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 中国还继续存在， 不但继续存在， 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 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 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 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 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 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 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 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 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 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 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 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 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作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才能越过， 才能走完。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1980年8月
(《中国哲学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第1版。)
赏析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他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完成了很多重要的著述，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一生有三件大事是辉煌的贡献。第一是3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成为划时代的哲学著作;二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将柏拉图主义与程朱学说加以综合。他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为“贞元之际六书”。与当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论道》成为中国哲学史上20世纪30、40年代最著名的三座丰碑。“贞元六书”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自信、自尊，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三就是他在建国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几易其稿，虽然多次受到政治的干扰，但他都艰难地排开，直到晚年双目失明仍然坚持写作，在95高龄生命的最后一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工作。他在这本史书中，对经常思考的与民族命运有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西方汉学家把中国文化当作死的东西、当作博物馆陈列品加以研究是不对的。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认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虽然已成历史，但是它是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是过去的终点，也是未来的起点。中国在世界闻名古国中永葆青春，永不衰微，而且进入社会主义，古而又新，如《诗经》中所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把“旧邦新命”这个特点发扬起来。他在自己的后半生努力完成这部《中国哲学史新编》正是他不断追求真理，不断修正错误，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最好写照。他在《新理学》中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是接受唯物主义的表现;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中，他主张“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理在事先”与“理在事中”的争论中，他主张“理在事中”， “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他的哲学研究是致力于“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这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
在学术界，对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研究并非没有不同意见，他的研究过程由于受到政治的干扰，受自己可能的局限，观点也有可议之处，这一点他自己并不存心回避。《自序》中说到，建国以后他受到来自苏联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70年代“批儒评法”的影响，一度误入“歧途”的情景。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支点：学习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这个决定性的转变，对于他自己和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极为重要，值得永远记取。
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特点，作者需要跟大家交代的应该有很多，但是他只强调了一点：“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书中“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这实在是用作者自己的一生研究成果和社会经历所寻找到的一个视点，弥足珍贵。这算不算一个值得普遍推广的研究思路，学界仍可自己思索。但是这肯定属于冯友兰先生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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