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 时使之也。妍媸①之质, 不逐目而逐时。是故草木之无情也,而鞓红、鹤翎, 不能不改观于左紫溪绯②。惟识时之士, 为能堤其隤③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骚之不袭雅也④, 雅之体穷于怨, 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⑤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 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 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 顾安可概哉?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⑥之习者, 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 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 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 而僻则务为不根⑦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⑧, 大变晚习, 于物无所不收, 于法无所不有, 于情无所不畅, 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 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 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 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 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⑨, 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
近代文人⑩,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 然至以剿袭为复古, 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 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 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 一唱亿和,优人驺从(11), 皆谈雅道。吁! 诗至此,抑可羞哉! 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
余与进之游吴以来(12),每会必以诗文相励, 务矫今之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 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或曰:进之文超逸爽朗, 言切而音远, 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13),然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14),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 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15)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 打汝九十九”(16)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17)之类是也。古今文人, 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18), 为脱其粘而释其缚(19)。不然, 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浅易之语, 不能自舍, 以取世嗤哉?执是以观进之诗, 其为大家无疑矣。诗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编成,进之自题曰《雪涛阁集》, 而石公袁子为之叙。
(钱伯城笺校本《袁宏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 ①妍媸——妍(yan), 美;媸(chi), 丑。②“而鞓红”二句——鞓(tin)红、鹤翎、左紫、溪绯(fei),都是牡丹花的品种。详见欧阳修《洛阳牡丹记》。③堤其隤(tui)——预防其溃决横流。④骚之不袭雅也——意谓《离骚》不能因袭《诗经》中的《雅》。⑤“至苏、李述别”句——苏,苏武。李,李陵。述别,指苏、李所写的诗。《文选》录苏诗四首,录李诗三首。《十九》,指《古诗十九首》。⑥骈丽钉饾——骈丽,成双成偶。骈丽文为六朝时期盛行的一种文体,句式整齐,讲究对偶。饤饾 (ding dou),食品堆积罗列,此处比喻文辞堆砌。⑦不根——《汉书·严助传》: “不根持论。”颜师古注:“论议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也。” ⑧“有宋”句——有宋,即宋朝。欧,欧阳修。苏,苏轼。⑨偈(ji)诵——佛经中的唱词。⑩近代文人——指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11)优人驺从——优人,此指艺人。驺(zou)从,官员出行时前后侍卫的骑卒。(12)“余与”句——进之,《雪涛阁集》的作者江盈科字进之。他是湖广桃源人,万历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吴,今江苏苏州一带。(13)“诗穷新极变”二句——意谓江盈科的诗尽力追求新颖,极尽变化,在他的笔下,事物的实情都被揭示出来。(14)近平近俚近俳——平,平淡。俚,粗俗。俳(pai),滑稽。(15)“在眼前”句——出自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祐》:“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应作“睫”,眼睫毛。(16)“一百饶一下”二句——出自卢仝《寄男抱孙》。(17)“迫窘诘曲”句——出自《柏梁诗》。《古诗源》注:“元封三年, (汉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据传汉武帝与群臣联句,作成《柏梁诗》,第一句是汉武帝的,以下每人一句,“迫窘诘曲几穷哉”为东方朔句。(18)逸士辈出——逸士,飘逸豁达之士。这里指杜牧、卢仝、东方朔和江盈科等人。(19)“为脱其粘”句——粘,如小虫之粘于珠网,比喻文人被诗律所困。释,解脱。缚,束缚。
赏析 请朋友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在文人圈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作为
作序者,盛情难却, 自然要为朋友的大作加以赞扬,给予鼓励。但是,单纯地赞扬,不可能使被赞扬的对象取得任何意义。那么,如何使其序文不会变成空洞的吹捧呢?这篇《雪涛阁集序》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文章开始,作者并没有急于评介《雪涛阁集》,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作者认为,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即文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时代在变化,人事、物态、语言都在变化,文学创作当然也应当变化。作者不同意复古派所谓《三百篇》降而为《骚》,《骚》降而为汉,汉降而为魏,魏降而为六朝,六朝降而为唐,诗之格以代而降的文学倒退主张。他认为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新变的文学,各有其特色与成就,不能因为它与前代有所不同,便低估它的价值。相反,假若时代变了,却仍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那才是真的“不识时务”,就像时令已进入严冬而仍然穿着夏天的葛麻之衣一样可笑。就此而言, 《古诗十九首》在音节、体制上虽与《离骚》迥异,但却是真正的《离骚》;相反,那些不顾时代差异而在体式上亦步亦趋地模仿《离骚》的作品,就只能是蹩脚的仿制品。
序文还从文学作品内部探索了文学发展的规律: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这表明,袁宏道已经十分朴素地意识到,文学的发展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文学与旧文学对立,却又孕育于旧文学之中。新文学克服了旧文学的弊病并取而代之。新文学兴起之后,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又有新的对立面与之斗争而渐被扬弃,新文学是从旧文学的内部发展起来的。袁宏道认为,诗发展到宋以后,“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在这个意义上讲, 袁宏道对“近代文人”提出“复古”以疗救宋诗之弊表示一定程序的理解。但是,他认为,“复古”应当是对古人活的精神进行恢复,而绝不是“句比字拟、务为牵合”的抄袭。正因为前后七子不懂这些,才使得诗发展到了“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的邪路,并由一种高雅的艺术降格而为“优人驺从”的可怜地步。
“复古”已走到了绝路,要改变当时以拟古为能事的诗歌创作倾向,就必须有“隄其隤而通其所必变”的“识时之士”。至此,作者才将《雪涛阁集》的作者江进之推至前台:江进之正是这样一位以矫“今之蹈袭之风”为己任的“识时之士”。他“才高识远,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为了给“为诗所困”的今人“脱其粘而释其缚”,他甚至不惜在句中夹杂“近平近俚近俳”之言,以开阔世人的眼界,无论在才识、功力上, 他正是这个时代所呼唤的才俊。
一篇统共才一千一百多字的序文,在写了近七、八百字之后,才将笔墨移到自己为之作序的《雪涛阁集》及其作者身上,这是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呢?当然不是。首先,作者以自己独到的文学见解提出了衡量作品的标准,以之评价《雪涛阁集》,既无徇私之情,更无虚美之嫌。另外,作者将其批评标准贯穿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特别关注对文坛现状的分析,就使《雪涛阁集》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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