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的感觉就是恩》石英散文赏析

作者:石英 来源:原创

说起“恩”字,稍有良知者必都会油然心动。自然联想到人生境遇中有益于己的他人之赐之助之善举。大者拯救生命于水火,济以钱帛解燃眉之急,以正义行动使己转危为安,等等都是。令受惠者感恩莫名,乃至终生不忘,纵然有所回报仍觉难达之万一。至于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类,自为正义人士所不齿,所谓“小人”者恐亦为此类中之一种表现。

而我题目中之所指,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那么重大,或则少为人所知而近于无形,在施予方主观上并无特别意图,在接受方感觉是“润物细无声”的真诚与温暖。在我本人的大半生中,有幸经遇过他人给予的难忘的“良性感觉”,尤其是在我成长期的青少年时期,在故乡解放区,有几个人、几件事,给我的感觉堪称刻骨铭心。

我永远忘不了那只稳稳托住我的大手——

那是上世纪中期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是1946年12月吧,北平发生了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这件事也牵动了解放区人民的心。我们同仇敌忾,举行各种活动进行声援,与国统区的抗议声浪遥相呼应。记得那天风沙大作,我所在的九里镇完小的师生一早就集合了队伍,高呼口号,在各村中游行,然后直奔县城,在城东门外河滩上举行万人大会,声讨美蒋,鼓动士气,军民以更大的力度投入人民解放战争。我作为小学生的代表,上台演讲,那台子是临时搭建的,其实就是在靠河堤处搭了两张大八仙桌。当时我具体讲了些啥今天已忘记了,无非是满怀激情地声讨、控诉、支援、鼓动,落点是美蒋的阴谋行动一定破产,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讲完了话,我当即从八仙桌上跳下,却未料到有一只大手托了我一把,使我稳稳地落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大男人”,一位穿军装的首长(我在小时候,看任何比我岁数大的人,都觉得人家“老”了),腰扎的宽皮带上挎着“撸子”(手枪),面带诚挚的笑意对我说:“小同学,讲的很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是脸红了。这时带队的女老师告诉我:“这是军分区孙司令员。”(其时胶东北海分区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均驻我县)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哦哦”地说不出话来,更不知与首长握手什么的(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大官”之一啊)。但孙司令员并不介意,他接着又对我说了一番话,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这样两句:“成长要从少年时代开始,奋发努力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在我们整队回返的途中,女老师还和校长重叙着司令员的这两句话,她感慨地说:“有人说我们的军队中都是大老粗,才不是呢。”

然而,也仅就这一次,我再也没有和孙司令员见过面。如果说是缘分,也仅只是一面之缘,或者只是“寥寥数语之缘”。但就这一面,这寥寥数语,却使我受用不浅,随后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在这以后,战争形势继续发展,在我们胶东也曾一度恶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孙司令员的消息,但我心中始终记念着他,偶尔听大人们说他已调至野战军工作,戎马倥偬,自然是不可能有机会见面。直到四年之后,我在某军区司令部机要处任译电员,有一次在收译一份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战况的电报中,得悉他任志愿军81师师长,率领所属部队于完成既定任务后,边撤边打,又歼灭敌军数千人,然后完整归建,受到志司嘉奖,他本人也破格地记功(因为我军高级将领一般情况下是不记功的)。我看后无语,却由衷的高兴,特别特别的高兴,深深感念中的高兴——他是师长,也是我成长中的“师长”啊。

随后又是若干年、若干年,又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前几年,有一次与一位相对年轻的同志一起出差乘火车去外地,听说他手机玩得极熟,我请他“搜”一下关于孙端夫将军的讯息,结果得知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即已逝世。我听后愕然,凝然,岁月何其冷峻!

但作为我精神上终生受益的师长,在我心中并没有因此而逝去。

另一位终生忘不了的人相识与孙司令员大致同时,他就是时任胶东北海军分区政委兼北海地委书记的刘坦同志。1946年秋,蒋军第八军李弥部由胶济线中段的潍县出动,向我胶东解放区腹地进犯,于连续侵占昌邑、沙河、掖县之后,仍有觊觎龙口等地之势。为应对新的事态,军分区及所属部队向接近前线地区移动——由县城转移至西南方向的九里镇。其时我正在九里镇完小读六年级,为了配合形势宣传,我们师生排练了小型话剧等节目。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正在加班排练,刘政委事前没打招呼就突然来了,李校长忙不迭地请他坐下,他含笑谢绝,自管站着静静地看。等我们排练一遍之后,李校长(兼临时导演)征求他的意见,他才与校长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客气地走了。这时校长才对我们说,原来刘政委见扮演被抓壮丁的“老农”那位同学气色不太好,估计身体较弱,要我们注意他不要太累,扮演蒋军连长的演员对他喝叱也别太凶,防止吓着他。我听了觉得刘政委心特细,连这样的小地方都想到了。

也就是过了两三天,我从学校后操场小门进校,正碰见刘政委在操场上踱步,身后好像是警卫员在一定的距离跟随着。他一看到我,便主动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站住了,政委这才说:“听你们校长说你特别爱看报纸,我那里報纸比较多,如果你愿意的话,课间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我不好意思地犹豫着:“那方便吗?”他说:“有啥不方便的,只要不妨碍你的课程。”这时我才料到必是校长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次日下午只有一堂课,我下决心去刘政委那里看报,但其实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他的办公处就在操场小北门的对面,是一家人在天津的富户,村里临时借用这家的部分房屋驻军之用。我向大门左首的耳房(类似传达室)的一位通讯员说明来意,他态度温和地告诉我政委在第三进西间办公。我进去一看,首长正盘腿坐在炕上,好像在批阅文件,一见我来了,很热情地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中间是一个挺大的炕桌,看来他早已把一摞报纸准备好了,我规规矩矩地坐下来翻看,彼此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各不相扰。

就这样去看了有两三次吧,但有一天,我抽报纸时越是小心越出纰漏,报纸的角儿竟带倒了桌上的墨水瓶,钢笔水立即洒出……我当时心情紧张手忙脚乱可想而知。正无措之际,刘政委一面连连说着“没事儿,没关系”,一面拿抹布擦着墨水,然后又用废旧报纸擦拭干净。但他显然担心我有顾虑日后再不好意思来了,又反复叮嘱我:“日后照常来啊。”我虽然点头答应,此后却真的不好意思来了。

然而,人虽未来,心里头的反思和感念久久萦怀。表面上的一桩小事,几个动作、几句话,数十年间挥之不去的影像,这就是我经历的战争年代的领导干部,党政军的首长,对一名普通小学生,平易、平和、平等,爱心、爱护、爱之甚切,不只是讲大道理,更是用细致入微的行动;注意到基层群众演剧活动中演员的身体,关注一个酷爱看报求知若渴的学生;没有壁垒森严的警戒,俨若亲人似的对坐心心交融。成长中的我,感受到的是慈爱、温暖,无尽的感激,抑制着泪水,内心奔腾的热流,最后是积聚起信仰的因子,凝结成回报与献身的精神,这样的一些人代表的主义和精神,为之奋斗乃至献身:值!!!

与孙司令员一样,就这么一段际遇,随后由于战争的变换,莱芜战役之后,蒋军为了收缩战线,自侵占的掖县、昌邑等地后撤,局势出现暂时的和缓,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又回到县城附近驻地,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与刘坦同志见过面。

全国解放前,他升任胶东行署主任,这是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一级机构,介于大的解放区和分区之间,党政军分别称为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大致类似副省级机构,全国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即告撤销。刘坦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后调南方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和极度摧残,“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即与世长辞,至今已过去三十余年矣。

以下我要说的是同时期的本县县长王佐群同志。在战争时期,我与王县长有过几次接触。他总是穿着一套解放区本地生产和制作的灰粗布干部服,通身上下连帽子都是挺括整齐的。他面色有些黝黑,但身材精干、步履轻快,仿佛时刻都在行动中。平时他的话语并不多,更不啰嗦。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和县教育科李科长来我们完小,好像是视察吧,我们李校长把我叫过去,向二位领导介绍:最近全县高小毕业生会考,我名列前茅啥的。王县长看了我一眼,态度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很平常地说了两个字:“可以”。但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一县之长,现在不讲了,在旧时代那是“县太爷”呀,对一个毛孩子的评价能说个“可以”还要咋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对我的印象其实很深的。

1947年春节刚过,全县召开主要是由青壮年参加的反蒋保田大会,我们的李校长为表现先进积极,带领高年级的五六名积极分子也被破格允许参加了,去往十多里外的南乡城镇。大会由县委书记张竹生同志主持,但在会上没见到佐群县长,经过几天的动员讲话,由蒋占区掖县的受害者声泪俱下进行控诉,张书记站在大方桌上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前线英勇杀敌,为受害的父老乡亲报仇!……这时,我们的李校长郑重地问我:“石恒基,敢不敢带头参军?”我当即回答:“敢!”话音未落,早已站起身来,一溜烟儿地就往土台子上跑去。那时我刚十二岁,虽说个头比一般孩子蹿得快些,现在估计也就一米六吧,我在台前挥舞拳头,大声地喊:“大哥哥们,赶快参军呀,上前线打老蒋呀!”随后,“大哥哥”们陆续“咚咚咚”地跑了上来,再过了一会儿,这些山东大汉们将我挤到了后边,遮蔽了我的视线……

最后,这些自愿参军的人们分别乘上几辆破旧的日式卡车奔赴县城。在过“兵检处”这一关时情况并不理想,人家还是因为我年龄太小,安抚我:“过两年再来”。我正与他们争辩,一看我所熟悉的王县长过来了,原来他没在大会上,可能是在县里主持工作,他似乎已经听到了,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讲:“过两年再参军也不晚。”我急着说:“晚啦,仗也打完了。”他说:“打不完,再说上前线那还不容易,机会有的是。”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反正是被他劝回去了。

果然,也就是三个月后吧(当时我已参加了试建期处于秘密状态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一天,在学校接到县里指令:全县支前大军即将出发,决定以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少年儿童宣传队”,随支前大军开赴鲁中前线,云云。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多半是王县长提的名,看来他说话是讲信用的。对于此行,我自然是喜出望外。

我县支前大军一路西南方向,穿过胶东数县,越过了胶济铁路,逐步接近鲁中前线。在这当中,我很少见到王县长,他是总领队、总指挥,上千的担架,胶轮大、小车,人和骡马,肩上的担子不轻,偶尔见到他,我知道尽量不要去打扰他,整天就是跟宣传队的小伙伴为支前队伍唱歌、演活报剧,逗他们乐也是好的。最忘不了的是一天傍晚在昌邑县南部的一个村庄宿营,这里刚被蒋军和还乡团洗劫过,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味。村干部中只剩下一位“财粮”与我们事务长打交道,看来连铺草都很困难。这时,王县长突然出现了,他径直来到我们少儿宣传队的大屋子里,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只伸手一摸薄薄的一层铺草,一皱眉头说:“这哪儿行!孩子们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弄坏了咋办?”事务长正要申明理由,县长一挥手:“情况我听说了,咱们不是还有些钱吗?再想法买一些,走以前把铺草也还给人家,我想就没问题了。”果然,这个办法很奏效,新鲜的麦草铺上去,厚度增加了两倍。

虽然白天行军很累,但当晚我还是难以入睡,我在想我们的“一县之长”他这时睡著了吗。一路之上,虽没说上几句话,但他的心完全用在他人身上:想后代人所想,尽量满足后生的正当愿望,心疼离家千里的“孩子们”,真是情如己子,想着,闻着麦草的清香气息,我才渐渐地入睡了……

孟良崮战役之后,已渐入夏季,我华东野战军好像又在酝酿着新的大战、恶战(后来才知道是南麻、临朐战役),王县长与带队领导商定:鉴于雨季即将到来,他们决定先遣支前大军中的老弱病残和“少儿宣传队”返乡,以应对新的战役更加艰难的形势。

谁知我们返乡两个月后,蒋军对胶东腹地空前疯狂的进攻开始,我县终于沦入敌手,乡亲们度过了血腥的七十二天。至于整个支前大军何时回故乡,我一直未获准确消息。

直至我正式参军后,很长时间也未得王县长的真确情况,更谈不到与他见面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四人帮”倒台之后形势比较稳定,我才听说佐群同志早已南下在上海工作,我当即致函我的老朋友、上海诗人宁宇兄代为打听,他回信说佐群同志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已经离休居家,目前身体不是太好……八十年代初,我与妻子赴上海和苏、杭等地旅游,去看“老县长”也是此行的重要目的。

仍是由宁宇兄引路,来到上海旧市区的一处旧居宅,幸运地见到了三十多年未见的老县长,他由于身体欠佳,一直半卧在被子上与我们叙话。他还能叫得上我原来的名字,并问:“什么时候改了名?”我告诉他:“是中间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把用的笔名改为真名。”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记得你眉头上有一颗蓝痣,怎么没啦?”我说:“早就拉掉了,是在左眉上,有人说蓝色的痣不好,就拉了。”我接着又提起当年的一些事情,他立马做出反应:“我这人就只能是做些服务型的工作,服务,还是服务。”最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事情,提高了声调:“我当时决定先叫你们返回,本来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可没想到敌人推进得那么快,结果反而把你们推到火坑里,真是对不住,当时还不如留在前方,人多总能护着你们……”

想不到事过这么多年,老县长还在想这一层,叫我说啥好呢。

最后,他舒了一口气说:“还好,总算没出什么事儿。”

我告别他回去后,彼此只通过一封信。终于有一天,又是宁宇兄来信说“佐群同志病逝了”。

他走了,一个生前总是想着、关切别人的人,就连本心出于保护却未料到事与愿违,过了许多年还心存歉疚,还觉得“对不住”那些后生们。这就不仅是一般的“服务”之心,而简直就是生为他人——以心系他人安危为使命。一个很少扯闲话的人(也许少了些幽默),但一句有关我本人逗趣的话,至少我听他说过两次:“那个眉头上有颗蓝痣的小孩”,至今音犹在耳。

到我老了的时候,便更想起他和他们来。因为他,因为有像他那样的一些人,我才更庆幸能够生长在血与火的年代,能够有幸接受到那么多“良性感觉”。也许他们的性格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共同的,这就是:坚定的信念,忘我的精神,淳朴的作风,再加上丰美的人性。而信仰与人性的自然融合,使之更觉可亲,更富有感染力。

良性的感觉就是恩:表面上的一件件小事,对“有心人”而言却是情撼肺腑的大恩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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