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雨
七月的雨，就像胶东人的性格，不温不火，不紧不慢，不冷不热，不暴不弱，就那么没早没晌、没日没夜、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进了七月门，或者即将入七月门的六月底，这雨就开始下了。稀稀疏疏，缠缠绵绵，一直就那么下着。一连七天八日，或十天半月，当这么一年一度的七月雨停止了，真正凉爽舒适的初秋天气也就来了。
七月初头，是胶东农家闲散的季节。夏季的收种早已结束，秋收秋种的季节还没有到来。仅有的农活，无非是披着蓑衣到蔬菜地里捉捉虫子，到烟草地里抹抹杈子，到黍子地里轰轰那些馋嘴的麻雀等，没有什么上紧要做的大事。所以，尽管七月的雨那么连绵不断，却不仅不那么特别地恼人，人们还给附会了一个十分浪漫而又多情的故事——说这是天上织女姐姐相思的眼泪。
这个说法来自一个优美动听又十分感人的故事。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一个多情的仙女下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放牛郎，两个人男耕女织，相敬如宾。几年之后，生下了一儿一女。就在他们恩恩爱爱、和和美美过日子的时候，天上那个主管仙女的王母娘娘率领天兵天将下到人间，生拉活扯地将织女抢回天上去了。牛郎回家不见了妻子，急忙用筐子装上孩子，披起老牛皮，挑起孩子就上天追赶妻子。眼看就要追上的时候，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簪子往后一划，划出了一条银河，滔滔的河水生生地把一對恩爱的夫妻隔在了河的两岸。
从此，这一家子人就只被允许每年由喜鹊衔石在银河上搭桥，七夕在桥上相会一次。所以，七月初七这天地上一般看不见喜鹊，据说都到天上出官差搭桥去了。所以，后来人们便把为有情人提供相会的机会也称之为“搭鹊桥”了。
这美妙动人的故事千年百代地在人们中间流传着。也巧，往往每年到七夕之夜，就是再延绵不绝的雨也要停歇一时半霎。这大约是织女姐姐见了久别的丈夫、子女，止住了那思念的眼泪了吧。如果再下，那就是情意绵绵之际的喜极而泣。如果多日不停，一直那么淫雨连绵，人间的姑娘媳妇就用花花绿绿的布条缝成些个女孩形状，画上眉眼口鼻，再用黄丝线扎个小笤帚吊在窗上，叫扫天娘子，祈望这娘子扫净天上的云彩，擦干织女的眼泪，天就不下雨了。
在胶东，七月七是一个挺大的节日。过七月七，这节日的名字具体而又亲切。当然，这个节日也是伴随着那绵绵细雨缓缓而来的。细雨绵绵中的这个节日，就像那成熟金秋即将到来时的情调，妖娆而醇美，热烈又不失含蓄。
过七月七的节日物品虽然不是那么特别丰盛，却都是鲜果新菜和刚打下不久的新麦面做成的“小饽饽”。
“小饽饽”也叫巧饼。所以叫小饽饽也就像七夕被叫作七月七一样，就是那么具体实在，亲切直观。过七月七做的小饽饽实在是小到就一个指头肚那么大，而且是用模具磕（当地念ka）出来，非常精巧。做这种小饽饽需要用发面，揉得要硬，把面揪成一点一点的小块后，便用手掌使劲地按到模具里去，然后衬着面，使劲儿地磕出来，就成了一个个或圆或方，鸡形、狗形、狮形、虎形、花形、叶形等形状不一的小饽饽了。
小饽饽是烙而不是蒸的。当许许多多的小饽饽做出来后，盖上包袱稍稍开一下，就放在烧得滚烫的锅里烙了。因为那么小，一起放在锅里的又是那么多，要用锅铲子不停地翻动才行。说是烙，实际上就是“炒”。把小饽饽叫巧饼的地方就说是“炒巧饼”，读起来近乎绕口令呢。
这样的小饽饽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除了这种，还有那些中等的，每个大约就是小孩子的巴掌那么大，花样也大都与那些小的差不多，也是给孩子们准备的。其中有一种叫“小篓”的，样子很像个“花篮”，用一根红绒绳拴住“花篮”的把儿，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又像一把厚实的长命锁。有的孩子一下子拴五六个，长长的一串子在脖子上悬着，看上去也是那么富态。
做小饽饽都是在七月初六的下午，当谁家孩子的脖子挂出“小篓”的时候，就知道他家的小饽饽已经做熟了。随后，东家、西家孩子的胸前都悬着“小篓”跑到街上来，比比谁的白，谁的细，谁的好看，谁串得多，张扬着无限的童趣。
过七月七，大人吃的就是那种硬面大火烧，火烧里面大都还包了糖和炒芝麻或炒花生和成的馅。这也要在七月初六下午做。一个家庭主妇如果没有闺女、媳妇搭帮手，要一个下午做成这么多饽饽、火烧，可真是够忙活的。等到过节要吃的东西都做完了，天也就黑了。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啃着火烧，就着大葱蘸面酱，吃得一身大汗。吃完了，男子汉再光着膀子到街上淋淋雨，也真是一种享受。
胶东的风俗，过七月七是在七月初六晚上。老人们说，七月六是人过节，七月七是鬼过节，神过节。所以到了七月七这天，全家人除了早晨一起吃顿疙瘩汤之外，平常人家的节日就算过去了。如果家里新有老丧人（去世没超过三周年）的，出了嫁的女儿就要来到父母坟上，摆好祭品（也就是头一天烙的火烧、小饽饽和应季节的瓜果之类），烧了香纸，叫作“烧七月七”。
按说，七月七多半也是女孩子的节日。七月七这天，女孩子们有一个游戏叫作“搬姑姑”。就是用年除夕夜留下的饺子汤，和上锅灶里的草木灰，把瓦罐粘在捶衣服的花岗岩石头板上抬着走，求一个平安吉祥。我曾经好长时间为这饺子汤和草木灰的黏性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人们抬的时候，实际上是用绳子把石板和瓦罐兜在一起的，要的只是传说中的那个神秘。
女孩子们为筹备这个节日，老早就让妈妈给买些时鲜的瓜果，如李子、柰子、花红、海棠、甜瓜之类。到七夕的晚上，几个人便相约悄悄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一般到园子里的葡萄架下，在供桌上摆起新鲜瓜果，一面试图听到天上牛郎织女在说什么悄悄话，一面为自己祈祷好运的到来。这种祭拜一般是不让别人知道的，就是小男孩也不能看。我小时候曾看见二姐在七夕的夜里同邻居的蝉姑几个人结伴神秘地出去了，至于到哪里，出去做什么却并没有人知道。
七月的雨，就那么不紧不慢，缠缠绵绵地下着，像不时生发的一缕缕情丝，常常使人浮想联翩，生发出许多感慨，把生命中心向往之的奇思妙想都寄托于雨中。据说，七月出生的女孩子是织女姐姐托生的，她们心地善良，有个性，有主见，敢担当，而且贤惠、秀美、爽直、孝顺。善良的胶东人或许多少也存在这样的想法，愿意有个在七月的雨里生出的女孩子，企望有个这样的孩子，也好一辈子跟着享福。
这说法真是附会得有点离谱，那颗闪耀在天上的织女星每天晚上都看得见，什么时候托生到下界来了呢？如果说牛郎织女的女儿、孙女、外孙女们也一样思恋凡间，带着祖上的良好基因下凡投胎倒还是有些合乎情理。但不管怎样，这个美丽的附会却给胶东的女孩子带来了不少荣耀。我在北京，同人们一起吃饭就会听到许多男士夸赞山东的女人；在济南，又会听人说谁谁娶了个胶东媳妇，如何勤奋、贤惠，能料理家务，会教育孩子等，让我这个胶东人听了心里也感到自豪。至于他们说的那媳妇是不是七月出生的，我并不清楚，也不好问。“男的不能问钱数，女的不能问岁数”，何况生日！
七月的雨，就是在这不红火却情意绵绵、不张扬却柔情浓郁的节日里不停地下着。迎着那即将到来的金秋，迎着即将到来的庄稼成熟的季节。农谚说：“处暑三日无青。”到这连绵不绝的雨停了的时候，遍野的早秋作物就要收获了。收了庄稼，耕起地来，就等秋分一到，便开犁下种种麦子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连绵的七月雨就渐渐地不那么应时了。这个七月雨往往只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有人戏谑说，现在提倡妇女平等，天上的织女也解放了，不哭了。也有人说，天上的银河修上立交桥通高速了，牛郎织女往来方便，还哭什么呢？
戏谑归戏谑，但这令人眷恋不已的七月的雨却实实在在再也不能应时应节地下了。有人说，人类对大自然的作践造成了大气层变化，气候变暖，气得那一直向往美好人间的织女姐姐欲哭无泪，只有那没日没夜无尽地哽咽和无声地抽泣了。这，除附会了织女姐姐的眼泪之外，倒也是说的实在话。人类啊，什么时候才能对大自然少些掠夺和欺凌，多些关怀、保护和敬畏呢？
这可亲可爱而又可怜的七月的雨哦……
秋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他著名的《秋声赋》结尾处写下了一声感慨：“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吾之叹息。”只这一句，就把秋的萧索、凄凉、清寂和作文者的悲苦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可见大家之笔的犀利、洒脱。
蟋蟀，又名促织，也称蛐蛐。我们老家人叫它“黑骡子”。大约是因为其一蹦老远，如同骡子一样有力气吧。这是一种黧黑油亮、像大花生米一般大小的小虫子，其可爱之处在于能跑能跳又能飞，很好玩；可恨之处在能吃，除了吃野草和野菜之外，还吃庄稼。有时，它们前呼后拥地蹿进刚出苗不久的麦地里，眨眼之间，麦苗就被吃光了；有时，它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绿油油的菜地里，不一会儿工夫，菜叶子也就只剩下了叶柄。而那些刚长出不久的菜苗，被“黑骡子”那么一阵“扫荡”，常常就只有菜根留在地里了。这确实让农人恼火。别的害虫特别哪些软体害虫，可以下农药，可以捉住，捏死，再没有新生出来的也就没有了。蟋蟀就不行，它们是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消灭一批，又来一批，叫人无可奈何。胶东农家的小孩子可不管大人们恼火不恼火，只管觉得它可爱、好玩就行，管它什么吃庄稼还是吃蔬菜呢。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斗蟋蟀玩的，也有用蟋蟀作赌具赌钱的。据说皇宫和民间都有。史料记载，某朝某代，人们斗蟋蟀有时斗得昏天黑地，赌得山穷水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篇里说，宣德年间，流行斗蟋蟀游戏，宫中每年向民间征取这种善斗的小虫子，地方官便借此敛财。有一成氏因此被逼得“薄产累尽”，“忧闷欲死”。当其硬撑着费尽周折捕到一只时，又被顽皮的儿子不慎弄死，小孩子吓得投了井，悲惨之状可见一斑。当他又偶然得到一只更加健劲、屡斗屡胜的蟋蟀以后，地方官特制了金笼子盛着，献入宫中。成氏因此便得到了“赐抚臣名马衣缎”的回报，“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我曾读过大学问家王世襄先生的《秋虫六忆》，洋洋洒洒两万余言，说尽了京城玩蟋蟀的辉煌热烈：捉蟋蟀不惜费工，买蟋蟀不怕花钱，养蟋蟀不乏名器，斗蟋蟀不失狡狯，足见这小虫在玩家眼中的高贵地位。我想，就这么个小虫子，生在荒郊野地，食草饮露，为害稼禾，凄楚苍凉，活着时就那么一阵子“唧唧唧唧”，待严霜一降，呜呼哀哉，了此一生，没见得能辉煌什么；而入了斗虫的高门大户，就那么逗人一乐，博人一笑，便身价百倍，富贵一生。
在我们胶东，农人们除了喜欢闲时读读书听听戏，似乎从也没听到斗蟋蟀这一说。所以，我们这里的蟋蟀也从来也没有哪一只享受到那种“身价百倍”的待遇。对这种小虫子，大人是从来不屑于玩的。只有小孩子玩，我小时候就玩过。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斗过蟋蟀，却也玩出了若干花样。其中，最常玩的是捉那些个头儿大、腿劲足的，用细线拴住它的翅膀，线的另一端则拴在用纸折叠的我们称之为“小大车”的玩具上，让它拉着走。有时候一个“小大车”上“套”四五个，“小大车”装上大豆粒、花生米等，它们拉得依然飞快，好玩极了。
对这种小东西，我们的另一个玩法是捉回家来喂鸡。我们常常在星期天或者是在放秋假的日子里，结伴到野地捕捉“黑骡子”。我们可不管它什么品种，不管它是什么“蟹白”“栗黄”，我们只知道“黑骡子”有大有小，再没有任何区分；只知道用“黑骡子”喂鸡能省粮食和让鸡多下蛋，并不感觉派“黑骡子”这个用场有什么可惜。我们把捉到的“黑骡子”用顺手就能够拔到的狗尾巴草穿起来，一长串一长串的。等到捉够一定的数量，或者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就拿着成串的“黑骡子”回了家。用“黑骡子”喂鸡，我们也不是就那么往鸡眼前一丢完事，而是用手扯着狗尾巴草的一端，一提一提地逗着鸡玩，让它们跳起来啄着吃。那情景，也是挺让人开心的。
與我们这种喂鸡法不同的，是我邻家二奶奶的那种喂法。那才叫直截了当，那才叫干脆利落扬眉吐气呢！每年到了秋天，当砍倒高粱，割了豆子，二奶奶就把她的那群鸡赶到地里去啄“黑骡子”吃。只见那些鸡一个个扑拉着翅膀，连飞带跑满地啄那些“黑骡子”。吃到虫密处，头也不抬，“嘚嘚嘚”一个劲儿地吃。很快，一只只鸡吃得嗉子很快就鼓了起来。然而，尽管那些鸡吃得排山倒海、轰轰烈烈，我却没看到一只蟋蟀有像《促织》里说的那样跳到鸡头上啄鸡冠子的。而对于鸡来说，管它什么善斗不善斗，能咬不能咬的，一样的照吃不误，大约也会像李鸿章李大人吃狗肉——感觉“滋味差不多”吧。等到鸡吃饱了，不再对那些小虫子饿虎扑食般地追逐，而是踱着四方步装绅士的时候，二奶奶 便“鸡儿——鸡鸡儿”地唤几声，那些鸡又一只只扑拉着跑到二奶奶身边，心满意足地“得胜回朝”了。第二天，再如此这般地来到地里饱餐一顿。
又是“秋虫唧唧”的季节，这可爱又可怜的蟋蟀现在境况如何？我这个离乡多年、没再太多进入野地里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还要叹息吗？不用了吧！
老爷湾的胡秫
胡秫，就是高粱。这种叫法，大约是这作物最初的名字。“胡”是我国古时候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胡天八月即飞雪”中的“胡天”，就是指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的。“胡秫”的原产地是不是这些地方，我并不知道，就只好望文生义，主观臆断了。
“老爷湾”是我家乡的一个地名。从小我就不明白，这里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询问大人，有的说那原来是一个大官的土地；有的说早年间有大官私访曾经在那里落过轿，下过马；也有的说，嗨，什么少爷老爷、小官大官的，分明是那地方涝，涝得水都漫过了庄稼的叶子，“老爷湾”，不就是“涝叶湾”嘛！
我想想，也许是。“涝叶”——“老爷”啊！中国的地名有许多就是这么由俗而雅、由形而声、由具体到抽象的呢。
我的家乡在著名的姜山大洼北部，是胶东半岛的一片苍凉荒辟、洪水肆虐之地，也是千里胶东的粮仓。“姜山洼十年九不收，收一收，吃九州”，“收了姜山洼，栖霞、莱阳都不怕”，是当地世世代代引以为自豪的说法。“老爷湾”就是姜山大洼的一块洼地。因为这里地处涝洼，大片大片的土地每年只能种胡秫或 子，因为这两种作物耐涝。别看它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被淹了叶子没了顶，可只要地里不积水，水消退了还是照长不误，产量往往不减反增，原因是水淤了泥，沤了地，增了肥。所以，那胡秫种起来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春天绿葱葱的，夏天黑油油的，秋天呢，那就是红彤彤的了。我家的土屋坐落在西岭的东坡上，出了门往东南看，就像远方铺上了红地毯。迎着太阳，透着清晨朦胧的轻雾，红色的胡秫看上去就像燃烧着的火焰。
“老爷湾”种植的胡秫面积很大，可以用广阔无垠、无边无际来形容。这里胡秫的品种也多，名称呢，多是就它的用途或特征起出来的。譬如，饭胡秫，就是籽粒特别饱满，颜色特别红润，含淀粉特别高，磨成面粉做馒头、擀面条、烙大饼特别好吃的那一种；料胡秫，就是把它成熟的秸秆破开，晒干，经过浸泡，然后用特制的刀具刮出蔑子用来编席的那一种；梃秆胡秫，就是顶端长着长长的梃，可以用来做锅盖、纳箅子、串帘子、编雨笠的那一种；黏胡秫，是粉质细腻、入口润滑的那一种；另外还有笤帚胡秫、帐子胡秫、甜胡秫等。
胡秫给我家乡的人们带来了许多益处。首先是解决了重要的吃饭问题。胡秫产量高，能打，一亩地大约可以产数百斤（在那农业科技不发达的时代，这就算高产量了），常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粮。一个五口之家，三亩胡秫加上点麦子、大豆之类，一年的日子也就过下来了。最重要的还是它能帮助度灾荒。遇上涝灾，其它作物颗粒无收，只有胡秫能挺过来，给人们留下些赖以活命的粮食。而且，胡秫面做的食品，结实、耐吃、垫饥。传说有一年发大水，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揣着妈妈给做的胡秫饼子逃命，正抱住一丛胡秫在洪水里挣扎。这时，一个怀揣元宝的大地主被水冲到孩子的近处。饥饿难耐之时，地主便提出用元宝换那孩子的胡秫饼子。那孩子说咱俩分着吃可以，但换给你我吃什么呢？那地主想，在平时，我这么多元宝不用说买这么几个胡秫饼子，就是买几亩、几十亩的胡秫地也够了呢。讲来讲去，也不知道他们的交易到底成了没有，结果如何，但这个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间接说明胡秫的耐饥。其次是可以增加经济收入。胡秫的秸秆叫“胡秸”，胡秸可以建房子做屋笆。如果自己家当年不盖屋，可以把胡秸推到集市上卖，得几个零花钱，来补足一年到头的用度花销。收入最可观的是那用来编席的料胡秫，一亩地能出三十几个篾子（一个蔑子即编一领席的料），一领席随行就市能卖几升高粱的钱，十领八领的席就能顶一头肥猪。那些梃秆胡秫、笤帚胡秫因为都是生活必需品的原料，加工后也都能卖些钱。就是脱了粒的胡秫穰，也可以用来粘土墙。农家里用泥土打成的屋墙、院墙，外表粘上一层胡秫穰，最耐风雨剥蚀，几十年都是那么硬实。
“老爷湾”是我们少年时玩耍的极好去处。我曾经在里面拣过鸟蛋，捕过蚂蚱，逮过青蛙，也捉迷藏布过“战阵”。最多的是捞鱼。许多人可能只知道到海里、河里、湖里、塘里捞鱼，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在地里也可以捞鱼。这也许是我们“老爷湾”胡秫地独有的一种景象吧。夏天，当胡秫地那“涝叶”的大水渐渐消退，便可以踩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到地里，在那没有退尽的浅浅的水汪处，往往就“窝”着一群群没能随大水一起撤退的鱼。这时候，任你怎样没有本领，都可以顺手捞上鱼来。一次，我同我的小伙伴在胡秫地捞的鱼多得实在没法拿了，便因地制宜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把柔软的胡秸葉一片片拽下来，拧成细长的绳子，穿过鱼鳃，连成长长的鱼串子。我们就那么背着、抬着、拖着，泥头土脸、狼狈不堪地回了家。
一切都过去了。“老爷湾”的胡秫也成为历史。这些年，气候变化，雨水少了，加上农田几番整治，“老爷湾”不涝了，成了种什么都有好收成的良田。我曾经回到故乡，站在“老爷湾”的土地上，追寻远逝的记忆。只见玉米亭亭，花生碧绿，这些当地最怕涝的作物也种进了“老爷湾”。“老爷湾”的胡秫早已成为过去。
引起我对“老爷湾”回忆的这几株胡秫，零落、散乱地长在地头的草堰上，是帐子胡秫的那一种，矮矮的，瑟瑟的，没精打采，全没有我们“老爷湾”的胡秫那样傲然挺立，巍然高耸，也没有那么大片大片的气势磅礴，威武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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