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名称和《诗经》的创作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经》曾为五经之首,长期以来诗云就是王道精神的体现。新近几十年来,我们从文体学角度将其定位为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的源头。我国文学以诗文为本位,《诗经》的地位当然就很重要了。一般将《诗经》的成书说成是搜集,有献诗、陈诗、采诗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论,《诗经》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但是,这样的表述不太准确。

礼乐是古代圣贤治理国家最理想的方式,目的是长治久安,礼为天地之序,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诗经》是礼乐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目的制作的。但“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因此礼乐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所以《诗经》有不同的版本。后人发现的逸诗是《诗经》之外的无算乐,而不是《诗经》的逸失。

根据《尚书》,尧舜禅让时候用的乐是《卿云歌》,诗的名称出自舜,是三大礼之一,而礼乐代表国家意志,因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的概念产生后,歌就作为个人或民间表达的艺术形式了。春秋时候孔子还强调,只有天下无道,礼乐征伐才自诸侯出。这实际上划分了当代流传的《诗经》一个边界,即一部分是天子礼乐,还有一部分是诸侯自己制作的礼乐。这是就出处说,后人又以讽劝分出正变二体。诸侯礼乐主要是出现在公元前770年,礼崩乐坏平王东迁以后。因此诸侯礼乐有朝廷赏赐和诸侯自作两种。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诸侯成百上千,但只有十五國风的原因。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家讲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体制,诗歌逐步成为大众文化。所以,《诗经》没有民歌。礼乐是神圣的,除了天子诸侯礼乐以外,文献中可查的只有魏绛等极少数获得礼乐赏赐的例子。

古人认为,《诗经》承载了三皇五帝的王道,现在看来其中确实有写到三皇五帝的功德,但没有整篇的。《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是周太师从孔子的先祖正考父那里拿到,但是存在着争议。有的认为是殷商时代的作品,有的认为是西周初期宋国的作品。原因是《诗经》作为周代的礼乐不可能去祭祀殷商的祖先。我认为,这只是推测,不符合证据学的原理,属于无效议论。第一,殷周同祭,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和血缘关系;第二,“周初几乎全盘继承了殷人祭祖礼仪的名称”(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包括做法。第三,根据《国语》正考父给周太师的是十二篇,大部分被删除了,而诸侯当时是不允许制作礼乐的,那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商颂就是殷商时代的礼乐。那么《诗经》实际的写作时间是商周时期一千多年的时间,而不是西周到春秋中期。

《诗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周代以前的作品,整篇的除了商颂以外,还有周代建国前的作品,如《豳风》。另外,还有周代建国前、建国后直接创作的作品。有名姓可考的主要有周公、尹吉甫、许穆夫人、庄姜等。其中尹吉甫和周公最多。献诗采诗陈诗已经是常识,但是作诗讲的少,所以重点说说创作。按《尚书·周书·金滕》说: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尚书·周书·微子之命》说: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根据《左传》《吕氏春秋》,周公六年洛邑告成,这是周代《诗经》的第一个本子。其中大武乐组诗就出自周公之手,并且根据需要在翦商大武乐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改编。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也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6年,邵穆公组织宗族作诗,诗见《小雅》中的《鹿鸣之什·棠棣》。既然新作的诗也叫诗,说明并没有和《诗》曰的礼乐诗区分。将诗的章节用章来表示,已经失去了章为十首音乐作品的本义,那么《诗经》编订时用之什来区分,原因就在这里。就作者情况看,凡是诸侯或者宗族写作的诗歌都进入了雅诗,而所谓某地人作诗,收入《诗经》中都是入风诗,所以风雅的区分不仅在于荐献物品的贵贱,也不仅与天子的赏赐或郑玄说的所谓演奏地点(乡乐)有关,或者适用,还与作者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诗经》的作者有集体创作,也有个人创作,但是,并不是创作以后就可以成为礼乐,而是要经过必要的程序。

献诗和陈诗主要是职务要求,与巡守等王事有关。面向社会的是采诗。《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负责的是行人,但行人这个职务官员并不多,所以主要靠鳏寡孤独的老人。我国很早就确立了养老制度,鳏寡孤独都是养老对象,但是这些人养起来并不是单纯地养,还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礼记·内则》言:“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史。”这些被养的人需要将自己的经验告诉后代,还要承担了解民情的任务,采诗即其中之一。《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

这些从民间搜集的作品,需要录制成文字,还要配乐舞,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才是诗。但是,这样的诗只是成体,要正式确定其成为礼乐还需要天子的命令,所以一路呈送,这个过程就是成体形成过程。天子同意的就是制体,那才能进入礼乐行列,成为诗。就这一点说,诗确实有民间的成分,但是经过了系列的处理锤炼,所以不能称为民歌。

又《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司马迁撰,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见《韩诗外传》卷一。(

韩婴撰,许维遹校《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早期的是歌,配上乐舞以后才能叫诗,诗和歌明显不同。

又《国语·楚语上》说:

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儆子。若子方壮,能经营百事,倚相将奔走承序,于是不给,而何暇得见?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

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卷十七,中华书局2002年版)

为了补察时弊,史官坚持写作。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仍然如此。当然补察只是诗的功能之一,也有歌颂的,吉甫作诵如沐春风,就是歌颂一类了。

《诗经》的编订,是帝王意志的体现,所以不同的帝王时代的礼乐是不同的,所以现存的《诗经》不能说是最后一个本子,但是是整理本无疑。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体现,但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些诸侯出了没有?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不然孔子也不会那么生气。

风诗是关于地方风化的礼乐,当代称其为民歌,或说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是出于想象。当时没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更不至于哪个诸侯国只有流行歌曲或者民歌,被孔子编入《诗经》。天子拥有礼乐的专门权利,礼乐之事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编写《诗经》的目的是为了王道和六艺,用后来人说过的话就是复辟,不是消遣娱乐。那么诸侯的礼乐自己不能制作,是从哪来的呢?考《礼记·乐记》说: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从《礼记》的记载看,诸侯的礼乐来自于天子的赏赐,赏赐中有奖赏,也有适时关爱。这条资料似乎不被人重视,很少有人去注意。其实很重要。一方面证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诸侯礼乐,也就是风诗的来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时还有乡乐,不过乡乐在三礼以及先秦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作为诸侯礼乐适用,有时候天子礼乐中根据需要也会出现乡乐。乡不是诸侯国。《国语·齐语》说:“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卷六,中华书局2002年版)乡,大小不等,西周曾在王城郊内,设六乡,也有的称乡为遂。

又《礼记·乐记》说:

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显然,雅颂之声是朝廷礼乐,风雅颂显然有严格的区分,王乐是王乐,但可以单独作为乐在不同的地点给不同层面的人来听,政教一体。

但是,历史上的礼乐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所谓礼乐异代,究其原因,一是爱好;二是礼乐往往要敬祖,而统治者的祖宗不是一个人;三是情势不同,这样就形成了礼乐的承接和变化。这已经是常识,不用多说,但是即便一个帝王本身,他在制作礼乐以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周代的礼乐分为正乐和散乐两部分,朝廷和诸侯(乡)两个大层次,正乐就是规定的礼乐,上面涉及的例子都是这一类。而散乐是可以随意演奏歌唱的作品,也就是尽兴发挥的部分。所以散乐的数量更大,可以流传、演奏,相对自由,为新的礼乐制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选择方便。但是,礼乐制定有严格的程序,包括采诗,也不是随便可以成为礼乐的,要层层把关、修订。如前引《礼记》资料,在声文、节奏、律吕、道德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要协调中和。郑玄称为正歌和无算乐,无算就是无数。郑玄关于正歌和无算乐的解释分别见于《仪礼》的《大射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禮》。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国语》《战国策》中有一些不常见的词汇,如周诗、郑诗、卫诗等,就是诸侯有诗即礼乐的标志。孔子编订《诗经》时一律改为风,周诗也叫风,即王风,因为事实上周已经式微到诸侯一般的身份了。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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