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文倩《乌拉泊,我的乌拉泊》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历史(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所有过去了的历史在被回望时皆有可能成为一段段难忘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段一段的时间、一个一个的故事组成的。在这些时间段落里,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发生了一些影响甚至决定我们一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因其重要,因其独特,常常令人铭记于心。人生不满百,那些值得回首、回忆、回味的故事未必很多,但一定都弥足珍贵、价值连城,尤其是对于亲历者而言。

郗文倩是“兵团二代”。当年国家为了屯垦戍边的需要,派遣百万人远赴新疆,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人正是作者的父辈。回望父辈们的青春岁月和热血追求,回首自己的童年生活,作者同样是滋味百般。兵团草创时期的艰辛,无数的苦与累、伤与痛,而今随着岁月长河的流逝都已沉淀为甘甜醇厚的回忆。父辈们一腔热血,为国奉献,不畏艰难,勇敢乐观。孩子们跟着住地窝子,吃玉米碴饼子,拿沥青块当零食,去盐湖挖盐,被暴风雪吹跑迷路……无数的往事,无尽的感动与感怀都一并拥到眼前来。时光交错,今已非昨,那些青春而美丽的、苦涩而甜蜜的岁月,并未随风而去,像陈酿老酒,历久弥香!

罗寿宪的《我的知青岁月》记述了当年下乡插队时的一些难忘故事。夜灌时困睡在田里,结果水漫全身;女知青患急病时身为知青组长的作者急中生智迅速送医,因此收获了一生的爱情。这些故事,都是作者堪足回味终生的往事。难忘的往事,定然是动人的、美好的、带着体温的,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些故事因为岁月的淘洗将愈益如金子一般熠熠闪光。

江雪的《我的高考》回顾的便是30多年前自己参加中考后参加高考的经历。在十年浩劫后的中国,恢复高考,使得全社会的莘莘学子重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上大学的社会公平,借助高考跳出农门成为鲤鱼成龙的惊险一跃。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残酷竞争中,作者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这样的往事在全国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被重新回望,自然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和物组成的。事物有时会比人走得更远。潘顺成的《旧忆新记》,书写了记忆中的老事物。那些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胃、嘴,口腹之欲、生存之需相关联的事物,必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重要在场者和组成部分。正是依凭对这些食物所带来的味觉、感觉的捕捉与打捞,我们才能更鲜活地更真实地回到历史的长河。少年时期“经商”卖冰棒的点点滴滴,母亲的宽慰与大爱,兄弟的要强与努力,从小自立的举动,连同那只带有时代烙印的冰棒箱一样,也许会在作者及一代人的记忆中保存得更长久、更生动。事物不灭,记忆长存,历史永在。正是因为人类有自己的历史,有对历史的不断记忆与省察,人生才开始有了意义和价值。

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约三十公里,有片戈壁,叫乌拉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我生活了12年。

父亲每次说起这个地名,总说成是“乌拉摆”,我以为他读了白字,或是河北老家的方音。后来,看到《乌鲁木齐市地名图志》中记载,说“乌拉泊”源自蒙古语,原本读音就应该是“乌拉摆”或“乌兰拜”,意为红色的靶场,早年蒙古族牧民经常在此骑射比武,优胜者被授予红色绢带,故得名。所以,父亲的读音是正确的。可不知什么原因,落在纸上,“乌拉摆”就变成了“乌拉泊”。泊者,水也,乌拉泊确实有着一湾湾水泊的,在茫茫的戈壁滩,这真是个神奇的所在。

乌拉泊是一个风口,一马平川的戈壁滩,没有树,只有芨芨草,大风一无阻挡,肆意舞弄戈壁滩大大小小的砂砾,打在脸上生疼。如果迎风走,不仅要低头遮脸,挡住迎面的砂石,身体还要大幅度前倾,否则寸步难行。若顺风呢,自然不用费力,大风就吹着你叽里咕噜向前了,可是,要想停住却不容易,小时候最好的制动就是抱住身边一棵树,否则可能顺势滚到沟里去。而那时,父辈们最早种下的几十米宽的防风林带都已经枝繁叶茂了。

1966年初春,就在这携着雪粒砂石的大风中,一批复员军人,携着年轻的新婚妻子,扛着铺盖卷,从中国的四面八方,乘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转军用卡车来到这里。这群人中,就有我的父母,还有我同学们的父母。初次踏上这片粗粝、几无人烟的戈壁滩,是什么心情呢?父亲说,那个时候年轻,哪管!

这一批军人和家属,属于新疆建设兵团,然而,他们来到乌拉泊,最初有着更秘密的任务,那就是组建一支坦克团。乌拉泊地处天山脚下,地势平坦广阔,正适合跑坦克。据说当时我们和苏联关系紧张,明着组建坦克团是军备行为,容易引起麻烦,所以就用复员军人,这是障眼法。父亲说,那时候,坦克团非常威风,游行时,我们穿着大马靴,走着齐刷刷的方阵,那叫一个“发”(新疆土语,意思是威风凛凛、拉风)!后来,因种种原因,乌拉泊会战指挥部转为农业团团部。

不管是坦克团,抑或农业团,都不重要,安家才是最重要的。乌拉泊原来只有几个副业队,有几排房子,这群新来的垦荒者就不分夫妻男女临时住在几个大房间里。大通铺,天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毕竟是春天了,冻土融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搭个地窝子,建个自己的家。

地窩子,戈壁滩极简陋的居住方式,建造简单。在地面以下挖约近一人深的四方坑,四周用土坯或砖瓦垒起约半米的矮墙,顶上放几根椽子,再搭上树枝编成的筏子,最后用芨芨草、泥巴盖顶。一个地窝子用两天就建成了。

地窝子冬暖夏凉,但通风较差,不过,只要能抵御风沙雨雪,管不了那么多了。上面发两个小凳子和两块床板,搭在一起,铺上被褥,就是一个小家。晚上外面北风呼啸,虽然雪片砂粒仍从大缝小隙的木门灌进来,但钻进被窝,再盖上棉袄,倒头就睡。父亲说,那个时候年轻,哪管!

粗粝的戈壁滩、艰苦的环境似乎让人的生命力更为顽强。于是,女人们的肚子几乎同时鼓起来,她们挺着大肚子洗衣做饭,然后就轻轻松松当了母亲,之后再接再厉。于是,我们,不,准确地说,是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同学的哥哥姐姐们,就在这地窝子里孕育,然后像这里的肉苁蓉,一个挨一个,争先恐后、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

如今,农业团早已解散,人們分散到新疆各地,一部分返回内地老家。再回乌拉泊,天山还是那个天山,沙枣树还在,白杨树仍然在风中舞动叶片,而我们的家、我们的学校已是断壁残垣了。

我想写写乌拉泊的故事,历史的风沙曾经把他们吹来,又吹走,总还是要留些痕迹吧。

钵盂

从长安(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过甘肃玉门关、新疆伊吾(哈密)、吐鲁番等地,沿天山南麓西行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当年,唐玄奘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西行再南下到印度取经的。《西游记》里,唐僧随身只带一只钵盂,一路化缘,平静而执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要前往西天求取真经……”1966年,新疆乌拉泊最初的开拓者们从口里坐了六七天的火车,同样沿着这条丝绸古道一路西行,抵达天山脚下这片广袤的戈壁滩。那时候,虽然人们对前路一无所知,却也同样满怀憧憬,准备开创新生活的。

临行前,母亲已先后在河北深县西阳台、西安庄、淮家洼、东安庄几个村的小学当了六年老师,月薪21块,有50块钱积蓄。父亲在北京军区装甲兵第四独立修理营当兵已有七年,军衔上士,每月36块。部队里管吃穿,父亲不抽烟喝酒,复员时就攒了500块钱。临上火车,母亲把这550块钱缝在内裤上。母亲回忆,走之前到银行取钱,柜台里的人随口问:“这么多干吗一下都取走?”听说要到新疆去,便说:“啊?去新疆!那里的人翻穿衣服,靴子里藏着刀,吃饭用手抓,不洗脸,跟野人一样!”母亲那时二十多岁,一听心里七上八下的,回来就跟父亲念叨。父亲说:“没事儿,又不是咱自个儿,那么多人,别人能去,咱也能去。”父亲算老兵,复员本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到西安、石家庄、保定这些地方的军工厂,但这些地方不负责安排家属工作,去新疆可以带家属,所以,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定下来了。

于是打包行李。要带的有一辆28加重飞鸽牌自行车,母亲上班骑的,当时父亲从部队寄回80块钱,母亲又添了50元,在旧货市场买的二手车(全新的大概得220元),算是结婚礼物。

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老柜子,父亲的大哥、我的大伯父送的,曾是太太祖母的陪嫁。这柜子构造有点特别,柜盖嵌在柜面上,有点机关,徒手是打不开的。大概是1853年,晚清闹长毛子(太平天国运动),长毛打到河北,冲到太太爷家一顿乱翻,发现柜子有些蹊跷,想里面一定藏着金银元宝,可左试右试打不开,就抬到院子里举着火把点。刚点着,有人说,这要烧了,里面宝贝不也烧了?又赶紧扑灭了。捣鼓了半天,仓皇间还是找不到诀窍,只好遁走。现在柜面上还有一片火烧过的痕迹。

其实这柜子是有钥匙的。锁匙呈大写字母T形、两头向上弯折。柜面盖子上有一寸把长的孔缝,将钥匙从缝隙里伸进去,勾住里面与之匹配的两个孔眼,向前一推,盖子背面一条活动的木栓就打开了。锁柜子同样也要用锁匙,反方向推,木栓遂塞进孔洞里卡住锁死。弟弟喜欢琢磨器械原理,曾仔细研究这老物件,发现塞锁匙的那两个孔眼里有两个铜质簧片,可琢磨了半天,也没弄清这簧片的安装原理,便感叹早期的木匠手艺。我记得小时候老家秋后寄来花生大枣,一度就放在这个柜子里,钥匙不知道藏在哪里,我们也就死了心。后来调回口里,这柜子又跟着长途跋涉,从新疆运回河北老家。在新疆服役近二十年,柜上一直蹲暖壶,有时水流下来,天长日久就烂了一只脚,现在,这三条腿的柜子就静静地待在父母院子西厢房的角落里。这柜子和车子,是当时两个大家当。

除了将被褥卷成行李外,母亲还有个檀木衣箱,姥姥给做的棉袄棉裤装上,又装了些棉花,结婚时婆家给了一红花被子也装上。父亲这边,有老班长给的一个工具箱,装了一箱子书。父亲初中毕业,上学时就学会了简谱,部队里因材施用,见他爱好吹拉弹唱,就改派他搞文艺宣传,这些书都是他多年积攒的歌本歌谱和编写的歌词什么的。此外还有一个120黑白照相机,一个部队发的绿色帆布箱。至于吃饭的家伙,母亲说刚结婚时到西安见婆婆(当时奶奶跟着二姑生活),走时就给买了一对挂篮边儿的白搪瓷饭盆儿,一对仿象牙塑料筷子。到北京集合,母亲觉得光有筷子碗也不行啊,才又买了一个钢精锅!

每次说到这里,母亲都忍不住抱怨,你看我嫁到你们郗家,就给了一对搪瓷盆儿两双筷子还有一床被子!父亲就笑,那你现在比谁也不少啊!我们几个也跟着哈哈大笑打圆场。

1966年过完年,大概是2月中旬的一天,姥爷找来一辆牛车,拉着这些家当,把小两口送到县南头的么头镇,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集合。十七年过后,1983年3月,父母又带上所有家当,从乌鲁木齐出发,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回到石家庄,再转到么头镇。那里,舅舅赶了马车来接。只是,回来的人里多了我们姐弟四个。这是后话。

于是集结,上车。火车是老式的绿皮车,战士统一坐前面几节闷罐子,家属则坐在后面客车厢里。一路西行。有时到站停下来大家下去吃饭,大锅熬菜配卷子(即馒头)什么的,吃完又有人催着大家上车,再走;有时赶不上到站吃,就发两个大面包。母亲说,面包挺大,暄腾腾的,吃不完,也舍不得扔,天冷又坏不了,到乌鲁木齐竟攒了多半箱,干干硬硬的。后来住下来就拿小锅一点点蒸了吃。

火车是临时加的进疆专列,一路让车,走走停停。女人们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很新鲜。起先,叽叽喳喳的,但一进甘肃,车厢里就安静下来。窗外一片萧索,全是戈壁滩。再走,看见一棵树;又走了半天,一头骆驼,大家就傻了眼。有新媳妇,进疆前才火速定亲迎娶的,呜呜地哭起来,越劝越哭,惹得一车人心里扑扑腾腾不好过。这时,前面闷罐子车里过来个人,人们就说:“快回去问,这是谁媳妇,快来认领一下,哄哄。”一会儿,果然有年轻的战士讪讪地过来,好歹哄得不哭了。

2月22日,经过六七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终点——乌鲁木齐。下了车,只见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来。有卡车来接,人们互相帮衬着抬行李装车。轮到那个老柜子,抬的人说:“哎哟,怎么这么沉?金银财宝呀?”原来父亲把那箱子书都装进去了。接着,自行车、行李卷、衣服箱子一件件搬下来,有人打趣:“你们两口子咋这么多东西,地主啊?”母亲说,那个时候穷,很多人一路就背着一个小包袱,连换洗的棉袄都没有,相比,我们可不就是地主老财。

卡车先把大家送到乌鲁木齐西北的宣仁墩,那里有原來种菜人住的几间平房,就男女分宿舍住下来。天寒地冻的,又下着雪,很多人都没有带棉衣棉被,瑟缩着,上面就赶紧调拨物资,让大家买来用。晚上,西北风顺着木头门上的缝隙灌进来。半夜,迷迷糊糊听到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嚎。有人说,可能是狼!大家打个激灵,赶紧爬起来找个木棍子把门别上。一宿无话。

在宣仁墩无事,每天吃饭打牌吹牛,相互认识熟悉,联络感情,住了六七天,又打包行李向东开拔,到了最终的目的地乌拉泊。戈壁滩上,空空荡荡的,可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再看着落下去。原副业队在这里有两排平房,这时已腾出来,就又分男女宿舍住下。后来,这两排平房前修了东西向的马路,通往化肥厂,平房后面不远,建了我们上学的农付处子校。

安顿好,团里就组织大伙儿挖地窝子,一家一窝,定居过日子。母亲原是老师,那时三连已有地窝子小学,就去教书,父亲则每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挖坑、搭架子、割芨芨草、盖房顶、抹泥。乌拉泊到处是盐碱地,即便天冷土也不怎么上冻,一镐刨下去,都是沙沙的土面,混着石子。

这段时间吃食堂。主食是玉米饼子,食堂师傅用铁皮弯一个盛饭勺子,在和好的玉米糁里一舀,往笼屉上一扣,蒸熟后大概一个一两。伙食是定量的,每月女的30斤,男的45斤,按定量换粮票打饭。菜一般是素炒土豆丝、莲花白(圆白菜)、皮芽子(洋葱)、白菜,8分钱一份,一大勺,大概有多半碗。

工资也开始发下来了,部队转业套地方工资,加上边疆补助,比内地多17%,算下来,父亲月薪53.55元,母亲36.08元。因为一个菜8分钱,所以父亲就说母亲是三十六块零一勺。西北方言管“傻瓜”叫“勺子”,所以“三十块零一勺”或许还有揶揄的成分。可有了工资还是舍不得花,每次俩人只打一个菜,甚至有时就买一棵葱,一人半根,就着玉米饼子吃。母亲说:“你爸那时特抠,光嫌我吃得多,大葱都不让吃一整根的,净说‘哎,你吃的超了定量了。’”说到这儿,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竟泪眼婆娑起来。

很多人真的吃不饱。菜没啥油水,量少,玉米饼子不敢多吃,每天还要干体力活,于是就嚷嚷。上面来了人开会,让大家报,看每月多少定量合适,有几个女的就喊:“90斤!”

地窝子很快挖好,中间垒个砖炉子,发一个铺板,一家一家分了各自安排住下。父母把带来的家当搬进去,行李卷打开,褥子床单拿出来铺上,被子叠好摆上,俨然像个家了。那个躲过劫难的老柜子摆在床头,成了多功能家具,吃饭也在上面。

其实,不仅那老柜子,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多功能的。比如铺板,掀开褥子,铺上报纸,就是面板,可以擀面条包饺子。没有擀面杖?父亲就去木工房,跟木工套近乎,套了几天,终于得了一截杂木棍,削削刮刮,再打磨一下,就可以用了。要自己开伙了,想打酱油没容器,母亲就盯着看谁家喝酒,要酒瓶子。可酒是奢侈品,还真没几个人喝,好容易看见谁提了瓶酒,就赶紧跟上去,堆着笑脸跟人说好,喝完酒把瓶子给留着。

收拾妥当,母亲就提个小桶到戈壁滩上捡柴做饭。那时候有句顺口溜:“没了老婆想老婆,有了老婆打柴火。”可戈壁滩也没啥硬实的柴火,无非一些粗点的草棍儿,偶尔有个小木疙瘩。捡回来塞到炉子里点着,钢精锅烧上水。掀开被褥,在铺板上擀了面条下到锅里,撒上盐,一点酱油,一点葱花,俩人美美地吃了一顿,连面汤都喝掉了。这顿面条可能是父母一生吃过的最美味的面条。只是刚做了一顿饭,那崭新的亮晶晶的钢精锅就熏得黑乎乎的了。

自己起伙,日子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春天来了,戈壁滩上有扫帚苗,嫩嫩的,捋回来开水焯一下,撒点儿盐,点上香油,就是一道菜。现在,这扫帚苗,以及我们小时候常吃的沙葱,都变成难得的野味了。

在这些拓荒者中,和父亲都在北京军区装甲兵第四独立修理营的,有房勇和,河南商丘永城人,和父亲在一个班待过;田建勤,到乌拉泊任一连副连长,后调到化肥厂粮站;韩涛,七连木工班班长;高传法,先在修理厂,后任农付处工会干事……

那550块钱后来一直没有用,不仅不用,还一块一毛地往上加,17年后全家迁回口里,这笔钱已变成3000块钱的定期存款。临走母亲又去银行支取,工作人员说:“这钱还差一年到期,提前支算活期利息就可惜了。干脆把存折留下,明年到期给你们寄过去。”母亲有些犹豫,那人说:“国家的银行,有什么不放心的。”母亲心里打鼓,但也只好如此。一年后,长途电话打过去,果然连本带息寄来了。有了这笔钱,我们才在河北老家深县盖了新房重新安家。搬砖、夯地基、淋石灰……这是我作为小工参与的唯一一次盖房经历。当然,这些更是后话了。

盐湖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件弄妥当了,人就很容易安定下来。之后,日子慢慢地过,其他都可以慢慢经营。

这天,父亲跟乌拉泊几个老职工聊天。说是老职工,年龄倒不一定大,只是早几年到的乌拉泊,大约有百十来号人,属于建设兵团工交部(工业交通部)副业队,是从各单位抽调出来的,专门负责种菜养殖。工交部有钱有地有厂矿,便于安置人员,也能发工资,所以,父亲这批要组建坦克团的复员军人家属,也划归工交部管理。父亲问他们:“上哪里能买到盐呢?”几个老职工几乎异口同声:“嗨,盐哪里还用买?东边就有盐湖,去挖就行了,我们都是吃这个盐。”

盐直接就能挖?父亲来自河北深州,那里虽然有盐碱地,盐却是买着吃的。一听还能挖盐,真是稀奇得不得了。赶紧打听盐湖在哪里,多远,怎么去,一一问清了,便约上来自安徽的李宏科还有杨光英等几个战友一起去挖盐。父亲说,那时盐便宜得很,挖盐主要是好奇,年轻力壮的,四处探索呗。

周末早早起床,吃了饭,车子上绑把铁锹,后座夹条麻袋,备上干粮水壶,几个人便沿着北山脚下的公路向东南骑行。这条公路后来被命名为312国道,向东可到柴窝铺、吐鲁番、鄯善、哈密,然后出新疆入甘肃,一路直达上海。乌拉泊南北都是山,往东南延伸,两山之间距离越来越窄,南山也越来越矮。大概走了一两个小时,往东南看,就见山丘间有比足球场略大些的水泊,一片一片的,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几个人一边骑,一边新奇地四处张望,看见其中有一片水更大些,水上还有人拿着铁锹忙乎着,想必就是挖盐的,于是,停下车子说:“就这儿吧。”

盐湖表层是水,大概有一两公分厚,水下有一层多年沉积下来的盐壳子,硬硬的,当地人叫“盐巴”,这里的“巴” 读bā,如“锅巴”的“巴”,不读轻声,紧紧黏合贴住的意思,盐粒间就好像“巴”在一起,故称“盐巴”。“盐巴”半公分厚,薄冰一样,但质硬,禁得住人。在这层“盐巴”上面,就有刚结晶的盐粒儿,大的如黄豆,小的如高粱米,色白,一两公分厚。“盐巴”下是青泥,深可及膝。父亲他们见水里那几个人站在“盐巴”上,拿铁锹一点一点把那些盐粒儿刮成堆儿,还有人趴在水面上用麻袋装,就明白了,很兴奋,赶忙脱了鞋,挽起裤腿,下了水。水里的人说:“你们别脱鞋,也别挽裤腿。”啊?不脱鞋不挽裤腿那还叫干活?父亲他们没太理会。谁也没想到,刚入水,就着了个下马威。

起先,意识到这层盐壳子比较薄,父亲就按照以往走薄冰的经验,趴伏在水面上,一点一点往中间盐粒多的地方去,爬了没两步,刚想站起来,一只脚稍微用了点儿力气,只听咔嚓一声,脚下那层盐壳就踩裂了。盐壳子硬如铁板,裂得又不规则,边缘凹凸的盐粒就像小刀子,瞬间就在小腿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盐壳下是盐度极高的青泥,小腿陷进去,血口子拿盐水盐泥一浸,那个痛啊!赶紧往外拔,谁承想一用力,这条腿还没拔出来,那只脚又踩裂了,另一条腿又划出道道血口子,浸在盐水里,钻心痛。

回忆到这里,父亲说,哎呀!那次我可受了刑了。以前都说被捕的共产党员受刑,皮鞭子抽了然后泼盐水,我算知道啥滋味了。那时候傻,还挽起裤腿,否则不还有层布挡一下吗。不过,疼也就一会儿,随后就麻木了。而且这些血口子消了毒,也不发炎。

盐湖里那些挖盐的人见他们如此狼狈,连忙支招:“你们赶紧趴下,慢慢爬出来,要不就打滚。”父亲说:“打滚?那衣裳不就都湿了?”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总之,连滚带爬的,终于又回到盐壳子上面了。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几个人更加小心翼翼,即便这样,没走多远,一不小心就又陷下去了。好歹挪到盐多的地方,赶紧收盐,装盐。盐多得很,几下扒拉一堆儿,不一会儿就能装多半麻袋,再匍匐着,拖着麻袋小心地爬回到岸上。到了岸上,再看盐湖里还在挖盐的那几个人,拿着铁锹在盐冰上走,如履平地。

盐带着水,很沉,麻袋不敢装满,水里那么多盐舍不得也没办法。每个人七八十斤,搭在载重车的后衣架上,一路滴滴答答着驮回家了。回到家,车后轮一层白白的盐碱,得赶紧用水冲洗,不然的话,这宝贝交通工具就很快锈蚀了。

收来的盐含硝(芒硝),口感苦,对身体也不好。老职工们说,好办,晒晒晾晾就行了。于是,在院子里支上木架子,铺上床单摊开盐晒。盐晒干后结晶,芒硝一晒就变成面儿,再用簸箕一簸,就都吹走了。

母亲说,这半麻袋盐吃了若干年,不过,如果是平时炒菜用,比较麻烦,因为盐粒大,只得倒在案板上,拿个大碗一点一点碾碎。腌咸菜最好用,你们小时候吃的五香萝卜干就是用这大盐腌的。

五香萝卜干,是我们家家传的下饭咸菜。入秋时,买一堆青萝卜,洗净,切成条,在乌拉泊的秋阳下曝晒至半干,再收到大盆里,撒上盐粒儿,用手一把把抓起来,在洗衣板上揉搓,利用这大盐的粗糙,把萝卜表皮纤维划破,便于调料入味。之后,拌上辣椒面、五香粉装坛封存。过些日子,萝卜干入了味儿,不干不湿,略微发酵发黄,口感爽脆筋道,咸香可口,无论是喝粥、吃面、吃馒头都极开胃。母亲有时把萝卜干切碎,点上几滴香油,就更下饭了。所以,萝卜干成了我家餐桌上必备的小菜。吃饭时,父亲经常夹上一根萝卜条,放在嘴边夸张地一咬,萝卜干应声断开,随后,父亲的嘴巴故意对着我们一张一合,那一小截萝卜干就在里面发出又韧又脆的声音,听着就让人流口水。我们心馋,也如法炮制,咬一截,咧着嘴使劲咀嚼,试图能制造出诱人的咯吱声。然而,不知是口腔共鸣器小还是怎的,我们口中的萝卜干终究制造不出父亲口里的声音,着实令人沮丧。不过,有这等美味的萝卜干佐餐,粗茶淡饭也变成饕餮大餐,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哪顿饭是不香的。

也许我对这萝卜干太迷恋,再后来吃饭,每当我的筷子伸向萝卜干,父亲的筷子都会及时落下来,敲在我筷子上,训斥道:“又吃咸菜!”挨了训,筷子只好拐向别的菜盘子,可心里仍恋恋不舍。三十年后我来到福州,这里盛产长长白白的大萝卜,个头大,水气足,摆在菜摊上,像白白的胳膊腿儿。当地人喜欢切块和排骨一起煲汤,也晾晒腌制成萝卜干。我有时会买些来,切碎,用干红辣椒花椒粒炒一下,早餐配粥、馒头或汤面,也可口,只是那脆脆的带着韧劲儿的声音不容易听到了。

严格说,父亲他们取盐的这片水不能叫盐湖。再向东约一二十公里,才是真正的盐湖,那里的盐储量多,正式采盐已有100多年历史。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正式对盐湖开征盐税, 1958年建“盐湖化工厂”,乌鲁木齐人吃的盐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文革期间,各个单位互派宣传队演节目,父亲到盐湖化工廠演出,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挖盐”。宽阔的湖中,一条大盐铺就的公路,平平展展、硬硬亮亮的,大卡车在上面呼呼地开。马路两边均匀排列着一个个方坑,每个坑十个平方大小,工人们就站在坑里,一锹一锹地往上掘盐,就像挖坑掘土一样。盐挖上来,堆在坑旁边,卡车就一路开过,装袋装车。盐掘上来,盐坑周围的盐卤水很快就渗进去,第二天,又是一池子大盐,再掘再渗,似乎是取之不竭的。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地壳抬升,海水沉积在这里,经年的蒸发就变成了这个巨大盐湖。维语称作“斯里克库里”,意为“神秘之湖”。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令人感叹。

现在,这个盐湖被开辟成“盐湖风景区”,盐湖盐度高,矿物质丰富,可以人体漂浮、盐泥沐浴。小时学地理,西亚以色列、约旦交界处有著名的死海,盐分极高,人入水不沉。宣传图片里,有人就躺在死海海面上,装模作样抱着本书读,我那时是旱鸭子,看到这情形,羡慕不已。可是,听了父亲的挖盐经历,我才意识到,要想这么惬意地浮在盐水上,首先要保证身上没有一点儿伤口。

水库

我们姐弟四个,二姐长得最像父亲,双眼皮儿,大眼珠儿,苗条修长,性格活泼,从小说话清脆悦耳。小学联欢会表演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她穿着花布衫,手拿一个瓷碟儿,戴着顶针儿打节拍,眉眼飞动。小姨来新疆带过我们几年,总说父亲最疼二姐,说我排在她后面,受冷落。我三岁那年,全家回河北老家探亲,小姨也回去嫁人,就想把我留在她身边。那时我们姊妹四个都间隔一两岁,站成一排,音阶一样,哆 咪发,可拉扯起来,着实令人筋疲力尽。父母亲见小姨真的疼我,也就答应了。可走前头一晚,父母几乎一夜未合眼,早晨出发,还是抱我上了马车。假如那时我留在河北老家,不知又是怎样的命运。

二姐也有一次差点改变了命运,不,准确地说,是差点儿丢了命。那次,我在现场。

从我们住的老团部向北走,地势渐低,高高低低的灌木芦苇就多起来,大约走半个小时,过了老医院,就是水库(后来起名实验水库)。水库早先是一片大水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他们从北边的片石山运来石头,修了一条南北大坝,又用石板砌出沟渠,连到农田,就解决了南边条田的灌溉水源问题。父亲说那时带领大家干活的是李芳泽团长,还有一个肖团长。水库里有鱼,有几次我们恰巧碰到开闸放水,看水库的师傅就在出水口粗大的水泥管上套上渔网,水咕咚咕咚流出来,再看网子里,大大小小的鱼噼里啪啦乱跳。

水库一带是男孩子的乐园。夏天每到周末或是放暑假,农副处、化肥厂以及周边各连的男孩儿几乎都聚集在这里,大的在水坝里游泳,小的就被撵到河沟里抓鱼。水库在北山脚下,这一带是乌拉泊地势最低的地方,雪山融水从地底渗出,一处泉眼就是一片水洼,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地下水沿地势自东向西流淌,大小的水沟就串起来,沟里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小鱼。男孩子们最乐意抓鱼,找个铁丝弯个环,绑上纱网,把网子堵在水沟一头,然后挽起裤腿跳到水里,从远处慢慢往回蹚,一边蹚一边用脚搅和水,把鱼往前轰,到了网子跟前,快速一提,很多小鱼就兜住了,倒进水桶里,提回去喂鸡喂鸭子。

乌拉泊这批退伍军人来自北京、济南、南京三个军区,五湖四海的人都有。有些人家来自北方,习惯养鸡,比如我家;也有些人来自南方,更喜欢养鸭子。同学宗明的父亲李登江来自南京军区,祖籍安徽天长县,离江苏扬州六十来里地,是鱼米之乡,母亲范文华也是同乡,所以他家就养过一大群鸭子,多的时候三四十只,夏天吃小鱼,鸭子肥肥的。他还曾在水库边草窝窝里捡过一只野鸭蛋,孵出小鸭子一块儿养着,大了,野性十足,晚上家鸭子入圈,就它怎么赶也赶不回来。终究不是一个战壕的,养了半年,还是扑棱棱飞走了。

女孩也喜欢抓鱼,不过,抓鱼的方法和男孩不同,我们用守株待兔法。找个玻璃罐头瓶,里面放上馒头骨头之类的诱饵,瓶口用根线绳拴住,慢慢浸到水里。动作一定要慢,让水一点点流进去,直到瓶里的水和水面齐平,再悄悄放到水底。假如下沉动作过快,水快速涌进就会把诱饵冲出来。放好瓶子,耐心等待,过一会儿,再抓住线绳慢慢往上提,快出水面时猛地一提,就见小鱼贴着透明的瓶壁游来游去,急慌慌的,玻璃和水的折射,让鱼脸显得十分滑稽。鱼们闻着味儿斜扎进瓶子,当觉察不对头已经晚了。

用这种办法捞鱼,屡试不爽,然后带回家养着玩。河沟里被男孩子搅和得昏天暗地,鱼们惊慌失措,自然没法守株待兔,我们遂转移到水库大坝边上的一个出水口,这里背风,水体温暖平静,最适合小鱼儿栖息。水口两边的大坝呈喇叭口,用大石块搭成,上下两层石块略微错开,形成极窄的台阶,一直斜伸到水下。我们提着瓶子,一手扶着大坝,脚踩着窄窄的石阶,慢慢挪到喇叭口收束的地方,把瓶子放在水下的石阶上。那里更安静,鱼多。

谁也没有意识到,那个位置水深两米多,很是危险。

二姐小时候细细瘦瘦的,她斜着身子走到放瓶子的位置,便直起身来,身体前倾,小心翼翼地把瓶子往水下浸。突然,脚底一打滑,扑通一声,连人带瓶子就跌到水里了。我跟在她后面,眼见着水面上就只有一点涟漪向四周荡开,好像谁刚刚投了一块石头进去,二姐人呢?

正愣神,忽见水面上冒出一个黑脑袋,还有一只手,胡乱舞动着。下意识地,我向前紧走两步,一把就把那手抓住了!二姐虽然瘦,但浸了水,还是比我沉。我想把她拉上来,可身体竟然也开始前倾了,就惊慌地叫起来。

大姐此时正带着弟弟在旁边水浅处放瓶子,闻声立刻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左手,弟弟也紧随其后,抓住大姐的后衣襟,于是,拔萝卜,连拖带拽,终于把二姐从水里拔了出来。二姐斜躺在水坝上,头发贴在脸上,像个落汤鸡,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乌拉泊的夏天,晴朗干燥,还有吹不尽的风,大太阳把石头水坝晒得热热的。二姐就斜躺在大坝上,像晒鱼干一样,前面晒得半干了,就转过身趴着晒后背。剩下我们三个哪里也不敢去,无所事事,看着二姐翻烙饼。好歹把衣服烘干了。

大姐那会儿小学快毕业了,带三个弟妹出来玩儿,责任重大,自觉此事不一般,就召集我们开了个小会,约定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跟父母提,并特别叮嘱了弟弟。

鱼没抓住几条,还出了事故,自然耽搁了时间。太阳要落山了,我们还没回家,母亲急了,爬到屋顶上,扶着烟囱向水库方向巴望。不见人影,下来,过一会儿,再爬上去。终于,远远看见四个小小的身影晃晃荡荡地走来,才放心地进厨房热饭。

母亲自然多问几句,我们心怀鬼胎,但因为有过预谋,也就勉强对付过去了。然而晚饭后,不知是母亲使计还是弟弟城府太浅,总之他到底交代了。

此后一段时间,父母不再放我们去水库边玩,他们心有余悸。因为西边有个更大的水库,五连曹佩连长的一个女儿就淹死在那里,几个孩子做个小木筏划着玩,翻了。当时父亲和一些会水的战友,潜水打捞了两天,后来尸首漂到别处才找到。那水库水更深,潜水都够不到底。那次父亲受凉发烧,还在医院躺了两天。父亲说,唉,可惜了,都十五六岁了。

此后再去水库,母亲就派父亲当保镖,这一下,好玩的东西似乎更多起来。

通往水库的小路两旁是高高矮矮的灌木丛,春天,会有肉苁蓉从土里探出来,像竹笋,黄褐色,这里一小撮,那里一小撮。慢慢地,顶部棒棒状的花冠就开出无数朵淡紫色的小花。我们沿着根部往下刨,想带一棵回去。碱土松软,随便找個木片就能挖,可挖来挖去,直到刨出近一米深的大坑,还不见根,只好掰折了。提着长长短短的肉苁蓉回家,像提着枪。据说肉苁蓉是药材,可也没人知道所以然。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这东西又叫大芸、地精、金笋,它们寄生在红柳和梭梭的根上,能长到一米六,很早就是西域进贡汉唐的珍品,现在被称作沙漠人参,价比黄金。据本草书介绍,肉苁蓉乃平补之剂,可滋阴壮阳。其性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燥,滑而不泄,故有“从容”之名。肉苁蓉可与羊肉炖食,也可泡酒或煮粥,可惜那时从未吃过。新鲜的肉苁蓉很脆,我们掰着玩,玩来玩去就不知哪儿去了。

水库旁是大大小小的水洼,水洼间有草甸连着,下面是深深的淤泥。我们有时会冒险走上去,站着上下用力,像弹簧床,颤颤巍巍的,当年红军过草地就有这样的沼泽,是有可能陷进去的,所以草甸不敢久留。水深的地方都是芦苇荡,乌拉泊风大,芦苇随风摇摆,整片倒过来倒过去,像排演歌剧。芦苇荡深处有野鸭子做窝,它们是过客,天冷就飞走了。也许还有大雁吧,玩累了躺在草窠子里晒太阳。也有大雁飞过,在瓦蓝的天空下,它们小小的,排成斜斜的一字型,或者人字形,在天空中渐行渐远。

浅水处有蒲草,秋天结实为蒲棒,我们叫“毛蜡”,颜色土黄,形状像细长的蜡烛。蒲棒的细小绒毛蓬松如棉,干了搓下来可做枕芯。可我们孩子们并不关心蒲绒枕头,而是把这玩意儿当蜡烛玩。晚上点上篝火,把毛蜡伸到火堆里点着,它就像雪茄慢慢燃着了。对着夜空挥舞,毛蜡燃着的那头就划出光的图案。我们喜欢画横着的八字,因为八字最流畅,看得最清楚。有时也想在空中画“某某某大王八”,可都太复杂,没有成功。

除了玩蒲棒,有了篝火,大人孩子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玩闹讲故事,还可以烤蚂蚱、烤麦穗儿。此时的大田里麦穗青黄,颗粒饱满,趁拔鸡草的时候偷几穗儿藏在篮子最底下,再抓几只蚂蚱穿在草茎上带回来。麦仁烤熟,捋在手心里合掌轻轻碾两下,皮就脱开了,两手来回倒着吹掉麦皮,一把将麦仁填到嘴里,香软又筋道。蚂蚱么,熟了也有虫子的味道,揪个大腿尝尝也就算了。现在想,要是加点儿孜然椒盐辣椒面什么的,也许味道还不错。

在水边玩,兴致来了,父亲会给我们表演跳水。他站在水库边,煞有介事地做几个拉伸动作,然后一跃而入,老远才露出头来,随后就哗哗地向水中央游过去。我们艳羡不已,觉得父亲很像白洋淀里的那个小英雄雨来。

暴风雪

1978年,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弄出了个事故,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乌拉泊冬天风大雪大,我们是从小就领教了的。冬天一般刮西北风,我家在老团部,正东三四百米就是学校,上学时,穿上大棉猴,两手对着往袖口里一揣,或者戴双棉手套,半躺着,西北风就托着,把你送到学校了,孩子们大都挺享受这个游戏。可放学就麻烦些,因为是顶风,棉猴要裹紧,帽子要把带子扎紧,围巾帽子要护着半个脸,书包斜背着,也要拴好扣好,然后就低着头,闭着眼,弓着背,一步步往家里挪。西北风携着雪粒儿,像小刀子,走几步脸就刮得生疼,只好转过身,半躺着倒走几步,辨辨方向,再转过身埋头弓身往前挪。

那天放学,学校里的娃娃们照例闷头顶着风或顺风仰脖躺着回家,可那天风雪出奇地大,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母亲说,在新疆那么多年,好像再没见过那么大的暴风雪,根本分不清天地,就是一片白,人整个儿被风雪裹着,睁不开眼,睁开眼也看不见身边的东西,弄不清东西南北。那天是周六,下午放假。下班时母亲不放心,还特意到教室去接我和刚上一年级的弟弟,没承想,我已经领着他往家走了。

我知道,顶着风向西,准能到家,于是闷着头前进,走两步,风压得喘不过气来,眼更是睁不开,就背过身斜着走。走了好一会儿,突然,脚底下被什么绊一下,差点栽个跟头。睁眼一瞧,一根斜拉着的铁链子。看到这链子,我醒过味儿来,我撞到教室前面的秋千架了,这是固定秋千架的铁链子。学校教室是肩并肩的两排平房,我们二年级教室在学校最西边,秋千架在我们教室南面,有个二三十米的距离。我大概是从旁边的一年级教室接了弟弟,一头扎进风雪里,斜着身子躲着西北风,竟晕头转向,本来正西行的路线,就一路倾斜着南下了。当时我手把着这根铁链子,定了定神,想了想方位,才又奔西去。秋千架西边有一排小树,为学校西边的界墙,是我的一个坐标。再往西,是一小片戈壁滩,快到家的时候,还有一排杨树,这是我的又一个坐标。走过杨树,就能隐约看到红砖的房子,贴着房子走,依次走过贾秀明老师家、姜梅家、徐薇阳家,然后过马路,就到家了。

晏施勇是我们一个班的,住七连,离团部不远,回家也往西走。然而,中午他妈妈做好饭,一等不回,二等不回,本以为小子贪玩,不定跑到谁家玩了。可过了一两个小时,还没到家,晏妈妈就急了,到班主任姜老师家问。一听还没到家,姜老师也傻了眼,赶紧叫上周围的邻居、老师们出去找。那天风太大,凡是背风的地方雪都堆起山丘,甚至能有一房高。人们想,这孩子没准儿被雪埋住了,就拿着铁锹一路见雪堆就刨,一路人马甚至挖到西北的水库边上,想着孩子不过七八岁,也许会走偏到那里吧。

直挖到天黑,啥也看不见了,可啥也没挖到,人们只好筋疲力尽地回来。晏施勇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他妈妈早哭得泪人一样,说:“孩子找不到,我就不活了!”大家就劝,后来也只能沉默了。屋外黑咕隆咚的,西北风还在打着呼哨,人们的心都像掉进冰窖里。但又抱着一线希望:万一孩子走丢了,被谁家捡了呢?

真猜着了,晏施勇被同班同学潘新红家捡了。

原来,那天放学,姜老师见风雪刮得太猛,晏施勇还有几个孩子都没戴帽子,就把他们的棉袄罩衣脱下来,蒙在头上,一一系好了,只露着眼睛,让他们搭伴回家。想着也就几百米,一下就到家了。没想到走不多远,晏施勇头上的衣服就吹掉了,他就一路追,等追上了,也迷路了,茫然地走,竟南辕北辙,本来朝西的路线竟奔了东南,一直跑到三连,彻底傻眼了。

潘新红住三连,据她回忆,当时傍晚,天还不太黑,她和姐姐一起出门上厕所,见第二排房头风吹雪堆起的小山窩窝里有个人蹲在那里,蜷缩着,好像冻僵了,小小的一点点。潘姐姐大两岁,性格活泼,胆子大,赶紧过去拽起来,问了情况说:“走,去我们家吧。”进了屋,烤火,换衣服,端来热饭吃了,小人儿才渐渐缓过来。潘爸爸叫潘常树,在机关的面粉厂工作,妈妈叫杨素君,在三连的养殖场上班,家里三男两女五个孩子,年龄都不大,缓过来的晏施勇很快和他们玩起来。潘妈妈说:“这得亏带回来,要不就冻死在外面了。”想跟晏施勇家长联系,可那时没电话,这暴风雪,又咋去送信呢?那个时候家家都一窝孩子,想着反正孩子饿不着冻不着,等风小了再说吧。

风雪又呼啸了一天,到星期一早晨,风雪消停了,几个孩子搭伴去上学。晏施勇和潘弟弟玩了一天一宿,打得火热,边走边说笑。走到学校前面的马路上,远远就见班主任姜老师迎风站着,一会儿看看东边,一会儿看看西边,挺无助的样子。几个人就喊:“姜老师!”姜老师马上就问:“你们看到晏施勇没有?”潘新红转身一指:“呶,在那儿呢。”姜老师几步冲过去,一把就抱住了,说:“晏施勇,你要是不在了,姜老师也不活了!”

我前几日问晏施勇,你还记得这些事不?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小时候糊里糊涂的,光知道丢过,但细节都不记得了。我想,可能一靠近潘新红家暖暖的炉子,晏施勇就跟暴风雪和解了。

不和解又能怎样呢?乌拉泊风大雪大,风大主要因为这里是风口。往东南,南北两山开始朝中间收束,几十公里外的达坂城,就成了进出天山的峡口谷地。过了峡口,一马平川,地势一路向下,是温暖的火洲吐鲁番盆地。因此,峡口两边,一暖一凉,形成穿堂风,大量气流通过峡谷,拥堵,加速,大到可以吹翻火车。所以据说达坂城一带,不管是杨树柳树都长不高,而且都朝东南方倾斜成歪脖子树。王洛宾写歌“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我想,得亏姑娘们编上满头的小辫儿,否则那么大风,再标致的头型也吹成乱草垛。

小时候上下学顺风,经常和戈壁滩上的风滚草赛跑。风滚草有着大大的草冠,圆圆的,根却扎得不深。秋冬气候干旱,风大,把它连根拔起,它就团成一团咕噜咕噜随风滚动。停在哪里,就在哪儿接着扎根,待气候温暖湿润了,该发芽发芽该开花开花。在戈壁滩生存,就得变通,生出些本领来。有人说,这叫生命力顽强,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妥协。

不单是小孩被吹得晕头转向,有时大人也出故障。父亲说,有一天傍晚大风雪,徐振东(徐薇阳的爸爸)从机运连回老团部的家,往西走;王灿从七连家里到机运连,往东走,俩人都骑着车,风雪眯眼,天又有点暗,正骑着,咣当一下,俩人就撞上翻了车。徐振东是大学生,戴眼镜,王灿打篮球曾磕掉过几颗牙,安着假牙,这一撞,眼镜掉了,假牙也掉了。俩人就在雪地上摸着找。王灿顺风骑,速度快,想着可能是自己把人家撞了;徐振东顶风,眯眼低头骑,也想着可能是自己不看道,把别人撞了。所以,谁也不敢说话,就是满地摸,像京戏里演的《三岔口》一样。只是《三岔口》里两个演员上演的是半夜三更一场客店里的打戏,黑灯瞎火的,都要想法摸到对方进行攻击,但又要防止被动挨打,所以触碰后马上就是激烈的对打,打完接着试探,看得人提心吊胆的。而这两位也提心吊胆的,心里却想着,别摸眼镜摸假牙的,把对方摸到了!所以草草胡拉了一会,啥也没摸着,就赶紧骑车溜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风小了,俩人又来到出事故的地方,低着头,在雪里来回刨着找。俩人认识,打招呼:

A:哎,你找啥呢?

B:嗨!我找我那眼镜呢,昨天不知道谁撞了我一下子,把我眼镜子撞丢了!你找啥呢?

A:我找我那假牙呢,昨天晚上不知谁他妈撞了我一下子,把我假牙撞丢了!

B:啊!原来是你呀!我要知道是你,我得好好跟你干一仗!

A:啊!原来是你呀!我要知道是你,我当时就他妈跟你干一仗!

AB:哈哈哈哈!

吃沥青的科学道理

乌拉泊是戈壁滩,到处都是石子儿,所以早先修的公路都是石子路,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我家在老团部第一排,门前的马路起先就是石子儿铺的,靜夜里,若有人骑车子或步行,老远就能听见碾压的声音。当然,黄鼠狼来偷鸡我们就没听见,因为它们穿着高级皮垫鞋,还不走正道。

这天,来了卡车,一群人抬了大锅,架了柴火,就在路边煮起东西来。我们孩子们赶紧跑去瞅稀罕。一看,大锅里像是煤一样的黑东西,一块一块的,已经半融化了。干活的人说,这是沥青,煮化了,浇到石子路面上,就是柏油路。

旁边还有一堆待煮的沥青块,油亮油亮的。一个叔叔就说:“这沥青嚼一嚼,可以白牙齿。不信试试?”

我们挑一小块,咬下一点儿嚼嚼。咦?是有些粘牙。再咂摸咂摸,还有点儿甜丝丝的味道,像大白兔奶糖,还有点儿像泡泡糖。于是,放心大胆地咬下大块,满嘴嚼着。嚼一会儿,就脸对脸,互相龇着牙说:“看,白了没?”仔细看看,都说:“真白了呀!”

白是肯定的,因为沥青有黏性,能把牙面上的脏东西黏下来。加上白牙嚼着黑沥青,对比一看,更显得牙齿白了许多。黑种人龇牙一笑,牙齿就显得挺白,一个道理。

我们欢天喜地揣了几块回家,让父母品尝。他们也不明就里,咬一口嚼嚼,说:“还真是哩,挺劲道的。”

可是,沥青终究不是奶糖和泡泡糖,奶糖尤其是大白兔奶糖,柔软细腻,吃到最后也没有一点儿渣滓,奶腻的香甜可以绕齿三日。泡泡糖的甜味逊色得多,因为功利性太强,属于诱敌深入式的硬甜,可甜味消失殆尽后,它有膨胀的奇效呀,指甲大的一块,就可以吹到脸那么大,这也就不寻常了。女孩儿们脸对脸,鼓着嘴,把嚼扁的泡泡糖挪移到最前端,再用舌尖顶出一个小包,之后控制气息匀速集中地呼出,小包就涨成气球。等大成脸盘,再鼓一把力,它就在脸上爆炸了,碎片糊了一脸,颇令人兴奋。把碎片敛敛,复填入口,经由脸上的摊平冷却,因咀嚼而温热变软的胶质物就又劲道起来。初学者偶有失误,往往第一口气就把泡泡糖吹落在地上沾满沙土而报废,但经过刻苦训练,最终大都技艺精进,嚼、顶、吹、控,小小一块粘胶被玩弄于舌齿之间,爆破声此起彼伏,一边伴奏着,一面可以做作业、聊天、抓子儿、丢沙包、踢毽子……啥也不耽误。相比之下,沥青除了那最初的一丝甜味儿,加上咀嚼时肌肉咬合产生张力带来一丁点儿运动的快感,就都没啥好处了。我们坚持嚼了两天,最终还是始乱终弃,讲卫生护齿嚼沥青运动就此画上句号。

沥青是石油提炼后的残渣,含有树脂,所以发黏,那一点儿淡淡的香甜大概也缘于此。其实,沥青在那时还有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脱毛。

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只牛头,挺大个儿,用只麻袋装回来。母亲高兴得很,可也犯了愁。看那牛头上沟沟坎坎都是毛,怎么清理?以前清过猪头,也有耳朵鼻子等不好处理的地方,可猪毛质粗稀疏,把炉钩子烧红,伸进去几下就烫干净了。牛头不仅褶皱多,而且牛毛是细密的绒毛,炉钩子肯定不行的。于是找个铁桶,化了沥青,趁热浇到牛头上。冷却以后,沥青变硬,就可一块块剥下来,细绒毛也就随着粘下来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沥青中含有很多化学物质,其中苯类、苯并芘等都是致癌物。所幸它不像泡泡糖奶糖那么好吃,此后也再也没有牛愿意舍了头给我们吃。听说现在还有人用此办法给猪蹄去毛,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沥青在那时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油毡纸,俗称油毛毡,作建筑材料,用来铺顶棚,很防水。油毡纸的原料是破布、废纸,高级的也掺用部分动物毛和矿渣棉等,将这些东西打浆后压成纸张,再经热辊用沥青将纸层浸透,挤出多余的沥青,表面撒上滑石粉或碎片云母,冷却以后就成了。那时家里盖鸡窝、煤棚子,自建小房,都用这种油毡纸。油毡纸虽然防水,但终究是纸,很容易老化或开裂,并不经久耐用。好在乌拉泊夏天雨水不太大,铺了油毛毡的屋顶还能顶几年,现在的建筑大概很少用了。我们有时会撕一小块油毡纸点火玩儿,极易燃,还冒黑烟,烧着烧着,就有黑色的粘液滴下来,那应该就是沥青了。

据《1959-2014年新疆大事记》记载:1973年12月2日,国家计委复文自治区革委会,同意在乌鲁木齐建设石油化工厂。12月,克拉玛依至乌鲁木齐的输油管线竣工,年输油能力为300万吨。1974年又建设了复线,这对扩大原油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这个年表推算,应该是自乌鲁木齐建了石化厂,沥青这种石油副产品才开始在乌拉泊才开始普及的。1973年,我两岁,那吃沥青大概至少是六七岁时候的事儿了。

那只牛头,父亲用斧头砍成几块,家中炊具皆无以容纳。无奈,母亲拿来担水的大铁桶,一块块顺着放进去,墩到学校办公室的炉子上。正是冬天,炉火不熄,微火焖煮一个晚上,早晨去看,牛肉软嫩鲜香,满满一屋子都是香味。

下野地的西瓜

新疆西瓜多,打我记事儿起,每年暑假,父亲所在的机运连就派出车去,不知从哪里拉一大卡车来,每家分一麻袋。父亲用自行车驮回来,我们就抢着一个一个骨碌到床底下存着。那是一种叫“下野地”的西瓜,表皮油亮亮的,个大,甜脆,水分足,刀刚切进去,咔嚓就裂成两半了。

吃西瓜一般在中午,爬到床底下,推一个出来,抬到案板上。先在瓜蒂一头切下一片瓜皮,捏着瓜蒂,用这瓜皮把菜刀两边的锈迹油渍都仔细擦了,之后一分四瓣,我们四个孩子就一人四分之一,靠坐在房后的阴凉地儿,把瓜搂在怀里用勺子挖着吃。有时母亲蒸了馒头,就一人握个馒头,就着西瓜,权当午饭。父亲母亲偶尔会把我们谁叫过来,说:“来,我挖一口。”吃过后就眉开眼笑地说:“好吃!真甜!”他们从没像我们这么奢侈地吃过西瓜。

吃了西瓜睡午觉,麻烦就来了。做梦,找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了,不是茅坑上盖着大片石,就是裤腰带解不开,急得要哭,就醒了。迷迷瞪瞪往外走。厕所在东头,走到那里,先要穿过马路,对面是南北一溜住家,每排四户,要走到第三排,过了这排最东边的许苇子家,才能看见厕所。提着裤子一溜小跑,蹲在茅坑上才算醒了盹儿。

后来在家门前开了菜园,树枝做了篱笆墙,有柴门,里面搭了黄瓜架,还有茄子西红柿。因为上的羊粪,菜园里枝繁叶茂的,躲在里面方便谁也看不见,再吃西瓜,就放心多了。

下野地西瓜籽黑且大,吐出来放在盖帘上晒干就是零食;西瓜皮,切成一牙一牙的,去掉外面一层绿皮,用线绳穿起来挂着晾晒,就是水果干。不过,往往没等彻底晾干我们就揪着吃没了。

不久,母亲就让这瓜皮发挥了更大用处。

那年,舅舅到新疆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烏鲁木齐接站。从乌拉泊坐公交车到乌鲁木齐,大约一个多小时,赶到车站已经中午了。火车还没到,母亲拉着我俩,一狠心,进了旁边一家小饭馆,点了一盘菜,三碗米饭。菜是西红柿茄子尖椒一起炒的,有红有绿有紫,汁水浓郁,瞅着极漂亮,我俩就抢着吃。母亲也尝一口:“天!咋这么好吃!”问了师傅,知道叫烧茄子,又问怎么做,就记下了。

回到家里,依样画葫芦。烧茄子这道菜要把茄子提前过油,费事又费油,母亲舍不得,便做了改进。锅里放油烧热,葱姜爆香,将西红柿茄子尖椒切丝,一股脑儿倒进去翻炒,淋一点儿酱油,出锅时多剁些蒜末儿撒进去,香味就扑出来了。端上桌,一家人都说好吃。后来,见西瓜皮多,母亲就去了青皮切条儿一起炒。大家一尝,说:“哎呀,更好吃了。”西瓜皮有清香味儿,加上里面的果糖可以提鲜。瓜皮不易软,要稍微炖一下,这样一来,西瓜皮丰富的汁水就把几种菜的清香收在一起了。

自打发明了这道菜,父亲得意得很,天天上班给人们推销。

下野地西瓜大,瓜皮多。家里炒菜用的是个铁锅,每次炖上一锅,能盛两大盘子,父亲母亲也就可以奢侈地吃西瓜了。

小时候顾名思义,以为下野地的西瓜就是野地里长的,后来才知道,下野地是地名,就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属于新疆建设兵团134团场。那里日照充分,近半年的无霜期,最适合小麦棉花瓜果生长。据说,下野地的西瓜号称全疆第一瓜,我是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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