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肇淛《五杂组》中的读书理念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山水劳人,明长乐(今属福建)人。他博学多才,善诗文,嗜藏书,勤于著述,“居常喜博览自‘六经’、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言、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不蓄,亦无所不潄其芳润,淹通融贯,随叩随应,更无所疑难。故发为诗文,宏畅丰瞻,一泻千里。”徐《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小草斋文集》附有《小草斋诗集》《游燕集》《五杂组》《文海披沙》《滇略》《百粤风土记》《长溪琐语》等著作三十余种,内容广泛,对晚明闽中文坛影响甚大。笔记《五杂组》是其代表著作之一。《五杂组》共十六卷,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所不记,“囊括包举,六合内,六合外,靡不存且论也”(潘方凯《〈五杂组〉跋》)。作者对此书亦颇自许,《寄徐兴公》认为“大率王琅琊《宛委》、胡元瑞《笔丛》之类”(《小草斋集》卷二十一)。

谢肇淛为饱学之士,《五杂组》集中体现了他的读书理念,论及读书态度、读书方法、读书与治学、读书与治世等方方面面,不乏真知灼见,足以“发人蒙覆,益人意智”(李维祯《〈五杂组〉序》)。

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读书是人类特有的文明行为,是人们修身、养性、明理的主要方式之一。科举取士制度出现后,读书与功名利禄日益联系起来,读书人动机不纯、不正,过分功利化、庸俗化的读书目的,得到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神童诗》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寒门子弟期盼着一朝登科,鱼跃龙门,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谢肇淛分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弊端,说: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呫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他批评科举制度“变秀才为学究”,既“不足以裨身心”,又“不足以经世务”,科举制度培养的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不是真正的贤才。晚明时,科举弊端越发凸显,世风日下,人心浮躁,谢肇淛痛陈时弊,说:“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百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矣,可谓倒置之甚。”“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越来越多的人将修身立言的读书理念抛诸脑后,读书极端工具化、异己化,仅仅视为进身之阶,成为博取“朱紫”富贵的捷径与手段,学风因此更加颓败,读书风气愈发庸俗化。他批评急功近利的读书行为,指出子弟贤愚不在“穷达”,而在“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说:

裴晋公有言:“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则天也。”叶若林云:“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则天也。”此二语政同。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非真能教之读书也,夫子弟之贤不肖,岂在穷达哉?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未可以目论也。

痛惜“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的社会现象,直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劝世之语俗陋不堪。

读书是古代文人的生活常态,他们以读书娱情悦性,是“悦读”,而不是苦读,古人对读书之乐的感受也多有体会。谢肇淛说自己“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他以闲雅之笔描述这种难以言表的读书之乐:“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雨打芭蕉,拥灯读书”的诗情雅意和如游山水、如品珍味的读书乐趣,这是谢肇淛心中的极乐世界,自非恶俗之人可以领悟到的。谢肇淛以科名入仕,但他并不主张为博取功名而彻夜苦读,认为读书是修身、明理、资学,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以身殉科第实是不智之举: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盖人当是时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庄子》所谓“臧谷异业,其于亡羊均”者,此之谓也。

勤读彻夜至呕血,只不过以取科第,只是追名逐利之徒,已经远离读书真谛了。

谢肇淛认为读书有成是有条件的,既要有书能读,又要有一定的天赋与悟性: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如果只是图浮名,炫装潢,只藏不读,等于无书;尽力搜求,只贪量多,不论内容,束之高阁,只能算书肆;勤于记诵,却缺乏悟性,难于理解运用,没有真知卓见,仍属不学无术之辈。要做到“知而能好,好而能运”,才是谢肇淛首肯的读书上乘境界。谢肇淛对好书之人“三病”的批评非常值得今人借鉴。悟性之外,勤奋也是读书有成的必要条件,即使天资聪慧,不勤学也难以成才。他说:“其有不事搜猎,造语精进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砻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废学,良可惜。”高才而废学,实为憾事。

谢肇淛总结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认为读书与著书相辅相成,而藏书的益处则在于读书治学提供方便: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不同年龄,读书不同,读书要总结经验,讲究方法。要勤奋读书,勤记、勤用,动手、动笔,用心思考。不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谢肇淛深刻认识到启蒙教育对读书治学的影响,说: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字词的读音,文章的句读,一字一词,一句一文,启蒙之时的正确教导至关重要,文字、音韵是基础,童子功一定要打牢,否则,误读误解,以讹传讹,贻害甚远。

汉语崇尚简约,没有繁琐的语法规则,文章的灵动与韵味,需要灵心慧性,悉心品味,方能领会其中妙处。因此,古人读书十分讲究悟性,重视灵感,即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博览”则是获得这种“悟性”不可或缺的途径和基础,是历代学者极力推崇的读书方法。谢肇淛自述“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以亲身经历强调读书博览的重要性,说:“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噉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弃台沼也,俗亦甚矣。”又说:“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探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谢肇淛兴趣广泛,博览诸家,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认为读书仅仅“专”是不够的。踏步强调博古还需通今,不能做书呆子。读书不能只求“奇僻”,满足好奇心,学要有所本,“四部”中,经、史最为重要,舍弃经、史,是为“无本之学”。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谢肇淛强调独立思考,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说: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跅驰,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仅仅博学是不够的,还要会写;仅仅有才是不够的,还要有学识。读书要善于思考,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若只能复述古人、他人的思想,那么其人充其量不过是“书橱、经库”而已,终将为人所弃。

传统儒学要求读书人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谢肇淛也认为学术与治世密不可分,说: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硁硁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己,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他强调读书人要学有所用,大公无,有担当精神,关心现实,于君国大事,应当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既不可固执己见,欲强人主以从己,也不可做书呆子,只会空谈正心、诚意,误君误国。

谢肇淛还对“文章穷而后工”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说:

人有恒言:“文章穷而后工。”非穷之能工也,穷则门庭冷落,无车尘马足之嬲;事务简约,无簿书酬应之繁;亲友断绝,无征逐游宴之苦;生计羞涩,无求田问舍之劳。终日闭门兀坐,与书为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独此也,贫文胜富,贱文胜贵,冷曹之文胜于要津,失路之文胜于登第,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至于圣人拘囚演《易》,穷厄作经,常变如一,乐天安土,又不当一例论也。

贫穷失意者往往能写出文采出众之文,究其原因,并非“文章憎命达”,而是贫困不得志,反倒没有俗事缠身,一心读书,日久其文自工。

大厦将倾的晚明时代,社会上弥漫着末世情怀,物欲横流,流弊丛生,身处其中的不少读书人也难免与世沉浮,谢肇淛却依然坚守着读书人的传统本色,延续“读书种子”,他的读书理念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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