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革命家冯定论慈孝》

革命家冯定论慈孝

冯定，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革命家，出身于慈城望族冯氏。他早年因得到族叔冯君木的资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家族的慈孝背景和家乡的慈孝民风对他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冯定先生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慈孝伦理进行了当代解读。

他在《人生漫谈》一书中说：

人的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人在幼年、少年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教育和养育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教育，对受教育的人将来的思想常有极重大、极深远的影响，有时甚至当本人的生活和思想都已大变了的时候，原来家庭所从属阶级的阶级思想还会流露出来，就是这个道理。

他又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说：

家庭的出身，对我们并非没有影响。比如我们的生活习惯，以至情调和思想等等，有的正是从幼小起就在家庭里逐渐养成的。这些东西，就是后来生活变了，也还会在我们身上将其痕迹保留下来，往往一辈子也磨灭不了。

他认为人不能完全脱离家庭出身和家风的影响，这其实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冯定先生出身于慈孝望族和慈孝之乡，所以他一生宣扬马列主义，同时也保留了源自传统的慈孝文化基因。

他在《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一文中说：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要使：我们的幼年，应该有美满的教养；我们的成年和壮年，应该既有足够的物质生活，也有美好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晚年，就也应该既有温饱而又有人情的怡悦，首先就是从子女而来的怡悦。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一志向所作的当代诠释，也是对《礼运大同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作的当代诠释，也可以说是将孟子说的“亲亲”“仁民”“爱物”等一切和谐的社会关系都包括在内了的一种广义的慈孝。

他在《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一文中指出：

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造福人类。这个造福人类的胸怀，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生活好这样一个狭隘的目标。它将是充分运用自然所赋予的生命，来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改造着主观世界，以便把人类带进一个既有高度物质生活又有高度精神境界的理想世界中去。

这就更明白地指出：人生的意义不是为了实现狭义的家本位的慈孝，而是要实现广义的普遍的慈孝，也就是宋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里所谓“充分运用自然所赋予的生命……”也就是张载《西铭》说的“其践形，惟肖者也”，是一种肖似乾坤父母的大孝。

他在《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中说：

将来社会愈发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愈趋一致，也就没有什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好说了。那时，集体和个人的矛盾，自然还是存在的；但这种矛盾关系，正象（像）任何事物都有整体和分子的矛盾关系一样，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中而获得调剂，决不会导致对抗。

这段话揭示了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狭义的慈孝与广义的慈孝越来越趋于一致，尽忠与尽孝越来越趋于两全其美。当然就历史和现实而言，当狭义慈孝与广义慈孝相冲突时，高尚的选择应该是舍小家而顾大家。

他从实际出发，认为个人利益也需要适当照顾：

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

这也是传统儒家的观点，必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只有解决老百姓温饱，足以仰事俯畜，实现狭义的慈孝，老百姓才可能拥护你。

他在《人生漫谈》中说：

烈士并不是不珍惜生命，而是坚守阵地，坚持真理，牺牲了个人的生命，却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所以珍惜生命，是为了以有限的生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使个人在人类社会的接力赛中，能够最充分地发热发光。

这是讲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但必要时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古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为孝子，当然要为父母爱惜身体，但有时为了救父母也会奋不顾身，如古时候的割肉疗亲、割肝救母等。从为父母牺牲，到为千百万人牺牲，这是一种忘我奉献精神的升华。

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中说：

人的从小到大，从不会做事而到已能做事，总是大众先为他服务而后他才为大众服务的，这在新的社会里将更是这样。因而，从大众为一己服务，到一己为大众服务，在思想上和在事实上都要有转变的过程；这就需要有良好的教育，有经常的修养了。

这段话讲了“人人为我”与“我为人人”的辩证关系。受到“良好的教育”既是“人人为我”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为人人”的转换枢纽。以此理解“慈”与“孝”的辩证关系也是适用的：“慈”是爱的施与，是前提；“孝”是爱的回报，是成果；其中“良好的教育”为的就是建立“慈”与“孝”之间的良性循环。

他在《人生漫谈》中说：

坚持真理是应该的，必要的，但是如果将这原则庸俗化，尽用在细事小节上，尽用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那么就会变成无事不争，无事不吵，事事固执己见，处处闹无原则的纠纷，那么就走上相反的方向了，结果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对大事、对原则性问题坚持真理了。

有人对于故交旧识，特别是老同志、老战友犯了错误，甚至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又往往不采取严正的态度，或者只进行轻描淡写的批评，或者姑息苟且而不进行批评，以至纵容包庇而扩大其错误；这种只凭感情而行事，是很危险的。

他认为对待朋友和同事，一方面要慈爱包容，不要事事都计较，一方面也要讲原则，不能只凭情面。就像孔子对待老友原壤，批评的时候很严厉，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又很看重朋友情谊，说“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他在《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中提出：

我们现在是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因而在思想和习惯上，父母和子女间往往代表两个时代，有的父母非常老悖，甚至对子女婿媳活泼愉快的新生活也表示不顺眼，要这要那，骂东骂西，又唠叨，又顽固，于是就阻碍了建立彼此间丰满的感情；这也是事实。

至于小事细节，甚至如象（像）上坟烧纸、诵经吃素等等近乎迷信的行为，就不必太过劝阻，劝阻不听也就算了。父母究竟是年老了，为了父母而忍些气和生活多少受些影响，是不会永无止境的；然而由此在社会上而建立起来了人和人的融洽气氛和高尚道德，却是有异常良好的后果的。

他主张对思想落后于时代的父母要尽量宽容，以亲情为重，即孔子所谓“亲者毋失其为亲”；即使劝阻，也应该像曾子说的“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有了过错要婉言劝谏，尽量不要违背、顶撞他们。

至于生活上的照顾就更是理所应当了，他在《青年应当怎样修养》中说：

旧家庭里面，尤其是穷苦家庭里面的老父、老母，我们从情从理说来，都不应放弃不顾。他们龙钟无知，他们虽然同你在思想上要差几个世纪，然而在这新旧世纪的当中，除了你，还有谁去负责呢？我们当然不应为了家庭而放弃了社会，但你总得尽可能的设法安排：譬如兄弟多的，那么就请别的兄弟多负些责任；或者寄养在比较好的姊妹或亲戚家里，你尽可能的寄些钱去，多少表示些没有遗忘的意思；真正没有办法而只好送入孤老院里去的话，也总得由你去进行，去辗转托人。

他又在《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中提出：

我们不应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孝”而就抹煞了“孝”这个德目在人类的自然本质上是有根据的；我们更不应忽视“孝”在我国往时的劳动人民中的流行。除了迷信的、不科学的、有时甚至是很愚蠢的所谓“孝行”毫无提倡的必要以外，除了只顾父母而不知有国家社会是不足为训的以外，的确也曾出现过许多足以动人的情节的；如象（像）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所得，甚至宁使自己忍饥耐寒，而去奉养父母、奉养公婆，还尽量使得父母公婆在晚年获得些精神上的快慰，这不能不说真正不愧为人类才能有的美德的。

他指出：孝的存在，是出于人类的自然本质；除了愚孝和自私的孝应该反对，孝作为人类才能有的美德，即使在当今时代也并未过时，应该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