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田园居五首》之三赏析

陶渊明《归田园居五首》之三

自称“少无适俗韵”的陶渊明，因不愿“心为形役”，“违己交病”，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毅然弃官归田，写了有名的《归去来兮辞》，次年春夏间，又写了可视作《归去来兮辞》姊妹篇的《归田园居五首》。下面是这组诗的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古典文学研究被人竞相纳入某一模式的年代里，有的文章，如《北京师大学报》1959 年第二期发表的《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一文谈到这首诗时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参加劳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不会耕作，所以种出的豆苗稀稀疏疏，野草反而显得茂盛些。”又说：“诗中只有陶渊明自己，而没有农民的形象。……严重的阶级局限和独善其身的思想，使他不大关心人民的疾苦。”此文后来还收作《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的前言。今天可能没有人再用同样的话来评价陶渊明和他的这首诗了。但另一些至今仍有影响的专论、文学史和选注本也大多仅仅着眼于这首诗的“劳动”的内容，在其中找“劳动生活气息”，找“与农民的差距”，或认为诗篇表现的是“对农业劳动有了感情”，是“对于劳动的热爱”等等。诚然，陶渊明是一位躬耕南亩的人，这首诗写的是在豆田里从事除草劳动；可是陶渊明之为陶渊明，主要不在于他的劳动。他首先是一位诗人；这首诗表达的是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从这一追求与选择可以窥见其心性的淳朴、志行的高洁。与其说这首诗表现的是对劳动的热爱，倒毋宁说是对自然的热爱，是一位追求本性回归的诗人一旦脱离尘网、得遂初服的喜悦。

作者在这组诗的第一首中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据此，黄文焕在《陶诗析义》中指出，“‘返自然’三字是《归田园》大本领，诸首之总纲”。这是一语中的之论。陶渊明所说的“返自然”，应当既指回到大自然中，也指回到人性的自然，而对“性本爱丘山”的作者来说，两者是合而为一的。从这一“总纲”来看这第三首诗，它的点睛之笔在结末两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两句诗，语气平和，在作者写来，似乎不费气力，称心而出，但就诗句内容而言，在人生中作出这一抉择实际是并不容易、并不轻松的。苏轼与李端叔、王幾仁等同览此诗，曾“相与太息”，深有感触地说：“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违其所愿者多矣。”（《东坡题跋·书渊明诗》）方宗诚则在《陶诗真诠》中说，这两句诗“即孔子‘从吾所好’之意”。这些话都看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取舍，而不以夕露沾衣为意的心灵境地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所可企及。与“衣沾”两句在思想实质上相近的，有张翰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莼羹鲈脍而说的：“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晋书·张翰传》）陶渊明之弃官归田，也是为求得“适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富贵非吾愿”，“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希望不受官场、世法的束缚，依照自己的意愿、顺从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但张翰“命驾而归”后，似无须躬耕南亩；陶渊明归田园后的生活却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求“适志”必须以不惜劳苦耕作为代价。种田本是一件辛苦的事，在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很原始的古代，更加辛苦。为人真率坦荡、不说矫情话的陶渊明，从来没说过耕作本身是乐事。从这首诗看，当其带月沾露归来之际，形体的疲乏是可想而知的；否则，也不必说什么“不足惜”了。在另一些诗中，他还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更明言耕作之“苦”。问题不在他认为耕作本身是乐事还是苦事，其人格之可贵在于明知其“苦”而不辞此难、不负所怀、不违所愿，这就更见其“返自然”的意愿之真诚、执着了。

这一执着以求的意愿，既有其个性色彩，也有其时代印记。撇开一心干求名爵、迷恋富贵之辈不谈，古代文人为求学以致用，大多是入世的，但另方面也会感到在官场尘网中本性受到压抑和歪曲，因而又向往田园生活，怀有出世思想。这是致用与适性两种人生要求的矛盾，而在历代文人阶层中，总的说来，往往是前者占主导地位。但魏、晋两朝则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如“竹林七贤”的狂放傲世，其实就是对礼教、世法的一种逆反心理。《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在屋中“脱衣裸形”，自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妷衣”。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中讥笑那些“惟法是修、惟礼是克”的“君子”无异“虱之处裈中”。他甚至公然向当时视为不可逾越的男女间的堤防挑战，并宣称：“礼岂为我设邪？”陶渊明之不惜终日辛劳、夕露沾衣以求得复返自然，在厌弃世网束缚、追求人性回归这一点上，与刘、阮诸人初无二致，但其表现形式却不像刘、阮诸人之狂放怪诞，而是那样淳真平易、那样朴质自然。这正是其心灵境界异于刘、阮诸人，也高于刘、阮诸人之处。

当然，应当看到，作者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还说“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则其不惜夕露沾衣之故，除了为返回自然、得遂本性外，也有在当时险恶的政局下为求远祸的一面。

从表面看，这首诗似出自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所赋的几句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吴师道就认为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诸句“本杨恽书意”（《吴礼部诗话》）。但陶渊明的遭际与杨恽完全不同；两诗的旨意也迥然相异。与其说作者是借典发挥，不如说是即事命笔，所写的是实事、实景、实情，而在写法上寓情、景于叙事之中。作者无意刻画景色，而“带月荷锄归”一句宛然入画，后世似只有刘长卿的“荷笠带夕阳”（《送灵澈上人》）句差可与之媲美；“道狭草木长”一句也把乡村小路之景写得如在眼前。作者意在抒怀言志，却只在篇末就事说出，语句极其平淡朴素，但就其内涵而言，则表达得取舍分明，语重千斤。全诗共八句，一依自然顺序写成，承接紧密，层次井然。一、二两句从下种写到出苗情况；三、四两句即紧承第二句“草盛豆苗稀”，叙写去豆田锄草；五、六两句则紧承第四句“带月荷锄归”，写到归途景物；七、八两句更紧承第六句“夕露沾我衣”，道出自己的意愿和决心。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称赞这首诗“真景、真味、真意，如化工元气，自然悬象著明”；又在总评陶诗时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这首诗，语言自然，结构天成。作者既没有在造句上费雕琢，也没有在谋篇上费安排；既是实写当日真事、眼前真景，也是其心性、人格的真诚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