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是一篇议论《史记》叙事方法和传叙写法的很难得的力作。1940年初，因安排是年秋开设《史记》课程，乃从年初研读《史记》，阅时六月《史记考索》一书，凡论史例者四篇，史实者三篇，史注者四篇，辑佚者三篇，附录四篇。先生自序称“属海内云扰，乡邑沦陷，遂肆意著述，借遣殷忧”。出版后久已享誉学林，是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但内容以文献考订为主，缺乏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本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传》《魏其武安侯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的成就和偏失，恰可弥补上述缺憾。全文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处处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如对楚汉争战最后胜负的关键，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这里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再如关于武安侯田蚡的评价，因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名声，似乎是久有定评了，先生揭出《史记·东越列传》和《平准书》的记载，指出田蚡“老成谋国”的干练。关于信陵君为人和围魏救赵的真相，也非浅学者所能及。
《〈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和《〈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篇，是分别论述二书所存汉魏两晋杂传类文本之文学价值。《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完成此一时期散佚传叙文献后有更详尽深入的分析，在此从略。
本书有五篇谈中古僧传的文学成就。就我所知，先生是持积极入世态度的学者，对佛教之空寂、轮回、蝉蜕等作为似乎并不太赞同。他研读僧传，是从人物传叙的文学成就，僧传所述出家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加以分析论列。对《法显行传》，先生认为法显的自叙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虽然都记载天竺经行的过程，但后者只是客观地叙述诸国情況，因而只是一部地志，而《法显行传》则以生命中一段旅程的记录，主观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是一篇人性底叙述”。如禅门公案“法显不怕黑师子，但看不得白绢扇”，先生列举《高僧传》卷三所载：
将至天竺（略），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
认为这应是《法显行传》已佚失的内容，写出法显求法之坚定执着，置生死于度外。而《行传》载：“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先生评述云：“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一个绝域舍身，忘生求法，无常无我，应无所住而安其心的高僧，看到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这实在是不思议的奇迹。‘举目无旧’、‘顾影唯己’两句更见出他是怎样地执着现在，沾泥带絮，终于不能解脱。然而正从这几句里，我们认识法显不仅是一位高僧，而是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倘使我们认定传叙文学底目标，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那么在中国文学里，《法显行传》便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誉为“划时代的自叙”。
慧皎《高僧传》，在中国佛教史上当然是空前的著作，先生特别注意到此书各传篇幅阔大，如佛图澄传4800字，鸠摩罗什传4200字，道安传3200字，慧远传4400字，因而可作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如《晋长安鸠摩罗什传》和《晋庐山释慧远传》两篇。鸠摩罗什一生的主要事业是译经，但中间受到吕光、姚兴的威胁，以至一再破戒，常怀忍辱而无异色。而对于慧远，则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先生特别举出“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慄”的几个事例，认为：“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引述传中沙门见慧远心悸汗流而不敢语，以及其临终不昧的一段：“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认为其人格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高僧传》以后，先生特别关注道宣《续高僧传》，认为与慧皎书“有相等价值”。道宣至少历时二十一年而成书，“是一部用力至勤的著作”。指出道宣有意补录《高僧传》所缺的北方名僧，在文献采据方面用力尤深，但对立传“偏重交游，全凭主观”，以及为在世僧人立传，则持保留态度。他在道宣著作里，特别读到三个特殊的叙述，一是对于禅宗的不满，仅为达磨、慧可立传，不涉他僧，且有“四世之后，便成名相”“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竟无荣嗣”等恶评。二是在译经主张上，对于当时名盛一时的玄奘颇多批评，反对他的直译、广译，认为“布在唐文，颇居繁复”，在不得不作的赞誉中，也颇多讽刺。三是对北朝、隋唐以来佛教递盛的记载。同时，也指出僧传之泄愤伪讹，《释昙始传》关于魏道武帝抑佛后“大生愧惧，遂感疠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就全属捏造。这些方面的分析都极具独见，虽然稍为有些偏离了传叙文学的中心。
另缺题一篇，应属临时起兴之作。初唐史家受到官方叙事立场的影响，极力贬抑隋代的政治建树和隋炀帝之道德为人，先生意外发现，道宣编录僧史，另有取资，且绝不愿受官方史家的局限，因而得以真实保存隋二帝行事的真貌。先生据以评述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其实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是《隋书》已有的评价，开凿大运河今人也已有共识。先生特别关注到，“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正经是领导佛法了”。他看到文帝因侥幸获得政权，因而更加迷信祥瑞，迷狂佛徒，在度僧、建塔、送舍利乃至自称弟子等行为，均仅限于经像报应。而炀帝与智者大师的交往，则礼敬设会，悲类受嘱，生死如一，对天台宗的弘传关系极大。又举炀帝之接纳胡僧、组织译经、清理度僧、设置经藏，以及向日韩传播佛教诸端，以见其为政之阔大不苛细。至于从开皇后期到仁寿间，隋文五子各自倚靠僧团，经营佛教，组织势力，谋求政治地位的作为，以及僧人依附诸王之情节，更属在在都有，先生罗列分析，各得头绪。先生对《续高僧传》的阅读，凸显了他一贯强调读史应能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精神。我整理本文，去岁末在复旦历史系中古时代格国际会议上介绍后，得知孙英刚教授前此也已就《续高僧传》所见太子承乾的为人为政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海外发表。看来会读书的学人，虽时代迥隔，感觉仍是相通的。
先生特别推重唐初玄奘门人为其师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认为其“布局之伟大、结构之完密，不特为中国文学中所罕见，即以第七世纪前欧西诸国之传叙文学比之，亦甚少有出其右者”。
《唐代文人传叙》一篇，中心是讨论韩愈所倡文人不作传的偏见，认为这一偏见阻扼了主流文人从事传叙写作的热情。对唐人传叙，有存世作品的全面考察，特别表出陆羽《陆文学自传》述曾为优伶，陆龟蒙《甫里叙述传》述曾“躬负畚锸”，因坦白而令人钦服。对韩柳文“写人情处有极细密处”给以肯定，对韩碑大量谀墓的记述也给以明白的揭发。
《宋代的三篇行状》一文，在遗憾宋人继续文人不作传之局促，以及古文家写碑志刻意求简的同时，特别揭出三篇行状，“比较接近传叙文学的正轨”。第一篇是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9500字，“开了长篇文字的先河”。虽然觉得以司马光旧派领袖的地位，一生渗入当代政治组织之履历丰富，加上苏轼和他始终保持密切接触，没有按西洋写法写成数十万字的传叙有些可惜，但因为已经突破传统的局限，因而有许多精彩的记录。先生特别节录司马光劝仁宗早立太子，与王安石、宋神宗讨论新法的两节，后者之分析既提到司马光立论的不足，也肯定他“老成谋国的用心”。《行状》对司马光废新法的肯定，对差役法弊害不著一辞，先生特别举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对此不同的叙述，认为这是“前人作文的体裁”，也指示今人读书的立场。第二篇是朱熹《张魏公行状》，长达43700字，为空前的长篇，因而对“传主的生平，更进而对于传主的父母，有详尽的叙述”。先生列举了几节特别精采的段落。一是绍兴十六年张浚欲劾秦桧而犹豫不决，其母诵其父对策词“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鼓励直言。二是建炎三年平定苗刘之乱二十五天间的逐日纪事，认为是“中国传叙文学罕见的先例”。三是张浚经营关陕的卓识和富平之败的影响。先生虽然认为富平之败“从一隅讲，这是失败，从大局讲，这是成功”，但也直述张浚诬杀部下之不德，和朱熹写此败结果的“太轻”。四是金主亮南侵时张浚起复后的果决有为。五是措置两淮和灵璧之败的责任，先生认为朱熹有意为张浚“规避责任”，因与传主之子张栻私交甚深而不免有所隐饰。第三篇是黄榦的《朱子行状》，16000字，虽篇幅较小，但作者为朱熹女婿，又是最信任的门生，相从数十年，因而得有很亲切的观察，加上作者成文后曾长期搁置，反复修改，因此而具独到的成就。先生更看重的，则是黄榦在《行状书后》《行状成告家庙文》中对传叙作法的极有见地的理论阐述，文长不具引。
《宋代的年谱》，主要谈似乎与传叙文学有密切关联的年谱在宋代出现的原因，重点分析吕大防所撰杜甫、韩愈二谱虽有开创之功，但仅略具梗概，且缺漏诖误尤多，实在不足为训。虽然年谱一体在南宋后作者众多，似乎已成重要的传记形式，先生对此始终有所保留。
《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一篇，是先生较早论述明清之际史事的论文，似乎已可看到晚年写作《陈子龙及其时代》的一些先兆。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先生特别注意追溯鄞县全氏先世本是明代世臣，自六世祖时入仕，到他祖父一辈他山、式公、北空适当明清鼎革之际，都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清战场，而他的师友前辈，故家遗族，都还保存历史的记忆。对明遗民之向望景慕，为先贤往哲保存文献的强烈愿望，让他立意寻访故老，追寻旧迹，考订事实，发为碑状。先生特别指出：“祖望著述的特点，就是他的直书不讳的态度。”因此对于钱肃乐、张煌言等抗清名臣的个人能力、道德欠缺都有很直率的记录，也因为如此，对钱之“孤忠耿耿”，张之“百折不回”，就有更令人信服的生动的记录。先生也指出，祖望著述动机当然有“故国之感”，“但却没有反抗新朝的意识”，“不含有敌视清室的意义”，这是读全氏碑状尤应理解的地方。
《传叙文学与人格》《传叙文学底真实性》，主要阐发英、法学者对于西洋传叙文学的见解，以及对建构中国传叙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此论述更详。
本稿完成于1939年至1940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日，欧洲战场战火遍地，日军席卷中国东部和东南亚，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先生虽避居乐山，但始终关注战争情势，论著中也时常见到激昂的抗敌情绪。他说汉初以来北方诸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的策略，实现文帝的决心”。“其后一切的战略，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功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漠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局面，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这里说的当然是汉与匈奴的关系，讨论的完全是汉代国势的安危和底定，但能说其间没有眼前的殷忧吗？在讨论到朱熹《张魏公行状》时，特别引录行状原文：“公（指张浚）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并说明建炎间张浚的计划是“自任关陕，由韩世忠镇淮东，吕颐浩、张俊、刘光世扈驾入秦”。但在建炎四年金人南下，张浚被迫出兵牵制，导致富平大败。先生认为行状对此写得太轻了，“其实自此以后，关陕一带完全沦陷，幸亏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关，阻遏金人入蜀之计，但是从此东窥中原，几于绝望，不能不由张浚负责”。1939年东南多已沦陷，国民政府入川，军事形势与南宋之重心在东南不同，而维持大局，控守关陕、湖湘之大势则同。在这里，先生借对南宋初年军事布局之认识，提出国势安危之关键所在。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先生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当鲁王盘踞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又说：“在山寨底挣扎当中，浙江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特别表彰“钱肃乐是一个孤忠耿耿的大臣，张煌言便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斗士”。在这些地方，说的是清初，又何尝不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现实呢？
2015年我整理朱先生遗著，乃以本书稿与《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合为一册印行，为避免书名重复或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仍采用先生题记和自传中原用的书名《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前述缺题一篇，则代拟题《〈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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