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卜福斯山炮回忆录》

作者:张锐强 来源:原创

我叫卜福斯,是山地榴弹炮,也是所谓的山炮。我的腰围胸围臀围都是七十五毫米,身高不到一米六,接近三围的二十一倍,但大家都说是二十倍,我觉得有点吃亏。

我是德裔瑞典籍钢铁骑士。

我身上沾满了鲜血,有中国人的,也有日本人的。血液在我身上干结,慢慢融入躯体,使我灵性倍增。我能听懂中文日文包括方言。八十年后,我的灵魂依旧在中国大地上飘荡。我要尋找我的躯体,那些炸飞的残肢四散各处,被尘土掩埋,很难找齐。真希望嘹亮的军号再度吹响,激昂的《炮兵之歌》旋律飘荡,我们随之快速集结:我的躯体,我的钢铁骑士兄弟,我的国民革命军炮兵伙伴,以及那些不会说话的骡马。

很遗憾,我始终无法跟骡马交谈。我只能看懂它们的眼神。

谁都不知道,抗战期间最可怜炮兵的并非士兵,而是那些骡马。

有个问题曾长期困扰童年的我:妈妈,你为什么要生我?精子时期我是一粒矿渣,受精卵时期我是一滴钢水,然后发育成强壮的合金钢。是的,我比碳素钢强壮得多。等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我便成为一门山炮,钢铁骑士中的一员。当然,我们比碳素钢的山炮拉风,比他们强悍。他们算不得真正的钢铁骑士。他们只是钢铁骑士的前身。

北洋军管我们叫过山炮。我们的舞台是山地。我们是榴弹炮的技术微缩版。我们是变形金刚的前身。我们的肢体必须能够拆卸分装,因为我们只会作战,不会爬山。

我妈妈叫卜福斯公司,生活在瑞典;我姥姥叫克虏伯公司,居住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落败,只能接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姥姥的家族因此不准繁衍后代。可谁都希望永垂不朽,在世上留下踪迹。于是姥姥在瑞典认了个干女儿。这个干女儿叫卜福斯,她可以自由繁衍,她的子孙可以随意流动。

在我之前,只有二十二个亲哥哥在印度找到工作。他们的雇主是荷兰的印度殖民军。那是1922年的事情。六年之后,我们一百八十四名兄弟出生,本来都要去土耳其。那时凯末尔刚刚建立共和国,土耳其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合同已经陆续执行,但他们付不起尾款,部分弟兄便只好待在黑暗的育婴室,其中就包括我。

我们一天天地长大,骨骼变硬,但育婴室——你们称为仓库——不会变大。它总是关着门,任由灰尘慢慢落满我们的身躯,像时间一般发黑。那时我总是喃喃自语地抱怨:妈妈,你为什么要生我?我有满身力气想在阳光下施展,不愿在育婴室逼仄生锈。否则我何必要经过炼钢炉的烈火。那还不是一般的炼钢炉,是炼合金钢的电弧炉。电弧炉,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算了吧,你不会明白的。

闲散的时光每天都不动声色地将我凌辱。我的强壮在其中提供的物证无可争辩,像可耻的内奸。至于身边的弟兄,还是别提他们了吧。他们无时无刻不增加我的孤独。数量越多,声音越大,我的孤独也就越发强烈。

终于有一天,我眼皮跳,耳朵痒。制止弟兄们的叽叽喳喳,我捕捉到一阵遥远的德语——母语总是最好懂的——是佛采尔步兵上将,也有人称他为维泽尔。他是蓝马克斯勋章的获得者,东方古国中国政府的总顾问。他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人、军委会委员长、一位光头的上将,推荐我们。那位光头上将只喝白开水,不喝法国葡萄酒慕尼黑啤酒或者咖啡,甚至也不喝中国的茶,故而意见总像白开水那样没有味道,却又是生命的必需。

哦,中国。多么遥远,又多么神秘。许多前辈在那里大展宏图。那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有前辈钢铁骑士的灵魂。一战结束,无数钢铁骑士失业。他们不甘寂寞,急于发声。艾哈德兵工厂曾经赠送大总统袁世凯六千支步枪,十门二十四厘米口径的重型攻城臼炮。这些步枪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套筒。德国已经将其淘汰,中国还视其为名菜。二次革命时,德国又赠送北洋政府一万支步枪、二十门七十五毫米火炮,以及自来得手枪。自来得,这个称呼你可能感觉陌生,那我们就换个说法,驳壳枪。

幸福的国家从来没有我们的位置。灾难甚至邪恶才是我们的机遇。比如中国。我不能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的人想要杀掉同胞。当然这跟我无关。我的职业只是吐痰,或曰杀人。准确地,凶猛地,杀人。至于杀的是谁,他该不该杀,那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我们既喜且忧,还有一些鄙夷,鄙夷那些掮客,赚我们的黑钱。我能接受光明正大的杀戮,但不能接受暗箱操作的交易。我并非毫无感觉的工具。我有我的原则。可事实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不是炮弹,而是银弹。佛采尔,这位前步兵上将,一生躲过无数的子弹炮弹,却被银弹击中,沦为军人掮客。

回扣令人恶心。我真想朝他们脸上吐口愤怒的浓痰——用最强装药即三号装药,瞬发引信,一炮将他轰死。他们都在吸我们的血。可有什么办法呢?不通过他们,我们无法体现价值,无论邪恶的还是正义的。这世上摩擦阻力最小的,流动最顺畅的,永远是钱,钱。

前清末期,中国就开始大规模的海外采购,北洋民国更是后来居上。此前所有主管官员的灵魂无不经手自肥,这回的使者竟是唯一的例外。

谁呢?俞大维。

那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天。我们四岁,正值壮年。国民政府派兵工署署长中将俞大维前来敲定合同。当然,那时他还只是商务调查部主任。这个部就在德国使馆办公。此人真正了不起,能用三年时间拿到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又持谢尔顿旅行奖学金来柏林攻读哲学与数学。第一个在《数学》杂志发表论文的华人并非华罗庚,而是俞大维。在此期间,他与钢琴老师相爱,育有一子,但因对方父母的阻挠不能结合。最后这个孩子由其发妻、陈寅恪的妹妹抚养成人。

人体有诸多健康指标。我们最重要的健康指标就是弹道参数。能在《数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人,自然懂得弹道。俞大维真是我们的知音。他对我们弹道的敏感认识,就像女人懂得竞争对手的三围,令人难忘。

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的谈判技巧。

起初俞大维主动索要回扣,开价还很高。可真正付账时,他又突然改口:“这笔钱刚好够买三门火炮。请你们加紧赶工,到时候十五门火炮一齐交货。”

惊诧,感动,敬佩。瑞典国王决定给他颁发一枚勋章,但他已经接到回国命令,仓促之间勋章没有库存,又赶制不及。都知道瑞典与丹麦关系密切。他们紧急求助,从丹麦调来一枚勋章,让俞大维戴着回国。时至今日,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依旧雄赳赳气昂昂,这并非因为他的身材有多么伟岸挺拔,否则那位钢琴教师早已成为中国新娘;也并非因为他胸前那枚亮闪闪的勋章,而是他的灵魂从未被银元收割,勋章下面的胸膛不是空空荡荡的。

中国对我们的召唤紧急而又热切。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九·一八”与“一·二八”接踵而至。东北刚刚沦陷,上海又燃硝烟,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虽然最终迁回南京办公,但依然确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因此缘故,我们对中国,对国民政府,对俞大维,充满好感,因我们的来路清清白白。是的,我们极度重视清白。对于注定要以杀戮为业的钢铁骑士而言,这一点格外重要。中国叫江湖规矩,瑞典叫骑士精神。

合同是春天签署的。但发运之前,订单便从十五门追加到七十二门。这是全部的库存。也就是说,我们这批弟兄们全部都有了出头之日。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兴奋,只有刘备可以。他懂得髀肉复生的遗憾沉痛。七十二地煞,还有比这更中国的数字吗?

当年九月,我们漂洋过海抵达中国。到岸身价每门一万六千美元,合国币八万。炮弹每颗二十美元,合国币百元。这当然昂贵。就说炮弹吧,巩县兵工厂生产的仿克虏伯式山炮炮弹每颗只要四十二元,沈阳兵工厂价格更低,二十六元。俞大维的廉洁并未改变合同的书面单价,他只是到瑞典最后敲定的跟单者,并不负责价格谈判。事实上,价格早已在中国确定。

那年月,中国火炮市场主要是我姥姥跟莱茵金属公司之间的竞争。佛采尔更欣赏我姥姥。他的意见打动了蒋介石。代理公司的抽成很高,有关人员还要过手揩油,傻瓜也知道。所以蒋介石决心踢开代理商,直接跟我妈妈谈判,让宋子文负责。宋子文的名字用广东话读为“送几文”,很多人以此暗讽,但他赚钱并不靠贪污或者抽成。他通过外交部直接向我妈妈索取报价,但并不知道这样拿到的报价,跟外交部对面的礼和洋行报价相同。因我们已经选定礼和洋行为总代理,必须守信。礼和洋行的老板丁福成收起原来的名片,换成卜福斯炮厂驻华代表的头衔,找宋子文洽谈。交易达成后,他一样可以拿到佣金。

当然,实际单价还是便宜了不少。因回扣都折成火炮,运到了中国。

我们确实有点生不逢时。因原来的土耳其买家支付出现问题,我们的射表都没有编全。射表就像学校给学生的毕业鉴定。当然,射表更准确更客观,完全用数据说话。它能表明我们的脾气秉性,体现射程、射角跟其他弹道诸元之间的对应关系。有了这组数据,才能確定或修正射击诸元。

故而炮兵专家李汝炯组织验收试射时,还要附带着完善的射表。李汝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的毕业生,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个卜福斯山炮团、独立炮兵第一团的团长。他围着我转了一圈,摸摸我的身子——他们叫炮管,里面有二十八条右旋膛线,缠度七度九分四十秒;看看我的脊梁——他们叫炮架,中间有小制退锄,地形狭隘时可以去掉后架,方便行军也方便作战;试试我的眼睛——他们叫瞄准具,我的眼睛没长在身上,彼此独立。就像《封神演义》中的杨任,眼睛被人挖掉,空眼窝中生出双手,手掌中间再生双眼。这样在瞄准具设定高低与方向划分及距离时,不必转动沉重的炮身,待诸元装定,再将炮身指针调到跟表尺指针吻合即可,省时省力。

李汝炯还特意看了看炮尾的拉火装置。他没有想到,我竟然左右开弓,两边都能拉火,一炮手二炮手都可以操作。碰上直瞄射击,或面对活动目标,一炮手的行动尤其方便。

李汝炯心中暗喜,但面无表情,开始试射。

他们叫发射,我们叫吐痰。有灵性的物种都一样,有情绪,会生气。人类生气时会说:“呸!”我们也一样。不过钢铁骑士有钢铁骑士的脾气。我们不只是说说,我们会真做。

对,就是要真的啐他脸上。

我喜欢李汝炯的表情。虽然他没有笑脸。那是军人应该有的严谨。

根据愤怒程度与脾气大小,我吐痰的距离和速度当然不会相同。否则何谈灵性?炮兵管这叫变装药。一号装药是弱装药,二号装药是强装药,三号装药是最强装药。这三组数据,我们的比较对象都是日本来的蠢货。他们横行中国多年,也是大名鼎鼎:四一式山炮,即大正六年式山炮;改造三八式野炮。

有意思的是,这些日本蠢货,实际跟我们同源。他们都是仿造克虏伯的山寨货。

野战炮主要用于对付步兵与马匹等活动目标,所以射速要快,射程要远。弹道必须低伸,最低弹道高越小越好。李汝炯首先实验三号装药即最强装药,结果表明,数据全面优于改造三八式野炮。

榴弹炮主要用于摧毁工事,弹道越高,越能借助重力加速度的强大惯性,否则碰到坚固的工事会像石头那样反弹。山炮其实就是山地榴弹炮,榴弹炮的微缩版,经常要对付山那边的敌人,弹道越高越能拐弯命中。而使用一号装药即弱装药后,我们的炮弹落角又明显大于四一式山炮。

怎么说呢?当野炮使用时,我们比野炮的弹道低伸;当榴弹炮使用时,我们的弹道比榴弹炮弯曲。一句话,全面秒杀当时的日货。

李汝炯笑了。我们也无声地笑了。我们暗自攥拳,冷冷地扫了对手一眼:哼!

其实那些不全都是日货,也有中国仿造的。那时国军类似的仿造货很多。最古老的山炮,是1905年江南制造局仿制的克虏伯式。三围跟我们一样也是七十五毫米,但身高只有三围的十五倍,不到一米二。由四马驮载或者一马挽曳。比我们老二十多岁的前辈,身高却比我们小一号,直接PK不免有点欺负人。可这样老掉牙的钢铁骑士很多。国军精锐五十八师算得上大名鼎鼎吧,抗战中被编入七十四军,可他们的炮兵营就只有六门这样的沪造克式山炮,炮身上还刻有大清的团龙徽章。

日本的明治四一式山炮,就是大正六年式山炮。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研制成功,大正六年(1917年)改进定型列装。汉阳、太原和沈阳的兵工厂都曾大量仿制。他们的个子比沪造克式山炮高一点儿,是三围的十八倍,由六马驮载或者两马挽曳,但能力跟我们还是差一头。

还是直接用数据说话吧。

我们本来就比他们高很多,高低角又能从五十度到负十度,而沪造克式只能十五度到负八度,四一式的低角跟沪造克式相同,高角虽然增加了十度,也不过我们的一半。众所周知,仰角越大,弹道越弯曲,怎么比?

我不由得高高地挺起身子,将他们压制得更加矮小。

我傲视群雄,撇了撇嘴:“国军不至于被日军欺负成那个样子吧?东三省都保不住……”其实后面还藏着半句,但想到他们都是前辈,我没好意思骂出那个字眼:

笨蛋!

沪造克式看看我,意味深长地笑笑。四一式嘟囔道:“打日本,谁不出力?可是,你总得有命令啊。”

没错。杀人是我们的事儿,杀不杀是上帝的事儿。上帝得安排发射手拉火。

华北大骡子老憨端详着我伟岸的身躯,连连摇头,眼神悲切,表情让志得意满的我无法理解。当然,在那个意气风发的时刻,我也没有心情仔细咂摸品味。

七十二地煞,足够编成三个炮兵团。那时国军总共只有七个独立炮兵团,由军政部直辖。虽然有些弟兄分配给了中央军校和炮兵学校,但至少还能编两个团。按照国军的现状,新编两个团完全可以,但蒋介石将军却毫不犹豫地砸了两个炮团的饭碗:炮一旅下属的炮一团和炮五团。他们都跟黄埔军校关系密切,渊源深厚。独炮一团发源于黄埔军校的山炮营和野炮连,独炮五团则由中央军校炮兵教导团扩编而来。中原大战之后,所有的改造三八式野炮集中编成独炮四团,剩余的战利品以及古董炮编为独炮五团。那些钢铁骑士虽然老迈,但毕竟聊胜于无。

可蒋先生要节省经费。中國到底还是穷国。

那些老迈不堪的钢铁骑士被改为要塞炮。那里不需要腿脚利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首批抵达中国的四十八条好汉,除了四个分配到炮校,其余全部拨给炮一旅。炮一团与炮五团的武器和军官同时更新。先前的军官大都调离清退,由经过德式训练的军官取代。

我们驻扎在南京通济门与光华门外的通光营房,离蒋先生设在中央军校内的官邸只有五公里。他要想视察检阅,十分钟车程就到。照理炮兵应该远离市区,方便野外训练,也免得骚扰地方。但我们是门面,门面。

先前我只为弟兄们都能出头而高兴,并不知道中国因何突然追加大笔订购,此时方才明白。

就在合同签署的那一年(1932年)四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确定“救灾、绥靖、御侮”的方针。蒋介石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在庐山军事会议上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同时整军。这就是他着急忙慌地邀请我们七十二地煞的背景。

一句话,确实要对付日本矮子,但在此之前,先要消灭共产党。

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无所谓。我们的职业只是杀人。至于杀谁,我没兴趣知道。我们刚在炮一旅安顿下来,长城沿线便频频告急。我真想迅速北上,将积蓄一生的精力发泄出来,跟四一式山炮、改进三八式野炮以及各类迫击炮决一雌雄。我已入壮年。我时间有限。钢铁骑士也会老的。若不能迅速建功,我就会被迅速淡忘。钢铁骑士跟人类一样,最大的冲动就是参与并且影响历史。作为山炮,有那么远的射程、那么低伸的弹道、那么大的落角,却从历史的网眼中漏下,那将是何等的遗憾。

但是,我们一直没接到出击命令。

长城抗战,国军有地利之便,兵力又在日军的十倍以上,但结果依旧是屈辱的《塘沽协定》。签约前夕,蒋介石第三次追加订单,又买了六十门。这样我们的弟兄便有了一百三十二名之多。一三二,这是个不错的字眼。一百零八将外加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国军的一三二师也是英勇的部队,其长官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第一位国军师长。

这六十名弟兄又挤占了独炮二团与独炮三团想要补的缺。新的炮二团与炮三团组成炮兵第二旅。除了炮一旅与炮二旅的四个团九十六门炮,教导总队与第四师山炮营各有十二门,炮兵学校练习队有两个连八门,剩余四门组成中央军校炮兵连。

其实我不大关心后面来的六十位弟兄。毕竟不是一母同胞,未曾同在幽暗的育婴室里投闲置散。我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杀人。为了更高效地杀人,我必须耐心地陪同炮兵训练。你知道,绝大部分国军士兵没有文化,一个个笨手笨脚。我必须容忍,容忍。

我当然是基准炮。七十二地煞的老大嘛。炮兵班编制十人,班长是炮长,其余九人分别为一炮手到九炮手。后面五名炮手也是弹药手。我说过我们是变装药,不是定装药。不仅装药有三种,引信理论上还有空爆、瞬发、触发、延时四种,平常主要用两种多功能引信,所以少了弹药手不行。

九个炮手中,跟我关系最紧密的,依次是一炮手即瞄准手、二炮手即发射手、三炮手即装填手、四炮手即方向手。他们都很喜欢我。发射手与瞄准手最喜欢我的眼睛。瞄准手说的是左眼,圆形表尺与瞄准镜:我食道上的膛线右旋,所以定偏是右偏。考虑定偏后的表尺改为圆形,使用方便。我们只有三种装药,但表尺却有四种,设计师考虑到了射击诸元只有射角而没有距离的情况,即完全以射角代替距离。表尺上的刻度简洁,很好识别。射角表尺最小格是两个密位,圆形表尺即距离表尺大格一百米,只显示偶数值,小格五十米,黑点二十五米。瞄准镜是蔡司牌的,放大三倍,视度十二。瞄准镜的观望筒可以左右移动,不影响分划;左边还有一个开口,夜间瞄准插入手电,既能照亮刻度,又不会暴露目标。

发射手说的是我的右眼,高低瞄准机上面的指针。我说过,我的瞄准装置跟躯干彼此独立。瞄准手负责根据口令标定射击诸元,期间不必移动我沉重的躯干。发射手得摇动高低转轮,使炮身指针与表尺指针相互对准。高低机用气泡定位,而气泡比我还有个性,不会总那么听话。炮战期间地动山摇,要让发射手将水平气泡稳稳当当地挪到正中间,有时会急死全班炮兵。怎么办呢?高低机上还有指针,这个装置能管大用。这两个指针对人格外友好,都是白色,夜晚发出荧光。没上过战场的人不懂这意味着什么。黑夜里人的视觉能发现三公里以外的手电光,重机枪或者狙击步枪乃至炮弹随时可能光顾。

三炮手方向手喜欢我的脊梁骨,即炮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瞄准手的指令,用瞄准杆移动大架,对准大致方向。所谓调大架。战火中做到这个也不容易,因为我的身体沉重,这其中就包括炮架的重量。炮架太长会限制最大仰角,太短炮管后退时又会打到地面。怎么办呢?我们有弧形车轴,前炮架可以左右移动,中炮架装有小制退锄,类似锚,后炮架上翻。这样转弯方便,又能增加拖曳的力臂,还可以提高仰角。

装填手喜欢什么呢?当然是我的闭锁机,炮闩。

此前的炮闩多是偏心式,又叫螺式炮闩,由发射手关闭。装填炮弹时,装填手要右手握拳,将炮弹推入炮膛,直到炮弹桶底接触到退筒钣。如果装填手的动作没到位便提前收手,发射手又强行关闭炮闩,有可能撞到弹头或者弹底的引信,也有可能夹住装填手的手。但我们不会。我们的横楔式炮闩有个安全斜面,它会顺势把炮弹推到位,并推出装填手的手。

我的炮闩不但能自动关闭,还能自动退弹壳并保持开启状态,等待再次装填。所以我们的发射速度很快,每分钟可达二十五发。

整个炮班还喜欢我的波浪形防盾。有了这块可以拆卸的四十厘米厚的钢板,炮兵就不怕前方飞来的子弹或者炮弹碎片了。这个装置让我想起古老的条顿骑士,重装骑兵。

职业杀手不会动感情。动感情的杀手都不够职业。所以炮班是不是喜欢我,其实并不重要。这不会影响我的感情与精度。可是,天天被人夸奖喜爱乃至崇拜,那感觉……挺美的。起初我有点害羞,毕竟没有真正打过一仗,但后来我逐渐习惯并且受用。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有骑士风范。重装骑士。全身都被重重的盔甲裹着,我的帅气竟无法掩藏。

那感觉肯定不错。不是吗?

所以我慢慢开始喜欢我的炮班。尤其是瞄准手李忠笏。他是个年轻的老兵。下士。他经常抚摩着我的身躯与眼睛,口中喃喃自语。睫毛被人轻轻抚摩的感觉你体会过吗?你会心里痒痒。他经常给我看他未婚妻的照片,还给我念他们的情书。说实话,那些字眼,真让我这个重装骑士脸红。比我激战中的炮膛还要热烈。天哪,真看不出来,这个训练中一板一眼的冷静下士,竟可以如此激情澎湃。

“她很漂亮,对吧?”他亲亲照片,然后扬到我跟前。那姑娘真算不上漂亮,但是很喜庆,很可爱。“我现在拿国难薪,每月只有十一块钱。等我再当三年兵,赚个几百块就回去。成亲过日子,开个小店。”只有十一块钱?确实太少。驮载我们的华北骡子每头还得八十块呢。不过那时正是经济危机,别说战败的德国,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可以升上士当炮长,甚至是少尉啊。我操作技术很熟练,你是知道的。上士每月十五块,少尉三十块呢。”他技术确实很好,装定表尺分划颇为神速。我真希望他能升少尉。“到时候请你到我老家去玩,喝喜酒。我们老家有个鸡公山,很漂亮的。都是你们洋人开发出来的避暑胜地。”

这家伙是河南信阳李家寨人。

他们真请我喝酒吃肉的。他们说,要祭炮神。作为钢铁骑士,我对酒肉无感,但喜欢被尊重。真正让我喜欢上这个有点傻乎乎的瞄准手的,还是那天他跟一等兵弹药手的纠纷。

那个一等兵是弹药手中的弹种手,九炮手。当然,一听就是个新兵蛋子。他抬腿越过我的炮架,李忠笏抬腿给他一脚:

“混账东西,没有规矩。不准这样侮辱我的大炮,懂吗?”

九炮手摸摸屁股,满脸无辜。

“除非作战紧急,否则任何人不准直接迈过炮架。这是炮兵的规矩!你要敬重炮神!”

那一刻,我的炮管差点没有软成面条。我决心好好打他几仗,让这个下士瞄准手赶紧升炮长少尉。

机会终于到来。那年年底,炮一团二营开赴福建,要打“一·二八”抗战的英雄十九路军。他们在福建闹独立。这事儿叫福建事变,或曰闽变。

团长李汝炯、营长孙生芝带领我们十二位弟兄离开通光營房,乘火车抵达浙江衢州,然后翻山越岭,朝南平进发。

这一路,可真苦了我们的骡马。

一旦爬山,我们就必须大卸八块。按照“前(架)中(架)后(架)摇(架)身(管)尾(闩)滑(钣)护(板)”的口诀分成八大件。大卸八块我们已经习惯。唯其如此,我们耐受的强度不能跟榴弹炮比肩,射程也大受影响。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在阿尔卑斯山脉或者欧洲别的什么山地,我们也要山路行军,但欧洲马身高至少十六掌,亦即一米六,劲儿特别大。而中国的蒙古马只有十二掌,无论驮载还是牵引,力量都不足欧洲马的一半。部队早已发现问题,希望改良马政,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养马也非朝夕可成。即便用华北大骡子,其价格几乎是马的两倍,驮载能力也不过八十五公斤。我们放列全重七百八十五公斤,行列全重驮载时八百九十四公斤,比四一式山炮重很多。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双炮管。口径分别是七十五毫米与九十毫米。结果八大件每件都超过一百公斤,超出骡子的驮载能力,而九十毫米的炮弹又没有进口,等于白费。

我的身体与车辕组合,一百一十三公斤,老憨驮着。这头山东骡子的嘴唇右边有一点点白印,很好辨别,但最好辨别的还是它悲愁的眼神。我不知道它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忧愁。我们无法直接交流。我始终听不懂它们的语言。

炮兵连编制二百零三人,骡马一百零四匹。多么漫长的队伍!山路之上,老憨边走边趔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瘦身。可虽然有量子纠缠,意识能够造成波函数的坍缩,但我终究不是薛定谔的猫,我比猫沉重太多。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憨的背上出血。

疼痛我是不知道的。但我知道,血是死亡的标志。我还知道,鞍伤是炮兵不能承受之重。一百多公里呀。这一百多公里,就不详细说了吧。只要看看老憨的眼神,听听它的喘息,你就不会盲目自信于语言能力。

终于抵达南平前线。我努力忘记老憨的鞍伤,激扬意气,准备展开不动声色的杀戮。

早期炮兵靠目视作战,只能布置在暴露阵地直接瞄准,类似骑士决斗。谁能存活,只看开炮速度与精度。因彼此都没有秘密。而今人们日渐狡猾,我们也跟着进入间接瞄准、间接射击阶段。炮阵地都远在后方。要么树林,要么山谷,总之隐蔽。

进入阵地,下架组合,从行列状态进入放列状态。炮长自动对主要方向测出遮蔽角或者遮蔽距离,以及炮遮距离。否则若瞬发引信的炮弹出膛后碰到上方的树叶,可能葬送整个阵地。在班长的指挥下,上等兵方向手根据下士瞄准手的指令调大架,上等兵发射手打开炮闩,由炮管向外观察,目视求取使炮膛高于遮蔽物顶端的遮蔽角,即最低表尺;瞄准手李忠笏则在最低表尺处使表尺对准炮身指针,自行确定最低表尺密位。

目标已经标定,只等开炮命令。我早已急不可耐,此时突然传来坏消息:我们携带的,竟然都是教练弹。教练弹里面多填充泥土,没有杀伤力,只能听响,无法看热闹。

炮弹箱上确实是教练弹的符号。排长廖传枢立即上报。李汝炯过来看看,摇头叹气:“这是怎么搞的?事已至此,只好作为射击演习,真仗假打!”

我差点没闭过气去。我不心疼自己的激情,也得心疼老憨的鞍伤啊。

李忠笏旋转两个方向分划转螺,装定分划,确定方向,然后将表尺游标移到相应的装药表尺,再转动表尺转轮装定表尺,确定距离;发射手左手转动高低分划转螺,右手移动高低角转轮,让高低水平气泡居中,确定射角;七炮手弹种手取出弹头,交给五炮手信管手装定引信,所谓信管测合;六炮手装药手从弹种手那里接过空炮筒,装入不同的药包,再由弹种手递给信管手,信管手组装完成,由装填手填入炮膛。

炮闩自动关闭,发射手拉火。我想让憋了几年的力气瞬间喷发。这毕竟是我壮年的第一口痰。可既然是假的,那就毫无意义。

还好,对面的十九路军将领司徒非早有归顺之意,打了几十发教练弹,战斗随即结束。

如果这是瞄准手的错,我将不再喜欢他。我从不认为缺乏职业素养的人可爱。但很显然,不仅炮兵连的小行李即弹药队犯了错,炮兵营的大行李即弹药连也犯了错。连同弹种手在内。上回李忠笏踢他一脚,应该。

我的处女战永生难忘。打得真是过瘾。

那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昌。对手是著名的朱德将军。

虽能大卸八块,但我还是更喜欢拖曳行军。那样更轻松,比分开颠簸强。炮车上有最先进的车轮制动机,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无论上下坡还是骡马受惊,都能迅速制动,更兼中架有小制退锄、后架可以上弯,拖曳很方便。

麻烦的是作战区域跟福建一样,也是连绵不断的大山。这是防守方喜欢的地形。

从南京出发,由浙赣铁路到南昌,这很简单。但此后的路怎么样,我不想说,请你问老憨。首战之地是洛寨山。第四师十二旅二十四团团长石觉见了我们,既惊喜又埋怨:“你们怎么才到?我们等了整整二十一天!”孙生芝营长拍拍老憨的屁股,满怀心疼:“石团长,你看看骡子都累成了啥样?山路我们能爬,炮不能呀。骡马是炮兵的亲密战友,我们……唉!”

炮兵金贵,我们直接受东路军第十纵队司令官、第四师师长汤恩伯的指挥。从孙生芝到李忠笏,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建立隐蔽阵地,按照德国顾问传授的新战术,起霸亮相,但汤恩伯却命令我们开到前线八百米之外的暴露阵地,直瞄射击。

命令当然要执行。孙生芝考虑片刻:“既然敌方没有炮兵,直瞄射击更好。如果用弱装药,我们的榴弹很难击毁坚固的工事。”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碉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也是德国人的杰作。他叫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李德。真要感谢他用碉堡对碉堡的硬碰硬战术,否则我们无法展示钢铁的肌肉。那个碉堡是机枪巢。步兵隐蔽在四百米之外的阵地中,再过去四百米就是我们跟军乐队。一旦我们击毁堡垒,他们就开始奏乐,鼓舞步兵冲锋。这是汤恩伯将军的安排。

弹药手给我们装的是三号装药,这样射速快,弹道低。直接瞄准更加简单。三点一线。八百米距離对于我们的光学瞄准装置而言,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李忠笏他们瞄准击发,炮弹直接洞穿碉堡的枪眼,烟尘滚滚而出。随即军乐大作,步兵冲锋,我们施行弹幕射击,予以掩护。

洛寨山一仗打得太轻松,我很不过瘾。拿下广昌,中央苏区的门户洞开。跟随第四师攻占了石城,我们又相继配属第三师和第九师。后来第九师攻击白衣洋岭主阵地失败,三十六师接棒主攻,我们依旧配合。

三十六师脱胎于首都警卫军,而炮一旅本来就是警卫军的炮兵旅。而今并肩作战,可谓如鱼得水。师长宋希濂来到炮兵阵地,利用我们的十六倍炮队镜仔细观察红军阵地,与孙生芝营长商定作战计划。既然步兵炮兵可以密切协同,这个仗就好打。

装定表尺,确定分划,瞄准,装填,发射。

试射、校验射、顺射;打击步兵的歼灭射击、摧毁炮兵的破坏射击、袭扰后方宿营地集结地的扰乱射击、把握良机不经试射的急袭射击、以压倒性炮击构成火网掩护步兵冲锋的弹幕射击、阻止敌军的阻止射击——不需要那么多战术。我们面对的是红军。他们弱小,他们没有炮兵,他们粮弹两缺。我们只要歼灭射击,破坏射击,射击,射击。

从早晨七点打到十一点。四个小时后,国军占领左翼山峰。下午两点,红军放弃白衣洋岭主阵地。国军长驱直入,陆续占领长汀与瑞金。

那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我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两岁。我浑身是胆,我浑身有劲。李忠笏也是如此。就连老憨,仿佛也劲头十足,为先前的劳累找到了理由。战后论功行赏,我被封为神炮,李忠笏晋升炮长。但他的喜庆劲儿未能持续多久,我高涨的情绪也随之凋落。因为他在战场上有了新发现:累累敌尸中竟然有他的表弟。

他表弟脖子上有块青色的胎记,当时正好露在外面。浑身上下没有伤口,躯体完整,但口鼻流血,一看就是被炮弹震死的。李忠笏翻翻尸体,神色大变,但什么话都没敢说。夜晚宿营,火炮放列,他提着瓶酒来到我跟前。那时我才知道,这是他嫡亲的舅表弟,跟亲兄弟没有区别。他大舅就这么一个儿子。本来说是出去读书,谁知竟投了红军。

“你知道吗老弟,他就是我将来的内弟呀。大舅对我恩重如山啊。”李忠笏摇摇头,手拍炮管,拍得我肝儿颤。

我心里一动。我不懂大舅和表亲的意思。我在对应联想七十二地煞。

“用表弟的血染红顶子?我将来怎么交待呢?”

“我为什么要打表弟?我傻还是他傻?”这声音已经不是哭喊,而是哀嚎。

“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哗啦一声,空酒瓶砸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有点生气。杀人是我的职责,结果跟我有何关系?但自相残杀这个字眼,就像流星从眼前闪过。是啊,假设我们七十二地煞之间火并,好玩吗?应该吗?况且红军根本没有炮兵,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他们的炮响。打这样的对手,能增强我们的职业荣誉吗?

这不是骑士对决,这是屠杀。我不想干。

还好,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中国人。次年我们只是坐船巡游长江,到四川军阀跟前张扬了一回,暗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我们全部出动,所幸阵势尚未摆开,局面已经平静。

真正再跟中国人对阵,其实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秋季大演习。战役推想是日军由太湖以南、京杭路方向进犯南京,国军展开反制。这回我们跟三十六师还是盟友。我们都是西军,扮演拱卫首都的角色。

演习当然只能是西军获胜。但蒋介石将军的点评,对脱胎于首都警卫军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这三个精锐德械师,以及教导总队,并没有多少客气。因为他们的战役协同确实一般。工兵舟桥准备不及,耽误转运,一位工兵校官自杀殉职。此事对我震动很大。炮兵征服,步兵占领。我本来充满优越感,感觉自己很拉风,但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炮兵的责任恐怕不仅仅是拉风。

跟日本矮子正面较量,已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夏天。在上海。

如果没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们大概也不会得到来中国效命的机会。冥冥之中,似有定数。在上海展开复仇之战,甚合我意。

日本矮子最先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惹事,眼看战火越烧越高,关麟征、孙连仲所部已先后驰援。如果日军发扬火力沿平汉线攻击,难免飞流直下,中国的东南沿海将被割裂开来。军委会决定在上海主动进攻,吸引敌军主力与国际注意。因而那里的战事规模迅速扩大。这回我们一百三十二名弟兄半数投入淞沪方向。除了第一团、第二团,教导总队炮兵营与炮校练习队也上了阵。

最先参战的是炮二旅下属的炮二团。八月十一日,他们便接到开进命令。部队抵达上海时正好在凌晨。因《淞沪停战协定》的约束,上海市区不许驻扎正规军队,只能以保安团维持秩序。市民早起看见军容严整的炮兵,惊喜之中,简直以为是神兵天降:“你们从哪儿来的?怎么来得这样快?”

那种由衷的欢迎,即便是钢铁骑士也能感受得到。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早点开战。后来史家都记述为“八·一三”淞沪会战,其实十三日并無大的战事,仅有双方步哨的零星枪击。本来是要进攻的,但被高层制止,次日下午才行动。被欺压多年的怒气一朝宣泄,炮兵打得格外猛烈,也取得不少进展,但正在此时,却又奉命停止攻击。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唉。

全面进攻开始之后,炮二团主要配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攻击杨树浦。虽说我们有些技术参数超过榴弹炮,但毕竟口径不够,射程跟日军的重炮也没法比。所以弟兄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打,以急袭射击为主。事先测量地形,掌握数据,猛轰一阵,立即撤出阵地,否则很快就会遭到火力覆盖。

我带着一帮弟兄,跟随张发奎将军在浦东作战。日本矮子的炮火本来就烈,更兼有舰炮支援,还掌握空中优势,所以我们只能隐蔽,隐蔽。各连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远。间接射击时代,阵地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观测所,那是炮兵的眼睛。有些连队的观测所隐蔽于树上,我们则设在耶稣教堂顶端,同时在黄浦江边的英美烟草公司楼顶,设立辅助观测所。设备上面盖着麻袋,电话放在底层,免得惊动敌人。因敌军旗舰“出云”号夜间就停泊在对面,白天更是直接躲到大楼跟前、浦东炮兵的理论死角之中。

九月十日下午四点,七艘敌舰拖着二十多只民船,运载六百余名日军展开强渡,企图在浦东春江码头、新三井码头登陆。我们协助守军李松山的五十五师就地抗击。在江边的辅助观测所,少尉观测员带领两名观测军士,一名扛剪形镜,一名扛方向盘,测量目标并记录数据。方向盘军士以三千二百密位对准射击目标,即原点,然后伸平双手,做出最引人注目的大鹏展翅姿势,告诉阵地炮兵原点方向。炮长立即组织调大架,移动后炮架,大致对准方向。观测军士就地旋转回转盘,将方向盘对准火炮高高扬起的红色瞄准镜,求出观测所与方向盘的相应密位,电话通报阵地。

各炮就此装定分划,然后反觇。如果没有误差,此时基准炮的瞄准镜镜头应正对观测所的方向盘镜头。

观测所测量精准,李忠笏操作娴熟。我先试射一发,然后校验射击,很快就有五枚炮弹击中敌舰。虽然我们无法将他们射穿击沉,但朵朵弹花还是足以吓破他们的胆。日军见势不好,掉头就跑。

我打得很不过瘾。这才打了几炮?可惜我们炮弹少,必须节约。唉,好吧。好钢留到刀刃上。

九月十八日是日本矮子鲸吞东北的国耻日。李忠笏一大早就来擦拭炮膛炮身以及瞄准装置,一边擦一边唠叨:“老弟,今天国耻日,我们要打日本矮子的军舰。你可要好好表现。”我撇了撇嘴:“难道我上回打得不好?”这家伙听不懂我的话。兀自道:“空军也要行动。咱们得让日本矮子好好喝一壶。”说完他又拍了拍我的肚皮。

可开炮的命令老是不来。等到晚上十点左右,中国空军飞临黄浦江,敌舰一时大乱,探照灯乱七八糟地射向天空,高射火力对空齐鸣,黄浦江两岸亮如白昼。

我们的目标就是日军旗舰“出云”号。白天它紧靠江边的大楼,以为那是浦东炮兵的死角,夜间担心遭到暗算,方才开到江心。中国海军曾经发动鱼雷袭击,将其击伤,但没有致命。此时空军轰炸,我们轰击,炮弹一发又一发地命中。只可惜空军轰炸的精度不够,我们的炮弹又无法洞穿,只在甲板上砸出许多白点儿。虽然不无遗憾,但毕竟打了他们的脸,扇了许多巴掌。

十一

十月十日,民国国庆,炮兵肯定也得有动作。著有《炮兵射击学》的炮兵专家孙生芝,那时已是我们的团长。他接到命令,奇袭日军机场。那个机场在浦西,本来是高尔夫球场。德国顾问比格尔与孙团长一同侦察阵地,最终决定在辅助观测所东南、距离江边大约三百米处,建立炮兵阵地。当夜十点,我带着七名弟兄,抑制住心跳,悄悄摸了过去。

每个弟兄配一百发炮弹,一半装瞬发信管,碰到哪儿炸哪儿,杀伤人员;另外一半装碰炸信管,即触发引信,用来消灭飞机。

侦察发现,每天拂晓前,日军飞机开始准备,机场灯火通明。从开灯到首批飞机起飞,中间大约有五十分钟,正是炮轰的良机,观察弹着落点修正射击诸元很方便。

凌晨四时,炮兵进入战备状态。李忠笏悄悄拍拍我,耳语一般道:“兄弟,别着急!”排长立即压低嗓门喝道:“谁?不许说话!”

这让我有点不爽。我是老兵,又不是新兵蛋子。等啊等,天蒙蒙亮时,机场方才开灯。三分钟之内,我便根据早已设定的射击诸元试射一发,命中目标。这表明测量准确。孙团长随即怒声喝令开炮,全连射击,急袭射。此时我们自动装填的炮闩大显神威。每分钟最多二十五发,这是很少见的发射密度。

轰轰隆隆,八分钟内倾泻八百发炮弹,打了个正着。事后观察,击毁敌机五架,击伤七架。机场当天没能恢复使用。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开始撤离。十分钟后,日军舰炮以密集炮火猛轰浦东,十余架敌机投弹三百多发,炮兵营伤亡官兵十余人。还好,李忠笏安然无恙,我也安然无恙。

从此以后,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无人不知道浦东神炮。那天阵地上来了几位记者,经营长允许拍了几张照片,准备拿去发表,好鼓舞士气。我很高兴能出头露面,因而极力展示最青春的身姿,让他们随便拍。这段时间我一直隐藏在竹林里头,眼前只有李忠笏他们,既看不到敌人,也看不见友军,好险没有憋闷死,秀一秀正好。

我的靓丽风姿次日见报。李忠笏拿着报纸向我显摆。那上面的他正在露着门牙傻笑,身份虽只是炮长,神气却如同将军。当然,我的样子比他更精神。可他正说得起劲,排长就匆匆赶来传达张发奎将军的命令:全部火炮立即转移阵地。

我们刚刚转移,还没安顿好,空袭已经开始。日军飞机不分青红皂白,将洋泾一带的竹林全部炸毁,不少无辜居民遭殃。

营长随即丢官,因为照片导致了泄密。

指望我们击退日军,就如同想用蚂蚁杀死大象。我们打得再神,也无法逆转战局。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那时国军全部注意力都在上海正面,防守金山卫的只有六十二师的一个步兵营,以及我们一个炮兵连的四门火炮。

守军措手不及,敌军漫天遍野。连长郭文河立即指挥炮连应战,炮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爆炸,但依旧是杯水车薪。步兵迅速溃退,炮兵的侧翼失去掩護,陷入日军包围。

此时已无须观测瞄准,完全可以凭借目视指挥发射。郭连长下令以最快的射速,发射炮兵的自卫炮弹、零线子母弹。使用瞬发空爆两用引信,调到接近零度的位置,几乎出膛即炸,在五百米范围内杀伤力极大。炮兵已有阵地掩护,而敌军完全暴露。这样经过左右摆射,利用扇面射击,三发炮弹便炸出几百米的安全地带。

无数日军应声倒地。有些人的脑袋被活生生割掉。但炮兵的安全只能以分秒计算,很多人依旧无法突出重围。

那时阵地已全线崩溃。孙生芝团长与第二营失去联络。他找张发奎要到三十二辆柴油车,我们第一营方才得以退到南京。

南京那一仗打得无比憋屈。我实在不想提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炮校练习队第二连的三位少尉习世祥、郑崇城、黄君材,在大溃退之中,竟然在一位工兵少尉的帮助下,利用搜集到的破船与废料拼凑出一条船。四门打光炮弹的卜福斯弟兄安全渡过长江,并神奇地横越一千多公里,抵达湖南零陵,被归还炮兵学校建制。

十二

烽烟四起,处处告急。装备卜福斯山炮弟兄的炮一旅与炮二旅是炮兵的明星,各个战区争相索要,因而我们只能分割使用。我们这个连撤出南京之后,辗转到了徐州,配属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

那时卜福斯弟兄已经折损许多。炮二旅被撤销,炮三团划归炮一旅,炮二团改为独立炮兵团,将剩余的卜福斯山炮移交给炮一旅,然后换装苏联援助的七点六二厘米野炮与十一点五厘米榴弹炮。其实属于哪个旅已不重要。我们跟旅部基本上没有联系,只能听从配属部队长官的命令。事实上,营长我们轻易都见不到。

没想到孙连仲将军如此重视,以总司令之尊亲自接见。原来这也是个老炮。他当准尉时便用日产三一式野炮,口径七十五毫米,俗称“友坂速射炮”。发射之后整个炮架后退,依靠住退索以及发条伸缩机关抵消后坐力,因而炮架后面要挖出深坑,加固住退锄。这是八国联军时期的武器,北洋军都已抛弃,而国军竟还在使用,包括部分中央军。

老炮孙连仲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颇有勇武气质。要不是身体强壮灵活,背得动沉重的炮身,只怕他起初也当不了炮兵连长。那回作战紧急,他们的三一式野炮没有架稳,坑挖得不够深,住退锄没有埋紧,猛烈的后坐之下,炮身突然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甩尾。冯玉祥严令部队苦练体操,孙连仲因而身手灵活。他接连来了两个大空翻,躲过剧烈摆动的大炮,否则不说性命难保,至少腿要打断。

孙连仲沿着我们走一圈,拍拍炮身,满眼羡慕:“我当兵时用友坂速射炮,现在当了总司令,还用有坂速射炮。这仗还怎么打?现在好了,你们来了。”

打到现在,我有点烦,打得太憋屈。怎么说呢?照理应该使用炮兵群战术。各种口径、各种射程的火炮集中起来,组成集群火力。伴随步兵的迫击炮、反制战车的战防炮、对空射击的高射炮,连同过山炮、野战炮、榴弹炮、加农炮,就像一桌席面,必须荤素搭配、凉热调和、有汤有菜,否则如何能成席面?

不说别的,就说德军吧。他们进攻之前,炮兵先来十分钟急袭射击,对标定目标不试射,直接轰击;再来一百一十分钟的破坏射击,击毁掩体工事;接着是四波八十分钟针对步兵马匹的歼灭射击。饱和轰击两百分钟之后,步兵开始进攻,炮兵再用弹幕射击予以掩护。

可无论德国顾问如何手把手地教授,国军也学不会。这对国军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换句话说,假如国军有此实力,日本矮子还敢上门欺负吗?先不说炮,就是炮弹,我们也打不起。山炮的弹药基数一百发。一次作战要准备五个基数。步兵师战炮连的小行李(弹药队)携带一百零四发,炮兵营大行李(运输连)携行五十六发,师辎重营携行一百四十发,后方兵站储存二百发,待命补充到辎重营。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库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八月,全国仅有卜福斯山炮炮弹八万六千发,不过两三个月的用量。后来虽有少量进口,但还是不充裕。而此时此刻,进口的大门已经关闭。

我们奉命配合张金照的三十师。那时前线的迫击炮基本不敢还击。一旦开炮,必然遭遇猛烈的炮火反制,顶多三分钟。只有一个炮兵连还建制完整。因为那个连长比较聪明。他发射时不用炮架,手托迫击炮炮管,发射几枚,立即移动到几十米开外。

但这样固然保住了炮,可也无法有效歼敌。手托炮管发射,哪里会有准头?

安置好阵地与观测所,当夜就遥遥看见敌阵方向有火光,张师长命令我们射击。走那么老远的路,风尘仆仆而来,我也很想打上一仗,舒展舒展。观测所测好数据,连长下令射击,排长随即在阵地发布口令:

三号装药,榴弹,瞬发信管,第一炮发射。瞄准点,左前方火光。方向二千四百,距离七千八百五十,高低正四,待令放——发!

三号装药即最强装药。我使劲吐出一口痰,观测所根据弹着点修正射击诸元,然后全连齐发。

日军是欺负我们没有五公里以上射程的火炮。他们没有想到,最大射程九千一百五十米的我们已经进入阵地。此刻我们炮声响处,他们火光熄灭。

次日遭遇全面进攻。步兵伏在阵地内一动不动,等待敌军进入射程。连长带领少尉观测员和几名观测军士,在前方的观测所观测指挥。从十六倍的炮队镜里,他发现远方的麦地里有闪光,仔细一看,是日本矮子的钢盔与刺刀。他们正隐蔽前进,想偷鸡摸狗。连长随即报告师长张金照,请求开炮。

这一仗打得很痛快。无数日本矮子尸横遍野。但他们死战不退,站起身来,采用三行三进的低姿进攻战术,以中队为单位,继续冲锋。连长转而下令,改用空爆瞬发两用信管,快速射击。

瞬发引信的炮弹破片威力达一百三十米。日军步兵中队行进长度七十五米,攻击正面与纵深各二百米。如果击中行军时的中队中心,理论上他们将全军覆没,攻击状态也将损伤半数。

我军的防御核心是一座山。观测所隐蔽在山上,我们在山后。阵地前方的要点数据,事先已经测量完毕。预备阵地也已经选定。打过一阵子,我们立即变换阵地。反正我们有高低、方向射界制动机,运动期间保持原有精度不变。一旦进入阵地,无须重新设定,只要将炮身指针与之对准,即可发射。而且我们炮架中架有小制退锄,即便地形狭隘,也可卸掉后架放列,射击十分方便。

连续吐痰,导致我嗓子干渴,这是咽炎即将发作的症状。李忠笏道:“排长,炮管已经发红!不能再打了!”这家伙,还就是他懂得疼我。排长喊道:“把军毯浸湿,蒙在炮管上!”

沉甸甸的军毯蒙上来,哧啦一声,我的身体立即腾起白烟。

我军在台儿庄先胜后败。炮兵连表现神勇,全连上下各升一级,然后大军撤退。因为徐州已经陷入战略包围。

撤退之前,孙连仲给特务营二连连长下了死命令:必须掩护炮兵连撤退到指定集结位置。如有疏忽,提头来见。

十三

在台儿庄击退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之后,全国上下齐声欢腾。中日双方都想包抄对方,同时开始延翼,像摊大饼那样,导致战线越来越长,作战区域越来越广。各路国军源源不断地汇集,准备在徐州决战,而日本矮子的战略包围态势悄然形成。

李宗仁将军如梦方醒。

撤退没有足够详细完整的计划。因数日之前的预想还是会战。故而各军行动十分匆忙。虽然比南京撤退强些,但也不无狼狈。总司令孙连仲与部队走失,从江苏淮阴乘飞机脱出包围,而我们就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更远的射程、更大的爆炸威力必然要造成更大的膛压、更强的后坐。更高作战效能的合金钢时代的炮身,作战时有多顺手,撤退时就有多啰嗦。老憨口吐白沫,已经没了咒骂的力气。鞍伤一天天严重,气温也一天天升高。蚊蝇围追堵截伤口,更令它痛不欲生。我没有勇气看它的眼睛。漫长的撤退形同逃亡,我感觉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友关系。因它从来不跟我交流目光。

炮兵必须学习驾驭骡马。驾驭的关键原本是爱惜,但此时却必须硬起心肠,死命抽打。骡马似乎已被我们同化成钢筋铁骨,怎么抽打都没用。老憨前一秒钟还低头躬身地出力,后一秒钟已经翻倒在地。

老憨再也没有起来。这是我累死的第一匹骡马,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强壮的骡马。刚见面时他油光水滑,跟我一样风华正茂,我们曾相视一笑。但刚刚开战几个月,它便倒毙于途。

还好,并不是总要翻山或者徒涉过河,有时可以用炮车拖曳。骡马挽力不够,士兵就要帮着推。車轮边缘锋利,他们只能倾斜身子,使劲推辐条。士兵不够,再征集民夫。

令人遗憾的是,民间普遍态度消极。撤退之中,我们当然无力支付工钱,只能留下一纸证明,抵充税款或者劳役。要是没有特务连的强制,我们恐怕找不到帮手。

“大敌当前,抗战建国,这道理你们不懂吗?不帮助国军,日本矮子来了你们的一切都要完蛋!”

“可你们不是作战,是撤退呀。你们一撤,我们怎么办?”保长嘟哝的音调不高,但语气却像弹片一般生硬锐利。

连长一时语塞。片刻之后红着脸用手枪一指:“什么撤退?这叫转进!我们要到前方设立阵地,布置抵抗!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反正你们离敌军越来越远,百姓离敌军越来越近。”

“汉奸言论,汉奸言论!持久抗战,这是抗战第一期,战略防御,懂吗?再胡说我马上枪毙你!”

“请长官不要生气。我马上派人。我并不是不支持国军抗战,主要是大军接连过了十几天,我们全都出过好几回工。”

民夫总算派来了。但他们出工不出力,谁也没办法。民夫走不出多远,所以还是要想法征集骡马。但从江苏安徽河南到湖北,骡子都不如华北骡子的劲儿大。最后炮兵抢劫一般随手征集马匹,六匹马拖拉着我,好歹总算拖到了湖北广水。

老炮孙连仲在那儿等着我们。大炮如同眼球,丢失损坏都要受罚。听说我们行军三月四炮完好,他立即兴冲冲地前来慰问。可乍见到队伍,却又怒发冲冠,要用马鞭慰劳饲养中士。本来炮兵连的行军纵队应该超过半公里,高头大马,精神振奋,可眼前仅有的几匹骡马竟也是毛发干枯鞍伤满身,看样子随时可能倒毙,跟数月之前的初见判若云泥。

鞍伤几乎可以视为炮兵失职的罪证。孙连仲的鞭子尚未落下,饲养中士的眼泪已经落下。他像委屈已久的孩子见到亲娘那样喊道:

“报告总司令,不是我饲养不尽力,实在是它们驮不动啊。”

孙连仲看看衣衫褴褛的民夫、无精打采的士兵,长叹一声,放下了鞭子。

十四

孙连仲没有责罚我们。他电请军委会暂时免除我们的作战任务,或者配备六辆汽车。

汽车当然不能指望。汽油更是贵过血液。所以在向江西开进途中,尘土格外令我愤怒。

四辆汽车拖着火炮以及器材炮弹超越我们。石渣路面的公路,雨天两脚泥,晴天一身土,当然不可能宽阔。两辆汽车相向而行,便要减速。当喇叭从后方响起,我们的骡马炮车只能避让。可骡马终究不像汽车那样灵便,我们不免手忙脚乱。

喇叭越来越频繁地响,越听越像嘲笑。是的,他们一定是在嘲笑我们的士兵破衣烂衫汗流浃背,骡马瘦弱干枯精疲力竭。领会这些,并不需要格外的智商。

我咒骂一声,但他们的回应竟然不急不躁,是德语:“弟兄们,幸会幸会。”

“谁跟你弟兄?我是卜福斯山炮。”

“卜福斯山炮不也是德国合资公司、德国技术吗?我们是德国莱茵金属的。”

炮管那么长,口径那么大,说的又是德语。我的怒气慢慢消散。

“你们啥时候来的?”

“时间倒是不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江西作战。”

重炮狡黠地眨眨眼,略微低声道:“内战吧?”

我一时语塞,没上来话,他们已经疾驰而去,调侃远远地拖在后面:“回头见啊,我们还会再见的。”

声音被风拉得很长很长。那是一百五十毫米重型榴弹炮。炮管是口径的三十二倍。大名鼎鼎的三十二倍十五榴。

国民政府先后从德国订购两批重炮。首批二十四门组成炮十团,是莱茵金属公司的产品。射程十五公里,以便跟日军正吆喝着的新式重炮十二公里射程抗衡。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是重型榴弹炮,更是移动要塞炮:吸取“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教训,装备一颗穿甲弹,可以对付军舰。以江宽一千五百米计算,火炮可以隐藏在岸边十三公里开外的阵地内封锁长江。日军的舰炮虽然口径更大,但对遮蔽阵地的测地射击非其所长。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紧急订购二十四门三十二倍十五榴,组建炮十四团。这次不是莱茵金属公司的产品,而是德军现役的SFH18。口径外形高度一致,但莱茵重炮表尺上有距离分划,后者则没有,完全靠测地作战,用射角取代距离。

骡马连我们都拖不动,何况重炮。因而他们都由汽车拖行。一门炮外加汽车,国币八十七万。而就在决定进口莱茵重炮的同时,军委会已经放弃将我们作为制式山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量,或曰机动性。

怪不得首次参战我就感觉别扭。原来那次战事中的表现,已几乎判定我们的死刑。

武汉会战后,全部由卜福斯弟兄组成的炮一旅再度缩编。下属三个团,各连都减少一门炮。这意味着起初的九十六弟兄,如今只剩五十四位。教导总队在南京几乎覆灭,第四师所属的炮兵也有不小的损失。七十二地煞外加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已经折损过半,只能继续分割,像葱花味精那样点缀各处战场。这回就是配属第九战区。

总司令说话当然比我们好使。经孙连仲陈情,我们休息了一阵子。虽没要到汽车,却也补充了骡马。开进江西已是次年,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任务是支援滇军卢汉所部,第一集团军六十军一八四师。那时日军已经占领南昌,继续向奉新、高安西南地区推进。卢汉的第一集团军与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在锦江北岸阻击,战事炽烈。

我们算是故地重游。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之后,可负重三十二倍十五榴已经成为各地修路架桥的设计参考因素,但问题在于江西河流纵横,很多桥此前早已架好。重炮要开进,必须另外铺设木头。

过第二座桥时,我方才明白重炮刚才狡黠眼神中的含义。我们是要协同作战的。集结地相同。但我们累死累活,一天只能行进三十五公里,而重炮则必须开进一百四十公里。他们扬起尘土还是小事儿,我们可以忍忍,但过桥不行。因桥上全部横铺木板,中间留十厘米縫隙,两边再铺四十厘米宽的长板,类似轨道。很明显,这是专门迎接他们的红地毯。

可重炮的红地毯就是山炮的陷马坑。汽车轮子扬长而去,骡马四蹄不免踏空。一声惨叫,骨头别断,再也无法前进。

没别的办法,赶紧卸载。虽然没有落水,但这头骡子已经折损,无法再用。

那时我真想破口大骂。可他们听不到,骂得再凶也是白费唾沫星子。怎么办呢,费了半天劲,还是没能通过。连长无奈,只好抽出八个人作为先头部队,碰到桥就征集沿途百姓的门板房梁,将中间的缝隙填平。而所谓征集,可以想象,跟抢劫差不许多。一个炮兵连,仓促之间,能有多大的权力与威严,给百姓相当的回报?

这是在我身下折损的第二头骡子。其实也算是累死的。

十五

集结地是一八四师的防区大禾岭。在奉新西南几十里开外。到达地点,又累死了一头骡子。我们顾不得感慨,赶紧侦察地形,选择阵地。观测所设在霞坑涂,登上最高峰,用炮队镜可以遥望南昌。

六十军是滇军。起初用法式武器,士兵戴有头盔,装备算是好的,但训练跟不上。抵达台儿庄时,还不懂得疏开阵型,依旧用热兵器前期的密集队形,结果一个冲锋就被冲垮,损失很大。一路恶战之后,虽有整补,装备已大不如前。对面的日军欺负他们没有炮兵,占据山头,用机枪封锁交通,导致前线步兵吃饭都成问题。师长万保邦看见我们非常高兴,立即要求打破这道嗓子眼上的枷锁。

连长带领少尉观测员以及观测军士,跟随步兵来到一线战壕实地观测侦察。十六倍炮队镜就像照妖镜。原来日军的机枪阵地设在一个小山头上,共有轻机枪十二挺、重机枪两挺。一字排开,对准我军的交通要道。

侦察测算完毕,取得射击诸元,连长下令试射一发。我把长途行军的疲惫,连同过桥不顺的愤怒,集中起来,使劲儿吐出一口痰,结果正中机枪阵地的脸。连长见射击诸元准确,随即下令全连射击,将他们全部报销。

即便在后方的阵地,我也能感受到前线步兵的兴奋感激。他们终于吃上了热饭。万师长亲自来炮兵连慰问,并传令嘉奖,颁发赏金。

机枪阵地好对付,可他们还有重型榴弹炮。當炮弹轰过来时,我们便感觉动静不对,应该由三十二倍十五榴解决。可全军仅有两个团四十八门,淞沪撤退因协调不力,工兵提前在桥上埋了雷,炮兵还不得不自毁许多。尽管有两门开到江西,但要在前线找到他们,难度就像在士兵的菜汤里找到一滴油花,不说也罢。

没办法,还得我们解决。步兵可不管什么口径射程重炮山炮,他们只认我们是炮兵。

配备合理的防御阵地,应当有一两公里的纵深,并且在前方八公里左右设置警戒阵地。炮兵离前沿至少四公里,以免遭到骑兵袭击,而方向盘的目测距离极限只有五公里,肯定已经突破敌军的警戒阵地。国军没有飞机或者热气球,无法从空中观察弹着点,所以我们九公里的射程正好,不多不少。再多也是浪费,徒增重量。

但问题在于,日军有空中观测手段。所以他们的重炮普遍。

用九公里射程反击十五公里射程,怎么办?我心里可是有点含糊。不仅仅是射程的问题,炮弹的威力也完全不同。

连长听了师长的命令直挠头。但敌人开炮我不还击,炮兵的脸面何在?没别的办法,还是只能偷袭。

师特务连派出一个班,掩护少尉观测员越过警戒阵地,观测敌军的炮阵地。这并不容易。费了好几天工夫,险些成为俘虏,这才拿到数据。

面对数据,师长和连长更加犯愁。怎么说呢?要想反击敌炮,不仅观测所,就连火炮也必须越过敌方的警戒阵地。观测所虽然携带器材,但还算轻便,至于我们,骡马都觉得累,怎么办?

最终师长与连长还是下定了决心:打。

还好,周围多山。连长下令拆解两门炮,头天夜里隐蔽推进六公里,秘密抵达我军与敌军警戒阵地中间的山谷,卸载,下架,放列,隐蔽。

次日下午,夕阳西下,日军逆光观察我们会感觉刺眼。此时我们瞄准,发射。

一种是瞬发空爆两用引信,一种是瞬发空爆碰炸三用引信。两种炮弹各五十颗,以最快的速度发射,然后立即上架,驮运,后撤。就跟在上海袭击日军机场一样。

日军反应迅速,炮火很快开始反制,但还是慢了一步。

至于他们的警戒阵地,另外两门炮已经在后方测好数据,用拦阻射击解决。

十六

炮兵,至少是我们炮一旅的表现一直很好,但却不能扭转战局。日军展开猛攻,大禾岭战线不保。局势不断恶化,万保邦随即命令炮兵连兵分两路,副连长带领两门炮先撤到第一集团军司令部,连长带领余下两门随军作战。可打来打去,部队陷入重围。进出山口的要道全部封锁。

炮兵跟随师部行动。我们在山里几乎断粮,眼看就要崩溃。正在此时,终于找到一位猎人。他愿意带领部队抄小路出山。小路肯定难以通行,步兵都不好走,何况沉重的火炮。

师长跟连长对对眼神。炮怎么办?既然无法携带,只好拆解掩埋。

连长回来传令,拆解埋炮。那一刻我有点儿伤心,但也有一丝宽慰。连累骡马那么久,如今将它们解放,也好,还有可怜的炮兵。我们是名门出身的火炮,可却无法按照正规的炮兵战术堂堂正正地作战。这仗,不打也好。打到现在,我们也算对得起俞大维的廉洁。

大家都不出声。李忠笏的哭音打破沉静:“连长,我们不能埋炮啊,打仗还得用啊。我们大老远地从上海南京带到现在,容易吗?”连长清清嗓子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留给敌人。”“拆解驮运!骡马驮不动,我们帮着背!”

连长忽然哈哈大笑:“那好!我就是怕弟兄们叫苦,才这样说的。埋炮容易抗战难。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埋炮!”说到最后,他又满脸严肃。

回去报告师长,万保邦十分感动,立即派出一连步兵掩护。那个瞬间,我不只是感动,还有庆幸。起初我只想埋掉我们,炮兵与骡马可以获得自由,但很快便意识到那是梦幻。没了我们,他们只能接受苏式装备。因为只有苏联的援助大门还敞开着。虽然这些武器都是商品,中国得拿羊毛钨矿锡矿桐油交换。首批一百六十门七点六二厘米口径的苏式野炮,跟老炮孙连仲将军用过的有坂速射炮一样,也是克虏伯系列的仿制品,一战的主战火炮。虽略强于有坂速射炮,但跟我们完全没法比。无论弹道、仰角还是射程。精度杀伤力完全退化,因其不能拆解,轻便程度更是等而下之。

如果使用他们,那将是完全的倒退。何必呢。

结果在江西的大山之中,又累死了一头骡子。这是倒在我身下的第四头。俗话说事不过三,而我已经到四,真是罪孽深重。不过那时我想到最多的不是眼前的炮兵或者骡子,而是习世祥、黄君材、郑崇城三位炮兵少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十二月,他们是如何将四门卜福斯山炮拆解渡河,又奔走三千里,送到迁至零陵的炮兵学校的呢?这不是奇迹,简直就是神话啊。

大卸八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每一件的重量我不想重复,请你自己想象。步兵连奉命掩护炮兵,但走着走着,他们不见踪影,而炮兵已陷入迷宫。幸亏我们有观测员、地图和指针。等历经艰辛抵达上高,方才得知先期撤退的两门炮途中遭遇伏击,已不知去向。

十七

我必须往脸上贴贴金,否则对不起死在身下的四头骡子,以及阵亡的炮兵弟兄。

我是名门骑士出身。打游击那样偷鸡摸狗的事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还是堂堂正正地跟日军较量过的。把他们打得心服口服。此事发生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的长沙。史书上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

那时炮兵旅的番号已全部撤销,旅部改组为战区炮兵指挥部。第九战区的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将军麾下,有炮一团、炮二团以及炮十四团的三个连队,番号虽多,火炮却不过八门。我们与三十二倍十五榴各两门,另外四门是俄造七点六二厘米野炮。

好吧,我们且以八大金刚自励。

炮阵地隐藏于长沙城西的岳麓山后,观测所设在山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最关键的是,我们主场作战,事先已经详细测地,重要目标、可能的进攻方向与防御重点的地理数据,全部了然于胸。

这是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上一次战事的火药味儿其实还没散尽。那是三个月之前。他们之所以急急忙忙地再次发动,主要是策应进攻香港的行动,让第九战区无力派兵增援。那是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最令我难忘的不只是干净彻底的胜利,而是这回真正采取了炮兵群战术。炮兵群。虽然单薄了点儿。

其实奉军早有成熟的炮兵群战术实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南口战役中效果明显。但那都是内战,打日本矮子罕有先例。因国军炮兵太弱。日军一个师团的炮火数量,至少相当于国军八个师。而今我们虽然只有八门炮,但地形好,掌握地理数据,口径又能互相配合。

三个多月之前结束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国军实际打了败仗。零星使用的炮兵完全未能发挥作用。这次战区决定集中使用。岳麓山海拔不过三百米,但却是名城长沙的制高点。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将军是保定军校八期炮科的毕业生,与陈诚同学。炮兵第二团二营营长董浩,带领麾下的第一连从第六战区转隶第九战区,刚抵达长沙不久。他们虽然装备的是苏式七点六二厘米野炮,但军官都在炮兵学校受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卜福斯山炮的操作指挥可谓基本功。因董营长军衔高,炮阵地由他指挥。

王若卿与董浩早已对地形地貌做过通盘考虑,决定对外围阵地及核心阵地实施阻止射击,对天心阁及其东南地区实施歼灭射击。基础就是此前精心测地的作业成果,那份长沙近郊及城内标志性建筑物两万五千分之一的标点图。一旦战斗打响,炮兵能根据步兵请求,依照标点图上的参数,标定诸元,立即射击。

当然,我们的阵地要进行严格的伪装,位置隐蔽,防空放炮效果都很好。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元旦,日军第三师團第十八、六十八联队开始攻击长沙东南阵地。守军预备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很快崩溃。此时善于夜战的加藤大队又投入战斗,前线局势危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炮兵立即支援。王若卿将军转令董浩营长开始行动。董营长在炮队镜中详细观察后,对我们两位卜福斯山炮弟兄发出命令:

“二号装药!榴弹,瞬发信管!全连!四千五百!递加一百,三距离,各放一发!”

第一发是试射。看看弹着点,随即开始暴风骤雨。瞬发信管就是瞬发引信,碰哪儿炸哪儿,专门对付攻击状态下的步兵。紧接着,董营长麾下的四门俄造野炮也加入战斗,长沙城东南阵地立即被烟雾笼罩。

这次炮击整整持续半小时。加藤大队的第五、八中队被压制在前沿阵地,根本无法抬头,最终与大队部失去联系。当夜,其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被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击毙。

就在那天夜里,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将军给妻子写了诀别信。师副官主任张广宽拿到信后没有立即寄出,首先在《长沙日报》发表:

蕴华吾妻:

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

夫子珊

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如果没有我们的阻断射击与歼灭射击,方将军只怕真得与妻子周蕴华诀别。

十八

那一仗打得真叫过瘾。我的喉咙几乎要爆炸。休息半夜,次日清晨,日军同时向长沙南门和东门展开猛攻。看看周围,我们八大金刚虽然面貌不同,但其实都是克虏伯弟兄。我再也不埋怨三十二倍十五榴掀起的尘土,也不嘲笑俄造七点六二厘米野炮的粗笨。我们齐心协力,唾弃侵略者。

日军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炮兵阵地。我们当然也在寻找他们的。王若卿将军旋转炮队镜,仔细搜寻目标。几名观测军士各司其职,眼睛累得直流泪水。终于,他们发现了日方观测所的蛛丝马迹。妙高峰有镜子的闪光。

炮兵十四团的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立即展开猛轰。可巧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刚刚进入观测所,准备窥伺我军阵地。弹雨之下,他们的观测设备瞬间被毁,丰岛房太郎也险些丧命。

本来日军这次作战只是单纯的策应,香港攻下之后就该收兵,但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骄横不可一世,一定要再进长沙走一遭,不顾携行的弹药不够,依旧坚持强攻,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进攻机会。长沙东门、南门方向的日军步兵,持续遭受我们的阻断射击与歼灭射击。从炮队镜中可以看出,弹坑像鱼鳞般一般,排列得整齐有序。

我累了。我渴了。我浑身发烫。我神经疼痛。如果再不休息一会儿,我无法保证,内脏在持续的高强度膛压与后坐之下,骨骼不会断裂。但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我们卜福斯弟兄。我们毕竟是合金钢的产物。俄造野炮年龄偏大,钢铁质量可不如我们。我不断以眼神示意炮兵弟兄,但瞄准手发射手都看不懂我的眼神。李忠笏已经提拔为排长,离我不那么近。

我的担心终于变成事实。一门俄造野炮炮管灼烫红透,发生膛炸。

那门炮事先已用浸湿的棉被包过好几回。可棉被虽已浸透,但依旧被烧糊。有些炮兵不再顾及体面,直接朝炮身撒尿,腾起臊乎乎的白气,但还是未能阻止炸膛。幸亏炮兵们事先有所防范,人员没有伤亡。

日军的攻势一直在持续。一月三日拂晓,第六师团二十三联队突袭长沙北侧阵地,下午一点左右推进到湘江旁边。炮十四团的三十二倍十五榴不慌不忙,用炮弹问候他们。突袭只是掩护。主阵地还是重点,识字岭、冬瓜山纷纷告急。识字岭曾是刑场,杨开慧烈士的牺牲之处。第三师师长周庆祥、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纷纷请求炮火支援。

僧多粥少,怎么办?董浩决定分兵出击。首先调动的当然是我。

董营长大声发令:

“三号装药!榴弹,触发信管!第一炮发射!方向盘两千八百!高低正十二!放!一发!”

爆炸过后,我又改用较大幅度的摆射,利用扇面射击,成功遏制住日军的进攻。

那一刻,我耳边呼啸的不是炮弹,而是《炮兵之歌》:

轰隆,轰隆,轰隆,砰砰砰

九天之雷由我响,闪电之光由我发

堂堂铁炮,滚动风沙;铁胆钢筋,保我中华

擦亮膛线,计算尺码;瞄准方向,撞针一拉

千里决胜战,大地开弹花

炮兵好兄弟,齐报就位,瞬发装填,与敌来搏杀

十九

这次炮战的点睛之笔,是炮击湘雅医院。

此前我一直跟幸存的卜福斯兄弟说是我的杰作。但此时此刻,我不能不说实话。我不能再贪天功为己有。那确实是三十二倍十五榴的功劳。但尽管如此,我依旧高兴。这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克虏伯弟兄,更因为我坚信假如将任务交给我,我一样能打得这样漂亮,甚至更加漂亮。我的弹道与准头,你们都知道。

那是一月四日下午的事情。当天上午,经我们配合,预备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胜利收复冬瓜山,但湘雅医院下午被第六师团攻占。他们将这里作为据点,召集前线将校开会,没想到正好进入口袋,让我们表演了经典的夹差射击。

何謂夹差?试射第一炮后,观测员根据弹着点修正距离。如果打出目标之外,第二炮的表尺减少二百米仍未抵达目标,正好将目标夹在中间,这二百米便成功构成夹差。再发炮时,可逐渐改变表尺,缩小夹差。缩小到五十米时,要用同样的距离分划连续射击六发,检验射击精度,所谓顺射。如果远近各半,便证明成功,全连可以发起效力射。

五十米已算是很精确的夹差,但我们的表尺最小可以调整二十五米。

湘雅医院的地理数据我们已经精确测量过,标在地图上。炮十四团第四连第一炮正中医院前门。这一炮其实也是试射,根据弹着点调整夹差,缩小距离再打第二炮,正中后门。第一炮惊动日军,他们见前门中炮准备奔后门逃跑,结果后门也落下炮弹。正在院中惊惶不定,第三炮飞来,恰好在院中爆炸。随后就是弹雨。

我累了,不说了。你们自己想象吧。

李忠笏他们最开心。不仅仅因为打了胜仗,更因为得了两笔赏金。作战中间表现神勇,司令长官薛岳极度满意,已经犒赏一笔,战后俘虏供称被炮兵打蒙,薛岳非常高兴,又加赏一笔。王若卿与董浩都在我跟前留影纪念,照片经各个报馆发表,我的傲岸身姿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二十

再精彩的大戏,也终究要落幕。

武汉会战过后,我们卜福斯弟兄便光环不再。因为数量急剧减少,逐渐被落后笨重的俄造野炮取代。第三次长沙会战过后,我们两年多没有大的战事。两年之后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初,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结果名城失陷,铁军崩溃,有光荣历史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审判枪决。炮兵也全部沦陷。

步兵崩溃是瞬间的事情。所谓兵败如山倒,我看不如说是兵败如堤崩。没了步兵的保护,炮兵就是纯粹的累赘。从王若卿将军开始,军官士兵纷纷逃跑。

已经升为上尉的李忠笏高声阻止排里的士兵:“回来!还有炮!”

瞄准手喊道:“排长,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连长不是已经走了吗?”

连长确实已经撤退。可从王若卿开始,无人下正式命令。正式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下达,双方签字交接。这种命令当然没人敢下。战前薛岳已经撤到耒阳,留在长沙的只有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但他指挥不动薛岳嫡系的第四军。他曾建议张德能变换阵地,以岳麓山为核心,这里地形更好。从战术上说,只要岳麓山还在,长沙就不算丢失。而主力死守城池,一旦陷落便没了立足之地,进退失据,必然崩溃。

然而张德能不肯或者不敢听从。因部署是司令长官审定了的。最后关头他有心变换阵地,但却引起了溃退。

看看大家纷纷逃走,李忠笏悲愤地推开瞄准手:“好吧,你走吧。你们都走吧。”

李忠笏抽出一支烟,伸到炮管上点着,深吸一口,然后整整衣帽,擦擦皮鞋,喃喃自语般重复着《炮兵操典》上的那句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说完他又唱了一遍《炮兵之歌》。此时敌人越来越近,已能听见他们叽里咕噜的鸟语。李忠笏捡起几枚手榴弹,掏出火绳,塞进炮膛,拉响,然后紧紧抱住炮身。

爆炸前的瞬间,我听见的是他悲愤的呼喊:“表弟,我来了!”

那次溃败,第九战区的直辖炮兵全军覆没。无论卜福斯山炮弟兄,还是俄造野炮,或者三十二倍十五榴。

事后追究责任,赵子立被收审,但没有判罪。炮兵指挥官王若卿请求他证明步兵崩溃之后炮兵方才撤退,且撤退之前自己已下达毁炮命令。虽有不实内容,赵子立还是点了头。

最后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执行军法。他要求手下的师长证明自己下过转移阵地坚守的命令,但被拒绝。

那时我已是孤魂野鬼,飘荡在天地间,闻之愕然。这个王若卿,跟当初部署仔细测地、指挥精准射击、在我们跟前留影的炮兵将军王若卿,还是同一个人吗?

二十一

我的灵魂一直在飘荡。因无人给我超度。他们不知道我身上附着有那么多的灵魂。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我飘来荡去,在天堂地狱之间,无法安定。我怀念在漕河保定陷敌的六位兄弟,金山卫毁掉的四位弟兄,江西山区下落不明的两位弟兄,以及跟随六十三师作战、被日本矮子抢去炮管的半条兄弟。那时只因丢了半门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便要呈文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而今怎么能对我们如此不闻不问?

十年之后,我突然感觉一阵心动,原来空中飞来了故人。谁呢?当初将我们引进中国的俞大维。

那时他是台湾小朝廷的国防部长。虽已经放弃军衔以文官出任,却亲乘军机来大陆实施空中侦察,前后有十几次之多。

他第一次飞来时,我心动急速,还以为他是来超度我们的。不仅我们,还有所有的克虏伯弟兄。但是不,他没有。

我很懊丧,也很恼恨。谁,谁能超度我们?我像一块肥皂,从历史的手中滑落。我需要一枚钉子,或者胶水,重新钉入或者粘到历史的墙上。还有李忠笏,与那四头累死的骡子。我们的相逢,就像两颗炮弹的擦肩而过,你想想有多么神奇。我需要将那种神奇,在孤寂的黑夜里也牢牢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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