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生茂《家住鄱阳湖》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对瑞洪镇最初的印象,来自它的一条街道。这条名为河街的老街,古朴、陈旧,有着江南水乡典型的风骨与气质。这里经年嘈杂,商铺林立,地摊上陈列着渔获、家禽和各色菜蔬。抄不同口音的人穿梭于街巷,他们来自方圆百里的城镇和乡村。瑞洪自古是商贾云集之地,历史上以“闽越百货所经”而置镇。现在这里已成为鄱阳湖周边县市物资集散中心,尤以水产品丰富闻名遐迩。

人员往来密切,对出行提出了更高要求。1993年,二十五岁的张学勤与亲友合伙投资二十八万元购买了一艘轮船。每天早上从江埠出发,经瑞洪到南昌,在南昌住一夜后,第二天早上从南昌载上客人出发,经瑞洪再回到江埠码头过夜,前后跨过赣江、鄱阳湖和信江三条河流。那是愉快且疲惫的旅行。驾驶员张学勤见证了每天的日出日落和沿途风情,与家人聚少离多。为了熟练掌握轮船驾驶技术,他通过学习考取了江西港务部门颁发的船舶驾驶证。

考虑到轮船速度过慢、耗时费力,1997年,张学勤同合伙人卖掉轮船,凑齐一百二十万元购置了一艘六十三座的快艇。快艇着实飞快,一天可从南昌往返,几乎不用在南昌过夜。这样与家人朋友相聚的机会就多了。张学勤极孝顺,隔三岔五要从省城给父母带回些可口的吃食和衣裳。他堂哥在省大医院当外科主任,乡邻有要看病的都来找张学勤,他总是乐此不疲地联系大夫和床位。有人戏称他为“张副院长”,这个憨厚的汉子听后一笑而过。

张学勤本姓彭,他父亲从小过继给舅舅,从此改姓张。张学勤的童年大部分是在数十里远的枫港乡彭家村度过的,偷瓜、爬树、打架,成为村东的“孩子王”。成年之后他回到父母身边,开始了规规矩矩的生活。买轮船跑运输,便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如水獭般习惯鄱阳湖的水性,在那里他的生命被重新激活,浩阔的湖面赋予他与生俱来的胆略和勇气。

2004年6月,昌万公路建成通车,打开了家乡余干至省城南昌的出行通道,很快德昌高速也穿越县境。至此,张学勤的水路运输生涯彻底结束了。快速变化的时代令人有些措手不及,也让张学勤一时找不到方向。

不久他来到隔壁邻居张龙的农业化工厂上班,除了当司机,还兼顾采购。化工厂生产除草剂和杀虫剂,产品行销湖南、广东等全国十余个省市。张学勤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工作上几乎成了厂长张龙的左膀右臂。

但没出几年,张学勤又有了新打算——辞职创业开酒楼。酒楼设在自家楼下,取名“一品斋”。生意一度风生水起。好名声口口相传,凡是有人到访瑞洪,必来品尝张学勤亲手烹饪的鄱阳湖龙虾以及河水煮河鱼。

鄱阳湖沿岸的子民性格坚韧而多情,他们崇尚自由和道义担当,可以用血肉之躯捍卫家园,也可以为信仰赴汤蹈火。元朝末年,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地址正好是今天紧邻瑞洪的康山乡水域。硝烟散尽,人去无影。一轮落日辉映着鄱阳湖沿岸安静的村庄与田园。生活在这里的后人们,信守自然的馈赠和法则,用行动呵护着祖辈留下的一草一木。

江丽君,木匠的女儿。这个在鄱阳湖畔长大的女孩,自2018年开始成立鄱阳湖流域第一个江豚保护志愿者协会,会员达百余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为了同一个梦想汇聚到一起,为鄱阳湖古老的生灵江豚,奉献着爱心。

江丽君出生在有着一千多户人家的瑞洪镇江家村。兄妹五人中,她排行老二。父亲江平庆继承祖父的衣钵,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木匠。江丽君在“手艺不传女孩”的旧俗中,安静地读书、生活,忙时与母亲和姐姐等人到水稻田抢收抢种。有一回她在家门口洗衣裳,远远看见一条江豚在水里翻腾跳跃,憨态可掬。那是多么美妙的瞬间,在阳光下,在碧绿的水草里,江豚自由自在地游弋着,如入无人之境。江丽君少女的心扉像花朵一样打开了,她崇尚自由的水域,热爱她身处的诗意般的鄱湖之滨。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她心急如焚。在她的村庄,有近三分之一的村民靠打鱼为生。他们既捕鱼,也捕江豚。渔民们将江豚置于一只铁锅中,用大火熬油,冷却后卖给一些不法商贩和诊所——据说江豚油对烧伤烫伤有奇效。

江丽君高中毕业后上班,八年后下岗。这一年是2001年。

下岗的江丽君并未气馁,她与爱人的姐姐一道,东拼西凑借来七八万元,在县城东面的马背咀大桥附近开了家加油站。结婚压箱底的一万多元都掏出来了。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有梦想的人始终未曾忘记使命。2018新年伊始,江丽君自发成立“余干县鄱阳湖江豚保护志愿者协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志愿者通过入村宣传、学校宣讲、公园散发宣传单,以及在鄱阳湖投放食物等行动,将江豚保护工作落到实处。2020年6月6日,新上任的余干县县长率渔政局一行,在江丽君等志愿者的陪同下,到鄱阳湖江豚湾一次性投放八千万尾鱼苗,保证江豚有充足的食源。

“江豚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七月烈日炎炎,江丽君在访谈中如数家珍,“目前长江江豚数仅存一千来头,整个鄱阳湖有四百五十头左右。而鄱阳湖余干段水域的江豚数量约有二百二十头。由于水体污染和人类肆意采砂,以及非法使用网具等原因,江豚的生存和繁育环境越来越差,如不抓紧保护,长江江豚将会在十到十五年出现功能性灭绝!”

始建于元末的康郎山忠臣庙成为鄱阳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它是朱元璋为纪念牺牲的将士而建的庙宇。六百年沧桑巨变,这座古朴的宗祠历经坍塌和重建,业已成为朝圣者的精神图腾。是的,它或许是矗立在湖岸的一只耳朵,它听到的历史回声正是我们在迷途中所努力寻找的道义与训诫。

水域辽阔的鄱阳湖,是仅次于青海湖的中国第二大湖泊,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边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发达的水系巩固了古代余干的文化及经济地位。李白杜甫刘长卿等皆有从水路途经余干的经历,留下不朽诗篇。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多次受南宋丞相赵汝愚之邀,前来他的家乡余干东山书院讲学。朱熹培养并成就了多位余干理学名家,曹建、饶鲁、柴元裕、柴中行、赵汝靓,以及后来的胡居仁、张吉等,一度使余干成为当时的理学名区,有“文化甲江南”之称。

是的,鄱阳湖,这块历史的镜子,它从岁月的跌宕中甄别出精华与糟粕,为人类的繁盛和福祉提供选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了这片水域所带来的包容和善意,他们怀着赤诚之心,如圣徒般皈依这浩瀚的艺术场景和文化盛典。

谭海君,自由摄影人,自幼在鄱阳湖畔长大。他的艺术触角不仅对准鄱阳湖的生灵,也关注沿岸的人民。他从他们的眼神中抓取命运的瞬间,还原他们在苦难中的负重与坚守。《房奴》《蓼子花》《丰收的喜悦》等,既有着作者对艺术的探索,也有其对现实的领悟。2017年11月,鄱阳湖水位一低再低,低到看见湖底。蓼子花在秋风里开得肆无忌惮,形成浩荡之势。善于发现美的谭海君喜出望外,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鄱阳湖蓼子花进行全方位展示,最终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在自媒体推出,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竞相来余干鄱阳湖水域报道蓼子花的盛况,半个月花期吸引了近二十万游客。

1967年谭海君出生在瑞洪镇湾头村一个普通农家。谭海君读初中的时候拥有了人生第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相机花了一百二十元,那是他多年的积蓄和母亲平时摆地摊给的零花钱。母亲从五分钱一盅葵花籽的收入中,挤出微薄利润支持儿子的艺术爱好。此前谭海君画人物画,也画老虎和牡丹,但从未画过鄱阳湖,连一只鸟都没画过。现在有了照相机,他也没想过为鄱阳湖拍点什么,他的镜头留住了瑞洪老街的影像,留住了那些散漫的人物和田野风光,但就是没拍过一张鄱阳湖的照片。他说不清这种来自内心的叛逆究竟因为什么。

1983年7月14日,康山大堤在大雨倾盆的淫威中决堤,汹涌的鄱阳湖水淹没了谭海君的村庄,丰收在望的庄稼颗粒无收。风雨中传来悲切的啼哭声。洪水退却,十六岁的谭海君挑着畚箕汇入劳动大军,为堤坝加固挥洒着汗水。那种经历令他刻骨铭心。康山大堤始建于1966年,当时为了抵御洪水,附近几个乡镇发动十万农民,靠肩挑手提,筑起了一座总长近四十公里的大堤,成为一方百姓的守护神。今天,修葺一新的康山大堤蜿蜒曲折,分蓄洪能力更加强悍,它凝聚了沿岸人民的心血和意志。

1989年端午节前夕,谭海君再次迎来人生大考——一场大火将他本就清贫的家焚烧殆尽,一家数口不得不挤在大队一间破旧的瓦屋里。二十岁出头的谭海君撑船至鄱阳湖深处,砍伐芦苇秆当柴,在土窑里自制砖瓦。母亲则以替工的方式换取盖房所需的木材,第二年勉强盖起了一幢瓦房。

谭海君在二十五岁那年,给外公画了最后一张肖像,从此搁笔。继而辞别母亲,来到杭州一家自行车厂打工。五年后他自筹二十二万元创业,开了家喷涂厂,工人最多时达七十四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工厂倒闭。

人在没落的时候总会想起家乡。2010年,谭海君回到家乡余干开了家影楼,先前的摄影爱好被他重新捡了起来。

这一刻,谭海君关注起了鄱阳湖,他的母亲湖。那里有他激情的青春和悲愤的命运。他曾像一株芦苇一样卑微地燃烧过!

“记住!专业摄影人不会轻而易举开机。”谭海君遵循了艺术的规律和尺度,每次都显得谨小慎微。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每个周末的下午,他都要背着他心爱的佳能5D3相机从县城出发,一路拍摄至老家瑞洪,第二天再由瑞洪返回县城。他关注渔民、天象和鄱阳湖沿岸的农民,记录他们的疾苦或幸福瞬间。2013年拍摄的《丰收的喜悦》,获江西省农民工才艺大赛摄影类一等奖。这幅照片拍了四个正在稻田小憩的劳动妇女,她们戴着头巾,盘腿坐在稻茬上,面对镜头露出羞涩的笑容。是的,此刻阳光正好,秋天温暖的气息遍布原野,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复古色调。

如果说谭海君年少时对家乡有所抵触,那么中年之后的他则对家乡表现出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他有责任向世人推介他所认识的鄱阳湖,因为他对它爱得那么真,那么深情。

近年来谭海君的艺术触角延伸到更宽泛的领域。拍摄制作MTV《忠臣庙》和《余干,我热恋的家乡》;为康山垦殖场里溪村村歌《十八里溪情歌》作词;执导网络微电影《生死栏杆》《守护一方》《大爱无声》《杜鹃花开》以及《爱,一直在路上》等多部现实题材影片。他正一步步抵近艺术的内核和灵魂。

如果有人站在康山大堤向湖心眺望,那一定是在眺望亲人。在风雨中,在落日里,在虚无缥缈的烟波之上,他们的亲人弓着腰身正在投放虾笼,或收取网具,那些带着清凉湖水的鱼鲜是一家人的希望,它将让人熬过寒冬和酷暑,熬过人生的漫漫长夜。是的,湖心忙碌的那些人正是长年作业在鄱阳湖的渔民。

余干县在册的鄱阳湖渔民达数千之众,他们数代打鱼,尝尽风吹雨打的滋味儿。2020年1月1日起,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区和长江干流江西段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长江干流江西段和鄱阳湖禁捕期暂定为十年。

此前禁渔期一般都是三个月时间,这次为何是十年禁捕?据相关人士介绍,长江及鄱阳湖鱼类种群通常生长三年左右才能性成熟,十年时间刚好可以让这些鱼类繁衍二至三代,从而让鱼类种群数量得以恢复。

“我十六岁跟父亲打鱼,三丈多的木船在鄱阳湖风雨无阻。记得那时候,五六十斤的鳡鱼特别多,我们一天就能挣好几百块钱。现在鱼越来越少了,一天也打不了十来斤。”四十八岁的袁安明看上去满腹苦水。不过他想起高峰期每日收获的几千元龙虾,依然满怀兴致。十年前他和妻子袁晓芬花费七八万元打制了一条铁船,可以行至更远的地方捕虾。只是这条船刚刚被政府收缴了,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渔船被氧焊切割得支离破碎。

“说是能补我三万块钱。”袁安明眺望着暴雨将至的鄱阳湖,眼里映现飞鸟轻盈而舒展的掠影,“没办法,日子还得过,湖里打不了鱼,只能自己去养了。”

眼下袁安明和妻子承包了康山乡大山村二十五亩鱼塘,年前投放了十六万多元的鱼苗,计划今年中秋节前夕取鱼。刨去成本,估计能赚个十来万。此外袁安明夫妇还有四五亩水稻田,鱼塘不忙的时候,他会抽时间打理粮田。他们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还在念书,大儿子在浙江电子厂打工,这一代人已经对鄱阳湖没有什么概念,他们离家心切,不希望守着老家的几亩田地,更不会尝试着做一个渔民。

据了解,余干县对“洗脚上岸”的渔民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结对帮扶,实行一个干部帮六至十户渔民;渔民可优先承包村集体的田地和水面;培训技术,引导他们外出务工;为年龄大的渔民提供公益性岗位;最后由民政兜底,解决困难户的最低生活保障。

大凡我们所熟知的河流都沉默不语,她像母亲一样有过太多的苦难和辛酸。她同时像思想者一样深谋远虑,命运中的每个瞬间都在她的预判和掌握之中。

夜幕来临,张学勤带我到瑞洪河街的老轮船码头吃河鲜,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厂长张龙。三人临水而坐,享受着江风带来的凉意。眼前的信江还是早年的样子,翻滚着进入邻近的鄱阳湖。上游暴雨成灾,信江水位上涨,这相应加重了鄱阳湖的负担。

这是一条清冷的老街,轮船码头不再有轮船来。水流掩盖了昔日的鼎沸。

这也是一个日渐清冷的小镇,年轻人多去了外地谋生、定居。就像张学勤的一对儿女,都选择在南昌发展,几乎不回来了。张学勤的一品斋酒楼在去年已经关张,夫妻俩专程在南昌高新区带孙子。如果老家没有年迈独居的母亲,张学勤估计也不会回瑞洪了。他内心的河流平静得像一面镜子,那里藏匿着他火红的青春和不朽的爱情。

夜深的河街潮湿清寂,稀疏的灯光拉长了张学勤沉默的身影。头顶之上,星辰闪着微弱的光,不远处的原野辽阔而寂静……

(作者:彭生茂,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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