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起飞
黄裳称张宗子为“绝代的散文家”，胡乔木说聂绀弩诗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乍一看，话讲得未免太“绝”了一点。其实，他们的意思未必是说，从此就再不会有如张岱之文笔和绀弩的诗才，不过于世道人情了解较多，于文章与世变相因的道理也了解较多，故知如张岱之写五异人之一的燕客：
在武林，见有金鱼数十头，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则捞弃之，过江不剩一尾。……一灵壁砚山，数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审视，谓山脚块磊尚欠透瘦，以大铁钉搜剔之，砉然两解。燕客恚怒，操铁锤连紫檀座捶碎若粉，弃之西湖，嘱侍童勿向人说……
又如绀弩之咏女乘务员：
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
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
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
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
都是特定条件下才能有的人和事，纵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后之作者也是摹想不来的。
我于古人中，最喜张岱的文章。他的风格，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说自话”，绝不作陈言套语。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如《西湖梦寻》的序文：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
张岱的文章美不胜抄，抄多了也怕贻献芹之讥。我只奇怪，如今古人的文集出得滥而又滥，张岱却一直还没有出一个全集善本，也许这和他亡过国却没有死不无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非名贤大儒的文人和女人一样，总是倒霉的时候多。国家一旦被实际负责政治、经济、军事的人弄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或她们就得出来承担责任。晚明的文人和文章从“左联”时代起一直挨骂，张岱自难例外。
我在“文学青年”阶段，就不是《宇宙风》《人间世》的热心读者，倒是一度颇为信奉“文艺政策”的。读明清诗文，对于“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名士和带着舞女歌童到处贡献色艺的山人素无好感，故并不赞成把晚明的文章和文人一律供到神龛上焚香顶礼。但我更不赞成将他们看成“国之将亡必有”的东西，说什么读了明人小品便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几篇文章，哪有如此大的力量？而“国之将亡”时文人的命运，忝为同类，准以“五百年犹比膊”的道理，固亦不能不稍具同情。张岱自称：
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出身大地主阶级是毫无问题的。但他绝顶聪明，有特别突出的文艺才华和气质，出身于三世藏书三万馀卷的家庭，少时即与画家陈老莲，剧作家阮圆海，园艺家范与兰，名演员彭天锡，说书家柳敬亭，名手工艺人李仲芳、濮仲谦、甘回子，茶艺专家闵汶水，名妓王月生等交游，浸淫于江南士大夫的文化中而尽得其精华。中经世变，“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像颜黄门那样“一生而三化”，真可说是“备荼苦而蓼辛”了。
他养成了精纯的艺术趣味，天生一颗敏感的心，但又与钱谦益、阮大铖辈不同。他一生不做官，不伺候上司，从来不看别人脸色行事，即使成了穷光蛋时也是如此。我想这就是他能“自说自话”，使我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愿意不断跟他亲近的缘故吧。黑格尔有言：
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
如晚明者，岂非以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前文明垂暮之时代乎？虽然和密涅发的猫头鹰同时起飞的，还有病态十足的夜莺和不利小儿的“暗夜”（见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但智慧之鸟毕竟不是鸡鹜之流可比的。在世纪末的废墟下，既埋葬着历史文化的遗传病体，也埋葬着提炼精纯了的末代仕女们刹那的悦乐和永恒的悲哀。陈寅恪先生撰《钱柳因缘诗释证》感赋云：
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
可谓深知此意矣。
（一九九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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