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血脉》刘云芳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父亲走在我前面,腿向外弯着,成了一对括号。

不久前,那对括号刚刚在医院外科办公室里展览过。大夫让他把患处露出来,可他的腰不好,好像后背有人揪着,手指根本触不到脚踝。我忙蹲下去,帮他把裤腿挽起。我触到一团暴出的青筋,吓了一跳。等两条腿完全露出来,连大夫都惊呆了。已经变色的腿上布满了弯曲变形的血管,让我瞬间想起故乡私自开矿之后那些蜿蜒错综的小路,互相交叠着,理不出头绪。而有的“路”已凝成一团乱麻,鼓出一大块来,多看几眼,就会觉得那些小路活了,变成正在痉挛的蚯蚓,往皮肤外钻。

父亲得的是静脉曲张,也就是老烂腿。早在我十几岁时,他的腿就已经开始这样了,先是右腿凸起一串颗粒,后来左腿也有了,变成一大片。可他却一直拖着。村里人有的说,千万不能手术,腿上动刀子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的说,那里边的“蚯蚓”会繁殖,就算切除了也还会再长,千万不能去啊……这些话,父亲虽然将信将疑,但都符合他拖着不去看病的意愿,便拿它们当作挡箭牌。

这些年,他把双腿当作试验基地,验证各种乡间传说和偏方的真伪,并在皮肤上一层一层涂抹各种药膏。在父亲眼里,医院比疾病更可怕。他试探性地看大夫的表情,大夫把手从他已经发黑的小腿上移开,说,必须马上手术,将坏死的血管切除。他这才彻底死了继续拖延的心。

如果不是来医院看病,父亲一年到头也难得来次城里。医院北面是平阳鼓楼,从门诊楼下来,父亲便指给我看。这座赫赫有名的平阳鼓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我记忆里的痕迹,多是祖母留下的。祖母这一生虽然几乎没出过山村,却依旧把这座遗迹当作自己作为临汾人的荣耀,她总说,“平阳府有座大鼓楼,半截子插进天里头”。说实话,城市林立的新楼早已把高耸的鼓楼盖过了。再加上多次翻新,使它少了沧桑。与传说中的威严相比,多少是令我有些失望的。

但父亲看见它时,还是驻了步,他天真地笑着,指给我看,又把祖母常说的那句话重复一遍,似乎依旧深信不疑。父亲站着的时候,身子努力往上挺了挺,使两个括号般的腿站得紧凑了些。我鼻子顿时有些酸,从他肩上摘下那个过时的红布包,背在自己肩上。

路边的柿子肥墩墩的,在枝头摇晃,这情景如此熟悉,让我想起七年前的秋天,母亲因为脑出血住院,那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城市居住。当时的医院离平阳鼓楼也不远。我只需东行几百米,便可在另一街口看见它。那时正值深秋,面对突如而来的变故,我手足无措。走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看着秋天抱住一棵棵果树,随便一阵秋风吹来,都能从我眼里抖落出泪水。

现在,我又要在这座城市小住,同样住在医院里,只不过患病的人换作我的父亲。

住院的前两天,一直在做各种检查,抽血、B超、心电图等等,我在前边排队,让父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我不忍他站起来,哪怕他的腿能轻松一分钟,我的心都能得到一丝宽慰。他的注意力却不在自己的腿疾上,而是惊讶于各种各样的仪器,它们竟然能窥透他身体里的秘密!那些疾病对应着他某些年的某次创伤,多年的辛劳,那些连他自己都忽略掉的东西,隐在血脉或骨骼的深处。此刻,却被这些“铁家伙”看到了。他盯着化验报告,一遍遍感叹,这么先进!最初会诊时,他问大夫,切掉那些“蚯蚓”真的没关系嗎?大夫告诉他,身体里的血管多得像路一样,堵了小路,可以走大路。这解释他同意。可我忽然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血管,就是父亲这大半生走过的版图,它们呈现着一个人微小的历史。但父亲似乎放了心。他以这样的比喻宽慰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人,让他们放心。

在医院厕所的窗口,能看到平阳鼓楼的一角,那古典式的房檐一直翘着,伸向我。偶尔会有一两只鸽子停在那里。鼓楼北侧的公园里回响着晋剧、普剧,还有其他的地方小剧种。一群年长的人在那里吹拉弹唱,围观者诸多,也引得这楼里的病患往外伸耳朵。那位瘸腿的阿姨甚至不由得哼唱起来,她回过头,发现我正在看她,有些羞涩地说,这是《四郎探母》。

我父亲自然也是老戏迷,一听见戏声,就把耳朵往窗口贴。我有时就想,像我们那么偏远的小村落,几乎与世隔绝,戏曲的光环却没有因此被隔断,也是奇迹。有些时候,曲戏忽然传入屋子,声音闷闷的,像是装在罐子里。父亲弯下腰,四处辨认,确定声音来自于暖气管道,是从其他病房传来的。他非常羡慕,说,那是 “唱戏机”。他绘声绘色地把村里那些老人的唱戏机的规格、播放的内容描述一遍,然后就把自己渴望的眼神收起来,说,其实也没啥用。这句话是他用来哄自己的。

我借着缴费的机会,绕着鼓楼转了好几圈寻找卖唱戏机的地方,后来才知道,电子商场就紧邻医院,它装修得金碧辉煌,却又取个名字叫“傻二”,这名字我总觉得应该跟刀削面或者烧烤联系在一起,所以之前压根没往下看“电子商城”几个字。但唱戏机总算买了,屏幕非常大,父亲说,比亮子他爸的唱戏机要大出两倍,比宏宏爷爷的唱戏机那就得大出将近三倍了。告诉他价格的时候,我故意抹去一部分,他立马就乐了,看了不到十分钟,就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母亲。好像只有我母亲高兴了,他那美好的心情才会落地、生根,快乐才能变得持久。

来医院前,父亲把母亲送到了小姨家,拜托小姨照顾一段时间。他才安心来市里治病。母亲在小姨家里简直是度秒如年,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过来询问,有时候我会让他们通视频。父母隔着手机就像陌生人一样,坐得一板一正,像是在接受询问,说话也毫无新意。每一次都是这边问:你吃了吗?那边回:吃了。接着又问:你呢,吃了吗?

天还不亮,就有人在水房里淘米,偷偷熬粥。有人拿着红色的大桶储水。也有人在窗口晾晒刚洗过的衣服。住院久了的人脸上有一种长期住户的淡定神情。有时也像护士一样指导你这个该怎样,那个该怎样。焦虑的气氛往往在新来的患者和家属那里比较浓郁。过不了几天,这浓郁便被医院里的白墙壁、白床单、白被褥给吸收了。夜晚,父亲对我讲起过往的时候,我双眼盯着墙壁,忽然觉得,没有比病房里的白更繁杂更恐怖的颜色了。它到底吸入了多少人家的悲喜、希望和绝望?

父亲说他高中毕业去当了电工,几十年如一日,这期间,兼职当过煤矿工人,也自己挖过矿,那时候身体好啊,什么都不在乎。有一次,他一个跟头从矿井的长坡上栽下去,昏迷了好半天才醒过来,额头上的伤口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自此,那个伤口就变成了一块煤色的琥珀。他腿上的酸疼缘自于那些年煤矿里的潮气。膝盖上的旧伤,是给人家走线的时候,从电线杆上摔下来形成的……他没想到,自己不当紧的事情,却都被身体记了账。父亲极少这样讲他生命中的种种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木讷的,相对于言说,父亲更擅长于沉默。他说他日夜奔走的那些昏暗的山间小道时,我总想到他腿上凸起的血管。他大半生走过的路,全部在腿部弯弯曲曲地复活了,凝成了供血液通行的地图。

听口音就知道,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是离我们村不太远的乡亲。父亲跟他们聊天,不超十句话,都能攀上关系。他们坐在一起讲被时间驱赶的大半生,也互诉对医院和疾病的恐惧。在医院里,互相递过来的一个水果、一把瓜子,都让人记忆犹新。

手术前一天,护士通知禁食,父亲晚饭只喝了一份小米粥。那天晚上,他只听了一出戏,便早早躺下。父親眼看着房顶的白,断断续续说着这半辈子的事情,似乎在为自己盘点。

第二天,大夫让等手术,却没有给出准确时间,让人觉得这一天过得极其缓慢。一上午,在市里的几位亲戚过来探望,直到下午三点,护士才叫父亲进手术室。护士把他的衣服抱出来,时间一下子就被拉长了。窗外公园里唱戏的声音变得模糊,就连鼓楼瓦沿上的鸽子也走得缓慢了,我反复数着鸽子的数量,后来又开始数瓦块的数量,从左边数到右边,从右边又数到左边,更多的瓦片被遮挡着……

弟弟在手术前就来了,我们都不说话,我听见心里祈祷的词语反反复复,交叠在一起。每一次护士进出,我心里都期待又惊恐。

手术室的大门打开。主刀大夫说手术很成功,然后就举着一碗“蚯蚓”给我看,说那是从父亲腿部取出的,那些曾蜿蜒在父亲腿上的“羊肠小道”血肉模糊,就这样被弃于垃圾桶。我更关注的是在手术床上看着我的父亲。他两条腿上裹满了纱布,他的心情全在那双眼睛里了。弟弟和亲戚们抬他入病房的时候,我摸了摸他的手。他说,我没事。

我一遍遍用棉签蘸了水给他擦拭干裂的嘴唇,湿气却从他眼眶里冒出来。我年近六十岁的父亲闭上了眼睛,尽力掩饰着自己的脆弱。

一瓶接一瓶的液体,像缓慢的时间往父亲身体里滴。半夜,他忽然满头大汗,说难受。脖子上泛红,后来起了一层疙瘩。我去敲值班大夫的门。他走过来,量了血压,父亲一向高出常人的血压瞬间暴低,他尖叫着,几乎要晕厥。我抓住他的手,真希望把这痛苦传递到我身上,让我来承受。我问大夫是不是药物过敏?他看了看说,不可能,这个药不会导致过敏的。我说父亲是过敏体质,连猪肉都不能吃。大夫这才拔了正在输着的液体,给父亲注射了一针抗过敏的药物。他又叫来另外一个大夫,做了许多检查之后,也没有说出原因。看着父亲安静下来,我也不再追问什么,只知道最后拔掉的那瓶药物是营养液。之后,这种液体再没出现在病房里。父亲笑着说,自己享不了福。从费用清单得知这瓶液体三百多块之后,他竟然开始庆幸那天过了敏,这样一来,省了不少钱。似乎省钱比他身体更重要。

术后不能进食,闻到楼道里飘来的盒饭的味道,父亲便吸着鼻子说,快去吧,该吃饭了!看着父亲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忍不住偷偷喂他一口粥。他一边细细品味着,一边小心地盯着门口,问我,敢吃吗?样子真像个小孩。

之后几天,我便奔波于住院楼与饭店、超市之间,给父亲寻找各类食物。父亲天生对肉食过敏,他的吃食只能从素菜里选,用不了几天,我就把附近餐馆里的素菜点了个遍。父亲每次看我下楼都要交待,少买点,拣着便宜的买!有一天,在市里当保姆的大姨来送饭,是他爱吃的豆角焖面。一同带来的还有一小包葱白,还有一罐咸菜,一罐韭菜花。父亲如获至宝,嘱咐我以后每顿饭买两个馒头即可。我说了很多话都不管用,直到告诉他,术后不能吃这些东西。他半信半疑,甚至还去护士那里求证。

父亲焦急地看着腿上裹着的厚厚的纱布,它们像两条巨大的白蚕,等着成茧、孵化。

我买水果回来,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乎把我逼出门去。就在我休息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个瘦小的男人,哼哼哈哈的,很痛苦的样子。他衣服上沾满了污渍,一头齐肩的长发粘成片状,简直像个流浪汉。床下那双鞋像是两条被遗弃多年的泡在臭水沟里的破船。站在一旁的是他的兄弟,一边数落他不讲卫生,一边不好意思地偷瞄我们。

几个大夫出来进去,护士给他插上尿管。他兄弟一盆盆往外端尿,在楼道里急促地喊着“让一让,让一让”。大夫说,如果他们再不来医院,这大活人真有可能被尿憋死!一个下午,这男人都哼哼哈哈叫个不住,大夫问他话的时候,一律是他兄弟代言,他只是摇头或者点头。我差点以为他不会说话。直等到下午,他侄女来接班陪护,我才发现他是会说话的。

他侄女一进门便把他的鞋子连着袜子扔出去,接着用湿了水的毛巾,帮他擦拭身体,好半天,病房里那股浓郁的味道才渐渐变淡。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娶过妻,母亲死后,独自住在牛圈旁边的屋子里。除了干活,几乎不出门。

他侄女在医院时,他任性,娇气,像个智力发育未完成的孩子。等她走后,他侃侃而谈,中医、戏曲什么都懂。父亲打开唱戏机,每一出戏他都能跟着唱,并对戏曲的唱腔点评得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平时的憨傻都是装的。

半夜,我给父亲倒尿盆,再看邻床上悬着的尿袋已经胀得没有一丝空间。我和父亲分别叫他两声,我甚至过去推他一下,他应了一声,答应着,哦,知道了。但翻个身又睡着了。父亲让我帮帮他,我其实不太情愿,但还是替他放尿,倒尿,然后像猫一样挤在父亲脚边睡觉。

半夜,他在梦里尖叫,有时候也像个孩子吧唧嘴,转过身接着睡去。他像一棵老树一样,在枯老的身体里不住冒出回忆的新芽。有时,他是老人,有时,他是孩子。这些角色在他身体里交替着。手术之后,他的呻吟声响彻整个楼道,大夫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哪怕小孩也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他的声音撞击着病房里的四壁。为此,我不得不把父亲移至另一个有空床位的病房。但他的声音却彻夜未断,它们从暖气管道里爬出,像触角一样飞快伸进不同的病房里。一晚上,父亲被惊醒好多次。

等第二天,他兄弟来了,他才安静下来,甚至独自去厕所放尿,我以为他的疼痛期过去了。等兄弟一走,他又开始哎哎呀呀叫起来,直到诱出侄女心疼的泪水,他们俩对着哭。

这完全不像我父亲,我父亲疼痛的时候,都把嘴紧紧闭上,独自把疼痛咬碎。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希望父亲能像邻床的老人一样,自私一回,自私地喊出疼痛,自私地说出想要得到的食物和礼物,自私地吩咐我干这干那。可他总是嫌我买的饭太贵,嫌我给他的太多,太好。半夜,他轻手轻脚起来,借着窗外的灯光,给自己倒水、倒尿。术后,他一直不解大便。大夫说要用药的时候,他才说,是他自己一直控制着。他觉得女儿端着一盆屎走过楼道,是多么没面子。

刚可以下床之后,父亲便坚持要自己上厕所,他扶着墙一路走过去,我不放心,在厕所门口等,同我一起等着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的父亲在厕所里交换着年龄、故乡,也交换着病情和种种经历。他们好像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古罗马街头开放型的厕所里,他们交换的是彼此身体里的战争。

在医院的楼道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患者和家属。有时也忽然听到有人在争吵,两个妯娌因为谁更该留在病房里尽孝道吵得不可开交,也有抬来的病危老人求大夫:别救我了,活着太遭罪!而更多的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半辈子操劳,用尽偏方,却不愿意进医院。尽管医保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却依然无法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恐惧。在医院里,父亲每天都要算一遍缴费清单,虽然我早说过,费用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只要负责养病就好了,他还是一脸心疼的样子。

临出院前,大夫给父亲拆掉了紧裹在腿上的厚厚的纱布,并不像蚕茧孵化那般值得期待,两条腿上布满了青紫色的瘀血的痕迹。他自己数了数,每一条腿上都有十几针。这些“小路”从父亲身体里抽走了,而他双膝上的疼痛并没有消除,两条腿依旧弯曲得厉害。大夫说,这是骨刺造成的,这问题现在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出院的时候,我看着他拖着两条括号腿艰难地下楼,心里颤抖了好几回,比住院时还沉重。但父亲却一直笑着,他说,终于出院了,解放了!

医院旁就是公交站点,所有的站牌都指向本站的名字——鼓楼南。这密集的提示,想要告诉我什么?离开这里,我又能记住些什么?

回過头,父亲正仰头看平阳鼓楼。这座灰色天空下的鼓楼,环绕它的是血管般密集的车流。蓝瓦和红墙缀连着一座城市、一个人甚至是一群鸟生命里的维度。在父亲以及更老的人眼里,平阳鼓楼是这座城市的精气神,所以它几经毁坏,却又修复如初。我一直在想,双腿经过手术的父亲望着这修葺一新的鼓楼,想到的是什么。透过他双腿的括号,我看到行人匆忙的脚步和飞奔而过的车辆,但那里,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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