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时值马鞍山市召开杂文学会年会。协会秘书长蒋庆坤老师特邀冯英子先生前往讲课。因冯先生年事已高，行动有所不便。于是在征得家属同意后，由我陪同冯老前往马市与会。于是天赐机缘，和冯老以“杂文”为缘，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天。
为期四天的马鞍山之行，笔者与冯老下榻于马市富园饭店。在和冯老相处的日子，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待人接物的长者风度和对杂文创作的精辟见解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冯老祖籍江苏昆山，少小失学，他自嘲：“最高学历是小学五年”。因家境贫寒，为生计所迫，他十一二岁便外出谋生。1932年被江苏《昆南报》录用为通讯员。从此以后，他“凭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点爱国之志”，开始了他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新闻记者生涯。悠悠春秋六十载，冯老曾先后在二十多家报刊中锻铸文功，笔伐时弊。解放前，他曾多次因不堪忍受阔佬们的掣肘或与当局政见违逆，而宁可自砸饭碗，掷笔而去，也绝不苟且偷生。
1953年，冯老放弃了香港优裕的生活和总管《文汇》《周末》两报的事业，毅然回到了上海。昔年颇负盛名的“战地记者”，华丽转身为上海滩名倾一时的“国际问题评论家”。“文革”中，集骨气、志气、浩气于一身的冯老自然在劫难逃，干校五年变相劳改，曾是牛鬼蛇神班的“班长”。
冯老晚年的杂文创作成绩斐然。粉碎“四人帮”不久，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一篇《谈“心有余悸”》的杂文。职业的敏感性与好发表不同见解的个性，使冯老嗅出了其中的陈腐气。于是他便提笔反驳，并“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移山集》《相照集》《归来集》《杂文编粹》等集子。“今年我打算粹中选粹，剔除一些可读性较差的文章，自选300篇，汇集出版。”在饭店的客房里，冯老对我说。
第二天，在马市杂文年会上，冯老对杂文创作的特性作了精彩讲演。
对杂文的特性，冯老自有他的独到之见。他认为上乘的杂文要融思想性、批判性与可读性于一体。他说：“思想性决定杂文的品位、气质”。“杂文要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不‘弯弯绕’。要有的放矢地批判一切不人道、不人性的人和事。”
冯老认为“杂文是战斗的轻武器”。杂文的“批判性”就在于“要讲别人不敢讲、不想讲或不会讲的话，要讲真话，抒真情。从本质上讲，杂文的批判性就是杂文的风骨。”
冯老是最反对以“官话”、“官腔”写杂文的。他说：“杂文的可读性就是杂文的滋味，要耐读耐嚼。杂文不是社论、短评，要以形象说话。一篇好的杂文，要给读者以高级的艺术享受，要善于‘说开去’。”要做到这“三性”，冯老认为关键在作者的“胆识”与“知识”。“有了‘胆识’，你就敢把你的意见摆出来。有了‘知识’，你就能把你的意见说出来、说开去。”
牧惠先生曾评冯老的杂文是“胆识第一”。抑或正因为冯老的杂文胆识过人，便也招惹不少是非，得罪了不少人。不过在谈到这些所谓的“笔墨官司”时，冯老大多一笑了之，不刻意自辩，以为“是是非非还是由历史去验证”。
冯老写杂文有凛然不可奪志的斗士之气，但与人相处却又极具长者的和蔼风度与智者的幽默风趣。无论是历史掌故、人间趣闻，冯老皆信手拈来，在谈笑风生中让你受益匪浅。
冯老还十分注意“养生”，饮食起居极有规律。每天六时起床，晚十时就寝。起床后，冯老即手舞足蹈，完成他自编的一套“五禽操”。每餐用饭，也控制在一小碗，从不过量。一日三餐，更是滴酒不沾。那年冯老虽已届76高龄，仍精神矍铄，身轻体健，登临采石矶，能健步而上，毋须搀扶，唯有点耳背。
在太白墓前，冯老凭吊良久，手抚那久经历史风雨打磨却品质不变的花岗岩垒成的衣冠冢，满眼噙泪，喃喃自语：“楷模，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那一刻，令笔者内心深受震撼。
冯老待人极为真诚、谦和。回沪后，为答谢马市朋友们的盛情款待，冯老特撰《马鞍山之行》一文以表心迹。笔者朋友那时正在创办《文学实验报》，亟需名家支持。在笔者牵线下，冯老二话不说便答应为其撰文。
斯人已去，余音尤在。冬春荏苒虽已近三十年，但心中的那份记忆依然清晰、鲜活——只要杂文在，冯老，你的魂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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