛟龙”号研发海试中，他与党委书记蔡大明一起带领全所给予了坚实有力的保障。侯德永书记更是“蛟龙”号的直接参与者，曾任海试现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尽心尽力。
第二天，702所党群办刘洪梅副主任专程陪同我参观、采访。说来也巧，她原籍也在山东，大学毕业后跟随着爱人的脚步来到了无锡，见到我犹如见到家乡的亲人，热情有加，积极帮助联系有关事宜。就这样，我拜访了具有“蛟龙号之父”之称的总设计师、去年光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徐芑南先生。
这是一间宽大的总师办公室兼设计室，摆满了书柜、写字台、画图板，电脑等物品。令人眼睛一亮的是：写字台桌面上摆放着一只小小的精致的“蛟龙”号模型，旁边还树立着一面“蛟龙号海试队”的旗帜。看得出来，“蛟龙”号是我们的主人公时时刻刻情牵梦萦的掌上明珠，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
当时，徐芑南和他的夫人方之芬正准备外出，见我来了，微笑着握手让座，只是抱歉地说：“今天有事情，不能多谈了。咱们再约时间吧！”
“没关系，我就是想先见个面，看看你的办公室，等你们不忙时再详细谈。”
徐芑南院士已经78岁了，一头华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保护着积劳成疾的眼睛，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一派学者风度。方之芬女士既是他的生活伴侣，又是他的工作助手，这实则是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地点。自从重新“挂帅出山”以来，夫妇二人就在这里与整个“龙之队”一起，迎接了一个个挑战、收获了一个个喜悦、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春秋……
告别了徐芑南夫妇，我在洪梅主任的陪同下，专程前去参观“蛟龙”号的总装车间。那是办公大楼后边的一座红砖旧厂房，属于水下工程研究室，里边不允许拍照摄像。中间停放着刚刚远航深潜归来的“蛟龙”号，舱盖打开，准备检修保养，犹如一名满身征尘的战士，卧在这里静静地休整。两边是行车、脚手架、工具台等等，与一般的车间大同小异。
我站在门口，感慨万千地凝望着眼前的一切，心中如同涨潮的大海一样，久久不能平静。我曾随“蛟龙”号去探海，今天又在它的故乡见面了！这里不豪华也不富丽，甚至有些简陋，可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大洋协会、中船重工702所携手我国近百家科研机构和企业，打响了深海技术领域的攻坚战。一举使中国的载人深潜到达了7000米海底，创造了当今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世界纪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世人震撼的奇迹。
蓦然，我的眼前闪过一个个镜头，当年联合会战的场景又在我脑海里展现出来……
过去，我国研制过的载人潜水器深度只有600米。从600米到7000米，这是一道很难跨越的天堑。根据设计方案，项目领导小组和总体组明确了分工：中船重工702所负责本体设计加工、总装联调，中科院沈自所负责自动化系统，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负责水声通信系统，中船重工701所负责水面支持系统，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负责试验母船改装。此外还有中船重工725所、750所、6971厂、青岛海丽雅集团、河南新乡电池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攻关团队，开始了“蛟龙”号的研制之路。
其中，以徐芑南为总师的702所水下工程研究室，承担着潜水器本体成形和最后调试的重任。为此，702所专门组成了“7000米载人潜水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所一盘棋，全力攻难关。徐芑南召集大家开宗明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八个字：全局观点，统筹兼顾。”
这八个字说来简单，实施起来难度却非常之大。徐总师从容应对，与所内吴有生、徐秉汉等专家学者密切探讨，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严格遵循“设计理念、专家咨询、样机试验、实物考核”的研制程序，确保“下得去，能干活；上得来，保安全”的总体设计理念得到落实。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人。702所的水下工程研究室正处于人才的“断档期”。研制“蛟龙”号，总师班子就需要好几个人：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总质量师……除此之外，深潜器的分系统有12个，每个都需要主任设计师。而且，由于国外技术封锁，从最初设计到最终海试，都得自己闯。这支研发团队怎样搭建呢？
这次，徐芑南所花费的心血，比以前所任的总师要多上几倍。“总师重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但更重要的是在实战中带出一支年轻的队伍。”说这话时，徐芑南俨然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了。他与第一副总师、702所副所长崔维成商量，将几位已经退休的老研究员请回来当顾问，又加紧培养年轻人，并让他们担当重任。
第一副总设计师崔维成，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江苏海门人，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保送进入702所读研究生，两个月之后即被派往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崔维成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携妻轻装踏上归国的旅途。
从小生活在海边，饿了就去海里捕鱼，热了就去海里游泳的经历，令崔维成了解到海洋里有着丰富的资源，立志献身海洋事业。自大学时代起，他在学业大进的同时，还特别崇拜李叔同，将其作为一种人生楷模：“他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性格深深影响着我。”崔维成如是说。
回国后，他在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先后担任研究实验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9年4月被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聘为“长江学者”、教授、副院长。2002年，随着“7000米载人潜水器”的立项，崔维成被任命为702所所长，协助徐芑南总师攻坚克难。后来，他考虑到必须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去，便毅然辞去了所长职务，担任副所长。
不少朋友劝道：“没必要辞职嘛，安排好了工作，你照样可以专心做项目啊！”
“不一样！”崔维成坚决地摇摇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只当副职，就有时间更好地去研究、做试验。”
这就是科学家的胸怀，在“官本位”大有市场的当下，崔维成的选择令人十分敬佩。
然而，研制7000米的载人潜水器，可谓是白手起家。整个本体组只有徐芑南在国外参观过载人潜水器，但也没有参加下潜。其他人还只是从照片上、视频资料里看到过，潜水器内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为了让大家首先有个基本了解，徐芑南听说浙江大学的陈鹰教授曾去日本访问，进入过“深海6500”号潜水器里边，便组织各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们前去拜访。
由于大家都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各自准备了很多问题，有的用A4稿纸打印出来几大张，十几个人组团结队地奔赴西子湖畔，团团围住陈鹰教授，七嘴八舌地询问。开始，陈教授还“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呢？继而他就释然了，为这些科学同行们的探求精神所感动，便尽自己所知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和盘端出。
“你们看，这是我拍的‘深海6500’照片，外观与阿尔文差不多，只是这几个地方有些改动……”
“那他们的巡航设计采用什么原理呢？”
“内部电力系统是如何分配的？”分工不同的设计师们最关心本专业信息，连珠炮似的发问。
“这个……说实话，当时我没想到咱们这么快也搞起来了，就没在潜器本身上多留心，只是专注于我的研究方向了。”
“那请陈教授多讲讲印象深的观感吧！”
“好好！”陈鹰结合着当时拍下的一些图片，尽量回忆介绍着……
尽管杭州之行收获不大，但还是给702所的访问者们一定的感性认识。回来后，他们便在徐芑南、崔维成等人的领导下，经过热烈而细致的讨论，分头考虑自己的方案，然后制作一个“1：1”钢架木制模型，将它平卧在那座红砖车间里。
各个分系统的设计者们就围绕着这个“假家伙”，一点一点地摸索着、研讨着，有时皱着眉头瞅上半天，茶饭不思；有时陷入针锋相对的争论，面红耳赤。
——据压强计算公式，水深到达7000米，压强会达到每平方厘米700公斤，即每平方米要承受7000吨的压力。陆地上坚固的钢板，此时变得像纸片一样“软弱”，听任海水挤压折叠。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让“蛟龙”在水下成为一条真正的中国龙？
——与太空空间站可利用太阳能不同，深潜器在海底只能靠自身携带的能源。浸泡在可以导电的海水中，潜水器的能量之源——电池系统需承受的考验更为严苛。
——整个潜水器上的电线电缆多达几百根，有些故障只有在深海几千米的水压下才会发生，等潜水器返回，电缆状态已经改变，很难再排查故障。怎么办？
一块块难啃的技术骨头背后，是数不清的尝试、挫折、改进和提高。为解决一个个难题，负责加工安装的工人师傅们想得头发都白了。其中，702所的钳工顾秋亮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深海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组装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性。其精密度要求达到了“丝”级。而1丝，只有0.01毫米，载人潜水器身上所有密封面的装配精度，必须控制到1到两丝。“蛟龙”号的载人球是在俄罗斯定制的，安装球体跟玻璃的接触面，必须控制在0.2丝以下，这只有一根头发丝的1/50。观察窗的玻璃异常娇气，一旦摩擦出一个小小的划痕，在深海几百个大气压的水压下，玻璃窗就可能漏水，甚至破碎，危及下潜人员的生命。
“除了依靠精密仪器，更重要的是凭借技工的判断。用眼睛看，用手摸，才能做出精密仪器干的活儿。”顾秋亮并非在吹牛。他即便是在摇晃的大海上，纯手工打磨维修的潜水器密封面平面度，也能控制在两丝以内，因此人称“顾两丝”。
顾秋亮1972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702所，跟师傅学习钳工。学钳工很累，也很枯燥。一开始，他也有些漫不经心，经常被师傅严厉批评。渐渐的，他对这项工作有了兴趣，也下决心要学好。看钳工基本功过硬不过硬，“平面锉平”最关键。开始两年，顾秋亮一有空就练，用断了几十把锉刀，将一块块十几厘米高的方铁锉成了平板，练就了一手绝活儿。
2004年，“蛟龙”号开始组装，顾秋亮和他的师傅级前辈们一起被抽调到这个项目上。凭着“顾两丝”的功力，他被任命为装配组组长，带领大伙一点点摸索着干。时间长了，他的两只手基本上没有纹路了，打卡都成了问题。就凭着这种劲头，顾秋亮们夜以继日，兢兢业业，把我国的第一台7000米载人潜水器装配起来了。
整整五年的时间里，四面八方的有志男儿汇聚无锡。除了702所本体组的人们天天忙碌在设计室、车间之外，还有中科院声学所、沈阳自动化所、北海分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也一连几个月“蹲”在这里上班。以至于传达室的保安员、食堂里的炊事员，以为他们已经调到本单位工作了，熟悉地叫着老张、小李的名字。
就这样，按照中国特色的“土办法”、“攻坚战”，中国载人深海潜水器一点一滴地成长壮大起来了。
总体组牵动海内外
兵分数路，另一条战线同样在紧锣密鼓、夜以继日……
自从启动仪式举办过之后，设在北京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组就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几位成员分工把口，齐头并进：徐芑南、崔维成负责潜水器本体设计和总装联调，吴崇建带领701所余建勋等人承担水面支持系统，张艾群、王晓辉在沈阳自动化所组织做潜器控制，朱维庆指挥学生朱敏等人研发水声通信设备。
组长刘峰则如同一部大片的总导演，总体通盘考虑，负责整个潜水器从设计制造、材料经费到培训人员、海试验收等工作，上对科技部、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重大专项领导小组，下对分布在全国的各路攻关大军，横向各有关单位的联系协调，以及国外合作的谈判与签约。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总舵主”。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研制单位达到了103个，涉及北国江南的研究所、高校、公司企业等等，分为四大系统，也就相当于四个方面军。一是潜水器本体研发试验；二是水面支持系统——包括母船改造与布放设备；三是潜航员系统——这是载人潜水器重要的一环，从招收到培训；四是应用系统——潜水器研发出来，要考虑怎样去应用，由谁管理维护经营。四大系统缺一不可，只有把它们有机地衔接起来，才能使载人潜水器真正发挥作用。而这正是总体组的重任。
进入2003年以来，人们的研发热情和办事效率空前高涨，整个工作进程明显加快了速度。在此，我们摘录当时的几则大事记，可见一斑：
2月20日，7000米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在科技部召开。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倪岳峰任组长，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李武强任副组长。会议听取了刘峰所作的2002年专项工作汇报，审议了2003年专项工作计划，原则通过了《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专家组章程》。
2月24日，中国大洋协会与科技部863计划自动化领域办公室正式签订《7000米载人潜水器研制合同》。
2月26-27日，7000米载人潜水器方案设计，通过了由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组织的专家评审。
3月28日，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听取了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7000米载人潜水器研制情况汇报。刘峰汇报了专项进度，徐秉汉、李武强、毛彬以及项目组成员参加了汇报会。
4月4日-5日，7000米载人潜水器本体子课题，通过了由大洋协会在北京组织的专家评审。
7月31日，大洋协会、总体组分别与中船重工702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声学所签订了子课题合同。
8月30日-31日，《7000米载人潜水器本体研制的初步设计》，通过了国家海洋局在无锡组织的专家评审……
这里显示的仅仅是某月某日、具体什么工作和任务，以及哪些人参加做了什么事情，表面上看轻松简单，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进行，实际上每一项工作里都饱含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下面，笔者根据采访讲述几个小故事，从中可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和工作状态——
“干杯！尊敬的院长，中国有句古话：生意不成情意在，我们还是朋友，请干杯！”
“好好，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都很忙，不是专程来喝酒的……”
北京一座星级酒店包间里，正在举行一场别有意味的晚宴。一方是中国大洋协会、“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体组的成员。有大洋办副主任、总体组长刘峰、中方代理商等人。另一方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克雷洛夫船舶研究院院长拉维奥罗夫院士、副院长彼拉也夫教授为首的俄方人员。尽管中方上的是国内最好的高度白酒，主陪副陪们也在不断地敬酒，可本来善饮的俄罗斯人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只是低着头喝闷酒。
事情起因于一场不欢而散的谈判。
我们的载人潜水器走的是一条自主设计、集成创新的道路，站在世界高科技的前沿上，到国际市场上购买材料、委托加工，完成自己的设计理念。这样就比等待国内工艺材料都达到先进水平再做快得多。这是当今各国科技界惯用的一种方式。其中，载人球体需用钛合金制造，强度大，比重轻，耐高压耐腐蚀。经过反复权衡对比，总体组决定请具有高超工艺和成功经验的俄罗斯克雷洛夫船舶研究院加工制造。为此，以刘峰为团长的大洋协会代表团数次前往俄罗斯访问、洽谈，终于在价格、标准、工期等方面有些眉目了，便邀请他们前来北京最后敲定、签字。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俄方专家愿意与中方合作，共同研制开发深海载人潜水器。他们一行七人，包括两位院长高高兴兴地来到中国，经过一周的友好磋商，就所有合作细节比如付款方式、交货日期等都达成了协议。大洋协会办公室决定搞一场正规而热烈的签字仪式，大造声势，为建造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开一个好头。不料，计划报到有关领导部门，却卡壳了：“立项还在走最后程序，先不要签。”
一句话，让具体参加谈判的总体组很为难：技术上都已经谈妥了，总不能在国际合作中失去信誉吧？可又不能告诉俄方实情，只好采取拖的办法，请他们去参观或者休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人家看出是中方出了问题，在一次例会上，拉维奥罗夫院长一摔笔记本，脸色不悦地说：“不谈了，我这个院长，国内还有许多工作呢，没有时间在这里空等。马上订明天的机票回国。”
稀里哗啦，几位俄罗斯人拉开椅子，起身要走。这可使中方人员着急了，因为好不容易谈好了合同，如果不能及时签字生效，前景难以预料，那就可能影响载人球舱的制造。刘峰与在座的同事们互相看了看，不甘心就此作罢，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十分遗憾也很抱歉。你们明天要走，今晚我们请各位吃饭，也算是饯行吧。”
俄方人士尽管心中不快，但不好推辞：“好吧！”
一场表面热烈而实则尴尬的宴会就这样开始了。刘峰和中方代理商作为东道主不断地向客人劝酒：“来来，多喝点，中国人说不打不成交，虽然今天没有签订合同，但我们进行了真诚的谈判，从现在起就是好朋友！”
“是啊，是啊。来，干杯！”俄罗斯人大多有酒量，也喜欢中国的白酒，看到陪同人员如此客气，慢慢缓解了情绪，脸色多云转晴，一杯一杯地干了起来。为了表示主人的诚意，几位中方人员不管平时酒量如何，也都“舍命陪君子”。
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开始热闹了，刘峰斟满了一杯白酒，悄悄将院长拉到一边说：“我个人非常敬佩院长先生的学识，再敬你一杯，瞧，干了！”一仰脖子，满满一杯酒热辣辣地灌了下去，由于已经喝了不少了，加上急了点儿，眼泪差点儿激出来。
拉维奥罗夫感动了，也毫不犹豫地喝干了酒，一亮杯子，两人笑了起来。刘峰接着说：“院长啊，您先回国，能不能让你的副院长留一留？估计再有两天就会有结果的。”
铺垫做好了，一切顺理成章，拉维奥罗夫爽快地点头了：“可以！就让他晚走两天吧。”
最后，双方喝得痛快淋漓，一个个摇晃着走出了餐厅。俄方人员就在本饭店里住宿，而刘峰和代理商送走了客人，互相搀扶着不知从哪儿出了门，一溜歪斜地找不着自己的车了，只好各自打车回家。忠实的司机竟在停车场苦等到天亮。
幸亏这一顿黑天昏地的“大酒”，最后挽留住俄方副院长彼拉也夫又等了三天，程序终于走完了，传来一声福音：“合同可以签了！”
深海潜水器除了钛合金球舱之外，还需要一种优质的浮力材料，使其在水中具有超强的浮力，便于完成海底作业后迅速上浮。经过在国际市场上反复比较、遴选，总体组选中美国一家公司生产的浮力材料。它由硼硅酸盐原料经高科技加工而成，具有质轻、低导热、强度高、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等优点。
不料，这种浮力材料却没有通过美国政府出口许可审查。载人潜水器研发虽然作为民用科研项目立项，中国大洋协会是项目的最终用户和业主，也承诺不用于军事目的、不转让第三方，但由于其应用范围的敏感性，还是引起了美国官方的猜忌。作为折中和让步，美方出口审查小组同意将浮力材料的性能降低一个等级后出售给中方。
那家公司负责人找到中方，双手一摊：“没办法，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决定。”无论中方如何解释，对方只是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为了不影响大局，中方决定接受这一现实，适当增加浮力材料，但这对潜水器整体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增加材料，将意味着增加潜水器的体积和整体重量。由此，潜水器的总体布置、设计图纸必须重新再来、布放回收系统的起吊能力和母船的改装，也都必须另行复核论证。
没说的，大家憋着一口气，想方设法，逐一克服！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根据合同约定，这种材料需运到美国公司设在英国的工厂，按照中国的设计方案加工成型。合同生效后，浮力材料公司分两批运往英国加工。第一批顺利完成交货运抵上海，而第二批在希斯罗机场发运时却遇到了麻烦：英国海关决定在已经加工成型的浮力材料上打孔取样，测定实际比重。如此，几箱已经加工成型的浮力材料被扣押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消息传到北京，总体组长刘峰坐不住了，会不会再节外生枝？他立即上报主管领导，得到一句话：马上出国解决，尽快促成英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发运。
十万火急，刘峰用最短的时间办妥手续飞往伦敦，立即找到中国驻英大使馆科技参赞，说明了情况：“请赶快帮助想个办法，就这么扣在机场，可真耽误大事了！”
“别着急，先坐下喝口水。”参赞一边倒水一边思考，“如果进入了检查程序，是不能取消的。但我们可以抓紧协调，请海关方面加快速度。”
情况摸清楚了：浮力材料是按照合同规定生产加工的，比重在工厂经过检验是合格的。英国海关开展的是出关前复查，程序正当，无可厚非。但是，对中方用户来讲，这种把关来得有些迟了。即便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的积极沟通协调下，检测和审核过程还是耽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予以放行。
有惊无险。谁知，潜水器需要的其他物品却在我们国内机场又遇到了麻烦……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一架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客货两用班机飞来，漂亮的流线型机身在蔚蓝色的天空轻盈掠过，从地面看，犹如一条硕大的鲨鱼畅游在海洋里。在塔台的指挥下，安然降落下来滑往停机坪。地勤人员驾车飞快地围拢过去，卸运货品、检修加油。
前来提货的人们手拿货单，焦急地拥挤在海关窗口。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传来一阵争执声：“哎，这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提货？”
“因为你们没有完税单！”
“不对啊，这是国家863计划高科技项目，不需要交税的。现在研制单位急需这批零部件，不然就耽误整个项目了。”
“那也不行。我们没接到有关方面通知免税，就得交上税才能办手续。”
提货人磨破了舌头也不管用，急得满头大汗。这正是7000米载人潜水器项目组前来提取国外采购的物品，却遭到了“扣压”。事情紧急反映到北京中国大洋协会总体组，又把刘峰推到了第一线。
原来，我们所有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加工的材料、部件，均需经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运进来，再转到各设计制造单位去。如今，谈判时好不容易费尽口舌争取来的工期，却因无法顺利提货，也就无法进入接下来的工作程序而耽搁了。另外，863项目的研发经费本来就非常紧张，根本没有考虑关税款项，项目承担单位也无力支付这笔数额可观的税款。
这该怎么办？一方面项目进度提出了具体时间要求；另一方面，货物却只能躺在海关睡大觉。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每一个部门都在忠实地履行他们的职责。海关按规定验税单，没有错！科技部、海洋局积极推进重大专项的研发进程，也没有错！问题出在当初制订“863计划”时，没有明确凡属于国家重大专项的可以免税。
然而，负责总装联调的702所，还在眼巴巴地等待这些材料呢，不然就得停工待料了。刘峰他们抓紧向科技部高新技术司汇报，同样忧心如焚。但国家税收是个大问题，需要财政、海关、发改委、税务等几个部门通盘研究，显然不是科技部能够决定免税的。最后事情报到了国务院。
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做出了明确的指示：“特事特办，不能耽搁。”
事情有了转机，各部门开始认真落实批示精神。不久，“蛟龙”号引进的部件终于到了无锡702所，屈指一算已经整整18个月了。
第一代潜航员
载人潜水器，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人来驾驶操作，并且载着科学家或探险人员深入海底的。不然的话，即使制造出来潜水器，也无法使用，连最起码的海试都试不了。这在7000米载人潜水器立项之初，就是需要解决的四大系统之一。然而，当时的中国科技界，真正见过载人深潜器的人很少，更遑论潜航员了。
总体组在抓紧进行潜水器本体研发制造的同时，也把潜航员的选拔和培训提上了日程。2004年1月12日，大洋协会发出了第1号文件：成立了载人潜水器驾驶员选拔专家组，刘峰任组长，史振耀任副组长，尹开连、魏金河、滕征光、李士明、陈鹰、冷建兴、彭利生为成员。
首先，要有能够承担海试任务的试航员，既能完成研制潜水器的全部程序，又像一颗优良的种子，生根开花陆续蔓延。刘峰组长利用去美国参加“全球地质大会”的机会，专程找到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洽谈中方人员利用他们的“阿尔文”号潜水器，到深海中去下潜体验。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是美国大西洋海岸的综合性海洋科学研究机构。设有海洋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物理海洋学以及海洋工程 5个研究室。他们是国际上公认的深海研究权威，其“阿尔文”号载人深潜器不仅为发现海底热液、冷泉生物群功绩显赫，也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提供了深海平台。
刘峰来到这里，与首席科学家Mourice先生和副所长Detrick先生进行了商务方面的洽谈，达成了“中美联合深潜”项目协议：中方派出8名海洋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搭乘“阿尔文”号下潜4个潜次，深入海底科学考察，同时体验、学习潜水器的操作运行。中方支付下潜和承担两天的母船航度费用。
刘峰高兴地打道回府，向国家海洋局和大洋协会领导汇报后，立即通知全国有关部门做好准备，特别是负责7000米潜水器本体的702所，选派第一代试航员赴美培训操作深潜器。就这样，年轻干练的小伙子叶聪走上了研发“蛟龙”号的前台。
叶聪是湖北黄陂人，出生于1979年，自幼像所有聪明的男孩子一样，上学之余总有些过剩精力“调皮”。他家住得离黄陂河不远，经常与小伙伴们跑去玩水，尤其喜欢摆弄舰船模型，《舰船知识》是他最爱的杂志之一。
1991年夏天，连续的暴雨使黄陂城内严重积水，妨碍了人们的出行。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少年叶聪从附近的工地找来搭建脚手架的竹竿，用绳子编成了一个竹排，在积水中撑行接送被困住的人们：“上来啊，叔叔阿姨，别看这‘船’小，可不会湿了鞋。”
这一举动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好小子，将来能当个造船工程师。”
这大概是后来的深潜器主任设计师兼首席试航员叶聪的第一个设计成果了！1997年7月，他在家乡名校黄陂一中参加了高考，取得了高出重点线十多分的好成绩，填报第一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上：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专业。
多年后，叶聪笑着对记者说：“相比而言，我动手能力更强一些。上课喜欢走神，高考分也并不高，同学中比我高的多了去了。千万别说我是学校的尖子生啊，要不然我那些同学会骂我的。”
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动手的学生，2001年毕业双向选择时，谢绝了某些大单位的聘任，来到了位于无锡的中船重工集团702研究所。一是这里离湖北老家近一点儿，孝顺的他可常回家看看；二是专业对口，特别是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船舶设计。生逢其时，叶聪参加工作第二年，就有幸参加了“7000米载人潜水器”的研发项目。
年纪轻轻被赋予重任，对这一代大学生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叶聪担任了潜器本体主任设计师之一，负责编写、绘制设计报告、计算书、说明书和设计图纸，并参与总布置以外的潜水器结构、推进、观通导航和控制、水声、水面支持等分系统的设计工作。在老专家们的教导指挥下，干得井井有条。按照一般规则：设计师应承担试航任务——自己设计的潜器首先自己敢下。7000米项目总师徐芑南年事已高，不可能下潜，作为他的学生叶聪当仁不让，第一个报名担当试航员。
经过综合选拔、短期培训和办理签证等手续，最后只有五人顺利取得了赴美签证。以科学为己任的伍兹霍尔研究所感到为难，来电询问：“人员大打折扣，有些项目无法实施，还做吗？”
“做！哪怕只剩一个人，我们也做。”负责此事的刘峰咬紧牙关，斩钉截铁地回答。因为对于渴望走向深蓝的中国人来说，任何一个学习机会都很重要。
“2005年中美联合深潜”项目人员名单就这样定下来了：中船重工702所的叶聪、黄建诚，浙江大学的彭晓彤、沈阳自动化所的郭威和上海ABB工程公司的张佳帆。彭晓彤教授任领队。2005年8月上旬，他们接到通知带上必要行装赶赴北京集合，赴美执行体验学习深潜计划。
不料，正当大洋办为参训人员开了欢送会，第二天就要登机出发时，一个来自美国伍兹霍尔研究所的加急电话打到刘峰手机上：“尊敬的刘先生，我们遗憾地通知你：这个航次还有问题，我国政府要求必须有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不然不能执行。”
“啊！我们的人员签证都办好了，马上就要出发了……”刘峰闻听此言，“嗡”地一下，头都大了。
“是的，我们也很抱歉。不过如果在周日前发来照会，还是来得及的。”
原来 ，“阿尔文”潜水器属于美国海军，由伍兹霍尔研究所代管。美国军方得知了这个联合深潜项目，提出如此重要的合作，必须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认可。具体什么缘由就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了。
“周日？”刘峰看了看桌上的台历，现在是北京时间周四晚上，正是华盛顿的周四上午，还有一天半就到周末，注重休息的欧美人不会上班了。而预定的“阿尔文”号将在周日出航，如果此事不解决，我们的人上不了船，深潜体验就将“泡汤”。虽说事前已正式报告了国家有关部门，但要在短短的一天内再走一遍程序，出具政府公文，恐怕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放下电话，他在房间里转了两圈，定了定神：绝不能放弃！猛然间，他想起原国家海洋局国际司的同事梁凤奎，现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秘，眼前一亮，立即拿起家中电话，拨通了国际长途，找到这位梁秘书，简要介绍了情况，说：“老弟，你帮个忙，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出个公函吧！”
“刘主任，你别着急，我可以马上向大使报告。不过，具体措辞还要你们提供，这样既规范又节省时间。”
“好，我马上起草。”
为了留给我驻美大使馆和美国政府方面多一点时间，刘峰连夜简明扼要起草了一份中国方面的照会，同时在得到国内有关领导的电话同意后立即用电子邮件发了过去。
地球另一端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丝毫没有怠慢，梁凤奎拿着刚收到的文件来到了周文重大使的办公室。当年刚来美国任职半年的周大使，原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十分熟悉国际交往程序，也深知这次联合深潜对中国的意义，当即批准盖上了中国大使馆的“印鉴”。
如此高度重视高效率运转，美国方面同意按协议执行。消息传到国内，刘峰心中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叶聪
2014年7月8日上午，我在随同“蛟龙”号科学考察的母船——“向阳红09”船上，采访了已是本航次副总指挥、潜航部门长的叶聪。我们所住的舱室相邻，可正在备航检测期间，他每天忙忙碌碌，很少在房间里待着，好不容易才约好了时间。说起这段经历，叶聪乐呵呵地回忆道：
“这个项目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当时分两部分内容，一是科学考察，二是工程学习体验。我参加的是工程方面的。首先在国内做了培训，理论学习，机械操作等等。那也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按计划第一站到洛杉矶，再转往西雅图。不料在北京机场延误了两个小时，我们担心不能按时转机，就赶不上登船了。好不容易到了洛杉矶，一看表快到起飞时间了，可转机在另一方的CA登机口。好嘛，我们都顾不上仪表了，提着大包小包在候机厅里来了个百米赛，弄得老外直瞪眼，这几个中国人怎么啦？不管怎么说，总算没有误机，按时到了西雅图，住了一晚上，一心全在下潜，谁也没有心思观光。第二天就赶到码头，上了‘阿尔文’的工作母船‘亚德兰蒂斯’号。船长分配了房间，讲解注意事项，做了逃生演练、消防检查等等。只觉得一晃，开船了……”
年轻老成的叶聪，工作起来十分认真，平常说话则很风趣，爱开玩笑：“这船上一共40多个人，有20来名船员，其余是‘联合国军’，有日本人、印度人、韩国人。我们中国团队是第一次上船，船长很重视，专门分了一间实验室。老外舌头大，叫我的名字叫不准，总是把叶聪叫成叶熊，我纠正了很多次也不行，只好随他去吧。那年我26岁，体重90公斤，心里嘀咕是不是胖了，下潜会不会受影响？有位美国人很胖，大个子，身高1米9左右，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长得太小了，看我，下潜了几百次了，没问题。我们球舱2米1高呢！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船上有活动室、休息室，船长爱打乒乓球，可技术不怎么样，知道中国人小球厉害，喜欢拉着我们打。领队悄悄说：“陪着玩玩吧，船长爱面子，可别把他打得太惨了……”
“随船开到预定海域的第四天， 我就参加下潜了。首先是工程下潜，检查一下潜器状况，适应周围环境等等，那天主驾驶是‘阿尔文’号的潜航员T。考虑到要在水中待上七八个小时，早餐吃了一些面包和水果，尽量少喝水。8点钟左右，有关人员已在甲板上了，老T早已在舱内等着呢，我下来后，顶盖关闭，我的第一次海底之旅开始了。由于‘阿尔文’采取无动力下潜，速度并不快，每分钟30米左右。利用这段时间，老T介绍了一下舱内设备和使用方法。他还让我帮助进行了接地、通讯测试。一个多小时后，下潜到了2200米深，探地声呐显示离海底只有100米左右了，T熟练地抛弃了第一块负载，减缓下沉速度，同时开启了灯光和摄像机……
“渐渐的，海水中到处漂浮着一种白白的物体，起初我以为是海底的灰尘，后来方知那是海底生物，说明离热液口不远了。果然，当我们驶过一个夹缝后，就进入了热液区域，一个丰富的生物世界展现在眼前。通过观察窗，可以看到鱼、虾、海星等，还有腿长20厘米的蜘蛛蟹。它们互相依靠，呑噬比自己低等的生物。老T知道我主要是学习潜器的操作和维护，很热情地向我讲述潜航员需要完成的工作，还让我尝试了一下相关操作。他与我交换了一下位置，指点着将潜器上浮100米，沿90度航向巡航。这使我兴趣大增，特别想到将来要驾驶自己的潜器，便大胆地把握摇杆，煞有介事地操作了一会儿。不知不觉，我们在水下待了近五个小时了，完成了相关工作。按计划抛载上浮。这与下潜一样，是个漫长过程。整个潜次，我一点儿不紧张，整理完资料有点儿累了，竟随着主驾驶播放的音乐打了个盹。以至于老T向母船汇报：中国小伙睡着了！按传统，第一次下潜归来，总要搞点儿恶作剧庆贺。要么给你皮鞋里放点冰块。张佳帆他们早早准备了一大盆海水，等我出了舱走过来，迎头泼了我一身，身上那点热乎劲儿全没了。可心里挺高兴的。
这一次中美联合深潜活动，虽说只有21天的时间，下潜了8个潜次，可收获的效果和意义是巨大的，在中国深潜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零距离、正规化、全面系统地体验和认知深海潜水器，未雨绸缪，先行一步，体现了组织者的超前眼光，为我们日后研发、海试7000米载人潜水器发挥了直观而又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叶聪，回来后积极投身于“蛟龙”号的研发之中，不仅仅在设计、建造方面成绩斐然，同时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载人深潜器试航员和教练员，为培训我国第一代职业潜航员做了大量工作，堪称一位大师哥。
6年后——2011年7月，“蛟龙”号在执行5000米海试任务时，一直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专家组组长，特意带来了当年中国团队参加中美联合深潜活动的合影照片，同时与这些伙伴（恰巧都参加此次海试）又在海试现场照了一张近照，一起在《海试快报》上发表了，还配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说明文章，现摘录于此，读者可以从中体味那历史的回音：
今昔六年
这是两张在时间上涵盖了六年的照片。
左边那张，摄于2005年夏天，于美国西雅图的码头，背景是即将启航的“阿尔文”号深潜器母船“亚特兰蒂斯”号。人员是当时中国前来受训和学习载人深潜技术的……右面，是这次在江阴启航前以“蛟龙”号的母船“向阳红09”为背景的留念。照片上，有叶聪，今天的“蛟龙”号首席潜航员；张佳帆，其中年龄最小，当初是博士生，今天为海试专家组成员等等。六年的时光可以改变许多，却未能改变大家心中对载人深潜事业的偏爱。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组织者，可称是“棋艺”的高手，其中的领衔人就是今天的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
看着照片，人们翻开了六年前的记录，其中一段话让大家停下了目光：“中方队员们在甲板上冒着风浪，在黑夜中奋战，在向几千米深的海底取样，他们真的很不错。当男人像男人时，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说得太好了！当男人像男人时，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傅文韬
美丽的杭州西湖，清清的湖水微波荡漾。时令进入初秋，正是游湖赏景的好季节，兴致勃勃的游人络绎不绝。这天傍晚，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独自来到湖畔，却没有一般游客的兴致，眉头微皱着，似乎心事重重。
他的名字叫傅文韬，一年前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曾应聘深圳某企业工作，表现出色，不久就干到部长了。可他从小志向远大，不满足这样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恰巧曾经的大学女友在浙江某高校读研究生，小傅干脆辞职来到了杭州，一边兼职打工，一边复习准备考研，换一种活法。然而，考研大军浩浩荡荡，不一定成功，换句话说，即使读研拿到了硕士学位，又会开始怎样的人生之旅呢？
这是2006年9月的一天，小傅转了一圈回到住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突然发现了一则中国大洋协会、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发布的“载人潜水器潜航员选拔公告”。
深海潜航员，这个新鲜而又富有挑战性的职业，使傅文韬眼前一亮，虽说他的家乡在湖南益阳县，并不是海边长大的孩子，但早年读过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等等关于海洋的作品，还是给他带来了种种兴奋和好奇，对到大海上去乘风破浪，特别是探索海底的奥秘，他更是充满了向往。当然，如果能够成功，就是国家海洋工作者了，命运将从此打开一条新路。自己符合应试条件，他当即决定报名！
同样在这次随同“蛟龙”号科考的母船上，我利用他们休息的时间，来到傅文韬的舱室采访，他回忆报名参加潜航员选拔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我看来科学探索本身就是挑战风险，必须要有先行者站出来。再说我政治条件不错，高三时就入了党；身心素质也很好，上大学时体育成绩名列前茅……”
无论从形象还是口才来说，傅文韬都是一个帅小伙，如果从事演艺事业，也具有“明星范儿”的潜质。思维敏捷，身手矫健，尤为重要的是喜欢去探求未知而有兴趣的领域。整整一个上午，我们俩在小小的舱室里，围绕着深潜事业，漫谈着关于人生、社会和国家的话题……
傅文韬生于1982年，正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父母早早就做起了小生意，等到小文韬该上小学了，举家从农村搬迁到岳阳市，经营夜宵买卖。小文韬比同龄的孩子懂事早，每天放学做完作业，就跑去帮忙摆桌子、洗碗筷。妈妈不让他干，说全家没有大学生，你要考上大学。为他取的学名，就包含着“文韬武略”的期望。
他听了父母的话，也看到家里为子女付出太多，有一种责任感。尤其是一次初中期末考试结束，傅文韬与同学一起回家，路上遇到了父亲，问道：“文韬，数学考了多少分？”“96分。”“嗯，那这位同学呢？”“100分。”
傅爸爸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
这给了傅文韬极大的刺激：以后加倍努力，好好学习，绝不能让父母失望。他说到做到，中考时一跃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岳阳一中。品学兼优，还在高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是高考时一时大意，离重点分数线只差一分，没有进理想的大学。由此他认识到，人的命运需要一分一分地去争取。所以，面临潜航员考核，他做好了充分准备。
“那一次，我们一共去了15个人，包括哈工大的唐嘉陵。接连考了一周多，各种测试，身体的，心理的，大概有100多项。”傅文韬对我说：“许老师，你想象不到多么严格，据说是比照航天员选拔的。印象最深的是抗压测试，把候选者关进高压氧舱中，压力设定成相当于18米水深的水平，必须在里面撑45分钟才算合格。在高压的环境下，耳膜一阵阵剧痛，差一点儿就受不了了，我还是咬牙挺了过来，但很多人在这个环节就被淘汰了。”
考核结束，傅文韬回到杭州继续准备考研。一个多月过去了，无声无息，他以为没戏了，不免有一丝失落。这天——2006年12月25日，正是西方圣诞节，在校大学生们张罗着过节。可傅文韬没有心思，斜倚在宿舍床上，捧着一本英语教材复习，忽然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接起来一听：“你是傅文韬吧，我是北海分局人事处的陈立新，现在正式通知，你通过了潜航员选拔考试，被录取了！你愿意吗？”
“是吗？真的？太好了！我愿意、愿意……”意外的惊喜使傅文韬不知说什么好。
放下电话，傅文韬“噢”地大叫了一声，把手里的课本一扔，我要当潜航员了！说实话，本来前途未卜，生存压力大，总有一种被什么追赶的感觉，现在起码有了稳定的工作：第一代潜航员，只要勤奋努力，对国家是个贡献，对个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他的眼前展开了一条洒满阳光的大道……
唐嘉陵
后来，媒体公开报道“蛟龙”号深潜海试成功的新闻，总会这样说：中国第一代潜航员叶聪、傅文韬、唐嘉陵。
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载人深潜英雄”称号大会上，排在前三位的也是他们“哥儿仨”。
如果说叶聪是702所的主任设计师、兼职潜航员的话，那么作为国家首批招录培养的职业潜航员，就是傅文韬和唐嘉陵了。每当跟随母船出航的时候，唐嘉陵总是与傅文韬住在一间舱室里，门牌上清晰地印着“潜航员”字样。这是从“蛟龙”号海试到试验性应用几年来的惯例了。两人同一天入职共事，已经八个年头了，早就如兄弟一般。我采访傅文韬时，小唐礼貌地让出房间出去了。反过来，小傅也是一样。
唐嘉陵比傅文韬小两岁，个头也稍矮一点儿，但同样生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剪着小平头，一双黑亮亮的眼睛，透着聪慧和机敏。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年龄不大的他，却十分老成持重，善解人意，看到我端起杯子，马上主动提壶续水：“许老师，你喝水。想了解什么，你就问吧。”
“没什么，我想趁还没有展开下潜作业的时候，聊聊你们学习、成长的历程。作家与记者采访不一样，主要是想听听其中的酸甜苦辣……”
一提到唐嘉陵的名字，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个四川人，老家在嘉陵江岸畔。实际上，小唐是四川人不错，可他并不是生活在嘉陵江畔，而是在其上游的一条支流涪江边长大的。1984年4月20日，四川遂宁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传来一阵阵喜悦的笑声：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取个什么名字呢？妈妈杨秋云个子不高、身子不壮，却是个意志坚强、心胸远大的女子，希望儿子将来像那条有名的嘉陵江一样，一路奔腾向大海，就叫嘉陵吧！上学前班了，由于笔画太多，他写名字比较麻烦，一度改成谐音唐加林，直到小学二年级了，还是按照妈妈的意见，重叫嘉陵了。看得出来，妈妈期待儿子志在远方的心愿多么强烈啊！
2003年高考，正赶上全国闹“非典”。学生搬到了新校区，全部住校封闭，紧张的复习备考。成功不负有心人。唐嘉陵考分一举超过了重点线。填报志愿时就想到去远方上大学，第一志愿：哈尔滨工程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录取通知书来了，要去那么远的北方上学，妈妈决定送他去学校，顺便也去旅游一下。第一站到了北京，母子俩看了天安门、八达岭，又转车前往北戴河。时值八月底了，海滨旅游已是淡季，可从未见过大海的唐嘉陵兴高采烈，到了宾馆，把行李包一扔，就跑到海边去了。
大学四年，虽然已不是当年的“哈军工”了，但还是那个校园，那些老房子，那种精气神。唐嘉陵如鱼得水，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大四上半年，学校转发了大洋协会选拔“深海潜航员”的通知，这引起了唐嘉陵极大的兴趣：一个新兴的行业，机遇和挑战并存，尽管有风险，但值得去闯荡一下。当时他已经与广州一家企业签了工作合同，为了更广阔的天地，他决心报名试一试。
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后，前去参加考核。大四下学期开学不久，唐嘉陵就乘船从大连经烟台来到了青岛。与傅文韬等15个人参加了严格的测试，经过一轮轮考核，只剩下4个人了。综合面试的。房间里摆着一圈桌子，后面坐着各位专家，考生坐在中间的凳子上，灯光暗淡，气氛严肃，提问开始了：“为什么想从事这项工作？”
唐嘉陵从容回答：“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愿望，也向往海洋，潜航员与海军接近，所以我愿意做。”
“你对生命是怎样认知的？”
“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命是有限的。不管长与短，只要干好了这辈子的事，就没有白活。”
有的老师一针见血：“你怕不怕死亡？”
“实话说，人都怕死。但我觉得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值了！”
他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对不对，但确实是内心实实在在的想法。测试完毕，返回学校等通知，唐嘉陵马上就把这事忘了，一门心思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去。直到这年12月25日，他接到了北海分局人事处陈立新主任的电话：“祝贺你，通过了考核，成为潜航学员，愿不愿意来青岛工作？”啊？小唐愣了两三秒，立刻反应过来，兴奋地答道：“我非常愿意！”
“嗷——”一个宿舍的哥们儿知道后，纷纷围过来庆贺：第一代潜航员，光荣啊！海洋局工作，羡慕啊！请客请客！唐嘉陵大方地回应着：没问题，我请我请。那天晚上，他花了200多元请同学们吃了一顿饭，那可是平生以来最大一笔餐费了。当时，唐嘉陵先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杨秋云既高兴又挂心，声音都有点儿颤抖。唐嘉陵听出来了，大声说：“妈妈请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正像我们正在摸索研发载人潜水器一样，选拔培养潜航员也是从零开始。为此，2006年6月，在国家海洋局统一领导下，专门成立了潜航员管理办公室，设在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吉国任主任，负责两位潜航学员的日常管理。
在我国，潜航员是一个全新的职业，培训学习无资料、无标准、无教学大纲，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为此，大洋协会在2006年8月又成立了“7000米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培训专家组”，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黄瑞生研究员任组长、成员包括刘景昌、上海交大的石中瑗、沈阳自动化所的张艾群、750试验场的杨景华、苏军、702所的胡震和701所的余建勋等教授专家。值得庆幸的是，两位潜航学员选拔出来，恰逢我们的首艘载人深潜器进入组装阶段。傅文韬和唐嘉陵直接进入，一边参加研制工作，一边学习其原理、构造，等于一天天共同成长起来。
2007年2月5日，这一天对于两位幸运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小傅和小唐相继来到青岛，走进海洋局北海分局潜航员办公室报到。吉国主任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海洋人了！”而后带领着他们办完了手续，分配了宿舍房间，每人发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月的工资。因为距离春节不远了，宣布先回家过年，3月初返回正常上班。
唐代诗人孟郊曾有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抒发了他寒窗苦读数十年，终于考中进士的畅快心情。而2007年的春天，随着一列在江南原野的上风驰电掣的动车，傅文韬和唐嘉陵似乎也体会到了古人的感受，只是在兴奋之余，还伴随着一丝神秘的好奇心。3月13日，他们俩在吉国主任的带领下，奔赴702所的大本营——江苏无锡，来到“载人潜水器”的诞生地，与担负培训工作的胡震、侯德永、朱渝业等老师见了面，开始接受全面系统的潜航培训。
经过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讨论，结合正在进行的载人潜水器的研发特点，以及国外同类型潜器的成功经验和潜航学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制定编写了培训教材。其中包括潜航学员培训细则、海洋基础理论、潜水器操作与维护、模拟器操控训练、水池试验测试、潜水实训等等。要求潜航员对深潜器各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设计特点等了如指掌，并能够对潜水器各个系统的一般故障做出诊断和处理。
除此而外，702所还增加了理想、事业心、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项目组的高级工程师朱渝业说：“潜航学员原先一点儿也不了解深潜是怎么回事，没有崇高的奉献精神是不行的。尤其是作为我国第一批仅有的两名潜航学员，这不仅是其个人的荣誉，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潜事业的希望和未来。”
在生活上，702所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单独为他们开了小灶，安排专门的营养师每天按照营养标准配餐。同时规定：禁止随意在外用餐，禁止饮酒和吸烟，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执行外出请、销假制度，按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心理自测。
全新而严格的培训生活开始了。那些日子，傅文韬和唐嘉陵成了702所水下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每天跟着工程技术人员上车间，召开班前会，研究布置今天各方面的工作，而后分别参与潜水器的总装，为老师们当助手，边观摩边动手边学习。一干就是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则抓紧看书查资料，学习理论知识。尽快了解潜水器的原理、构造，掌握其设计和技术特点。
这期间，培训组还带领他们去上海立丰造船厂，观看正在这里改装的深潜器母船“向阳红09”船，全面熟悉水面支持系统，这是将来他们在海上工作生活的大本营。同时，前往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接受特殊条件下的心理素质培训和检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主持这个课目的是上海交大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主任石中瑗教授，他1963年研究生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长期从事特殊环境生理学的研究，1984年首批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主持了珠穆朗玛峰高山生理考察及青藏高原对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近年来，他带领汪凤琴等研究员参加了“蛟龙”号重大专项的子课题研究，从潜航员选拔，到体能和心理的培训。
深海潜航活动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控制工程，在这个流程中，持续不断地出现信息的控制与反馈，信息流量大且流速快。所以，潜航员对潜航中的信息进行及时正确处理，至关重要。石教授他们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出有健康的体魄、稳定的工作情绪、平衡的心理状态、生理功能达到最佳状态的深海工作者。
而今随我们一起参加2014—2015年“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的一位心理学博士，正是石中瑗教授的儿子石路。他年逾不惑，性情随和，一副乐呵呵弥勒佛似的面容，曾留学日本多年，现在子承父业，回到上海投入到人体生理及心理研究中，谱写了一段父子两代为中国深潜做贡献的佳话。
每当新一轮潜次准备下潜的时候，各个岗位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围绕着潜水器，有条不紊地检测调试，而针对潜航员忙碌的就是石博士了。从前一天晚上到正式执行潜次任务，他拿来随身携带的精密仪器，像做心电图和脑电图似的，安在下潜人员身上，进行各种测试。有的还直接让人带到了海底，返航后马上查看，记录第一手数据。
漫长的航渡过程中，有时是很枯燥乏味的，他就经常到我住的舱室里来聊天、漫谈。我曾问他：“普通人深潜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理论上不需要，载人潜水器与航天不同，球舱内保持正常环境，承受压力的是外壳。但毕竟是在几千米海底，心理会影响生理。所以必须经受专门培训。”石路深入浅出地介绍道。
“怪不得我几次申请下潜，刘总指挥只是笑笑，说没有培训不行呢！”
“是啊，我倒是培训过了，可一般也不安排。因为目前还是试验性应用，万一有人在水下心理失衡可不得了。将来成熟了还行，就像人们坐飞机一样。”
由此，我明白心理素质对于一名潜航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而，当初傅文韬和唐嘉陵在这方面经受了非同寻常的训练。
2007年秋天，直接与潜航密切相关的一次实训开始了。
按照预先安排，潜航员办公室吉国主任、崔运璐和702所水下工程室侯德永书记，带领傅文韬、唐嘉陵来到了位于云南昆明70多公里处的抚仙湖畔。这是中国有名的淡水湖，水质极佳，清澈见底，最深处达155米。中船重工750研究所试验场就设在这里。
它是我国内陆唯一的水中特种装备综合性试验场，几十年来，承接了我国各种的水下特种设备的试验工作，成功率在95%以上，堪称英雄试验区。这里有两台可下潜300米的载人潜水器“渔鹰一号”和“蓝鲸号”。潜航学员可以真正体验一回下潜的感受了。
毕竟是第一次潜入水下，印象极深。多年后，唐嘉陵面对我的采访，深情地回忆道：“这么说吧，许老师，虽说早就有思想准备了，但初次下潜，尽管是在平静的湖水里，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昆明的11月，天气比北方好多了，不冷不热的。我们先是在市内总部学习了一周的理论，然后到抚仙湖参加实际操作。那是一个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日子，湖面波光粼粼。码头边上停靠着工作母船，‘蓝鲸’号已经吊装在上边了。吉主任和崔老师陪同我们上船。试验场水下装备研究室主任杨锦华、艇长纪伟等人早就等候在那里。杨主任是我国第一代援潜救生艇的艇长，从一名海军战士一步步成长起来，办事严谨，经验丰富，很敬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
“这一次，他和吉主任在船上指挥，纪艇长和助手李洪嘉、杨帆等人，还有分局的崔老师陪同我和文韬下去。其实，这台潜水器有点儿像小型的潜水艇，里边空间挺大，可以同时乘坐五六个人，前面有一个半球型的观察窗，视野很好。第一次下潜了七八十米，纪艇长指点着我们学习驾驶潜水器、操作机械手。他先演示一遍，我们跟着学习……
“不知不觉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实训也接近尾声了，最深处潜到了120多米。这时接到一项打捞任务，杨主任安排我们去执行。那天恰巧是纪艇长带领我下潜，让我操作潜水器坐底巡航，找到了落在湖底的物件。它已经深深的扎到泥里，我用机械手抓住它，摇了摇，拔不动，便呼叫母船放下一根铁链，设法拴住，上边再用绞车绞上来。750的老师们很高兴，等于交上了一份合格的实训答卷……”
与此同时，7000米载人潜水器在中船重工702研究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声学研究所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已经圆满完成了总装、联调，进入了50米水池试验阶段。两位潜航学员从昆明回到无锡，立即投入了紧张有序的水中调试。
由于一切都是第一次，从零开始，没有一套规范的操控程序，在一次次训练、碰撞和摸索中，随着潜水器各项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他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下潜、作业、上浮方法。
中国第一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此时因没有正式起名字，还不叫“蛟龙”号呢，与即将驾驭它的试航员叶聪、潜航员傅文韬、唐嘉陵沐浴着新时期863高科技计划的春风阳光，同步前进，茁壮成长起来。远方的大海在向他们召唤了……
老兵新传：“向阳红09”船的使命
2007年11月28日，上海立丰造船厂一派节日气氛。
“向阳红09”深潜试验母船增改装工程完工交接庆典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立丰造船厂的总经理将一把扎着红花的钥匙模型交到了“向阳红09”船长窦永林手中。这象征着我国载人深潜器试验母船正式入列了……
母船，顾名思义，就是潜器或者飞机在海上工作和维护的平台。因为深海潜器体积小，航程短，没有艇员生活设施，所以，它不像柴电抑或核动力潜艇似的，可以完全自主运行，而是必须依靠母船运载和补充能量。每次进行海上作业时，要由专用吊车将其布放入海，完成任务之后，再回收到母船甲板上。
这就如同航空母舰，载负着作战飞机前往远方预定海域执行任务。实际上，工作母船的怀抱就是潜水器驰骋深海大洋的家和母亲。当我们的7000米载人深潜器立项之初，从科技部的863自动化水下机器人领域，到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的重大专项总体组，就已经通盘考虑如何同步进行潜器母船的建设了。
按照国外成熟经验：深海潜水器要有专用的工作母船，比如美国的“阿尔文”号深潜器有“亚特兰蒂斯”号，俄罗斯的“和平一号”和“费奥多罗夫院士”号等等。然而，经过专家们详细考察论证：我国如果新建一艘专用母船的话，需要三到五年时间，工期长，成本高，显然无法适应863重大专项的研发节奏。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从现有的科学考察船中，寻找一艘符合条件的船舶改装，使其能够达到承载潜水器海试的能力。
思路一旦形成，立即行动起来。负责全面协调综合考虑的总体组，组织701所、702所等有关专家在全国调查了解，最后选定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所属的“向阳红09”船。2006年6月20日，国家海洋局批准了“向阳红09”船作为载人潜水器海试用船。于12月24日开进中海工业集团上海立丰造船厂进行增改装改造。
由此，这艘行驶已经近三十年的功勋老船，开始了又一轮辉煌的新生。
从这个船名上面，就可以看出它诞生在那个 “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特殊年代。1964年7月，国家海洋局成立，为适应海洋事业的发展，开始了海洋调查船的引进、研制和建造，直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相继建造了“向阳红系列”科考船，组成了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考察船队。
海洋调查船的命名，像单位、机构命名一样，需要履行严格的报批程序。船只出厂前基本上已把船名选好，出厂后办理命名手续，并向有关部门进行船籍登记备案。当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海洋调查船的命名、船体颜色、字体书写等都由海洋局提出意见，报海军审批，并向总参和国务院办公厅备案。
1969年3月28日，海军司令部对国家海洋局船舶命名作了如下批复：国家海洋局1000吨以上的海洋调查船命名为“向阳红”，1000吨以下的命名为“曙光”，并以出厂先后冠以顺序号。此后又规定：所有海洋调查船一律悬挂国旗，不挂军旗；船体由水线至主甲板涂淡灰色，主甲板以上建筑物（除烟囱为淡灰色外）均为白色……
“向阳红09”船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4500吨级海洋综合调查船，属国家第四个五年计划小批试制项目，由国家海洋局委托中船708所设计，沪东造船厂建造的首制产品。1978年12月下水服役，隶属北海分局。船上设有国内首制的万米测深仪，以及当时国内最先进和最完备的气象设备、通讯导航设备、海洋科学调查设备，可在各海域从事海洋水文物理、海洋气象、海洋地质、生物等科学研究工作，为国防、经济建设提供海洋科学资料。满载排水量4435吨，航速18.20节，自持力60天，定员150人。
这在当时是一艘非常先进的科考船。1978年底，中国社会正处在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期，联合国气象组织在全球进行第一次大气试验。我国决定派出调查船参加这一国际科学试验活动，“向阳红09”船生逢其时，甫一诞生就被赋予了不寻常的重任。紧接着，“向阳红09”船又奉命与美国“海洋学家”号海洋考察船携手合作，执行了“中美长江口联合调查计划”。历时47天，为国际和国内的海洋沉积动力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时至2006年，我们的老“向九”已是一艘近30年船龄的老船了，按现任船长陈存本的话说：“要是按人的寿命计算，这船至少已有200岁了。”是的，它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本应归田解甲、颐养天年了。可时代再次选中它披挂上阵，被定为改装成我国载人深潜试验的母船。就像一个老兵，新的战场需要它抖擞精神、重整旗鼓，再谱写一部新传。
一艘老船的增改装工程如同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时任“向阳红09”船的船长窦永林，从当水手起就与“向九”同舟共济、相依为命了。几十年来，他除了休息在家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这艘默默无言的伙伴。由青涩的小伙子，到沉稳的中年人，由普通的船员到威严的船长，他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熟悉船上的每一条管线、每一个零件……
为了尽善尽美地完成增改装任务，使这艘老船获得新生，那一年，窦永林干脆带领几名船员住在上海立丰船厂，犹如监理工程师一样。340多个日日夜夜。作为一船之长的窦永林既要检查船舶安全落实情况，又要把握施工进度和质量，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时，坐着就能睡着。2007年7月的一个下午，75岁的老母亲出门摔倒，左腿骨折，孝顺的窦永林连夜乘车回去探望，次日凌晨赶到自家楼下。
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里边传来船员的声音：“窦船长，刚才厂里通知，咱们的船提前进行尾部大合龙，你要不要到现场看看？”
“啊？提前了。”窦永林愣了一下，立刻毫不犹豫地回答，“合龙是大事，我马上回去。”说完，他匆匆上楼来到老母亲的病床边，问候了几句，拿过妻子手里的水杯，喂母亲吃了一片药喝了两口水，便迅疾赶回了造船厂。
这次增改装对“向阳红09”船来说等于回炉再铸。按照北海分局和701所项目组的研究论证制定的《“向阳红09”船作为深潜试验母船船舶部分改装方案》，施工单位大刀阔斧，开膛破肚，把主、辅机全部掏空，拆除陈旧设备，拆解船艉部和部分舱室。时任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张利民和北海分局副局长滕征光来到改装现场检查，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张利民不放心地问道：“老滕，简直是大卸八块了，你看改装后的情况会怎么样？”
滕征光曾担任过“向阳红09”船长，历经风吹浪打的考验，了解这名“老兵”的筋骨，稍微斟酌了一下，掷地有声地说：“不会有问题。老‘向九’经得起折腾。”
立丰船厂更是全厂总动员，精益求精。为了及时到位地完成任务，甚至把30年前参加过建造此船、而今早已退休的几位老师傅请来当顾问，一丝不苟地投入进去。除了大修机器设备，增装了潜水器布放回收系统、四项辅助设施及超短基线的安装，同时改善了海试母船的生活设施，更新了电站和发电机组，重新布局实验室，构建了船舶计算机网络系统，提高了通信导航能力。
经过11个月的艰苦奋战，“向阳红09”船焕然一新。在具备了7000米载人潜水器收放和支持能力的同时，船舶的技术性能、海上作业能力、动力装置、安全设施、船容船貌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综合提升，达到了增改装和恢复性修理的预期目的。
一些老船员抚摸着崭新的机件说：“要不是深潜试验，这条船再有一两年可能就报废了，是7000米载人潜水器给了‘向九’新生。”
然而，它能不能胜任新的任务呢？还需要闯一闯深海大洋中的风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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