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春节刚过，人们都还沉浸在节日喜庆的氛围里，鸡未叫头鸣，爹便一把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光溜溜将我拽了出来，起来起来。以为是梦，揉了揉眼，发现睡我身边的哥也被爹揪红了耳朵。爹背着铺盖卷，一手攥着我的小手，一手牵着比我大五岁的同母异父的哥。深一脚浅一脚极不情愿离开了安徽老家，那个贫困的小村庄，身后，是母亲止不住的唠叨，还有那双凝视着我们远去的不舍而又绝望的眼神。
就这样，当了六年村长的爹，主动卸任了。只记得，在那个记工分的年代。“分、分、分，是社员的命根”，一点都不假。每天晚上，吃过饭，几个村干部都聚集在我家那间大北屋，摆上几把长条凳，东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房梁垂吊的两个60度的灯泡也被爹偷换成了明晃晃的100度。待人到齐，坐好，爹便郑重其事地将角落的一个挂着一把大铁锁的铁皮箱，用拴在裤腰上的钥匙打开，一双大粗手从箱里捧出一个木匣子，然后轻轻将盖掀起，小心翼翼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封面工工整整书写着“社员记工簿”五个黑字，本子的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清清楚楚记录着全村各家各户出工情况。爹再三嘱咐我和哥，他不在家时，谁都不许进这屋，更不许动这个“宝箱”。我书包里好多本子呢，谁稀罕！爹狠狠瞪我几眼。通常，农村习惯把劳动一天叫一工， 成人壮劳力一工最高分为十分，称为“足工”，按个人表现，有的九分八分不等。女人减半，未成年人大多记两分三分那样。好的记半工。老年人一般六十岁以上只有三四分了。村里也不乏有几户上了年纪身边无儿无女乃至身体残疾的老人，要么工分少，要么无法参加劳动，一年到头，温饱难保，更不要提零花钱了。爹看在眼里，心也难安，背着娘，偷偷把自家分到的粮匀给他们一些。这一秘密持续了几年，终被娘发现，免不了一顿炮轰，“自家粮还不够填饱肚皮哩，还有善心管别人”。爹不语。也有不满记分蛮横的霸主，抄着锅勺，扛着铁锹，找家闹事。爹生来瘦小，难以招架。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向前，替爹上劲。哥却躲在角落里，双手捂着脸。平日，这家来借农具，那家来借瓢盆，借了有还的，还有不还的。娘便吩咐我去催要，被爹一把拉住了。一年到头分的粮接不上茬，家里不仅未添置过新物件，甚至过年我们身上也几乎未穿过新衣服。
再比比臨村的村长，干不了几年人家便成了全村首富，不仅吃喝不愁，当下时兴的家电家具一应俱全，老婆孩子身穿时髦的流行装大摇大摆羡煞人眼。而我爹当了几年村长，村民倒是过得富裕了，而我家过得不如平常百姓家。娘对爹显然失望极了，不理不睬，背地里抹眼泪。爹无奈之下，只好带着我和哥远走异乡谋生活。
来到河北一座小城，从未做过生意的爹，在临近一家医院的小巷里起早贪黑经营着一小片水果摊，勉强维持着，不知爹出于何种缘由，把我和哥送到了当地一所有名的武校，当时年少的我迷恋武侠，自然很开心，这一上就是三年。之后，又随爹辗转到了石家庄，先后从事过水果、服装批发、饭店、二手车等。渐渐地我和哥不觉已长大，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独自回了老家。我继续着爹的生意，哥去了宁波，改了行。年前，爹打来电话，问回去过年不，我爽快地答应了，想想已有近十年没回去过了，爹在电话里介绍着家乡的变化，村里大都盖起了三层小洋楼，村西老张头家的大小子开着豪车在村里到处显摆，村北头的老李家的小儿子回来给他爹拉了一车的高档烟酒，请了半村人喝倒了好几桌。还有村东头的……村南头的……听得我心猛一沉，“要不把家里的二层楼再接一层吧！”爹不语，本来想换辆十万左右的车，突然改了主意。正在高速上行驶着，姐来电话，弟，今年生意不好，也没挣上钱，爹让回去过年，我得穿体面点，咱爹可是村长，不能给他抹黑。你回来给我捎件“貂”啊。哥接着打，弟，让俩孩子随你过去读书吧！实在顾不上，混不好，村里人会笑话爹，咱爹可是村长。
爹没忘他是村长，我也没忘，全家人都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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