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润泉纪念》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润泉纪念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大沼枕山

润泉走了半年多了。一位可与谈艺论文的老友的逝世,像一本翻熟了的旧书突然被从手中夺走投入焚炉,转眼化作青烟,再也无法摩挲重读了。时间过去得越久,书中那些美好的、能吸引人的篇页,在记忆中便越是鲜明。

这一部分,便是润泉的才情。

我企羡润泉的才情,是五十年一贯的,即使在我们生气吵架的时候(亲兄弟也有生气吵架的时候哩),亦是如此。这种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真是说得恰好,质之润泉,想必也会点头含笑的吧。

润泉的才情,在他印成的《堇葵词》和别的书中,看不大出;倒是在他写给我和别个朋友的书信中,却多有流露。为了纪念他,现在便来摘抄一点,也好作上面两句汉诗的注脚。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信云:

购得新居一所,已经迁入。记得九二年由十二中迁河西,作《祝英台近》有句云:“谷深沉,迁乔木,不慕高鹜。长年只是低飞,浅水平平处。”蒙兄称好,评为性情中人。其实性早没了,情亦随去矣。……新干班文集,以刘音致兄书最为压卷。以前我略有所知,睡在狱中乒乓球桌上你也说过,居然见到实物,倘写儿女英雄传,可入新编矣。

此时润泉因切去声带失语已近二十年,“长年只是低飞”,但心境还是高旷的。信的文字简洁,仍不忘调侃,此即“南朝人物”之风格。二千年三月二十九日信云:

近日春笋不贵,十分好吃。李渔列笋为食品之冠,但要及时。现在是阴历二月末,是吃春笋的最佳季节。择其一公斤以下一匹者,尚未分节,鲜嫩无比。到了三月就开始分节,五月始硬,六月就变卦了。我现在已为无齿之徒,只能取其尖端烧肉啖之。朱正的母亲很会制春笋,与雪菜同炒,这又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笋子旧称“刮油”,与今之减肥正合。但所含草酸钙,易为泌尿系统结石之患。我于九六年体检发现肾结石,尚无症状。现仍“拼死吃河豚”,图一快耳。

叙谈名物,娓娓道来,不避琐屑,而委婉有致,这实在是一则绝妙的短文。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信云:

胡坚学长来我家,要我为他的咏物诗集写读后,说你给他写了一首诗,写得真好。但他不能背诵,请你抄给我作参考。胡与我同班。当时班上写诗的只有熊兆飞,我偶尔也写一点情诗,全班五十人再无第三者。不料到了晚年,健在者无人不成诗人了。……一中二十三日开校友会,我决定出席,因行动困难,估计很难前来看你,比邻如隔天涯也。

淡淡的幽默,不细心便体会不出来,也是很高明的手法。润泉大学毕业于西大,高中则毕业一中,校舍就在我隔壁。润泉住教育学院,相距二十公里,只能同院中校友集体乘车来去,故所言如此。

二千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辛巳春节)寄来《庚辰除夕九歌(录八)》,其五云:

避席文章本不多,老妻常怨太蹉跎

江山何必庸人说,梦里生涯梦里波

注云:“朱、钟两兄为余好友,著作累累。某某常曰:你只抵得朱、钟一小脚趾吧,给他们提夜壶也不配的。按:新式便壶不须提携,只好下岗待业。”这仿佛是在自嘲,其实乃是自尊。从诗中可以看出,润泉从来没有看轻他自己,真正的老朋友也从来没有看轻过他。生而不能尽其才者,时也,命也,蹉跎云乎哉!二月十七日信云:

小诗蒙赞许,感谢。……我自己也认为,在才能上我与两兄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我性格上的缺点是太脆弱,这是从小养成的。……我这一生,教了三年书,中学一年,大学二年,胡言乱语,误人子弟。如辛词“踏青挑菜”,释为小菜贩子,现在才知是用竹片、小锄去撬野菜、我们湖南人只知手拔,支离破碎。北方则用“挑子”,甚是也。

润泉的性格的确比较脆弱,这也应该由打击他的势力负主要的责任。其实他于学问文章还是认真的,看他对“挑菜”一词的辨证可知。七月二十日信云:

我精读你的文章,佩服之至。但也有个别地方可以商榷,如《黄鸭叫》一文,……“黄鸭叫”你的考证完全正确,即“黄颡鱼”,长江流域中下游皆产。我看到一篇文章,说鄂西神农架盛产此鱼,也是白煮,路边小摊极廉;下游贵一些,蒸熟煮稀饭或下面条均可。但你讲的“白鸭叫”,却决非你所定的“黄鲴鱼”,只能是与黄颡鱼同科的“骨鱼”。骨鱼不产于湖南,要用飞机运来,摆个样子,开价六十元一斤。现剪呈两图,请予评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我则萎弱不堪,只能捐献遗尸,以期对科学稍作贡献,已蒙批准矣。

这里表现了考证名物的兴趣,也就是对世界对生活的兴趣。此信写得颇长,惜不能多引。信末谈到捐赠遗体,身后果然这样做了。二十八日信云:

谢谢你的回信,看来不去橘子洲头一次不行,只有眼见方知也。我寄你的两图,是图不好。你看黄颡鱼就不像“黄鸭叫”,因此骨鱼也不会像“白鸭叫”了。我估计是骨鱼,否则卖不到五十元一斤。……捐遗尸是我久蓄之志,因为人死后已失去痛觉。倘有痛觉,火烧也总比五马分尸更痛些吧。李锐同志也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捐尸,毛泽东自己却未能实践,被制成木乃伊了。周总理决心焚骨扬灰遍洒中华大地,现在平民也可仿效,但包一架专机扬骨灰据说需人民币一十七万五千元,我们付得起吗?

像平时谈话一样,坦然地谈到捐遗体的事,说自己不怕“五马分尸”,顺便捎带一点冷嘲,这也是《世说新语》里才看得到的笔墨。八月五日信云:

正如你所言,我的烹饪作业,耳食也。如与你相比,你在教育街炸的肉丸子,我就远不能及。你在洣江的泡菜坛子,也比我好十倍。但我残废以后,确实写了三百多篇谈吃的文章。……现在也有一折八扣书,《曾国藩》三卷合《伟哥手册》每份一元五角,《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每卷一元。我用一元买了一本《全国小吃三百例》,长沙臭干子等不足道,但有一样十分有趣,名叫“怀石馒头”,是选些比鹌鹑蛋稍大的石头,洗净涂油做包子馅。包子蒸熟后,热气腾腾地掰开让石头脱出,中心空洞填入热的冰糖红烧肉,啖之真是妙不可言。此间美食家,除使君外,唯我而已,但尚不如汪曾祺。他的油条塞肉,确是一大发明。距我居五十米校门口有油条摊,我请保姆清晨买二三根来(很粗大,也不知放了尿素没有)。事先准备一点肉泥,趁油条尚热,用大竹筷扩大其孔,将肉泥塞入。到九点多钟,油条摊快收摊时,我亲临摊前,请其回锅,每根再付钱三角,慢火炸成深棕色,外酥肉嫩……

调羹烹鲜,是润泉晚年唯一的乐事。他发表的《饮食从谈》,虽然受了限制,未能充分表现他的才情,但整个内容仍富有价值,所谈也有实际体验作为依据。说他全凭“耳食”,是我又一次口不择言了。这次润泉却没有介怀,来信仍然大谈食经,而且越谈越妙。为恐篇幅过长,兹不赘录。

八月间朱纯种的昙花开放,她写了篇小文发表在十五日的《三湘都市报》上。润泉见后,写了诗寄来,我们却没有收到。九月初又接到了下面这封信:

前呈贺贵宅昙花盛开四首,想入尊览,请裁夺以便缮正抄呈,留一纪念。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我高中同学黄美之寄来她的散文集《欢喜》,其中亦有她家(台湾)昙花开放一文,兹剪下寄呈。佛说“众生有相”,台湾之昙花与展览馆路或亦不尽同也。黄美之曾在台湾以间谍罪入狱十年,著《伤痕》一书,是台湾的“伤派”。由于她又是基督教徒,主张爱敌人,所以其言温婉,与大陆“伤派”不同。……

润泉近年给我的信,就抄到这里。零二年我和朱纯到美国去了,零三年五月回来,志浩兄告诉我,润泉元月六日还给他写过信,但几天后便发了病,当时似不太严重,住院八天就回家过春节。又过了一个多月,在三月五日又收到润泉一封信,看得出情况已经变坏。此信似乎并未写完,署名、日期都没有,在最后只说要赶快寄安眠药去。接着病就大发,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元月六日给志浩的信云:

承贺新年,今已大雪封山,不能回拜也。空调暖气微微,而且十分耗电,因以烘篮煨炭丸子一枚补充之,兼以薄酒老姜御寒,尚能苟活。叔河兄嫂去美国,行前一月即告诉我了。朱正兄嫂之公子在北京,接两老去住,我是听别人说的。五十年代湖南报社的“小四人帮”,唯兄与我尚在长沙。去年六月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六十三代传人张光前先生云游长沙,为我算命,算定我将于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白日升天。张孝雍则能活到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到期再乘鸾与我会合,所以她待我十分宽厚。我已向湘雅医科大学捐献遗体,死后六小时通知收尸,火葬费八百元发给遗属,并发证书,我以为极好。如张天师算命准确,零三年一月到零四年九月我们书信相通,九月以后就梦里相逢算了吧!

张天师算命当然是鬼话,润泉以玩笑的口吻叙说出来,还阳阳如平时。接着便谈捐献遗体,尤其是最后“梦里相逢”几句,感情充沛,却全是悲凉。现在看来,竟是不祥之兆。

志浩三月五日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前半的字迹、风格尚如常,在报告春节前入院出院经过后,还谈到五十年前在报社同读唐诗各有所喜的往事,又一次表白了晚唐诗人李义山是他的最爱。这里需要谈谈润泉的旧诗,他学李义山,延续下来又学郁达夫,都能神似。六十年代初我们“小四人帮”在长沙以缮写、挑土维生,志浩弄到一部郁达夫诗词抄本,润泉通晚不眠,复写四份,装订成册,一人一册,并于卷首题诗一首:

赏心乐事人人有,数我抄书事最奇

隔宿有粮先换纸,每朝无梦不亲诗

只缘偏爱元温句,却是伤心屈宋辞

写罢富春才一卷,晓风凉雾入窗时

“元温句”指晚唐诗,没有提李义山是为了合平仄。不然的话,“温李”本是现成,何必以元代李呢。信中云:

在报社那个小天地里,诗那时不成气候。我们这“小四人帮”,你喜杜,叔河喜李贺,朱正学李白太高,杜牧对他来说又低了些。我算什么呢?我喜欢义山,他是现代朦胧诗的鼻祖。特别是他的卑弱、屈辱,与我相似。……钟挽尚久骖的诗,也寄了一份给我,拟和之尚未成。其挽联则一般化,毕竟只是精神恋爱,没有上过床。……我不知如何给朱正写信,你如有便告诉他一下,俞某死在旦夕,只有脑子还有一点微弱的波动。周艾从身体到底怎样?比我好一点?差一点?自己能吃饭吗?尚能饮否?

信写到这里似乎停顿了些时,下面又重新开头,字迹也大小不匀,潦草起来了,但风格依然是润泉的:

志浩兄:从现在情况看,我达不到张天师传人预告之期了。……我写了篇小文《长开眼》,从元稹的诗说起,说到古代的“凌迟”。刽子手从后面以利刃从受刑人眉上划两刀,撕下眼睑遮住双目,使之见不到刽子手。刽子手们然后坐下来,吃花生米下酒,慢慢地一刀一刀将一片一片肌肉割下,割三天,再剜出心脏。……现在提倡救死扶伤,救死可以不必,发几粒舒乐安定片,一片可睡一小时,总是人道主义吧。我要求你买几片(估计每片人民币一角钱),报社医务室有,要十片八片,直寄张孝雍转我,使我能睡几小时。不是自杀(一千片一次服下可以致死)……

至此戛然而止,既未署名,也没写日期。但看得出他最后的神识仍然是清楚的,而且风度依然,虽不想多受痛苦,却能坦然不惧,以幽默的态度对待死亡,真算得上是嵇阮一流了。志浩附片云:“我当即复信,并寄去安定十片,亦不知他收到否。两次信中,他都谈到你和朱正,亦可见五十年祸福相依之不能忘怀也。特送上一阅,这很可能便是俞兄最后的遗墨了。”

于是我们夫妇便和志浩(还有黎维新同志)赶往医院去看润泉。此时他已极度虚弱,仰卧在床,赖以传言的右手已全瘫,左手也只能微动,但目光急切地望着我们,好像有话要说。我便将他扶着坐起,再把一支圆珠笔塞在他左手中,复以一臂支着他的左手,一手托住个白纸本子,要他写出来。润泉也努力想写,手却全不听使唤,抖了许久,才“写”出两张任何人都无法辨认的“字”。

两张都是直行“书写”的,每张上从左至右写两行,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字。四加三等于七,每张纸上都是七个字。因此我想,润泉想写给我看的,并不是普通的遗言,而是两句七言诗。他耗尽了最后的心力,我却终于看不懂。悲哉悲哉,临死仍不得一吐胸臆,留两句绝命诗于天地之间,天何以厄润泉至于斯极耶?

润泉富于才,深于情,这从摘抄的这些信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生而有诗人的天赋,一身具诗人的气质;当世却不能用其才,使其情志压抑不舒,终不能不郁郁以卒,这对润泉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摘抄了这十一封信,以为润泉的纪念。一面摘抄,一面忍不住心中难过。但抄到末了,又忽然觉得,先死者也许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后死者在纪念他。如果死在最后,可与谈艺论文又曾经祸福相依的老朋友都先走了,又还有谁来检点旧信遗文,来追忆昔时的人物、昔时的诗和昔时的风流呢?

(二零零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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