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慈城慈孝文化的特征》

慈城慈孝文化的特征

近年来，一些地区纷纷举办“孝文化节”，评选十大孝子、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我们江北慈城也将举办首届“中华慈孝节”，它的文化特色在哪里？笔者认为，作为慈孝文化之乡，我们慈城不但以“孝”闻名，而且“慈孝兼备”，它强调的是一个“慈”字。

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慈”和“孝”这两个不同概念。“孝”，主要是一种私德，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用于家庭成员之间。“慈”，虽然也用于家庭成员之间，例如母慈子孝，但除此之外，它更体现为一种公德。公德是公共领域中的道德，也就是梁启超说的“人人相善其群”，当然也包括慈善与博爱。在公德和私德之间，公德高于私德，当忠孝不能两全、公私不能兼顾的时候，仁人志士都会以公德为重，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慈”比“孝”更重要。

从理论上看，儒家所推崇的德行原本也是“慈孝兼备”的。它不但要求母（父）慈子孝，而且要求将“爱亲人”的私德推广成“爱天下人”的公德。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从很多例子看，当“慈”和“孝”发生矛盾的时候，古人往往以“孝”为重。例如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埋儿”，郭巨为了养活老母，竟要将嗷嗷待哺的亲儿子活埋，哪有慈爱可言？有些封建官吏，在家不失为孝子，在外却鱼肉百姓、祸国殃民。至于家庭成员之间亲亲相隐、相互包庇，置国法、公德于不顾，也被视为理所当然。显然，这些所谓的“德行”不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所要倡导的。

相比较而言，慈城的慈孝文化，因为强调了一个“慈”字，因而少了一点自私狭隘，多了一点无私博爱。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关于“慈城”名字的起源，它与汉代孝子董黯有关，但它并没有以“孝”命名，比如随便叫什么孝义、孝县，而是用了一个慈母的“慈”字，这就体现了一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恩思想。儿女孝顺，源于父母的慈爱，慈和孝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因此，“慈城”这个名字本身就已告诉后人，孝子孝女不是凭空产生的，父母的慈爱是培育儿女孝心的温床。

从孝子董黯的复仇故事看，据说他为了给母亲报仇，必须杀死仇人王寄，但是当他想到王寄母亲将要孤苦无依，又暂时忍耐了下来，一直等王寄母亲去世，他才将王寄杀死。我们且不说董黯复仇有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单就他的忍耐来看，他对王寄之母心存慈悲。后人对此也是津津乐道，称赞董黯“复仇不忘锡类”，可谓慈孝兼备。

再从慈城作为一个“科举名城”看，古代慈城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人特别多。做官就是治国平天下，需要宽厚仁慈、体恤民情，儒家经典《大学》说：“慈者，所以使众也。”可见，慈城的科举文化也是培养慈爱精神的沃土。

历史上的慈城并非中药材主产区，但千百年来，慈城的医药业闻名全国。这不仅仅因为“药肆饶万金”，获利丰厚，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医药业是一个最需要慈心仁术的行业，特别适合慈城人来做。

慈城历来受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较深，大凡宗教总劝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要有慈悲心肠。历史上统治阶级以“神道设教”，对于教化百姓、劝人为善也不乏积极意义。

慈，当然也不全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道家说“慈故能勇”，慈中有爱，为了爱，有时就不怕牺牲。历史上的慈城曾有过多次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壮举，这可以看作是慈爱精神的大爆发。一个“慈”字，集中概括了古代慈城人做官、行医、经商，以及宗教等各行各业共同的操守。

宋代王安石在《慈溪县学碑记》中论及慈城的风土人情时说：“慈溪小邑，无珍产淫货以来四方游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无水旱之忧也。无游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杂；有以自足，故其人慎刑而易治。”由此可见，古代的慈城是一个类似于小国寡民状态的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民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因而构成了孕育慈城慈孝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