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原为《七月诗丛》之一，后因武汉撤退，未能出版，我到桂林后， 才自己掏钱把它印了出来，聊慰自己和写诗的友人的寂寞而已。至于出版后，读者对它的那种信任，却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显得毫无遮蔽，而我又对自己这种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很久了，我就在这样的境况里继续着写诗。
近来常常有一种企图抹煞刻画现实面貌的任何诗作的恶劣的倾向。而坚持这种倾向的人， 却又是那些无论在理论上或在技巧上都早已成了僵死的陈尸的人。这些人的头脑之昏庸， 实可令人惊叹!
中国新诗， 已走上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道路：现实的内容和艺术的技巧已慢慢地结合在一起。新诗已在进行着向幼稚的叫喊与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可以雄辩地取得胜利的斗争。而取得胜利的最大的条件，却是由于它能保持中国新文学之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缘故。
《北方》原为64开的横排本， 内收诗8首，现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收进《文学丛刊》，增加了《骆驼》、《黄昏》8首，改成现在的版本。这集子是我在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小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种族的哀感， 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
1939年7月 桂林
(《北方》，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
赏析 《北方》是艾青出版的第2本诗集，曾于1938年自费印行，后增补诗8首，于1939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诗集序文篇幅不长，却包容了丰富的内容。一如作者所写的诗篇，用语简洁、凝炼而含义深长，富于精警的特色。这篇序文也可以看作是诗人论诗的文章。
我们注意到，作者写作本篇序文前后，曾经写出《诗论掇拾(二)》、《诗的散文美》等文章。40年代初，他还写有长篇论文《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等。在这些论诗的文章中，艾青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美学以及对中国诗歌发展的看法。本篇序文中提出的观点可以在上述文章中找到充分的论证;如果我们能同时参阅这些文章，那么在相互参照中或可能有更具体深入的理解。
例如序文中谈到“朴素”，他只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却精当地点出了他对于诗美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在另外的文章如《诗论掇拾(二)》中看到他对“朴素”的具体说明：朴素是对于词藻的奢侈的摈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的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宽阔的笑。他认为：诗的敌人是僵死的理论，没有感情的语言，矫揉造作的句子，徒费苦心的排列。他看重的是按照“生活的旋律”去构成“诗的旋律”，按照“生活的节拍”去构成“诗的节拍”。感情的“毫无遮蔽”可以达到朴素。朴素可以把诗人的心交给读者。艾青正是以“毫无遮蔽”的真情，以“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自由体，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他贯注在诗中的激情以及极富个性色彩的“忧郁感”，引发读者对祖国命运的深沉的思索。朴素的情感，朴素的形式，使作品充满生气和灵魂，正是艾青诗歌艺术上的重要特色。艾青在序文中用两句话表述的诗歌美学，既是他的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诗美的高度概括。
在序文中，对于抗战以来诗歌创作状况的描述，同样用语省俭而含蕴丰富。他认为当时(抗战初期)颇为流行的标语口号式的浮浅之作， 只能看作是“幼稚的叫喊”，而那些津津乐道“旧诗有趣味”进而非难新诗的主张，则属于“艺术至上主义”的老调。艾青乐观地指出：抗战以来的新诗创作在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坚持着、发展着“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熟悉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新诗以其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精神，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取得突出成就。最早出现的杰出诗人是郭沫若，以他的反映时代精神的狂飚突进的《女神》为标志，形成新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抗战爆发以后，民族斗争的烈火燃烧起诗人的激情，他们深入斗争的漩涡， 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艾青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的代表。由于艾青的大量优秀诗作的发表以及所发生的广泛影响，形成了新诗创作的第二个高潮。艾青在序文中以极省俭的文字描述的，正是新诗发展的这样一种“战斗的传统”，简括的论断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序文的开头和结尾，所谈虽是诗集《北方》编定情况以及对内容的概略说明，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土地无限眷恋、对北方农民坚毅性格由衷赞叹的真挚感情，用语依然是凝炼的，一如他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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