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朱东润师遗稿《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下)

作者:陈尚君 来源:原创

第一篇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是一篇议论《史记》叙事方法和传叙写法的很难得的力作。1940年初,因安排是年秋开设《史记》课程,乃从年初研读《史记》,阅时六月《史记考索》一书,凡论史例者四篇,史实者三篇,史注者四篇,辑佚者三篇,附录四篇。先生自序称“属海内云扰,乡邑沦陷,遂肆意著述,借遣殷忧”。出版后久已享誉学林,是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但内容以文献考订为主,缺乏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本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传》《魏其武安侯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的成就和偏失,恰可弥补上述缺憾。全文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处处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如对楚汉争战最后胜负的关键,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这里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再如关于武安侯田蚡的评价,因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名声,似乎是久有定评了,先生揭出《史记·东越列传》和《平准书》的记载,指出田蚡“老成谋国”的干练。关于信陵君为人和围魏救赵的真相,也非浅学者所能及。

《〈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和《〈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篇,是分别论述二书所存汉魏两晋杂传类文本之文学价值。《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完成此一时期散佚传叙文献后有更详尽深入的分析,在此从略。

本书有五篇谈中古僧传的文学成就。就我所知,先生是持积极入世态度的学者,对佛教之空寂、轮回、蝉蜕等作为似乎并不太赞同。他研读僧传,是从人物传叙的文学成就,僧传所述出家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加以分析论列。对《法显行传》,先生认为法显的自叙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虽然都记载天竺经行的过程,但后者只是客观地叙述诸国情況,因而只是一部地志,而《法显行传》则以生命中一段旅程的记录,主观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是一篇人性底叙述”。如禅门公案“法显不怕黑师子,但看不得白绢扇”,先生列举《高僧传》卷三所载:

将至天竺(略),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

认为这应是《法显行传》已佚失的内容,写出法显求法之坚定执着,置生死于度外。而《行传》载:“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先生评述云:“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一个绝域舍身,忘生求法,无常无我,应无所住而安其心的高僧,看到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这实在是不思议的奇迹。‘举目无旧’、‘顾影唯己’两句更见出他是怎样地执着现在,沾泥带絮,终于不能解脱。然而正从这几句里,我们认识法显不仅是一位高僧,而是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倘使我们认定传叙文学底目标,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那么在中国文学里,《法显行传》便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誉为“划时代的自叙”。

慧皎《高僧传》,在中国佛教史上当然是空前的著作,先生特别注意到此书各传篇幅阔大,如佛图澄传4800字,鸠摩罗什传4200字,道安传3200字,慧远传4400字,因而可作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如《晋长安鸠摩罗什传》和《晋庐山释慧远传》两篇。鸠摩罗什一生的主要事业是译经,但中间受到吕光、姚兴的威胁,以至一再破戒,常怀忍辱而无异色。而对于慧远,则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先生特别举出“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慄”的几个事例,认为:“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引述传中沙门见慧远心悸汗流而不敢语,以及其临终不昧的一段:“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认为其人格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高僧传》以后,先生特别关注道宣《续高僧传》,认为与慧皎书“有相等价值”。道宣至少历时二十一年而成书,“是一部用力至勤的著作”。指出道宣有意补录《高僧传》所缺的北方名僧,在文献采据方面用力尤深,但对立传“偏重交游,全凭主观”,以及为在世僧人立传,则持保留态度。他在道宣著作里,特别读到三个特殊的叙述,一是对于禅宗的不满,仅为达磨、慧可立传,不涉他僧,且有“四世之后,便成名相”“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竟无荣嗣”等恶评。二是在译经主张上,对于当时名盛一时的玄奘颇多批评,反对他的直译、广译,认为“布在唐文,颇居繁复”,在不得不作的赞誉中,也颇多讽刺。三是对北朝、隋唐以来佛教递盛的记载。同时,也指出僧传之泄愤伪讹,《释昙始传》关于魏道武帝抑佛后“大生愧惧,遂感疠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就全属捏造。这些方面的分析都极具独见,虽然稍为有些偏离了传叙文学的中心。

另缺题一篇,应属临时起兴之作。初唐史家受到官方叙事立场的影响,极力贬抑隋代的政治建树和隋炀帝之道德为人,先生意外发现,道宣编录僧史,另有取资,且绝不愿受官方史家的局限,因而得以真实保存隋二帝行事的真貌。先生据以评述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其实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是《隋书》已有的评价,开凿大运河今人也已有共识。先生特别关注到,“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正经是领导佛法了”。他看到文帝因侥幸获得政权,因而更加迷信祥瑞,迷狂佛徒,在度僧、建塔、送舍利乃至自称弟子等行为,均仅限于经像报应。而炀帝与智者大师的交往,则礼敬设会,悲类受嘱,生死如一,对天台宗的弘传关系极大。又举炀帝之接纳胡僧、组织译经、清理度僧、设置经藏,以及向日韩传播佛教诸端,以见其为政之阔大不苛细。至于从开皇后期到仁寿间,隋文五子各自倚靠僧团,经营佛教,组织势力,谋求政治地位的作为,以及僧人依附诸王之情节,更属在在都有,先生罗列分析,各得头绪。先生对《续高僧传》的阅读,凸显了他一贯强调读史应能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精神。我整理本文,去岁末在复旦历史系中古时代格国际会议上介绍后,得知孙英刚教授前此也已就《续高僧传》所见太子承乾的为人为政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海外发表。看来会读书的学人,虽时代迥隔,感觉仍是相通的。

先生特别推重唐初玄奘门人为其师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认为其“布局之伟大、结构之完密,不特为中国文学中所罕见,即以第七世纪前欧西诸国之传叙文学比之,亦甚少有出其右者”。

《唐代文人传叙》一篇,中心是讨论韩愈所倡文人不作传的偏见,认为这一偏见阻扼了主流文人从事传叙写作的热情。对唐人传叙,有存世作品的全面考察,特别表出陆羽《陆文学自传》述曾为优伶,陆龟蒙《甫里叙述传》述曾“躬负畚锸”,因坦白而令人钦服。对韩柳文“写人情处有极细密处”给以肯定,对韩碑大量谀墓的记述也给以明白的揭发。

《宋代的三篇行状》一文,在遗憾宋人继续文人不作传之局促,以及古文家写碑志刻意求简的同时,特别揭出三篇行状,“比较接近传叙文学的正轨”。第一篇是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9500字,“开了长篇文字的先河”。虽然觉得以司马光旧派领袖的地位,一生渗入当代政治组织之履历丰富,加上苏轼和他始终保持密切接触,没有按西洋写法写成数十万字的传叙有些可惜,但因为已经突破传统的局限,因而有许多精彩的记录。先生特别节录司马光劝仁宗早立太子,与王安石、宋神宗讨论新法的两节,后者之分析既提到司马光立论的不足,也肯定他“老成谋国的用心”。《行状》对司马光废新法的肯定,对差役法弊害不著一辞,先生特别举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对此不同的叙述,认为这是“前人作文的体裁”,也指示今人读书的立场。第二篇是朱熹《张魏公行状》,长达43700字,为空前的长篇,因而对“传主的生平,更进而对于传主的父母,有详尽的叙述”。先生列举了几节特别精采的段落。一是绍兴十六年张浚欲劾秦桧而犹豫不决,其母诵其父对策词“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鼓励直言。二是建炎三年平定苗刘之乱二十五天间的逐日纪事,认为是“中国传叙文学罕见的先例”。三是张浚经营关陕的卓识和富平之败的影响。先生虽然认为富平之败“从一隅讲,这是失败,从大局讲,这是成功”,但也直述张浚诬杀部下之不德,和朱熹写此败结果的“太轻”。四是金主亮南侵时张浚起复后的果决有为。五是措置两淮和灵璧之败的责任,先生认为朱熹有意为张浚“规避责任”,因与传主之子张栻私交甚深而不免有所隐饰。第三篇是黄榦的《朱子行状》,16000字,虽篇幅较小,但作者为朱熹女婿,又是最信任的门生,相从数十年,因而得有很亲切的观察,加上作者成文后曾长期搁置,反复修改,因此而具独到的成就。先生更看重的,则是黄榦在《行状书后》《行状成告家庙文》中对传叙作法的极有见地的理论阐述,文长不具引。

《宋代的年谱》,主要谈似乎与传叙文学有密切关联的年谱在宋代出现的原因,重点分析吕大防所撰杜甫韩愈二谱虽有开创之功,但仅略具梗概,且缺漏诖误尤多,实在不足为训。虽然年谱一体在南宋后作者众多,似乎已成重要的传记形式,先生对此始终有所保留。

《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一篇,是先生较早论述明清之际史事的论文,似乎已可看到晚年写作《陈子龙及其时代》的一些先兆。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先生特别注意追溯鄞县全氏先世本是明代世臣,自六世祖时入仕,到他祖父一辈他山、式公、北空适当明清鼎革之际,都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清战场,而他的师友前辈,故家遗族,都还保存历史的记忆。对明遗民之向望景慕,为先贤往哲保存文献的强烈愿望,让他立意寻访故老,追寻旧迹,考订事实,发为碑状。先生特别指出:“祖望著述的特点,就是他的直书不讳的态度。”因此对于钱肃乐、张煌言等抗清名臣的个人能力、道德欠缺都有很直率的记录,也因为如此,对钱之“孤忠耿耿”,张之“百折不回”,就有更令人信服的生动的记录。先生也指出,祖望著述动机当然有“故国之感”,“但却没有反抗新朝的意识”,“不含有敌视清室的意义”,这是读全氏碑状尤应理解的地方。

《传叙文学与人格》《传叙文学底真实性》,主要阐发英、法学者对于西洋传叙文学的见解,以及对建构中国传叙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此论述更详。

本稿完成于1939年至1940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日,欧洲战场战火遍地,日军席卷中国东部和东南亚,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先生虽避居乐山,但始终关注战争情势,论著中也时常见到激昂的抗敌情绪。他说汉初以来北方诸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的策略,实现文帝的决心”。“其后一切的战略,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功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漠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局面,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这里说的当然是汉与匈奴的关系,讨论的完全是汉代国势的安危和底定,但能说其间没有眼前的殷忧吗?在讨论到朱熹《张魏公行状》时,特别引录行状原文:“公(指张浚)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并说明建炎间张浚的计划是“自任关陕,由韩世忠镇淮东,吕颐浩、张俊、刘光世扈驾入秦”。但在建炎四年金人南下,张浚被迫出兵牵制,导致富平大败。先生认为行状对此写得太轻了,“其实自此以后,关陕一带完全沦陷,幸亏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关,阻遏金人入蜀之计,但是从此东窥中原,几于绝望,不能不由张浚负责”。1939年东南多已沦陷,国民政府入川,军事形势与南宋之重心在东南不同,而维持大局,控守关陕、湖湘之大势则同。在这里,先生借对南宋初年军事布局之认识,提出国势安危之关键所在。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先生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当鲁王盘踞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又说:“在山寨底挣扎当中,浙江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特别表彰“钱肃乐是一个孤忠耿耿的大臣,张煌言便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斗士”。在这些地方,说的是清初,又何尝不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现实呢?

2015年我整理朱先生遗著,乃以本书稿与《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合为一册印行,为避免书名重复或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仍采用先生题记和自传中原用的书名《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前述缺题一篇,则代拟题《〈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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