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为忧造艺”解析

众所公认，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长于写“情”。其“情”之主调为何？人们也许会不假思索地以“怨而不怒”作答。然而，相比之下，还是“忧”更为突出。当年，广大诗人为忧造艺，且歌且谣。今人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在谈到《诗经》中的“心”这类词语的意义时说：“吾尝绎《诗》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用心，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朱先生曾对那些言及悲、忧、哀、伤、愁、怨的诗句加以分类辑录，并对其数量进行了粗略估计，谓其“殆将百数”，即近乎整部诗集三百零五篇的三分之一。阅读《诗经》这部古老的文学经典，抓住其中彌漫的“忧情”至为关键。

一、 “为忧造艺”歌且谣

“忧”乃人类较为原始的情感之一。殷商末年，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的周文王姬昌带着满腔忧患创作了《周易》。对此，《系辞传》这样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把《周易》说成是忧患者创作的一部“忧患”之书。在先贤那里，“忧”大多基于一种历史使命，一种社会责任，它不仅是个人生存的困惑，更是一种智慧的情操，胸怀天下的心境。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杜甫、陆游被视为忧国忧民诗人的杰出代表。中国“忧”文化的源头在《周易》，在《诗经》。

自古以来，人们心中的忧愁挥之不去，便化作歌谣来排遣。这就是《魏风·园有桃》所说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可以说，心中之忧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原动力。敏泽曾据钱钟书《管锥编》所谓“写忧而造艺”而提出“为忧造艺”这一命题。在先秦典籍中，《诗经》以善写忧情著称，它是中国文学“为忧造艺”的光辉起点。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中，《羔裘》《正月》《诗小宛》《小弁》等诗篇屡屡发出“我心忧伤”这千古长叹。

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忧情发自内心，故有“忧心”之说。《诗经》热衷于写“忧心”，而且善于运用各种叠音词加以修饰渲染。除了人们常用的“忧心忡忡”（《召南·草虫》），还有“忧心惙惙”（《召南·草虫》）、“忧心悄悄”（《邶风·柏舟》）、“忧心殷殷”（《邶风·北门》）、“忧心惨惨”（《大雅·桑柔》）、“忧心烈烈”（《小雅·采薇》）、“忧心京京”“忧心愈愈”“忧心殷殷”（《小雅·正月》）等一系列大同小异的同构词汇。《尔雅·释训第三》解释说：“殷殷、惸惸、忉忉、慱慱、钦钦、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弈弈，忧也。”除了用后缀叠音词，诗人还拿许多指示情绪的词来修饰忧情；有的为描述忧情状态，诗人还打了比方。由此可见，《诗经》中所写到的“忧心”是多么的异彩纷呈！《唐风·蟋蟀》小序曰：“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把忧思说成是一道古老的性情。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评该诗曰：“既欲其乐，又虑其荒，此诗人忧深思远之意。”强调该诗所传达的中国人之忧深思远、积忧深重。也许正是基于此，《古诗十九首》才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般浩叹。

相对于“怨”偏指埋怨、抱怨、怪罪他人而言，“忧”偏指发自内心的忧患或自愁。正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所言：“忧，心动也，从心尤声。”忧情发自肺腑，种类繁杂，至少包括忧患、忧愁、忧虑等多种。按照现代观念，《诗经》中的忧情有着不同分类，有明忧，有隐忧；有的具体，有的笼统；有的粗犷，有的缠绵……每一份忧情都会让人辗转反侧，让人泪流满面。同时，《诗经》忧情之抒发方式和格调也多种多样：有的飞扬，有的浑厚；有的平淡，有的崇高；有的明快，而更多属于婉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言：“随忧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今天我们读《诗经》，悟解各种刻骨铭心的忧情至关重要。

二、 “黍离之悲”与“蜉蝣之叹”

在《诗经》中，忧叹国事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影响最为深远者当数那首抒写“黍离之悲”的《黍离》。说起“黍离之悲”一词，人们便马上会领悟到它指的是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哀叹，也指国破家亡之痛。原诗即《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至西周原都城镐京，追忆着昔日的兴盛，满目所见，却皆是荒芜。旧时巍峨的城阙宫殿、繁华的王都已是一片废墟，只有一片茂郁的黍苗肆意生长着。繁华逝去的凄凉令人悲从中来，涕泪满衫，奋笔倾诉了如此忧情。全诗三章，从“彼稷之苗”到“彼稷之穗”，再到“彼稷之实”；从“中心摇摇”到“中心如醉”，再到“中心如噎”。面对黍稷生长，诗人的内心从一开始时的一点点忧伤，逐渐深入到如噎之痛。唐代杜甫面对山河破败所写的《春望》，颇有此况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风·黍离》的作者漫步在广阔的原野上，满眼是生机勃勃的黍稷，一股忧思涌上心头，并发出感叹：理解我的人说我有忧愁，不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高不可及的企求。苍天啊，为何我变成这般模样！诗人抒发忧国忧民、伤时悯乱之痛，怨天尤人，并流露出质问亡国之责的声音。此诗后两章分别以“穗”“实”替换“苗”字，以“如醉”“如噎”替换“摇摇”一词，反复诉说这种忧思不被外人所理解的哀叹。诗人感叹众人皆醉我独醒，世间没有知音倾诉，只能诉诸苍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里的“人”应该不是别人，而是诗人自己。“此何人哉”与古希腊“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不谋而合，旨在探寻迷失的自我。由“中心摇摇”至“中心如醉”，由“中心如醉”至“中心如噎”，诗人的茫然、忧虑、痛苦之情只能步步加重。这首诗以“彼黍离离”渲染了颓败的景象，不仅感叹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之速，也提醒后世之人以此为鉴。此后，历朝历代的亡国旧臣、前朝遗民每当怀念故国的时候，总是会咏唱起“黍离之悲”。如，南宋姜夔在一场战乱之后路过扬州，见景生情、感慨今昔，伤情地写下《扬州慢》词，这首词先是写扬州乱后景象：“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确有麦秀之悲、黍离之悲的况味。因此，其词序说：“千岩老人（萧德藻）以为有‘黍离’之悲也。”由此可见，由《诗经》首先发出的“黍离之悲”是一种深重的家国情怀，是一种故国不堪回首的忧伤。

面对国难家仇，诗人们自然不堪其忧，会倾诉“黍离之悲”；而面对一场较小的生活挫败或触目见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动物、小生灵，诗人们也会借题发挥，表达生命之忧。且看那首写“蜉蝣之叹”的《曹风·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这是一个生活于弱小的曹国的某诗人在目睹了蜉蝣这种小动物后，有所触动而创作的一首小诗。蜉蝣作为一种小生灵，生得轻巧姣好，可生命短促。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蜉蝣，水虫也，状似蚕蛾，朝生暮死。”《曹风·蜉蝣》这首诗赞美它“衣裳楚楚”“采采衣服”“麻衣如雪”，是在突出其

羽翼

薄而有光泽，其飞行姿态优雅美丽。不过，这首诗的重点不在夸耀这种小动物之美貌，而在于传达这个曹人感于蜉蝣美丽而短暂的生命而萌生的人生苦短忧患。此后，蜉蝣这种小动物就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生命短暂的意象。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就把短暂渺小的人生比作“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感叹人生就像天地中的蜉蝣一样微不足道。这是源自《诗经》的忧患，也是情绪低落的苏东坡发出的感慨。值得欣慰的是，虽然蜉蝣只存活几小时，但却天生丽质，其蜕壳、飞翔、交尾、产卵、死亡等生命之路也是完美的。这给人的启示是：即使人生苦短，也可追求圆满；即使朝生暮死，也不该留下遗憾。

从“黍离之悲”到“蜉蝣之叹”，我们发现，《诗经》之忧情得以不断迸发，只不过其忧思之深重，并不取决于事之大小，而是基于诗人对世间万事事事关心的敏感。

三、 忧婚恋与伤别离

自古以来，世间男女之情微妙而复杂，忧情总是会大面积发生。《诗经》传达了发生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那段历史时期的许多婚恋男女之间的忧虑、忧伤、忧怨。

《召南》中有一首名为《草虫》的诗，写一个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思念和见到心上人的喜悦心情，可谓亦忧亦喜，先忧后喜：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属于蝗类，且极似蝈蝈、阜虫、蚱蜢；蕨、薇，是两种生长在山间的野菜。此诗写一个多情女子思念她自己钟爱的人，至于她思念的到底是意中人还是心上人，是情人还是丈夫，已无从查考。该诗首章头两句就将这位思念中的女子置于秋风萧瑟天气凉的背景之下，衰败的秋草、枯黄的树叶更是增添了凄凉感，一股忧伤浮上心头，于是发出“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之叹息。忡忡，形容心绪不安。后两章三四两句也在重复抒写这种忧伤：“未见君子，忧心惙惙。”“未见君子，我心伤悲。”见不到你，我就很煎熬，就忧心惙惙，就伤心欲碎。不过，这女子无论怎么忧伤，都心怀希望，永远都在奢望有朝一日见到自己思念的對象，怎不心花怒放！因而每章最后一句分别是“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也有的解释说，本诗所叙故事应该发生在一个和煦宁静的春日，草长莺飞，卉木萋萋，蝈蝈弹琴，蚱蜢欢舞。遗憾的是，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周围的热闹却与多情女子无关。只有见到意中人，她才能心地释然。“相见”成为《草虫》中女子的唯一救赎砝码。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易》曰：“男女觏精，万物化生。”故郑笺谓“既觏”是已婚的意思，可见“觏”当指男女情事而言。除了忧虑之意外，“忧”还有“性饥渴”之意。降、说（悦）、夷，指的是只要精神得到安慰，一切愁苦忧患皆烟消云散。《草虫》中的男女主人公最后是否与其爱人相见了，千古以来没有答案。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此诗：“始因秋虫以寄恨，既历春景而忧思。既未能见，则更设为既见情形以自慰其幽思无已之心。”“本说‘未见’，却想及‘既见’情形，此透过一层法也。”眼前未见而幻想以后既见，既见幻象过去之后，只能是更深的痛苦与更多的悲伤。所谓“透过一层法”，指的就是虚实相衬法。《红楼梦》第二十一回说：“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含酸。”如果说，恋爱中的小男女恩怨相尔汝，他们的思念、误解等等还算得上一种美丽的忧伤，那么老夫妻的生离死别则是凄厉的忧戚。

《诗经》诞生的时代，徭役不断，征战频繁，因而不少诗歌抒写了征夫思妇两地情，内中充满了忧伤。有的写征夫思念家人，如《小雅·小明》曰：“岁聿云莫，采萧获菽。心之忧矣，自诒伊戚。念彼共人，兴言出宿。岂不怀归？畏此反覆。”戚，忧伤，指行役不愉快的事。主人公长年行役，久不得归，身心疲惫，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有的写家中妻子思念征夫，如《齐风·甫田》曰：“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根据字典解释：“怛怛，忧伤貌。”此诗为妻子思念远方丈夫，心有所感，自怨自艾，忧伤之情溢于其中。在征夫思妇两地情的抒写中，忧伤、牵念同样是主调。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这句古朴的誓言一直叩动着人们心弦。它不是一时兴起的爱情盟约，而是一生中最坚定最慎重的选择。且看原诗《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该诗叙述了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整首诗的大意是，战鼓擂得镗镗作响，战士踊跃操练刀枪；国都、漕邑筑城墙，独我从军奔南方。跟随将军孙子仲，平定他国陈与宋；久久不能回故乡，忧心忡忡痛断肠。停军扎营在哪里？我不经意间丢了马，险些无法回家。哪里寻它哪里找？荒野林下卧芳草。人生聚散离合是如此无常，两人曾有一场盟约：牵着对方的手一起慢慢变老。可是，生离死别，时空难以跨越。男子不是不想信守承诺，只是他归期无望。当初的誓言无法兑现，诗人忧思重重，不禁悲从中来。这是远征异地的士兵的诉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乃爱情的誓言，这是正解。也有人将“成言”解释为战友之间约定的誓言，这是受了汉代郑玄的影响。唐代孔颖达也曾疏曰：“言与是军伍相约之辞，则此为军伍相约，非室家之谓也。”如此说来，《击鼓》是在怨恨战友临战脱逃了。至今还有人认为这首诗是歌颂战友情，其实那是上了郑玄、孔颖达的当了。既然《诗经》所叙多含言外之意，你尽可以结合你的人生体验，展开你自己的解读。

另外，《诗经》还有一些抒写生离死别、阴阳两隔之情的悼亡诗，其忧情达到撕心裂肺。如《邶风·绿衣》写道：“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

兮！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人借咏叹绿衣裳，绿色面子黄里子的衣裳，表达难以克制的心忧伤。为什么一套绿衣裳勾起伤心事？因为这是妻子亲手缝制。这首诗写男子睹物怀人，思念故妻，如泣如诉。

总体看，《诗经》中的婚恋诗以“忧”为基调，有的属于美丽的忧伤，有的属于破败的忧伤，各种忧伤的声音回荡在这部古老的诗歌总集之中。

四、 “弃妇”“弃儿”忧而怨

除了恋爱男女的追求与相思之忧，

《诗经》还抒写了弃妇的忧虑、忧愁。如《邶风·柏舟》一开始就哀叹：“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大意是，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所谓“隐忧”，是一种深深的忧虑，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多重意味的焦虑。此处“忧”是源自情敌之间的相互嫉妒争斗而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忧虑。据上下文可知，虽女性德貌言行没有缺点，却被人侮辱得无法辩白。这种“忧”是失爱之后对生存处境恶化的焦虑。同时，从漂流河上无所牵系的柏舟到不得其夫谅解的思妇，均是没有归属感的意象，我们感到这“忧”又是对人生无所寄托的抱怨，这种抱怨又无法说出口的，只能闷在心里。最后写道：“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意思是，心中的幽怨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裳。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只恨身无彩凤双飞翼。如果说内心的忧伤是情绪积聚的话，那么此处的“静思”就是企图对这情结的化解与消释；而“不能奋飞”，又势必会加剧这种幽怨。这首诗由“忧”而“思”，到愈“思”愈“忧”，正说明了《诗经》时代的女性的情感负荷之重已是难以承受。

在人伦世间，“弃”是一种折磨，受害者往往会不堪其忧。弃妇如此，弃儿亦然。

《小雅·小弁》是一首“弃儿”忧怨之诗，而这弃儿又非同寻常，而是关乎国家大计，他的“心之忧”写得撕心裂肺。关于该诗创作的缘起，《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以为周幽王放逐太子宜臼，宜臼的师傅作此诗。毛传还补充说：“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说（悦）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臼，将杀之。”以为宣王时尹吉甫惑于后妻，逐前妻之子伯奇，伯奇作此诗发泄忧愤。无论如何，从诗中所抒写的情感来看，当是诗人的父亲听信了谗言，把他放逐，一腔忧伤油然而生。全诗八章，每章八句，共三百余字，充满忧伤、忧憤，既通过怨天尤人，表达对父亲未能详察真情而枉屈了他的忧怨，又直接挑明父亲是听信谗言，不肯调查真相。全诗采取“奔迸的表情法”，如泣如诉，激愤之下甚至语无伦次，尤其是五次使用“心之忧矣”一语，反复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忧怨，荡气回肠。对“弃儿”这样一场不太恭敬的忧怨倾诉，孟子却给予了肯定：“《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小弁》的怨恨，正是热爱亲人的缘故。热爱亲人是合乎仁义的。《小弁》这首诗，是因为父亲的过错大。如果对父母酿成的大错不抱怨，必然会反目成仇，导致亲情关系决裂，而这就是不孝了。因此，这首诗对父母过错的抱怨，是合乎情理的，符合怨而不怒的审美规范。

身为被弃之人，无论是“弃妇”还是“弃儿”，难免会情绪过激，虽言“心忧”，其实已是怨恨。由“忧”而“怨”，正是这类诗歌的情调。即使怨恨，还能做到怨而不怒。

五、 “驾言出游”以解忧

一个人免不了会不时地遭遇成败、得失，便免不了忧愁。于是，何以解忧，便成为人生一大课题。对此，后人讲了许多。其实，《诗经》也早已提供了一套方案。

《周易·系辞传》有言：“乐天知命，故不忧。”要根除忧愁，首先应做到乐天知命。或者说，乐从天道的安排，安守命运的分限，就不会忧愁。然而，吊诡的是，忧愁根除了，诗兴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诗经》告诉我们，出游是较为有效的解忧方式。《卫风·竹竿》有云：“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出游途中，荡起一叶扁舟，面对悠悠水流，情不自禁地吟出诗来，可以发泄忧愁，达到释怀目的。《邶风·泉水》亦云：“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说的是，我一想到肥泉那个地方，就禁不住长久叹息；我一念及那须邑和漕邑，心情就格外郁闷。于是乎，我索性驾着车子出外，以缓解心中忧愁。对这样一首忧情之作，明人戴君恩《读诗臆评》赞曰：“波澜横生，峰峦迭出，可谓千古奇观。”清代学者陈继揆《读诗臆补》评说道：“全诗皆虚景也。因想成幻，构出许多问答，许多路途，又想到出游写忧，其实未出中门半步也。”面对积虑深重、不堪负载之“忧”，《诗经》提供了出游这一倾泻忧愁的秘诀。

继《诗经》之后，关于如何“解忧”、何以“消忧”的问题，人们分享了更多经验。颇能得《诗经》情韵的曹操曾经在他的《短歌行》中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这首诗中，曹操讲借酒浇愁，可以消解人生苦短的忧患。王粲在《登楼赋》里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乱世岁月，只能登上百尺高楼去消解。曹丕在《善哉行》其一中写道：“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户外驱马或路途策马赶路，也可转移忧怨，这显然是《诗经》经验的发扬。

《管子·内业》指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这说明，《诗》《乐》能够发挥“止怒”“去忧”的审美功用，使人解脱“怒”“忧”之累而获得精神愉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