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凡平《水到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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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温州作家记忆 林冠夫

东南沿海多山。山水俨然是我家乡的骨血了。平原缺乏。因而吃饭便成了家乡人千载百代最大的人生学问。

那条流经大半个县的水路,蔓延145公里,是瓯江下游最大的北支流,分大小源发端于括苍山系两个不同的山岳,至中游汇流。到了一个名叫潮际的村庄后,水便渐宽渐深,且浑浊了,那是因为东海的潮汐所致。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条名叫楠溪的江脉,走出深闺,声名鹊起,成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楠溪江据说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著名。一个作家曾写道: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很美的当然还包括那些掩映在香樟、古柏和绿竹林中的古老村落。由于偏安一隅,远离战火,故元明时所盖的房子,至今依旧。清华大学陈志华等花了十年工夫写出的《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一书,称其囊括了商品社会前中国传统农村所有的建筑式样。《申遗预备清单》上说:楠溪江古村落其聚落形态与自然山水的天然融合,人工美、社会美和自然美高度和谐,在中国建筑史、规划史的研究上具有极高价值。其建筑风格及其文化内涵,前可追溯至晋人风范特别是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诗魂,后则孕育了以叶适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大师。其内含的人文精神,对当今建筑颇具启发意义。

在我们这些游子的眼中,这条江及其两岸的古老村落,是我们童年生活真趣的所在。

我的老师林冠夫在他晚近的诗作中有过这样的想念:

阔别家山四十年

长依北斗望南天

异乡纵有佳风日

心系楠溪一水边

毕恭敬止的桑梓情念。

为旅游,楠溪江便生出很多传说。如绿障山是谢灵运山水诗的摇篮,陶公洞是山中宰相陶宏景修道的福地……还有一门五进士,三代四公卿;什么司马宅,平章府,十八金带云云,却大抵无从稽考。上世纪初,在我们楠溪江上游的大源流域,很是出了几个有影响的革命者:谢文锦,李得钊,胡识因……相比之下,小源的人显得更内敛隐忍:出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北大、社科院的好几位教授……而我的老师林冠夫,就出生在小源流域一个叫林山的小村落。

大概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所读的那个郊区小学,聚集了几个爱好古诗词的老师,他们互相酬唱又彼此互不服气。只是对高志远老师的诗作,颇为认同。问其原由,说,林冠夫看过。至于林冠夫如何评判,则语焉不详。我很惊讶:林冠夫,何方神圣?校长程明龙压低声音说:“不得了,大文豪,在中央!”

那是1975年,林冠夫先生的确是在文化部的某个部门。

我生也晚,在楠溪江下游一个巴掌大小的村庄,度过了十三个无忧的岁华。原本,与遥及百里的小源林山以及少年即负笈远游的冠夫先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交集。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们相遇了。

大概是1980年一个草长莺飞的日子,我们班突然来了一个新同学,长发,面容清秀,却带着一副很夸张的大黑框眼镜,见什么都觉着新奇,不停地问这问那,一口纯正的京腔。那时候,高考临近,同学们几乎都在憋着气读书,教室里弥漫着山雨欲来的气氛。只有他一个人优哉游哉,一脸的无所谓,一脸的心不在焉。有同学悄悄告诉我说:“北京来的,叫林晔,听说他父亲在文化部,大学问家。”

“谁啊?”我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

“好像叫林什么夫。”

“是不是叫林冠夫?”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哦,我知道,林冠夫,写诗的。”

那同学似乎还想透露一点什么,或者想打探一点什么,我受不了他那副神神秘秘的模样,不耐烦地把他撵走了。

那时候,我正遇到一个问题,如何鉴别文章的优劣?我差不多问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语文老师,得到的回答几乎都不知所云。后来我又小心翼翼地请教了县里几位所谓的“大文人”,其中一位说,这是一个文学鉴赏问题,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上大学中文系以后就知道了。

我很犹疑,我的老师大都出自杭大中文系、兰大中文系、华师大中文系,他们怎么解释不清呢?

不过,林冠夫肯定知道。我想。

也许是一个16岁少年无知的自负,或者出于一份莫名其妙的自卑,我硬是装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不与林晔接近。好几个星期过去,他与全班同学几乎都混熟了,而我还挺着,一脸的无所谓。

突然有一天下午的自修课,林晔向我走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来找我的同桌。直到他站到我的面前,乐呵呵地叫着我名字的时候,我才突然感到惊讶。我直愣愣地站起来,惊喜,感动,并且不知所措。

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马上同意了。

那天,在学校旁的田埂上,我们走了很久,坐了很久,我们的话题海阔天空……

他说:“我第一个就注意你了,你语文老逃课,你的东西我也看过,仿写的那些四六骈文,挺好。”

唯独,我们没有谈起林冠夫。

我们马上变得十分亲密了,友谊像春草一样在我们心中漫无边际地生长,那是一个多么适宜于生长友谊的年龄呵。

不久,也就是高考之后,林晔就要返京了,就要回到他父亲身边。尽管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很快会见面。我们还那么年轻,还有那么多富裕的时间,我们肯定会走到一起。但是,我还是在赠别的留言里,写下了江淹那句最著名的话: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未来怎么可能预料?实际上,当我们再次见面,已是八年之后,我都已经是一个男孩的父亲了。

1988年3月,我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进修。同是春天,北方的世界可见不到什么莺飞草长。乍到一个人地两疏的城市,寂寞而且孤单。我反复给他打电话。终于打通了,他却急急忙忙说:“我马上要到陕西采访,没时间见面了,你快到我家,找林冠夫。”

我当然没有马上去,一个在我心目中如此尊敬并且素昧平生的长者,我岂敢冒昧,我诚惶诚恐。

我终于还是去了,但我已记不清与冠夫先生最初相见的情形了。毕竟,都快二十年过去,或者原本就非常平淡。一次寻常的见面,能留下什么呢?

倒是他们的那个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么一个大教授,居住环境竟然那么简陋。书柜是旧的,书桌是旧的,藤椅看起来摇摇晃晃。

那时候,我在社科院文学所的主要课题是“近现代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型与流变”,因此鲁迅自然成了我关注的重点。但那时我还仅仅停留在“启蒙者鲁迅与文学家鲁迅”的层面,我还没走进他的“于天上看见深渊”……

带着课题中的疑问,我再次拜访了冠夫先生。再也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拘谨、腼腆和陌生感了,就好像到了自己的家。

我谈到,在明暗之间,在绝望之后,面对“无物之阵”,《野草》时代的鲁迅为什么没有成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成为伍尔芙、茨威格们,没有变成一个存在主义者,这很值得琢磨。这可能既与严酷的现实有关,更不排除千年赓续的文化统绪所滋养的东方情感——“创作,总根于爱”,“前面虽然是坟,但总还顾念身后的那些野百合、野蔷薇”,换言之,跟“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关。《朝花夕拾》里那些回忆乡情的文字,就是确证。而“女吊”与“无常”,包括“眉间尺”们,则表达了他与绝望抗争的决绝和凌厉。在超越了绝望之后,这位“骨头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战士,以其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对民族的精神死敌展开最深沉坚决的斗争——“一个都不宽恕”——从而完成了自己,完成了作为“民族魂”的根本使命而开辟了新文化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的生命大于他的思想,鲁迅大于鲁迅文学……

先生不从事鲁迅研究,但他听了这番话,喟然叹道:“也许先驱者的心都是相通的,曹雪芹不也有过同样的绝望吗?鲁迅评价《红楼梦》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说得太好了,他是很懂曹雪芹的。”谈到这里,他眼睛一亮,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说:“嗳,你为什么不把鲁迅同曹雪芹连在一起考虑考虑?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某种联系的。”

1989年4月23日,我把近两万字的《痴呆与疯狂——从贾宝玉到狂人》的论稿交给先生。当时,我只想得到先生真正的批评,还不敢去想这篇习作的出路。然而,1990年第2期的《红楼梦学刊》竟将如此稚嫩的文字发表了。我很吃惊,便打电话给先生,感谢的话竟一句都说不出来。先生却在那头哈哈笑着,说:“还有五百块稿费,聊备无米之炊。”天知道,我那时候的月薪才只有79块5毛。

后来,在一些公众场合,先生多次提及:我与凡平,时隔十年,在同样的刊物,相同的位置,发表过同是关于贾宝玉思想的文字。我的《毁僧谤道与悬崖撒手》,放在《红楼梦学刊》第二篇,首篇是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而摆在凡平前面的,则是王蒙部长……

是的,我与先生,还有很多的相同之处。譬如,我们都是喝楠溪江水长大的,都是最小的独子,都有很多的姐姐和一个无忧的童年,而后来的道路,也都经历坎坷。

但我只想对先生说:楠溪江的水是不同的,小源的清澈与下游判若泾渭,那是“濯我缨”与“濯我足”的不同呵!

师承是好的,它使学术得以赓续绵延。然而,更为难得的是,当有师承而无门户之见。

1992年,我到北京广播学院念书。两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周末我都跑到先生那里。在似乎不经意的聊天中,先生把有关佛学知识特别是禅宗文化传授给我。有一次,谈到慧能,谈他的“不立文字”和“不能说破”,我忍不住了,就谈起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先生说:“这很像啊。”是的,我也觉得。但过了不久,先生递给我一本铃木大拙的《通往禅学之路》,说:“还是不同,是猫与老虎的不同。同属猫科,可见了人,一个温顺媚态,一个则怒目金刚……”

先生在复旦十年,在朱东润和刘大杰的门下主攻六朝和唐宋文学。但他后来因何转向“红楼”,似乎不曾谈及。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整个中国文化界都噤若寒蝉。先生似乎说起过干校生活,在瑟瑟寒风中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他表达过对他人的同情,只是对于自己,片言未及。他以一个蔼然长者宽厚的微笑,将既往轻轻抹去。

有这样一则寓言,叫《梨树的遭遇》。说一个老头冬天砍门前梨枝为薪,年复一年,果实渐稀,老头懊悔不已,但到下个冬天断薪时又依然故我。最后作者写道:也许有人会责怪梨树,你为什么冬天不结果呢?

这篇寓言很著名,写在上世纪50年代。《梨树的遭遇》后来还成为一本寓言集的书名,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译成多国文字。但是你绝然想不到,这竟然是先生初中时的作品。

从另一个角度,这不也反映了先生的某种想法?哪怕冬天,也要结出累累硕果。

对于学术界的种种,先生其实显得特别无所谓。他曾以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说自己是个迂阔中带疏狂的书生,有书可读,其他什么都不在乎。这当然是夫子自道。

先生曾与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在他老家,有个人以捉鳖为生,且精于此道。但每天只捉一只,有人劝他:“你为什么不多捉几只?”

“干嘛?”

“多捉多赚钱啊!”

“赚钱干嘛?”

“赚钱还不是好事,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劝者显然生气了,“你看你,一个人,也没有老婆,没有孩子……”

“我这样的日子难道就不好吗?”

……

我和先生都是山里人。我们的家乡,地少,人多,且旱涝频仍,生计极为艰难。百姓因此现实趋利,讲求事功。但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并向水一样流到外面、接受先进文明洗礼的人们,却往往富有超越感。他们如山一样,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信念,自己的心灵家园。他们几乎都是很纯粹的读书人。苏步青是这样,夏鼐、夏承焘是这样,唐湜、林斤澜是这样……不只是林冠夫一个人,在他的前前后后,我可以列出一串很长的名字,这些文化精英在世俗生活中跃上了普通人不曾企及的境地,极目远眺,为人类的美好而凝眸。

冠夫先生常常说:“我是一个堂吉诃德。我真的有点像那个同风车作决斗的过时了的骑士。”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前不久,他又回到家乡,一头的白发,语速缓慢,且酒量大不如前。是的,先生也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了,而我,远看近视,近看老花,似乎有情的一切都将老去。但是,楠溪江的水仍在流淌,以不知疲倦的脚步,经瓯江流到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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