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3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10年的T， 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 由友人Y的介绍，认识了W， 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 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只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 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T和W的叙述， 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 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将我魅惑住了， 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th The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 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
“伤寒还没有死，也许， 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 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 贫穷， 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 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 我不忍想像希特拉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像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杀伤着千万年青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
“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 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 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
“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 都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 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 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予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道路上的参考。
1942.10.17上演之日。
(《法西斯细菌》， 开明书店1946年1月初版)
赏析 夏衍为其剧本《法西斯细菌》先后作过3个跋，题目分别为“老鼠·虱子和历史”、“胭脂·油画与习作”、“公式·符咒与‘批评”’。剧本跋之二“胭脂·油画与习作”，是夏衍用绘画来作比喻，谦说自己“还是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称此剧本充其量也是成为作品之前的习作而已。剧本跋之三“公式·符咒与‘批评”’是对来自社会上的对《法西斯细菌》的责难给予的反击。提出“法西斯应该死灭，人应该清醒，老调子应该休息了吧”。剧本跋之一的“老鼠·虱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也难与“历史”相提并论，而作者恰把它们排列在了一起。题目很有特点，令人深思。
通读全文，可以发现夏衍是把现代细菌学泰斗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作为自己剧本的跋名的。因为这部书感发的正是夏衍所想，“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传播伤寒的是老鼠和虱子，而人类的愚蠢和野蛮，作者告诉我们是贫穷、牢狱和战争。贫穷、牢狱和战争给予了老鼠、虱子以存活的条件，这都和法西斯有着不可分的关联。战争改变着历史，战争繁殖了伤寒疫病，老鼠和虱子传播着伤寒疾病，它们共同残害着人类。此跋的题目寓意深刻，喷发着怒火，令人颤栗。
《法西斯细菌》是夏衍1942年的作品，描写了1930年“九·一八”前夕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共12个年头的故事。这期间正是法西斯主义戕害人类制造世界性的疯狂罪行而引起世界人民正义反抗斗争的年代。此篇跋即作于该剧上演之日的1942年。
在这篇跋中夏衍不仅谈到了他创作《法西斯细菌》剧本的素材来源和写剧本的动机，更表达了他创作的主旨，提携出了剧本的精魂， 昭示读者以总旨——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陷入苦闷和茫然，他们思想混乱，一些人把政治看做是人世间最麻烦的事，涉足政治无异是自寻烦恼，必然妨碍自己的事业。有人不懂得政治的实质，不明白当时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只从观感印象上认定政治是污秽的东西，于是不屑沾染，一意保持自己的“洁癖”。有人又以为政治活动不过是作演讲、写文章等虚浮行为，还不如埋首于学术研究更为切实有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脱离政治而孤立存在，希望过着逃避抗战、不问政治的孤立主义生活。而现实生活击碎了他们的梦。跋中写道：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夏衍在此段叙述中虽然语言自然、朴素，但法西斯的疯狂残暴已跃然纸上。接着夏衍怀着真挚的爱憎感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笔锋犀利，强调了寄生在人脑膜的表皮上面的法西斯细菌比伤寒病菌更为凶猛，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一种细菌。
跋中反问句的恰当运用为表达作者思想增色不少。“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杀伤着千万年青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天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等等，这些反问句，不仅使文章有实在的思想内容，也有利于作者得出正确的结论，即“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通过这种形式产生的结论，有深度、有力量，于反问中埋有许多潜台词，叩击着读者的心灵，启发着读者的思考，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同感受，形成共鸣。
通读此跋，得到最鲜明的感受就是：见解深刻、议论精辟、言之有物、耐人品味。本文的主题是逐步点染加深的，很有层次，加上犀利的笔锋，反映出的思想深刻，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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