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学习着写一些东西，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50年了。中间曾有几次机会， 能够编成一个集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编成。一直到今天才把能够找得到的东西汇总在一起，编成这个集子。对过去将近50年的回顾， 对我来说， 简直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看了集子中的这些所谓文章， 无论从质的方面来看，还是从量的方面来看，都显得非常单薄。中国俗话说： “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我脸上直发烧， 心里直打鼓——然而， 有什么办法呢?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对散文(有一时期也叫做小品文)这种体裁就特别感兴趣，特别喜爱。我觉得它兼有抒情与叙事之长。你可以用一般写散文的手法来写。你也可以用写散文诗的手法来写。或如行云，舒卷自如;或如流水， 潺湲通畅;或加淡装， 朴素无华;或加浓抹，五色相宜。长达数千字， 不厌其长。短至几百字， 甚至几十个字，不觉其短。灵活方便，得心应手，是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描绘风景、记述所见的一个最好的工具。然而， 当时有的教授却告诉我们这些学生说，散文这东西可了不得呀!世界上只有英国有散文，什么查理斯·兰姆，什么乔治·吉辛;什么托马斯·嘉莱尔， 什么得·昆西。一大串光辉吓人的名字。可以勉强同英国争一日之长的只有法国，那里有蒙泰因。我逖听之下，悚然肃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发现，我从小就背诵的《古文观止》之类的书就都是散文， 而且是最好的散文; 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入杂文。我们中国其实是散文最发达的国家。《前后出师表》、《桃花源记》、《陈情表》等等都是百读不厌的散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所谓唐宋八大家， 其实都是上乘的散文作家。连《庄子》中的一些文章， 司马迁的许多文章，都可以归入此类。《逍遥游》、《报任少卿书》等等， 不是散文又是什么呢?中国旧时经、史、子、集四部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散文。近代的鲁迅、朱自清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作家。无论是从量来看，还是从质来看，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散文也比不上中国。这真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曾经为了这“伟大的发现”而沾沾自喜过。我甚至感到自从文学革命兴起以后，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成绩。但是据一般人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看法， 成绩最好的恐怕还是散文。这可能同我国有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散文写作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诗歌我们也有悠久的光辉灿烂的传统，但是为什么大家几乎公认新诗的成就并不怎么样呢?这可能与诗歌的形式有关。德国大诗人歌德说：“不同的诗的形式会产生奥妙的巨大效果。”(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29页)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新诗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大家公认的、比较固定的体裁。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马雅可夫斯基的所谓楼梯体直到豆腐干体，应有尽有，诗体很不一致。但是几乎都不容易上口，不容易背诵。很多诗念起来索然寡味， 同旧体诗那一种清新隽永、余味无穷迥乎不同。现在还有很多人能背诵上百首几百首旧诗。而能背诵一首新诗的人却不多见。其中消息， 耐人寻思。
我自己也曾背诵过不少的中国古代的散文。在写作我叫它做散文的这种文体的尝试中，我也曾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学习或摹仿过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对西方的一些作家，我也有意无意地去学习或摹仿过他们的散文。这被有的同志发现了， 并曾经对我谈过。我原以为，我这样做，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意仍被人发现。我觉得，这同志颇能体会我自己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的一些甘苦，颇有知己之感。可惜的是，我在这两个方面的修养都很不够， 只能说是浅尝辄止;又牵于杂务， 用心不专， 因而成绩也就不大。如果说这样做是正确的、有道理的话，我也只能说是看到了这个方向， 还谈不到有什么成绩。对别人写的散文，我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要求特别高。中国俗话说：“眼高手低”， 大概就指的是这种情况吧。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创作曾有过很多流派。有的诗人主张诗以性灵为主，有的诗人主张诗以神韵为主。还有一些诗人主张别的学说，总之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是，在散文方面，好像没有这样许多流派和理论，尽管古代散文作家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明眼人一看就能够分辨， 决不会混淆。唐朝韩柳并称， 而散文风格迥乎不同。宋代欧苏齐名， 而文体情趣， 俱臻妙境。他们好像也努力培养自己的风格，努力的痕迹与阶段昭然可见。在这方面， 他们又有继承，又有创新，各具风格，各极其妙。到了明末， 公安派和竟陵派各独一帜， 在文坛上平分秋色。当然， 除了这些流派外，正统的继承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家仍然很有影响。此风沿袭直至清代。到了咸同时期，龚自珍等异军突起， 才给中国散文的创作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五四”以后，60年来， 散文作家如林， 既继承先人， 又借鉴异域， 光辉灿烂，远迈前古。如果再回顾中国两千年的散文创作史，我们就都会感觉到，我们散文的园地，也同诗歌的园地一样， 百花争艳， 群芳竞美，姹紫嫣红，花团锦簇。这就使我更加喜爱散文这个文体。每当花前、月下，风晨、雨夕，在海天渺茫的巨轮上，在苍穹万里的飞机中，在紧张的会议之余，在繁忙的访问之后， 一篇在手，如对故人，如饮醇醪。书中的文章，有的雄放， 有的流丽， 有的记述人物， 有的描绘山水，文体不同，各擅千秋， 丽词佳句，纷至沓来。此时我真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仿佛能看到泰山的日出，仿佛能听到洞庭的涛声，仿佛游历了桃花源，仿佛观赏了柳州奇景;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脚步声仿佛就响在我的耳际;英雄模范人物的乐观气魄感染着我的内心， 可以兴， 可以立， 可以歌， 可以泣。我的心潮随着文章的内容而跳动，我的感情随着作者的感情而亢奋，胸襟开扩，逸兴湍飞，身心疲劳则一扫而空。历史上作者的思想感情，我不一定同意， 更谈不到什么共鸣;但是他们那别具一格的文体， 奇峰突起的结构， 对祖国自然风光的描绘，对一些正义行为的歌颂，仍然能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兴奋。艺术享受，无过此矣。此时我真感到能使用汉文这种文字是一种幸福，作为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我不相信，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是一种偏见， 广大的散文的爱好者也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只是他们还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已。
至于我自己写的散文， 那只能算是一些习作， 是一种坚持了50年的习作。因为我喜爱别人写的散文， 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因而对自己写的习作也未免有情，好像有一些父母偏爱自己的不一定成器的子女一样。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编选我自己写的一些散文的。我现在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散文都是解放后写的。我原来还想选几篇解放前的收入集中。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因而不肯割爱呢?不是的。这些东西， 同解放后写的东西一样，在这两个方面都无保留价值。《前汉书》中《扬雄传》有如下几句：
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 “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我这些东西也只配盖酱罐子的。为什么又想选呢?原因是很简单的。有的同志曾经对我说过， 我解放前写的东西，调子低沉， 情绪幽凄;解放后的东西则充满了乐观精神，调子也比较响。我听了觉得很新鲜，也觉得颇有道理。原因也很简单。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在旧社会待了十几年， 在国外又待了十几年， 虽然也有一些爱国的思想，但陷于个人打算中， 不能自拔，认为一切政治都是龌龊的， 不想介入，又对当时的情况不满， 只觉得前途暗淡，生趣索然。这样，调子又怎能不低沉，情绪又怎能不幽凄呢!解放后，受到党的教育，尽管一直到今天觉悟也不高， 改造的任务还很重， 但是毕竟也有了一些进步。反映到文章上面就产生了那种我自己从未意识到的情况。这就是我想把解放前写的一些散文编入这个集子的原因。我的用意不外是让读者一看就能感觉到新中国的伟大与正确，我们党的伟大与正确，我这个渺小的个人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许多东西，给人许多启发，这恐怕也是很有意义的吧!但是后来，我还是接受了编辑部的意见，把解放前写的统统删掉，不过我认为，我的想法还有可取之处的。文章删掉并不可惜， 想法删掉我却真有点割舍不得。所以在这篇序言里就把那些想法保留下来。
不管怎样，在写作散文方面，我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我的这点想法，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是我总觉得在这方面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到这个园地里来一试身手;抒发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感情，抒发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志，抒发我们向往人类最高理想——大同之域的理想，抒发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情操，让祖国的一山一石， 一草一木， 一人一事， 一封一邑， 都能焕发光彩， 增添情趣。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论人情世局而颇具文采， 因小见大，余味无穷，兼师东西，独辟蹊径。让我们的散文园地里真正百花齐放，万卉争春，歌颂新风，鼓吹升平。我自己虽然目前还做不到， 然而当追随诸君子之后， 努力为之。
我虽然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但在老人中还算是年轻的，我既不伤春，也不悲秋， 既无老之可叹，也无贫之可嗟。生当盛世， 惟一的希望就是多活许多年， 多做许多事情。鲁迅先生晚年，也曾急不可待地想多做点事情。我今天似乎能够更加具体地理解鲁迅的心情。今天中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是越活越年轻，他们都有信心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将尽上自己的绵薄，促其完成，鞠躬尽瘁， 老而不已。
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20年， 这是明清名园之一，水木明瑟， 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好像同《红楼梦》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很喜欢“朗润”这个名字。出一本集子照规矩总要起一个名字， 而起名字又是颇伤脑筋的事。我想偷懒一下， 同时又因为我的许多东西都是在朗润园写成的，又似乎还没有别人用过这个名字， 为了讨巧起见，就以朗润名吾集。
1980年4月7日
(《朗润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出版。)
赏析 季羡林先生青少年时代就喜写散文，至今已出了好几本散文集。《朗润集》收集了50、60年代(文革之前)的作品，文章充满欣喜，意气昂扬，色彩明朗，吐露了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新旧两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由衷赞颂的心声。
季先生“一生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散文创作更是情有独钟。这篇为《朗润集》写的自序，开篇略略介绍自己的散文创作后，文章便挥洒开来，纵论我国的散文史，尽赞各朝代文库瑰宝，既有文人的激情，又具学者的睿智。他认为中国是散文最发达的国家， 为证明这一观点，文章从庄子开始，历数几千年来琳琅满目、流光溢彩的散文作品，唐韩柳，宋欧苏，直至现代的鲁迅、朱自清，对各时代的灿烂成就给予极高评价，称“读中国的散文是艺术享受”。
季先生是梵文学者，但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在文艺理论领域更有自己独到见解，这两点从序文中可看得清楚透彻。实质上，本篇序言早已超越了“序”的体裁局限，评论文史时，大开大合，笔力雄恣，客观中肯，语言谨洁明畅;歌赞目不暇给的散文精品时，感情激越，才气纵横，从这个角度讲，本篇文章可算是激情与理智并存的评论文章。更为可贵的是，作为熟谙东西方文化的学者，季先生能扬自己之长，在散文创作中，兼师东西，吸取人类共有的文化精华，探索创作风格。这一点，从序文的语言特点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文章抒情性很强，感情奔腾起伏，语言酣畅，一气呵成，尽情铺陈，直抒胸臆，将西方特有的炽烈尝试融于东方的冷静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本文又可以说是一篇文采焕发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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