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曰： “君子而时中①。” 《孟子》曰： “孔子，圣之时者②也。”时之义大矣哉。《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③。”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④，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⑤，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 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 不遗而不过⑥也。中， 体⑦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 用⑧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⑨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 中外汲汲⑩。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11)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12)，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 涉重洋， 日与彼邦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13)，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 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 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14)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15)云：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 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利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 君民
一体，上下同心， 务实而戒虚， 谋定而后动， 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无论竭蹶步趋⒃， 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 果足恃欤?”
然我国深仁厚泽⒄，初定制度， 尽善尽美， 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 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圣人乎?”⒅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 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 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 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⒆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 不重艺学， 不兴商务， 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 亦曾著《局外旁观》、《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 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 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20)四至，缔构交错， 日引月长，欲事无杂， 不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21)，彼责此固(22)，我笑子胶(23)，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 众非之中， 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24)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25)。今使天下之大， 万民之众， 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 以待輶轩(26)之采， 不必究其言出谁何， 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酒酣耳热之余，侧闻绪论(27)， 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28)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29)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子潜广文(30)， 不料竟为付梓(31)。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 僭且招尤(32)， 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33)，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 仍其名曰《易言》， 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34)。迄今十有九年， 时势又变，屏藩尽撤， 强邻日逼， 西藏、朝鲜，危如累卵。而我国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35)， 爰捡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七篇，清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 先后参订，付诸手民(36)， 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愤激之词， 不免狂戆僭越(37)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 蹈舍己芸人(38)之讥。惟圣明在上， 广开言路，登贤进良， 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39)，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40)之愚，正其偏弊， 因时而善用之， 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 华夏有磐石之安， 国祚(41)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42)，毋亦医国者所蓄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 岁次壬辰， 暮春之初，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光绪十八年初刊本《盛世危言》卷首)
注释 ①时中——这里指立身行事，合乎时宜。《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②圣之时者——圣人中合于时宜的。语见《孟子·万章下》。③“穷则变”三句——意谓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就要发生变化， 只有变革才能继续发展，这样才能永久存在。语见《易经·系辞下》。④鎡基——锄头。⑤法天象地——仿照天地的规律行事。⑥不遗而不过——不遗漏也不超过。⑦体——这里相当于内容实质。⑧用——这里相当于内容表象。⑨权——变通、机变。古称道之至当不变为经，反经合道为权。⑩汲汲——急切的样子。此指中国面对列强，形势危殆。(11)“孙子曰”句——语本《孙子兵法·谋攻》：“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2)长业贸迁——业，从事。贸迁，贩运买卖。(13)政教——政治教化。(14)司——掌管。(15)张靖达公——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谥靖达，安徽合肥人，淮军主要将领，累官两广总督。(16)竭蹶步趋——跟随在他人之后，力竭而颠仆。(17)深仁厚泽——仁德深广，恩惠普及。(18)“《易曰》句”——语见《易经·文言传·乾文言》。意谓他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不背逆他;他后于天时而处事，也能尊奉天的变化规律。知道进取和引退、生存和死亡，行为不会迷失正道的， 大概只有圣人啊!(19)卑士麦——今译为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1802—1890)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20)重译——辗转翻译。(21)“异族狎居”二句——狎居， 亲密地聚居。狃(niu)习，风俗习惯。(22)固——固执、愚陋。(23)胶——胶固、闭塞。(24)大涵——犹海涵，包容巨大。(25)“泰华”句——泰，泰山;华，华山。穹，天空。块壤，土地。(26)輶轩(you xuan)——轻车。古代帝王的使臣所乘的车子，后因代指使臣。(27)绪论——言论。(28)质——询问、求教。(29)猥付——不值得拿出来。猥，犹辱、承，谦词。(30)王子潜广文——近代政论家、思想家王韬字子潜， 号广文。(31)付梓——出版。梓，刻板。(32)僭且招尤——僭(jian)，差失。尤，指责。(33)“复倩”句——倩，请。太史，即太史院(明清称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直刺，当指直隶府都督。沈谷人、谢绥之，生平事迹未详。(34)雍熙之世——和乐升平的世道。(35)韬光养晦——韬光，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养晦，隐居待时。(36)手民——古指木工，旧时称排字工人为“手民”。(37)狂戆僭越——狂妄愚直，越礼犯上。戆(zhuang)，愚而刚直。(38)舍己芸人——《孟子·尽心上》：“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以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赵岐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责人治，是求人太重， 自任太轻。”后以“舍己芸人”指看重别人，轻视自己。(39)“窃愿”二句——窃，谦指自己。敢谏之木，进善之旌，语见范仲淹《帝王好尚论》：“尧设敢谏鼓，建进善旌。”敢谏鼓，即登闻鼓，进谏者所击之鼓。进善旌，上古专为进善言的人发表意见而设置的一种标志旗帜。《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这里的“敢谏之木”当指“诽谤之木”。(40)杞人忧天——《列子·天瑞》：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 身亡所寄，废寝室者。”后因称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忧虑。(41)国祚——国家的命运。(42)牛溲马勃——韩愈《进学解》：“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 医师之良也。”牛溲，牛溺;一说车前草。马勃，马屁勃，属担子菌类。比喻被一般人视为无用的东西。
赏析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的一部论文集， 由1873年的《救时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演变而成。全书五卷，正文57篇， 附录37篇。1885年至1891年间撰成，1894年秋冬刊行。该书是郑观应的代表作，从多方面提出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在宣传维新变法、传播西学上曾经起过很大作用。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讲求“君子而时中”。“时”就是符合时宜， “中”就是信守中庸之道。治理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头。这样的方针政策一经制定，就要保持相对的稳固性。这就是立法施政的准则。但是当局势必须变通时，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随时变化正是为了政策的稳固、统治的延续。在这里，相对稳定与适时变化是相辅相成的。作者从讲析“时”“中”的关系入手，阐明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
郑观应痛感当时朝廷“是古而非今，逐末而忘本”的态度是违背圣人教诲的。他认真研究西方的风俗、政教，最终认为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实行民主制，在于重视教育，在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他引用张树声的话说明中国学习西方正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忽略了内容的汲取而只侧重于形式的沿袭，是不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作者通过“体”、“用”关系的对比，阐明了学习西方必须学习政体、教育、吏治，而不能单纯购买机器、枪炮。不然，就不可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郑观应又借德相俾斯麦之口对当时朝廷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主张要多参考有识之士的批评建议，改进政务。他认为： “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当政者应该广泛吸取臣民的建议，而不必讲求语出何人。只有“广开言路”，使人民畅所欲言，国家的政策才可能符合形势的需要，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作者鉴于“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峻形势，将自己论“洋务”、谈“变法”的文章辑为《盛世危言》付梓刊行，期望当权者从他的“危言”中取得借鉴，使祖国从衰世走向“盛世”。由此可见，在他的“危言”中正寄寓着对“变法”的渴望，对“盛世”的憧憬。
郑观应生活在清末，瞭望寰宇，痛感清王朝的没落与衰败，希望在李鸿章的麾下帮办“洋务”使国家富强。甲午战争后，转而依靠盛宣怀，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反对洋务派购买西方船炮，主张自建机器制造工业;要求清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提出保护关税、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等主张。在《盛世危言》中，强烈要求“富强救国”发展资本主义。为此，他反对封建专制，批判顽固派泥古不化而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斥洋务派对西学“遗其体而求其用”。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商战为本，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并要求设立资本主义式的议院以实行立宪政治。
郑观应以他的《盛世危言》表明：他是近代社会一位敢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敢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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