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劝孝《琵琶记》在慈城》

劝孝《琵琶记》在慈城

元代高明的《琵琶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劝忠劝孝之作，它的创作得益于慈城地区的慈孝文化。《琵琶记》在慈城流行六百年，给予了慈城的慈孝文化以广泛深远影响。

一、慈城民风对《琵琶记》的影响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温州人，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至正十二年（1352）任庆元路（今宁波）推官，至正十六年（1356）以后“旅寓鄞之栎社沈氏楼居，因作《琵琶记》”；高明与慈溪定水寺僧人释来复交往密切，曾为定水寺作《天香室铭》，《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慈溪杜洲书院记》等碑文也是他写的，可见他对慈溪（慈城地区）有相当深的了解。

有学者考证，高明曾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慈溪县令陈文昭一起拜慈溪的宝峰先生赵偕为师。赵偕是宋代宗室，心不忘宋，身不仕元，隐居在慈城大宝山传道讲学。罗贯中续写的《水浒全传》中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就是以他的同窗陈文昭为原型——由此类推，高明《琵琶记》里的赵五娘、蔡伯喈也暗有所指，是指高明的老师赵偕。理由有二：一是赵偕的“偕”与蔡伯喈的“喈”字形相近，且都有和谐、和洽的意思；赵偕字子永，字与名相关，他的名和字合起来就是“与子偕老”的意思，而赵五娘与蔡伯喈也是白头偕老的夫妻。二是赵五娘在家乡思念丈夫，蔡伯喈在朝堂心忧父母，恰如赵偕身在元朝心在宋；赵五娘代夫尽孝历尽艰辛，蔡伯喈遵父命抛妻离家求取功名，亦如赵偕在元代“九儒十丐”读书人大受歧视的困难境遇下仍坚持传道讲学。由此可见，高明让男女主人公姓“赵”，名“喈”（偕），赋予其美好品德，乃是“借得春秋笔，忠良传此人”，是以赵五娘、蔡伯喈的忠良暗喻赵偕等儒家学者的气节。

《元诗选》录有高明写的一首《王节妇诗》（详见第一章“节孝祠”），诗中的王节妇也是慈溪人，与《琵琶记》女主人公赵五娘一样代夫尽孝，是封建社会妇女的道德典范：

清清慈溪水，藻被涯涘。昔年修妇职，采撷荐明祀。殷勤执豆笾，斋肃事君子……

《王节妇诗》中的王节妇有“藻”之德，《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寿》也称赞赵五娘“德性幽闲，尽可寄蘩之托”，可见作者心目中赵五娘与王节妇一样，都有美好的妇德；赵五娘这个人物形象里有慈溪王节妇的影子。

高明“少小慕曾闵”，一生敬慕孝子孝女，除了王节妇，慈溪境内广为流传的董黯汲水、张无择守墓、孙之翰割肝等孝道故事，都极有可能成为《琵琶记》的创作素材。从《琵琶记》戏文中我们也能发现其中的某些渊源，如：

莫道名高与爵贵，须知子孝与妻贤。（第四十二出《一门旌奖》）

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第四出《蔡公逼试》）

《琵琶记》认为“子孝妻贤”比“名高爵贵”更可贵，这其实也是古代慈溪人的观点，例如唐代慈溪孝子张无择为父亲守墓而名扬天下，南宋国子监祭酒慈溪人张虙就认为张无择的孝名比官名更难得：

张孝子讳无择，生于唐时，仕至和州刺史。和在唐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官亦崇矣。人不以刺史称，称之曰孝子。嗟夫，刺史之官可以幸致，而孝子之称不易得；官至刺史者自古何限，而称为孝子者一代能几人？是知立身扬名，未有如孝之大行之尊也。

又如《琵琶记》第四十二出《一门旌奖》认为儿女尽孝是天职，无需朝廷表彰：

人间孝者亦多，卑人何足称孝？假如大舜曾参之孝，亦是人子当尽之事，何足旌表？

这其实也是南宋慈溪孝子孙之翰的由衷之言——孙之翰（字文举）割肝为药，一心救母而不求旌表：

嗣王温颜褒称，将闻于朝，文举曰：“本心救母，他无觊。”

还有《琵琶记》第三十四出《寺中遗像》写赵五娘卖唱，唱出了父母育儿的辛苦：

凡人养子，最是十月怀胎苦，更三年劳役抱负。休言他受湿推干，万千劳苦。真个千般爱惜，万般回护。儿有些不安，父母惊惶无措。直待可了，可了欢欣似初……

这些唱词出自《佛说父母恩难报经》，该佛经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怀胎守护、哺乳养育等十大恩德。作者高明是否因与慈溪定水寺僧人谈禅论佛而对佛教孝道有更多了解？此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二、《琵琶记》对慈城民风的影响

六百年来，《琵琶记》在慈城地区可谓家喻户晓。其中有些戏文原创或经戏文引用的句子，已成了慈城人的口头禅，例如：“常言养子，养子方知父母”；“休道成人不自在，须知自在不成人”；“莫道是非终日有，果然不听自然无”；“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就笔者了解，慈城老辈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赵五娘上路》这出戏的，更有所谓“哭旦银子分一半”的传统：就是当赵五娘哭戏演到高潮时，台下观众纷纷将银子往台上扔，而演赵五娘的哭旦可以分得其中一半。

“赵五娘吃糟糠”的故事也从《琵琶记》戏文中独立出来，成了慈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笔者小时候就听大人讲过这个故事，却不知是出自《琵琶记》第二十出《勉食姑嫜》：

争奈公婆年老，死生难保，朝夕又无甘旨膺奉，如何是好？只得安排一口淡饭，与公婆充饥。奴家自把些谷膜米皮逼逻来吃，苟留残喘，吃时又怕公婆看见，只得回避，免致他烦恼。

后来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孝妇事迹，也有复制“赵五娘吃糟糠”这一情节的，如：

（缪氏）上有迈姑，家赤贫，纺绩易粟以膳姑，自餍糠籺。隆冬或葛衣，其艰苦有不忍言者。

此外，明清以来有不少慈城地区的慈孝故事受了《琵琶记》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代夫尽孝

《琵琶记》第十一出《蔡母嗟儿》写赵五娘代夫尽孝，独自赡养公婆，还要调和公婆之间的矛盾：

公公、婆婆，媳妇便是亲儿女，劳役事本分当为，但愿公婆从此相和美。

形衰力倦怎支吾？口食身衣只问奴。莫道是非终日有，果然不听自然无。

同样，慈溪有朱朝凤妻孙氏，“夫死，姑怨翁督课严致疾，日诟谇，分居楼上下，氏周旋无失其欢。”

《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写“赵女支持，剪下香云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筑成坟墓”。同样，慈溪有裘熙敬遗孀徐氏独力承担婆婆汪氏的丧事：

姑殁，丧葬皆贷于人，积纺绩以偿之，人怜其贫苦不受，则曰：“焉有有妇有孙而累人送死者乎？”坚不允。

《琵琶记》第三十一出《几言谏父》写相府千金牛小姐成了蔡家儿媳，自愿要去侍奉出身低微的公婆：

爹爹，普观典籍，未闻妇道而不拜舅姑；试论纲常，岂有子职而不事父母？若重唱随之义，当尽定省之仪。彼荆钗布裙，既已独奉亲闱之甘旨；此金屏绣褥，岂可久恋监宅之欢娱？

慈溪也有《明史》记载孝妇刘氏出身名门，自愿为婆婆割臂肉做药：

刘氏，张能信妻，太仆卿宪宠女，工部尚书九德妇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及病剧，举刀刲臂……

（二）做官显亲

《琵琶记》虽写了蔡伯喈金榜题名而父母惨死，但并未否定金榜题名是一种显亲扬名的大孝，反而大加赞赏，如第十出《杏园春宴》：

名传金榜换蓝袍，酒醉琼林志气豪。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

今宵添上繁华梦，明早遥呼清禁钟，皇恩谢了，鹓行豹尾陪侍从。

历代慈溪士人对金榜题名的人生理想也是非常热衷的，如明代慈溪人杨守勤在考中状元后写了一首《归第夜作》，其志得意满的心情与《杏园春宴》里的蔡伯喈很相似，在慈溪士人中也很有代表性：

听罢胪传出凤城，万人团拥沸欢声。一天霁色开仙仗，五色祥云映绣旌。身惹炉烟瞻阙近，梦回鹓队听鸡鸣。明朝入视承明草，敢谓荣华足此生。

（三）辞官养亲

《琵琶记》希望为人子者以孝为先，求取功名与养亲兼顾，反对只为名利而不顾父母之养：

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安乐值钱多。（第二出《高堂称寿》）

忍将父母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你纵然衣锦归故里，补不得你名行亏。（第四出《蔡公逼试》）

主人公蔡伯喈的命运遭遇给慈溪士人以启示：平时做官显亲，必要时辞官养亲。光绪《慈溪县志》就记载了多位慈溪籍官员为了奉养父母而主动辞官，如：

当外补，（陈）鲸闻喜曰：“吾母老矣，得外任以就养，相公之赐孰大焉。”

（周南）改判云南楚雄，以亲老不忍远去致仕。

（陈茂义）曰：“吾母老矣，能改颜面奉要人乎？”拂衣归。

（四）守节不嫁

《琵琶记》蔡公遗命赵五娘再嫁，赵五娘拒绝了，但拒绝的原因与封建礼教所谓的“节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对封建时代的婚姻失去信心，是经历了人生苦难后的清醒：

公公严命，非奴敢违。只怕再如伯喈，却不误了我一世？公公，我一马一鞍，誓无他志。（第廿三出《代尝汤药》）

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第二十五出《祝发买葬》）

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九称慈溪县是“礼仪之邦，尤重妇节”，整卷收录历代慈溪节妇多达五千余名。其实，这些妇女守节不嫁的原因并非都出于封建礼教主张的“从一而终”，有些也可能像赵五娘那样对婚姻失望；或因传统妇女多信佛，而将守节不嫁视为居士带发修行。

（五）慈孝胜念佛

《琵琶记》认为克尽孝道、多行善事胜过单纯的求神拜佛：

他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三不孝逆天罪大，空设醮，枉修斋。（第三十八出《张公遇使》）

慈悲胜念千声佛，造恶徒烧万炷香。今日蔡老员外病症不知如何，我且去看一看。（第二十五出《祝发买葬》）

古代慈城地区寺庙众多，佛教兴盛，民众对念佛拜佛的态度也与《琵琶记》所反映的相似：

（乐志云妻魏氏）夫殁，事舅姑惟谨。有劝之事佛者，曰：“家自有活佛，何须足履寺观？”

（冯恭人杨氏）生平足迹不入庵观，曰：“宗族亲戚贫窭者甚多，吾当周恤之。烧香佞佛，无益也。”

《琵琶记》宣扬儒家孝道，旨在风俗教化。古代老百姓大都不识字，看不懂四书五经，却可以通过看戏唱曲学到儒家孝道。古代慈城地区的戏曲演出很兴盛，据《县志》记载，慈溪城东西郭皆有酒楼，“唐宋元以来皆为戏台，台之四面为楼，伎者居之。南北百戏，歌鼓之声不断”。慈城老百姓看戏唱曲很方便也很普遍。

明洪武初，有人将《琵琶记》进呈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评价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富贵家不可缺。”当时明太祖的近臣中有慈城人桂彦良，也许正是桂彦良将明太祖对于《琵琶记》的“最高指示”传到了家乡。明朝三百年，慈城地区科举最为兴盛，进士、举人如过江之鲫，造就了众多富贵家，也使得《琵琶记》在慈城地区更为流行。

《琵琶记》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慈城的慈孝故事也未必都受《琵琶记》影响，但有明太祖的“最高指示”，当地众多的富贵家，喜欢看戏唱曲的民俗传统，加上固有的慈孝民风，《琵琶记》在慈城地区大受欢迎，其对老百姓的教化作用超过全国其他州县，也是可以想见的。由此说明，以《琵琶记》为代表的戏曲也是慈城慈孝文化的一个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