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与《四六初征》

李渔是清初文坛著名的“异类”，他才华卓越、见解独特，为人不拘小节、脱略形骸，是有着反传统思想的“先锋文人”。同时，他也是个具备相当成熟“应世”本领和经营头脑的文化商人，他创作、编纂的书籍在清初十分畅销，“湖上笠翁”之名传遍天下。《四六初征》是李渔花了十年时间搜集、整理出来的一部骈体应用文总集，其也是清初骈文总集的代表作之一；它虽然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但禁而不止，在读书人群体中仍然颇有市场。对于这样一部有特色、有影响的書籍，应当予以关注。

李渔应该是清初最有名的畅销书作家，不但他的戏剧、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一波又一波欣赏热潮，就是他的诗词、散文也广受世人欢迎。如他的传奇作品虽然被批评为是“科诨谑浪，纯乎市井，风雅之气，扫地尽矣”，但仍然“并世盛传”（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其中《凰求凤》“脱稿未数月”，竟流传到了三千里之外的山西平阳（李渔《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风筝误》在顺、康间“刻本无地无之”（李渔《答陈蕊仙》）；他的小说同样大受世人追捧，李一贞在读到《无声戏》后给他写信说，该作“大则惊雷走电，细亦绘月描风，总人间世未抽之秘，不啻骇目荡心已也”（李一贞《柬李笠翁》），《肉蒲团》被一禁再禁，但长期风行难止；又雍正八年（1730），署名芥子园主人者为《一家言全集》作弁言时提到，李渔的著述“最脍炙人口者，如诗文之《一家言》，诗余之《耐歌词》，读史之《论古》，闲情之《偶寄》，皆不傍前人之一篱，不拾名流之一唾……不胫而走天下，近百年于兹矣”。这是说他诗词、散文的畅销。

另有一个事件，也很能说明李渔作品有着很高的市场影响力，那就是李渔的版权维护活动。康熙元年（1662），他在移家江宁后，给朋友赵声伯的信中说：“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板者多，故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不意新刻甫出，吴门贪贾，即萌觊觎之心。幸弟风闻最早，力恳苏松道孙公，出示禁止，始寝其谋。乃吴门之议才熄，而家报倏至，谓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书出贸矣。”（《与赵声伯文学》）这对于以“版税”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的李渔来说，的确是很烦心的事。到了康熙十年（1671），由于著作（包括自制笺帖）盗版问题一直不断，李渔在新出版的《闲情偶寄》中，就维护版权发出了“誓当决一死战”的“布告”。这一措辞激切的战斗“布告”，再次说明李渔的作品在当时非常畅销，是聪明的盗版商藉以牟利的优选对象，而李渔也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

李渔的撰著，除了戏剧、小说、诗词、散文等个人创作，还包括他编纂的一些文史、艺术杂著和总集，目前可见的有《笠翁诗韵》《笠翁词韵》《笠翁对韵》《芥子园图章会纂》《资治新书》《资治新书二集》《古今尺牍大全》《古今史略》《四六初征》《千古奇闻》等，可能佚失但确有其书的还有《尺牍初征》《尺牍二征》《名词选胜》《名词类隽》等。此外，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说“嗣出”而未见刊本的有《明诗类苑》《纲鉴会纂》《列朝文选》三书，《新四六初征》封面刊明“即出”的《四六二征》也未见刊本，它们可能都没有编成。诸书中，《资治新书》十四卷、《二集》二十卷，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据俞为民的考述，该书现有清带月楼刊本、芥子园刊本、经纶堂刊本、大文堂刊本、英德堂刊本、尚德堂刊本等多种（俞为民《李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笠翁诗韵》《尺牍初征》与下文将要详述的《四六初征》等，也都是有着相当销售市场的畅销书。

问世于康熙十年的《四六初征》（下文简称《初征》），是李渔家庭成员共同协作的产物。该书的内容搜集工作由李渔自己完成，他利用自己云游四海、广交时彦名流的便利，有计划地向他们征求骈体应用文稿，经过十年左右的持续努力，这项工作才告完成，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所谓“家岳足迹遍天下，凡遇此种佳文，惜字如金，多方搜录，迄今十易寒暑，告厥成书”。《初征》问世时李渔已六十一岁，虽然他此时已名噪天下，各种著作的版权收入和打抽风所得也比较可观，但对于食指众多且比较讲究生活质量的李家而言，这些收入还远远不够，康熙九年（1670）李渔所作《家累》诗云：“砚田食力倍常民，何事终朝只患频！举世皆穷非独我，一生多累是添丁。当年八口犹嫌众，此日千瓢尚未均。”应是对他家庭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他必须继续游历、继续写书编书，《初征》具体校释、订正、刊刻工作，便交给了他的家庭成员来完成。

女婿沈心友负责文稿校释和撰写《凡例》，实际也是《初征》具体编刊工作牵头人；儿子李将舒、将开、将华、将芳等参与文稿订正。沈心友，字因伯，号克庵，他“既出生于书香之家，又是将门子弟”（黄强《李渔之婿沈心友家世考》，《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出身比较好，又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他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十三岁时入赘李家，此后逐渐成为李渔书籍编纂、出版的重要助手以及外出云游的理想伴侣，并较长时间为其代主家政，李渔诗“自汝入甥馆，予即东西驰。家政谁代庖，恃尔双雄雌”（《怀阿倩沈因伯暨吾女淑昭》）、“一生皆累汝，今日更惭予。母女同艰食，翁婿并饥驱”（《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余客苕川，是日初至》），即是就此而言的。因此，由沈心友来牵头《初征》编刊事宜，比较合适。李渔子将舒、将开等参与《初征》订正，应是李渔的特意安排，也是“家学”传承的需要，这既有助于李子提高学识，又能帮助他们建立声名。当然，李渔第六子将芳是否参与《初征》的订正，值得玩味。依照单锦珩《李渔年谱》所引《龙门李氏宗谱》及陈淏《贺笠翁六秩举第六子》、孙宇台《为李笠翁诞儿诗启》等文献，可知李将芳出生于康熙九年，《初征》刊刻的康熙十年，他才两岁，让两岁孩童参与《初征》这一大部头总集的订正工作，显然有悖常理。《初征》之所以将李将芳的名字赫然列为文稿订正者之一，或者是刊印者的“笔误”，或者就是李渔提携幼子的刻意之举，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作为清初畅销书的《初征》有多种刊本，单锦珩《李渔研究资料选辑》附录《李渔作品的版本及禁毁资料》罗列了其中的三种，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四六初征》二十卷（共12册），二是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间金陵翼圣堂刻本《新四六初征》二十卷（共12册），三是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间金陵翼圣堂刻本《四六初征》二十卷（2函12册）。另外，上海图书馆藏有康熙十年金陵翼圣堂刻《四六初征》二十卷，与北图、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当是同一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即据上图藏本影印，这也是流传较广的《四六初征》刊本。

但在清代文字狱盛行的背景下，《初征》成为清廷禁毁的对象之一。荣柱《违碍书目》即将其列为应缴违碍书籍，又《掌故丛书·禁书目录》谓江西巡抚郝硕曾解送《初征》2部12本至京。《初征》这样的应用骈体文总集，之所以成为清廷的禁毁对象，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初征》所选录的作家中，有不少人都在清廷政治打压与禁书活动的范围内，如钱谦益、方孝标、方文、侯方域、尤侗、陈枚、黄始等，其中钱谦益是乾隆帝钦定的“贰臣”，方孝标是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死后被清廷挫骨扬灰的“逆臣”，方文是有名的心怀故明、不与清廷合作的“硬骨头”，他们的文章入选《初征》，是导致《初征》被禁的重要原因；其二，目前可见的《初征》诸刊本中，皆未见方孝标的《序》，但按方孝标文集，可知方氏确曾为《初征》写过序言，这也应是《初征》遭禁的由头。

事实上，李渔遭禁的书不止《初征》一种，《笠翁一家言》《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肉蒲团》《十二楼》等皆在此列，但其中大部分书籍包括《初征》，都成为“漏网之鱼”、继续被世人阅读与传播，这是李渔的幸运，也是李渔之书“生命力”强健的证明。

《初征》在清代禁而不止，虽有幸运的因素在，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该书有着被世人“需要”的特质。这个特质，应含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初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实用，是李渔《初征》的基本性质与首要特点。该书的类目设置，不取一般总集常用的文体类型编排法，而径依交际功用，将所选作品分为津要、艺文、兼素、典礼、生辰、乞言、嘉姻、诞儿、燕赏、感物、节义、碑碣、述哀、伤逝、闲情、馈遗、祖送、戏谲、艳冶、方外等20部，这20部基本涵盖了文人日常文字应酬的大部分类型，颇便读书人学习仿效。沈心友在《凡例》中对该书的实用性也有很好的说明，他将四六之文分为垂世之文、应世之文两类，垂世之文“字字尖新，言言刻画，如与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乙是也”，可仿效性不强，一般人难于依样画葫芦；“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就是说应世之文可以按照程式，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初征》的编辑就旨在为习文者提供“便于采摘”的程式、范例。《初征》的实用性，还体现在编者在所选文章的后面，都附上了比较详尽的注释，沈心友《凡例》所谓“增释宁详勿略，不妨失之过冗”，这种做法与注释应取简洁得当的古代学术传统不大合拍，但确实有利于初学者按图索骥地理解原文，并开展有效地学习。

其二，《初征》顺应了时代的需要。骈文在明末已经慢慢复苏，这一势头在清初得到了延续，不过，与声势强大的散文相比，骈文仍处于受压制、甚至被鄙视的状态。沈心友《凡例》提到，骈文有着深厚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骈文也颇为兴盛，“虽不敢谓远驾汉魏，庶几媲美六朝”，但“时至于今，文人韵士，每因旧刻陈腐，遂视骈体为饾饤，略而勿讲。虽其间不无名作辈出，亦缘风气所鄙，淹没不传，以致此道中衰，知音绝响，殊为可慨”，因此，编纂体现近代骈文实际成就的总集就显得很有必要。事实上，周之标和陈维崧分别在顺治十年（1653）、康熙元年刊刻了《四六琯朗集》和《今文选》，但时机不成熟，它们很快就被淹没在散文唱主角的时代潮流中了。到了康熙八、九年间，由于越来越多骈体名家名文的相继涌现，骈文的声音也慢慢变得响亮，于是黄始在康熙八年、九年分别刊印了《听嘤堂四六新書》和《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李渔也在康熙十年刊印了《初征》。顺应时代潮流、抓住良好时机，无疑是李渔《初征》和黄始两集拥有广泛读者的重要原因。

有意味的是，黄始、李渔的骈文总集，选录的基本都是骈体应用文（黄始二集选有艺术性较强的骈赋），但清丽简隽的短制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沈心友《凡例》就特别强调，“是集概取典雅清新，凡旧刻陈言，一篇不载”，沈氏这句话自然不可全信，但选取“典雅清新”之作的观念，是基本贯彻到了《初征》选录当中的，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提到的宋琬《贺某亲王寿启》和《中秋谢吴涣如书》、龚鼎孳《盛兼两诗题叙》诸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例证。骈文在宋代以后，渐有因袭模拟、堆砌琐碎之弊，以至明末清初的“文人韵士，每因旧刻陈腐，遂视骈体为饾饤，略而勿讲”，李渔《初征》（包括黄始两集）多选清丽典雅的短制，既呈现出骈文的新气象，又便于学习者效法，所以容易被世人喜爱、接受。

其三，《初征》具备很好的“名人效应”。借助名人的影响力来促进商品销售，是商人常用的营销手段，精明的畅销书作家、编纂家、书坊经营者李渔深谙此道，他的许多撰著都邀请文坛名家写序、作评，钱谦益、吴伟业、杜濬、尤侗、余怀、丁澍、毛先舒、陆圻、施闰章、宋琬等，皆在李书序、评写作者之列。为《初征》作序的三位作家中，许自俊和吴国缙在当时还称不上大名流，但方孝标可以当之——虽然后来方序因为“违碍”而被删削掉了；当然，不能忘记《初征》“搜集”者李渔本人的名流身份，《初征》刊印的康熙十年，他已是盛名久居，此时在《初征》上署名所带来的“名人效应”，已经足够管用。除了邀请名家写序、作评，李渔还利用前文提到的云游四海、广交名流的机会，有计划地向这些名流征求文稿，《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和《初征》等，都是经由这一途径逐渐积累起来的。《初征》所收录的作家，除了前已述及的钱谦益、龚鼎孳、宋琬、方孝标、方文、侯方域、尤侗、陈枚、黄始而外，还有夏允彝、夏完淳、吴伟业、钱陆灿、周亮工、曹尔堪、邹祇谟、董以宁、陈维崧、毛先舒、朱彝尊、余怀、吕宫、宋实颖、季振宜等，他们都是明末清初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这么多文坛、政坛“明星”的作品汇聚在一起，隐形“广告”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地看，实用品性突出、编纂策略巧妙、刊刻时机合适的《四六初征》，既为自身在当时赢得了较多的受众，也对后来李之浵、汪建封《叩钵斋四六春华》及陈枚《凭山阁汇辑四六留青采真集》《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胡吉豫《四六纂组》等实用性骈文总集、类书的编纂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正由于其过多突出实用性、商业性而轻视了审美性，因此，在骈文全面复兴的乾嘉以后，它和此后编刊的那些类似的骈文总集、类书一样，慢慢被历史淡忘了。当我们今天拨开历史的尘雾，研读《四六初征》并回想清初文坛变幻、历史风云时，不禁要生出感慨来。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白露收残暑，清风衬晚霞。绿杨堤畔闹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仲殊《南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