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君《年代初的那些个夜晚》

人生有许多的错过和失之交臂，有许多的遗憾和失去，当然也有许多的感动、悲伤以及各种独特的体验及经历。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只筛子，岁月筛下的是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弥足珍贵的东西。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那是我们的一段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正是有了这一段又一段美好或忧伤、惆怅或满足、心酸或欢乐的记忆，我们的人生才因此而充盈而饱满而丰沛，生活才如此美好和可贵。记忆是历史，记忆提醒我们热爱生活，珍惜并拥抱我们的身边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对我们的亲人、我们喜欢的朋友及时说出我们的爱，表达我们的情。

胡君的《八十年代初的那些夜晚》讲述的是一个错过的故事，这是一个与文学、事业和理想、梦想错过的故事。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热的年代。一群年轻人正处在对文学狂热的爱与痴迷之中，即便是当时文字基础并不太好的杜光辉，也要依靠查《新华字典》顽强地坚持写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浪淘沙，留下的只有坚守文学梦想的光辉。其他的人或被商业大潮裹挟下海，或为生活所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曾经的文学梦失落了，如同被浪涛冲上岸边的贝壳，晶莹剔透，但是已失去了生命。人生是一条路，路在前方，路在脚下，路没有尽头。那么，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路口错过了？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路口彼此分道扬镳的呢？生活中有太多的遗憾和失落，太多的惆怅与忧伤，只有那些执着理想、不懈追求梦想的人最终才会等到美梦成真的那一刻。文学是一道险途，甘苦辛酸，唯有自知。而在这段艰难的攀援过程中，当事人如海南著名作家杜光辉，他经历了什么，遭遇了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徐少林的《野营拉练》讲述的也是一个错过的故事。1974年在甘肃、四川交界地区，作者参加了部队的野营拉练。那是他第一次下连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魔鬼式训练。而在这个布满荆棘的过程中，他却邂逅了一位鲜花一样的知青、赤脚医生许海洁。这是一个多情的女子，由帮助作者挑水泡、烧热炕到相互暗生情愫，许海洁一路追随着作者，甘愿为之付出，为之牺牲。然而，最终两人还是失之交臂：女方被推荐上了大学，从此失去了联系。四十年的时光露水一般挥发了，但是那些美好的记忆，那些美妙的瞬间及感觉，却一直伴随着作者。错过，未必不是一种拥有，未必不是一笔财富。人生，正是因为有欠缺和不圆满才成其为人生。而为了爱护自己的兵、自己的部下，连长适时地隐瞒了一些实情，让“我”如愿地入党、复员。而在“我”复员之际，又真心地祝愿“我”能有缘与爱情重逢、与自己喜爱的人再度相遇。这是一个富于人情味的连长、一个可亲可敬的人。

《年戏》讲述的是父爱。在戏里，父亲扮演的王老五被周扒皮打得死去活来，身为女儿的“我”在台下哭得天昏地暗。父亲一演完戏妆都不卸就一把抱起“我”来亲吻抚慰。这样一次肌肤相亲的经历令作者终生难忘。那是爱的暖流、爱的传导。人世间，唯有爱意不绝，爱能永恒。

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默默地怀念1980年代的那些个夜晚。

不去歌厅，不去打牌，也很少看电视，伴我们度过那些夜晚的是文学。

那时的文学很神圣。

江涛、华北、光辉，再加上我。四个文学青年当中，我在安康铁路分局机关工作，是干部，条件算是好的。他们三个在巴山深处一个叫万源的火车站当工人，那是分局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

最初认识他们是在报刊上。那时我刚开始发表一些小文章，时常和这几个名字相撞，在作者介绍里看到是同一个分局的人，便留了心。终于，在一次笔会上，四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从此有了沧海桑田的文学故事。

通常，星期天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周六下午，我坐上慢车，晃荡三四个小时到达万源，下车时，天已黑了。他们仨都在站台上接我，径直去镇上吃碗面，之后回到车站附近江涛的宿舍里。江涛当时已年过三十，依然是光棍一条，他说了，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不谈婚姻。他有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是一间报废的女厕所改建的，在这里，在慷慨激昂的文学漫谈中，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夜晚。有时夜深了，有人喊饿，江涛便翻箱倒柜地找出半瓶豆瓣酱什么的，还会有半瓶酒。大家每人一支筷子，蘸一下豆瓣酱，喝一小口酒。食物是惨淡的，但所谈的文学是一流的。直到次日清晨，才找个地方胡乱睡一会儿。

江涛不仅年长几岁，在创作的成就上也是老大。平素他用一口四川话胡侃乱说，言语幽默，不拘小节；写作时却判若两人，铺好稿纸，正襟危坐，唰唰啦啦，从天黑写到天明。

华北有所不同，每写一部作品总要搞出好大的响动。写稿之前，先要攒好几天调休假，然后准备十多个馒头，若干咸菜，三个暖壶全装满开水。最后还要有一个大号脸盆，不是为洗脸，是做马桶。纸笔香烟一切备好后，让老婆从外面把门一锁。几天之后，伴着熏天臭气出来一个鬼样的家伙，不过，神情却得意非凡：一篇小说完成了！

光辉写作没有这么狰狞，他总是悄无声息地不停地写，短篇、中篇啥都敢整。写完了让人看，还让身边的工友看，因而常常受到华北的耻笑。有一次，他又拿一篇作品请华北看，华北一目十行地瞅了瞅，发现几个错字，鄙夷地扔还他：先去买本小学生字典，五毛八一本。少给咱丢人！

光辉下午就去买了字典。

次年，光辉终于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北方一家叫做《满族文学》的杂志上。当他得意非凡地把作品给华北看时，华北眯缝着眼睛：“发了？”

“发了。”厚道的光辉激动得脸膛发红，没看出华北语含恶意，急切地介绍小说梗概。华北把杂志扔在床上：“这算个什么刊物？你这就‘满足’了？”

光辉脸上青了又白了。他的长处是即便被吐一脸，也照旧一副笑脸，对华北这位文学诤友，这只狠毒蜇人的“牛虻”从不生气。

华北还是不依不饶：“上了这破杂志就‘满足’！拿去，看看啥叫发表作品！”说着抓起一本《红岩》扔给他，“大型文学刊物，有本人的中篇，头条！”又顺手甩给他另一本《长安》杂志：“西安的，有从师的小说，拿去好好读，免得你‘满足’！”

光辉双手哆嗦，虔诚地接过杂志。

一日相聚，多了两位建筑工区的工人，说起他们连日加班，在沿线各站粉刷站区房屋，劳累不堪。江涛便问为何要突击刷房。回答说，有个日本代表团的专列要经过襄渝线，为了不让他们看到破旧的房屋，所以沿线的房屋要全部粉刷一新。江涛顿时怒火冲天，拍案而起：“咱们小站工人住了多年没人管，几个日本鬼子路过一下就要为他们粉刷，岂有此理！”

酒喝到一半江涛先走了，说要回去写小说，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粉刷，十万火急》。结果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中篇。临寄稿子前我们都去了江涛的女厕创作室，我还特意拿起沉甸甸的稿子掂了掂。稿件字迹工整，纸面整洁，装订整齐。江涛还用胶带纸在装订处贴了一圈，说这样做一是防止稿件散落，二是不要扎了编辑的手。

两个月后，《红岩》编辑部寄来了样刊，小说赫然发表在头条，并附了编者的话。小站人惊喜不已，争相传阅。当我们在江涛的小屋里为他庆贺时，江涛却脸板得很平，口气也淡淡的，说：“这个嘛，小事一桩。你们再看这个！”

他拿出一张字条，我们顿时惊骇：天呐，是《当代》杂志的采用通知！《当代》呀，那几乎等同于我们心目中最高的文字殿堂！而他——他竟然如此淡定，如此轻描淡写！真叫是举重若轻！有大将风范。

这之后，江涛获得了首届“百花”小说奖，而且排名前几位，仅跟在张贤亮之后。

这之后，我们聚会得更勤。几乎每个周六，我都坐慢车去柏树坡，胡乱吃点啥就到江涛或是华北的宿舍，四个人谈文学谈人生，那种向往、期冀、美妙的感觉真好啊！江涛机智锋利，华北刻薄辛辣，光辉忠厚木讷，我则比较中庸谦和——如此不同的个性，竟能完美地融在一起。有时通宵达旦，有时夜半散伙，但不是去睡觉，而是去写稿。床铺掀起来就是两个人的书案，小餐桌可以坐一个，简易沙发上再坐一个。屋里顷刻间变得安静。等听到华北喊“收工啰，收工啰”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四个人轮番在水管前冲一把脸，晃晃悠悠地往车站前的早市走去。

这时候，华北的鬼点子又来了：“光辉，上次你在《满族文学》上发的小说得了多少稿费？”

光辉嘟嘟囔囔说：“你都问过几回了，不就是想让我请早饭嘛！”

江涛在《当代》上发表的中篇曾寄给当地县办的小杂志，是他们主动来约的稿，但当江涛把小说寄给他们后，竟被退了回来，还煞有介事地附了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堆小说的不足。江涛一怒之下将小说寄给了《当代》，居然就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时来运转的江涛马上买了几本《当代》，径直去了县城，几位小编辑接过杂志诚惶诚恐：“江老师，我们一定好好拜读。”从小江一下子升为江老师的江涛腰杆都直了几分，但脸还是板得很平，口气却开始像大作家：“你们呀，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能老是井底之蛙……”

那一回，几位编辑请江涛吃了饭，喝了酒，让他过足了作家瘾。

几年过去，我们四个都在全国各地发表了若干文学作品。不仅如此，铁道部和铁路局的各类文学奖，几乎连年被我们囊括。一时声名大振。一个小小的、深山里的铁路分局涌现出一个作家群，示范的作用何等强烈。短短一段时间，一批文学青年相继出现。

1987年，新合并起来的郑州铁路局举办了首次文学评奖，并制作了金牌银牌若干，我们四个囊括了几乎全部金银牌。当时分局有一位部长带队，在领奖会上获得赞誉，心里高兴，返回时特意在餐车上摆了一桌招待大家。部长兴奋地说了一席鼓励的话，诸如大家为分局赢得了荣誉、大家是企业的精英之类。光辉异常振奋，随口说了一篇小说的名字《今夜星光灿烂》，华北那恶毒劲儿又来了，鄙夷地瞅瞅他：“就你？”也说了一篇小说名字《憔悴难对满面羞》。我觉得华北过于刻薄，便说了一篇意喻勉劝的小说名字《不该将兄吊起来》。只有江涛一直闷着头吃饭，大家都看着他，等着他张口。恰好他被米饭中的一粒砂子咯着，抬起头：“呸！《狗日的粮食》！”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就在人们争相传阅我们的小说时，华北第一个离开了。他上了西北大学作家班，并以自己的实践印证了一个悖反的定律：上作家班是为了从此不再写作。他下海了，开了间公司，当起了老板，从此彻底离开了文学。稍后，我也调入了西安铁路局机关，而且荣幸地当上了专业编辑。有时，满怀兴致地到华北处，谈及文学的老话题，却被他一次次冷冷地打回。后来我知道了，在华北面前，别再提文学，他总是一副鄙夷的样子：都什么时代了，还文学呢？

有年春节，我把新出的书给华北送去一本。他接过书，似看非看地扫了一眼：“能挣几个钱？”顺手扔在一边。我们对脸相望，却无言。一瓶五粮液喝完了，他高举着酒杯，喃喃地说：“我原本是想先挣点钱，为写作创造条件，真正的大作家莫不是富翁和贵族，可是，进了商海再也出不去了。”我说：“你现在撒手还来得及，在咱们几个当中，你是天分最高的！”他移目窗外，沉默不语，片刻，咕噜了一句：“回不去了。”

江涛有了名气之后，调进了大都市西安，奇怪的是，从此再无声息，好像被都市的泡沫淹没了似的。或许真像他说的，离开了那个女厕所改造的破屋子，他就再写不出来！

光辉去了海南，一别十年。谋面的机会很少，但却看到他的小说不断发表，时不时在《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露脸，还从新闻媒体上看到他不断地获得各种文学奖项.

我在铁路局做编辑也十多年了，日复一日地看稿编稿，看似做着文学的事，实际离文学越来越远。是忙吗？自己清楚，根本不是，比起八十年代的那些时光，现在的条件好了多少倍！然而，激情呢？激情去了哪儿？

那年8月，光辉来到西安。

他大我几岁，已近六十，无限沧桑写满脸膛。他和从前一样，憨厚诚实，不善言谈。我是从他夫人断断续续的插叙中，连起了他这十多年的轨迹的。

我调到西安之后，光辉于九十年代初去了海南，寄居在朋友家，四处打工为生。他洗过盘子，擦过皮鞋，买处理方便面，吃地摊上的盒饭。在那样的时光，他竟然一直坚持写作，一天也没有停止。后来，到《新世纪》周刊社做编辑，连上路程每天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依然要坚持写作五个小时。从一个打工者做到总编，还挤出了一部部中篇、长篇小说。后来，海南省委宣传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若干年来，海南共有七八部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一个叫光辉的作家之手。于是，海南有关方面举办了光辉作品研讨会，人们开始注视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若干年后，他被评为一级作家，调到一所大学任教，于是，从未上过大学、只有中专学历的光辉一跃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大学教授。一年后，他给我邮发了他编写的《西方文论》、《文艺心理学》讲义，我不得不敬佩他知识的丰富。

我问光辉：“还那么拼命？”

光辉笑了下，啥话都没说，还是一脸憨相。

光辉夫人说：“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写作，不是拼命是什么？”

光辉赶忙纠正：“我睡得早，九点就上床，睡眠时间够了。”

我苦笑，当代人谁九点就上床睡觉，没有交往，没有电话？光辉竟能不管不顾地睡觉，为第二天的写作储备体能！

我又问光辉：“那本字典还在吗？”

光辉说：“在。现在还用呢，那些《辞海》、《辞源》什么的，翻起来太麻烦。”

2011年，我在《海南日报》看到一篇对光辉的报道，说他在2010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其中7部被转载，大约100万字。2017年底，我修改这篇随笔，问他今年的创作情况，他说出版了两部长篇，发表了5部中篇，还完成了一部文献片的脚本，大约90多万字。这么大的创作量，转载率这么高，就是放到全国文学创作的格局中都为罕见！

光辉到我家来串门，那天谈到很晚。送他走时，他拒绝了我替他拦的出租车，跑着挤上一辆刚开过来的公共汽车。望着远去的公交车，我内心多少有些翻腾：自作聪明的我们是在哪个路口分岔了呢？为什么只有貌似愚讷的光辉跑完了这场马拉松赛程，进入文学的殿堂呢？

文学，究竟是什么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