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读书为乐的康熙皇帝

明王朝自神宗以后，一蹶不振，内忧外患交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终于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不久，崛起在东北的满族军队，趁机挥麾南下，金戈铁马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磅礴气势，扫荡明王朝的残余势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清王朝。

清王朝满族统治者，认真吸取明代灭亡的教训，十分注重皇家的家庭教育，广泛搜罗学识渊博的汉族学者入宫为师，并着重加强皇太子的汉文化修养。如清朝开国之君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入主中原以后，大兴文教，尊崇儒术，开设宗人府官、日讲官，命文臣编《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等。他不仅大胆推行满族汉化政策，而且还大胆向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学习，用满语称他为“玛法”(即爷爷)，并赐给他“通玄教师”称号。可惜福临命短，年24即患天花病死。

福临的接班皇帝是玄烨〔ye业〕。玄烨登基时方八岁。对于他的教育，一直由其祖母负责。后来他回忆道：“忆自弱龄，早失怙[hu互]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年，鞠养教诲，以致成立。”(《清圣祖御制文集》)玄烨即清圣祖康熙皇帝，五岁时开始读书识字，终生好学不倦，素以读书为乐，对经史子集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如天文、历算、物理等皆有比较全面而丰富的知识。他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可以与汉武、唐宗、宋祖等相媲美，堪称一代有为的帝王。

康熙皇帝的学习场所主要在南书房。书房本来是官宦人家读书学习的地方，清入关前却称之为儒臣在宫内值班之所。康熙沿用旧称，并在紫禁城建设了南书房和上书房。上书房为皇子从师傅读书学习之所，而南书房则供入值内廷的翰林们以诗词书画等侍奉皇帝的地方。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前，他一直以南书房作为自己的书斋，十六年六月，儒臣开始入值。南书房对于康熙皇帝习文写字、读史论经，吸取前朝统治经验教训，接受汉族悠久文化传统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康熙的学习经历了启蒙、正式就学和独立建树三个阶段。启蒙教育像传统的保傅教育一样，是在太监们的看护和辅导下进行的，主要学习识字。清贵族的学习兼汉满两种文字，康熙的学习也不例外。他在五岁时就开始识字，用的是汉满两种文字。正规学习是康熙九年开设经筵日讲开始的，但经筵日讲只限于讲课。由于他好学，这种形式化的教学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渴望，于是他要求翰林入值南书房，讲究文义，并指导他练习书法。在南书房供职的文臣甚多，皆翰林院中才学出众的学士，其中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在京流落的浙江穷书生高士奇对他的学习辅导最得力。其次有陈廷敬、王士祯〔zhen真〕、李光地、王鸿绪、朱彝尊、方苞、沈荃、熊赐履等当时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都曾入值南书房，做过康熙皇帝的老师。他不仅在南书房刻苦研习经史，而且在南巡、北狩乃至行军打仗间隙也从不间断学习。一次南巡，船泊燕子矶下，他挑灯夜读至深夜三鼓。随行的侍讲学士高士奇怕他累坏身体，请他“宜少节养”，他不仅不休息，反而说他自五岁以来以读书为乐已成为天性。

康熙皇帝的学习内容广泛，最初学习的课程只是一般流行的启蒙读物。至17岁时才正式学习四书五经。凡他学习过的四书五经，都由武英殿修书处编纂刊刻，如《尚书讲义》、《日讲易经讲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四书解义》、《经筵讲章》等。此外还刻有他亲自撰写的诗文集176卷。至于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无不涉及，有的还颇有见地。给他传授自然科学的有中国学者熊赐履、叶方霭[ai矮]、李光地等，外国传教士有南怀仁、白晋、张诚、汤若望等。

由于他在位60年间不间断地学习，因而取得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中空前绝后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并且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则用于政治实践，对稳定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重大作用；二是组织编辑了大规模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他数十年积累的算稿和心得笔记曾作为编纂这套丛书数学部分的资料；三是组织翻译了部分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还编辑有《比例规解》、《测量高远仪器》、《八线表根》、《借根方算法解要》等十几种满汉数学书籍，使元朝中断的数学教学得以恢复；四是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勘测，并组织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五是组织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字书《康熙字典》、辞书《佩文韵府》、类书《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诗集《全唐诗》、植物学大全《广群芳谱》、史书《明史》等。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康熙的组织和支持下，在他即位年间编纂的书籍门类数量都很多，共有实录、圣训类六种、御制诗文一种、典则三种、方略四种、经学九种、史学四种、字学二种、舆地四种、天文律算十种、类书七种、总集九种、类纂四种。

康熙皇帝在数十年的学习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修身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有关教育皇子皇孙的经验，为了使这些经验遗留给皇家后代，他亲自撰写了《庭训格言》，后来成为爱新觉罗皇家及王公贵族的家教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