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的初秋季节，在我应邀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学时，张华教授多次跟我谈起，他正在与几位老师和研究生，集体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杂文史》，我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欣慰，怂恿他们赶快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五四以来的杂文创作，长期以来都缺乏系统的研究， 至于对现代杂文史进行详尽勾勒的工作，还始终是留下一片空白。现在由他们来承担这个相当艰巨的具有开拓性的建筑工程，对于检阅和总结中国现代杂文创作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说，无疑将会提供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
去年10月，张华教授携带了这部著作的打印稿前来北京，要我提出意见和撰写序言。张华教授是我素所钦佩的学者，我深知他在为人和治学这两方面都是十分严肃的，不经过仔细和慎重地考虑，是决不会轻易启口求人或发表意见的， 因此我觉得应该珍视他这一份诚挚的情意，不能推辞，然而我又踌躇于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内容的话，真有点儿“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心情。
张华教授离开北京以后， 我也曾南下旅行， 去安徽滁州参观访问， 又去江苏宜兴参加“陶都散文节”，在将近一个月的游历中， 几次想到过怎样撰写这篇序言的事。
我在回到北京之后，忙完了旁的一堆杂事， 才一口气阅读了《中国现代杂文史》的打印稿， 觉得很有收获， 因为它显示了全貌， 又理清了脉络，提纲挈领， 简洁明了，在顺畅的行文中，处处都洋溢出新颖的见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各个流派的杂文作家，都相当科学地论述了他们在杂文创作史上所占的位置， 公允地肯定了他们做出的贡献，或指出了确实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是一部写得很吸引人的却又是平心静气的学术著作， 消除了过去那种独断式和审判式的语言，在谨严的分析中从容裕如地显示出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提高。
正因为这部著作所达到的新水平，启示和激发了我认真地思考有关现代杂文史的一些问题， 因此趁此机会将自己的一些心得写出来，请全体作者和阅读这本书的朋友们匡正。
我首先想讲的是关于现代杂文创作的渊源与开拓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五四”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现代杂文创作，跟在此之前全部的古代杂文创作是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没有质的区别?这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有些同志举出鲁迅关于“杂文”是“古已有之”的论述，企图以此证明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异了。其实如果细致地研究一下鲁迅的原话，就可以看出它与那样的意见是有出入的。鲁迅是这样说的，“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 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 那就只按做成的年月， 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 ‘杂’”(《〈且介亭杂文〉序言》)。从鲁迅的这些话看来，他所说的“古已有之”的“杂文”，是将多种各不相同的文体“夹在一处”， 才成了 “杂文”的统称的， 因此这样的“杂文”， 与“五四”以后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杂文就有所区别了。我认为鲁迅的这种说法是很科学的， 因此我们对于前者可以称为广义的杂文， 它只能是形成后者的一种渊源，至于形成后者的直接原因，那是出于“五四”启蒙运动以及后来一连串社会和文化思想大搏战的迫切需要。后者只能说是时代的产物，而不单纯是前者的绵延。现代杂文确实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文体， 古代那种广义的杂文跟它存在的渊源关系， 只能是渗透和融合于其中，使它在表达思想和艺术时更变得闳放与活泼、精美与博约。
如果从宽泛和广义的角度来说，杂文是一种带有散文意味的议论文体， 或者说是一种议论性的散文。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 直至嵇康或阮籍、韩愈或柳宗元、欧阳修或苏轼、李贽或黄宗羲、龚自珍或魏源等人的不少文章， 几乎都可以当作杂文来看待， 尽管在他们各自的议论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在撰写这些篇章时，也绝对没有像北宋初年所兴起的古文运动那样，具有建树文体方面的任何自觉的意识。那一次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对于如何继承韩愈、柳宗元散文传统进行的讨论和展开的实践，他们在讨论中对于“道统”和“文统”这两个方面所进行的商榷， 那是完全可以撰写成一本小册子来加以说明的。然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却从来也没有杂文的一席之地。
《文心雕龙》从第五篇的《辨骚》开始，到第二十五篇的《书记》为止， 在自己所讨论的二十一种文体中， 虽然也有《杂文》这一篇，不过刘勰在这儿所谓的“杂文”，跟我在前面所说起的那种广义的杂文也迥然不同，他是指宋玉的《对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环》这三种类型的韵文作品， 以及它们的支脉和遗绪，这跟现代杂文的涵义简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二
“五四”前后兴起的杂文创作，跟中国古代广义的杂文确实很不一样，很快就形成为一个自觉性的创作运动。我觉得《中国现代杂文史》所指出的杂文创作的自觉意识这一点，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也想说一说“五四”杂文创作的自觉意识问题，我以为这主要应该表现于它们思想内涵和文体艺术两个方面。
先讲思想内涵的总的趋向。中国现代杂文的蓬勃兴起， 自然是反映了扫荡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强烈要求，而鲁迅更是将反封建主义与建立合理和健康的现代文明生活秩序结合起来，鲁迅确实是以自己的杂文作品进行思想启蒙、树立现代观念和建设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人格和价值的;反过来说， 鲁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探索，又总是与沉痛地剖析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荒谬性、残暴性与野蛮性不可分离。否定过去的强烈批判， 与眺望未来的热情追求这两者相互交融和渗透，就使鲁迅所参加开拓和奠基的杂文创作，成为与传统决裂和通往未来理想的一种独特文体，它与中国古代那种广义杂文的思想境界自然是相距甚大的。
这种独特文体新颖和丰富的思想涵义，决定了它既有充满义愤和抒怀理想的感情色彩， 又有犀利剖析和惊世骇俗的思想锋芒。这种炽热的情感与冷峻的理性之高度结晶，就成为现代杂文创作与生俱来的素质。
探讨“五四”杂文的自觉意识， 自然不能不从创造这种文体的大宗师鲁迅说起。鲁迅锤炼和造就杂文这种文体的伟大意义， 已经逐步被全世界的文学研究家所认识。鲁迅之于杂文，比起荷马之于史诗，莎士比亚之于戏剧，托尔斯泰之于小说来， 显得更为重要得多， 他在这个领域里充满自觉意识的开拓和创造方面， 所消耗的精力是超过了那几位巨子的， 因此如果不提及鲁迅， 就无法讨论中国现代杂文。
鲁迅对于杂文这种文体的建设，确实是发扬了强烈的自觉意识，譬如当有人劝他集中精力创作小说而不要撰写杂文时， 他充满感情地回答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 看看飞沙走石， 乐则大笑， 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 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 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在后来还是由于撰写杂文而受到更多的攻讦时，他依旧充满信心和兴致地说： “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作文， 决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 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 于大家有益。”“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 日见其斑斓。”(《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 鲁迅杂文才表现出了如此深邃的思想分析的本领， 它渗入了社会制度的实质和核心， 充分显示出在掌握渊博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洞察力。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鲁迅在鞭挞和剖析中国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社会制度时， 并不是抽象地去从事的， 而是立足于把握活生生的人群的心理(社会心理契机)， 以及表现出他们思想和文化状态的带有集体性和类型性的性格(思想文化性格)， 来达到这一点的。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间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能够牢固地流传下来，是因为这种以尊卑观念为基础的等级特权的思想体系， 已经无孔不入地控制和腐蚀着我们民族的心灵，使人们变得愚昧、驯服、僵化、怯懦而又势利和充满了奴性。这样的精神和习性又反过来灌溉和滋润着社会政治生活中间全部封建主义的根茎与枝叶。这种在客观上存在的按照严格的等级体系的统治， 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金字塔式的绝对权力结构， 它与主观上存在的社会心理契机与思想文化性格方面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积淀，相互粘合和强固、牢牢地凝聚在一起， 形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的运转过程。
鲁迅杂文的启蒙主义表现方式，确实是在于集中地揭露和剖析这种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 而不像孟德斯鸠和卢梭那样集中于思考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 以便保证人们获得平等和自由的生活， 获得表现自己智慧与才能的同样机会。这些命题在鲁迅那里几乎是一闪而过的， 然而鲁迅对于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方面的描述， 那实在是说不尽的， 随手拈来就有“国粹家”的嘴脸、“软刀子”的权术、“寇盗式”或“奴才式”的破坏心理、“暴君的臣民”和“人肉的筵宴”的安排者、“瞒和骗”的脾气、阿Q式的“爱国的自大家”、“寡妇主义者”、“叭儿狗”、“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无特操者”、“二丑艺术”、“革命小贩”、“西崽相”等等，面对这些活泼泼的形象、心理与性格，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 那实在是揭示得令人惊心动魄的，我们在罗隐、陆龟蒙、邓牧和唐甄等不少中国古代作家愤世嫉俗的篇章中， 最多也只能看到吉光片羽似的表露;而在伊拉斯谟、蒙田和尼采等外国作家那里，也没有看到过像鲁迅揭示得如此细致入微和淋漓尽致的。
说完了杂文这种文体的思想内涵方面的特征之后，再来看它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特征就异常清楚了。正因为它抓住了社会制度痼疾的附着者——人们的心理契机以及由此而成的思想文化性格，这种独特的构思过程就必然会导致寻找一条相应的艺术表现途径。正像我们早就确认过的那样，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的心理学和灵魂学， 而鲁迅杂文由于深沉地揭露和剖析了整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与灵魂，这就从基本的素质方面保证了鲁迅杂文思想特征与艺术特征的高度重叠。正因为鲁迅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杂文这种文体的艺术神髓，再加上他高明的写作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就更使他的杂文创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觉得抓住了鲁迅杂文表达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的这一点， 同时也就必然会抓住认识鲁迅杂文艺术特征的关键。
对鲁迅杂文这种独特文体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人们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曾高度评价鲁迅杂文是“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随感录》)，然而当鲁迅写出了更多的杂文之后， 同样是撰写杂文的陈源， 由于意气用事和思想偏见的缘故，竟认为他的杂文“除了 《热风》中二三篇外， 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闲话》)。同样也是撰写杂文的林语堂却跟陈源不同，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鲁迅》)。在评价鲁迅杂文方面，我们最熟知的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对于鲁迅杂文所做出的分析，可以说是推动整个民族准确认识鲁迅杂文所跨出的最为重大的一步，它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最为辉煌的文献。然而在今天看来， 它提的有些命题是应该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了。譬如说仅仅确定鲁迅杂文是“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就显得远远的不够了， 鲁迅杂文不仅是“‘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 而且是通过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制度传统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之揭示， 勾勒出整个民族精神在漫长历程中所遭受的蹂躏与腐蚀， 可以说是写出了一部从未有人提供过的民族心理和灵魂的痛史，从这部洋洋洒洒的痛史中可以让人们懂得残酷的过去和思索光明的未来。
在全国解放以后，有许多同志更多地致力于探讨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问题，如认为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形象与哲理的结合，是“社会相”类型的表现等等，这些经过潜心研究的学术见解， 都不同程度或不同侧面地抓住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因此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结论还没有充分指出和概括鲁迅杂文根本实质之所在。鲁迅创造的这种杂文文体的表现手段是丰富多样的，有些篇章并无诗意，有些篇章并无形象， 更多的篇章也没有“社会相”的类型形象， 只有用对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的剖析这一点， 才能够对这种文体的艺术特征得出全面的认识和说明。鲁迅在运用充满文采的辞句下笔成章时， 无论是表述也好， 描绘也好，说理也好，议论也好， 勾勒和塑造也好， 总是都跃动着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历程充分地证明了， 谁如果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上述这一点来， 谁的杂文就会有像鲁迅那样浓厚的杂文意味，就能产生感染读者的高度效应，而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些虽然也标明为杂文的许多作品， 实际上还不过是单纯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短评， 尽管也多少加上一些文采或噱头之类的佐料，这样的短评也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 却不是杂文这种独特文体的艺术效应。
三
鲁迅所建立的杂文的自觉意识，对于同时代或稍后的杂文作家来说，有的可能达到了，有的可能还远未达到，这样就显出了思想和艺术成就的高下。杂文这种文体的自觉意识，应该来自整个时代集体智慧的交融与汇合， 只要是合理和健康的有利于建设这种文体的思想或艺术的因子，都会在这种文体史的发展中间留下痕迹，不能说只有鲁迅才创造了杂文的自觉意识， 而旁的杂文作家都不能进行这样的创造，如果是这样认识的话那就是错误的。《中国现代杂文史》以对于大量材料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现代杂文史的整个进程自然也已经充分显示出， 鲁迅无疑是其中最为巨大的现象。由于我们的思想在过去长期受到禁锢和束缚，无法站在崭新的时代高度宏观式地俯视历史， 因此就是对于鲁迅杂文创作本身的研究， 也是做得很不够的， 罗列远远超出分析， 诠释远远超出于创见， 表层的说明远远超出于深邃的解剖。对于鲁迅在中国杂文史上的作用，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至于出现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众多的作家，我们更是从未做过深入的探讨， 《中国现代杂文史》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也具有开创的意义， 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 可以说是在现代杂文史研究方面的大幅度的跨进。
正因为杂文创作的基本的素质，是要揭示整个民族遭受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熏染的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 因此杂文这种文体应该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杂文史》的问世就更具有重要的价值了， 因此从我的心情来说， 是十分欢迎这部著作问世的。
至于它在学术理论方面的探讨， 对于大家认识杂文这种文体的诞生、发展和兴衰， 以及它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原因等等， 是确实都可以得出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的。远在7年前，我撰写自己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时， 曾用部分篇幅尝试论述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轮廓， 由于当时我们国内的整个思想气氛，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开放和自由， 因此对不少问题就无法进行细致和深入的探讨。读了这部著作的打印稿之后，我深深地感到由于学术自由的气氛得到了发展，就可以使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在充分和反复的探讨中， 向更高的学术水准大幅度地迈进。当然从这部著作某些章节的论述来看，很可能是由于作者还存在着思想顾虑， 因此还没有更好地突破过去有些框框的束缚，还没有更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自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在客观上需要创造更为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空气， 在主观上需要培养更有魄力的理论勇气，从而我们的学术水准才可能继续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杂文这种文体既然是要侧重于揭露和剖析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病， 以便得到彻底的治疗和改变， 那么企图维护这种弊端的人们， 就可能会仇视、打击和迫害杂文的作者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许多杂文创作，就曾受到讨伐和围剿，删改和查禁，有的杂文作者甚至为此而大吃苦头，这在鲁迅的有些杂文中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带着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专制统治之后，正在向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现代文明社会跨出步伐， 然而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过去曾长期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封建主义在各个方面的积淀和残余，依然在阻碍着我们正常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尤其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之后， 人们都不敢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说出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在这种钳口结舌的气氛中间，杂文创作的命运自然更是多灾多难的了， 1956年曾昙花一现的杂文创作的高潮迅即消逝， 不少对自己民族抱着神圣责任感而大声疾呼改变痼疾的杂文家， 由于触犯忌讳， 都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 于是杂文这种文体就开始凋零了。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间， 由于杂文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不祥之兆， 因此曾有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悄悄谈论：鲁迅如果能活到1957年，凭着他对整个民族的责任感，他当然还会继续撰写揭示社会痼疾的杂文， 那么他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呢?这样的提问当然是不科学的， 因为历史的进程是通过无数人们复杂多样和纷纭变幻的实践，在充满着偶然性的遮掩底下，展开自己必然性的流向的。鲁迅已经不可能从事这样的实践了，所以肯定也无法猜测他在1957年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厄运。但是这些广泛地表露出来的心情， 不正是显示了人们对于某种必然性的隐约的理解吗?这就是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气氛中间， 不管是谁从事杂文创作， 都肯定会遭受灾难的。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专制主义思想传统的存在对于我们的民族是极大的危害。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中间，如果不让大家充分发表不同的看法， 不让从全体公民中间产生的准确意见得到按照法律程序的确定， 而滥用权力地发号施令也得不到任何按照法律程序的监督或弹劾，那么荒谬的思想笼罩人们头顶、整个民族坠入灾难深渊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 痛定思痛，深切反思， 已经开始觉醒和成熟了，大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高度现代文明的秩序，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彻底地脱离苦难， 更好地前进。我们已经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和窗户，正面向整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必将会消除一切大大小小的阻力， 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向崭新的光明前程。在面临着改革中国的庄严的时刻， 总结现代杂文的许多有关问题，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中国现代杂文史》的出现很值得学术界欢迎。
我深愿这部著作能够引起热烈的讨论，以便推动更多的同志对杂文这种文体进行认真的研究，这对于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对于中国的改革和迈进，肯定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与影响。
1987年1月8日于北京紫竹院旁
(《中国现代杂文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赏析 本文是林非先生为张华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杂文史》 (以后简称“杂文史”)写的序言。文中，作者先对本书从总体上给予肯定，指出它的特点和贡献。认为本书“提纲挈领，简洁明了”地理清了中国现代杂文发展的脉络并显示了它的全貌;科学地论述和评价了中国现代各个流派的杂文作家，分析谨严，见解新颖，具有开创的意义。接下来，作者站在中国现代杂文发生、发展以及它在当今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的高度，对本书的价值与意义做了理论上的
升华，对《杂文史》提出的现代杂文创作的自觉意识这一观点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五四”前后兴起的杂文创作不同于中国古代广义的杂文，因为它是一个自觉性的创作运动。对《杂文史》提出的“五四”杂文创作的自觉意识这一问题，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论证，指出这种自觉意识“主要应该表现于它们思想内涵和文体艺术两个方面”。就思想内涵的总趋向来说，中国现代杂文反映了扫荡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强烈要求，并且“将反封建主义与建立合理和健康的现代文明生活秩序结合起来”;就文体艺术特征看，中国现代杂文的独特文体的艺术特征就表现在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制度传统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的剖析。在对现代杂文创作的自觉意识进行了分析论证之后，作者指出：“正因为杂文创作的基本的素质，是要揭示整个民族遭受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熏染的心理契机和思想文化性格，因此杂文这种文体应该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杂文史》的问世就更具有重要的价值了。”这是对本书的价值从理论的高度做了升华。
本文作者林非先生是现代散文及鲁迅研究方面的学者、专家。他有对中国现代散文的透彻了解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因此，在本文中他不是对《杂文史》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和评价，而是把重点放在与本书相关的关于现代杂文的性质、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等问题的分析探讨上，使文章显示出思辨色彩和理论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