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脱险归来， 在桂林住了8个月，勉强也写了些杂文， 以应朋友之需索，前后不过写了五六篇，但因分登各刊物，便见得到处都有我的杂文，好像数目不少，遂有柔草社以结集为请。既确知篇数尚不多， 则又请从旧作选取若干，杂凑而成一册。理由是：这些旧作，内地亦不可得， 故冷饭再炒，正合需要云云。
然而作者的我听了这话， 不禁毛骨悚然。5年来奔波西北与西南，眼界是放宽了些了，但书卷是抛荒了，居迪化一年，仅读新书七八种，旅寓香港9个月，每晚读书二小时，亦仅读书10余种，这些书大半是历史和哲学，现在一本也不存了。5年之中，平均4个月读一本书， 学殖之荒芜， 即此可见。照这样子， 又如何写得出像样的杂文来?所以听说旧作也还可以再印的时候，我实在并无一点喜悦，倒是午夜自讼， 常常弄成失眠的。
但终于答应了柔草社的请求了。重翻旧作， 择其近于所谓“散文”而尚不十分恶俗者凡若干篇， 又加进了未收集的两篇，近年来所写的若干篇中又采取了三篇，共18篇，都为一集。题名为《白杨礼赞》， 则因例须择一篇为书名，而同时亦以自志5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罢了。
1942年11月12日于桂林。是日敌机先后4批来袭， 据闻共百余架， 我无损失。
(《白杨礼赞》， 柔草社1943年2月版)
赏析 《白杨礼赞》是茅盾应桂林柔草社之请而编选的一本散文集，依文
体和写作年代，分为4辑，计18篇。第一、二辑为抒情散文，其中第二辑为20年代末流亡日本时所作。第三辑杂文7篇;第四辑速写3篇。为该集出版而写的这篇“序”，首先道出了对文学事业的严肃真诚，选文的严格审慎。茅盾散文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至编辑本书的1942年已近20年，所得近百篇，举凡散文的主要文体样式，随笔、速写、小品、杂文、报告文学……各体皆备，卓然有成。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迅捷，气势的健举，观察的周到，分析的透辟，是罕有其匹的，这在30年代即有定评。郁达夫编“新文学大系”、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都有精到中肯的评析。抗战爆发后，虽颠沛流离，仍创作不辍，且思想艺术上都有新拓展，至今为人所乐道的《风景谈》、《白杨礼赞》即写于抗战中。但茅盾对创作向持审慎态度，他曾坦然自陈： “我所能自信的， 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我的回顾》)此次编集《白杨礼赞》， 自云“择其近于所谓‘散文’而尚不十分恶俗者”，结果所取不过十之一二，茅盾深恐有负读者，有负社会的拳拳之心，即此可见一斑。
于“序”中，我们还可见抗战期间，国家危难，生民维艰，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同样处于艰难窘迫之中。1937年上海失守至编选本集的1942年11月5年间，茅盾生活极不安定。先是离开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上海，西去武汉，旋即南下广州、香港，又远赴新疆，几遭军阀盛世才的毒手。虎口脱险后，延安小住半年，又应周恩来之请，到达陪都重庆，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再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桂林。作者不无感慨地说： “5年来奔波西北与西南，眼界是放宽了些，但书卷是抛荒了”，这该是实情。其中有得有失。所谓“得”者，亦如作者所说，眼界的拓宽、阅历的丰富，特别是对延安军民紧张的战斗、生产、学习生活，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和感受，与他所熟知的国统区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茅盾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新的认识，精神得到振奋，其文章风格更形劲朗、明快，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学殖之荒芜”所造成的艺术情趣上的某些不足， 自然，这还不是茅盾所期望的生活、读书俱进的理想目标。
茅盾将该集题名《白杨礼赞》，一方面《白杨礼赞》确实代表了茅盾后期散文所达到的新的思想艺术境界，善用象征、高标理想，文章细腻绵密而又简劲宏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茅盾对那段延安生活的无限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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