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波《父亲的“黄大氅”》

作者:刘红波 来源:原创

从我记事起,二十几年来,父亲穿烂了四件“黄大氅”。

“黄大氅”就是军大衣,有这么个别名是因为它既大又长,御寒保暖非它莫属。在我的家乡,一到冬天,大街上骑摩托车的人清一色身着“黄大氅”。 而那些身影里曾经就有我的父亲。

父亲生前是位兽医,常年奔波在周围的十里八村,为生计,也为这份他奉献了一辈子的事业。

寒冬腊月,天不亮就有人来敲门:“俺家的老母猪要生咧,你快起啊!”大门外的声音很焦躁,因为那些牲畜几乎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

父亲麻利地穿好衣服,套上“黄大氅”,匆忙出发了。外面寒风刺骨,他似乎一点也觉察不到。

一般他这一走,就是一天。因为还没到母猪生产的那家,路上他就又会被其他人家拦住,谁家的事最急他就先去谁家。所以,有时一天下来,父亲会跑遍我们这个小镇的每一個村子。

在我懵懂的童年里,印象最深刻的是看父亲给我们自家的猪仔阉割。

那天,父亲把所有小猪仔抓起来,用绳子捆住他们的前腿,然后把他们挂在了一个木架子上。十几只粉嫩的小猪仔一溜排开,场面煞是壮观。猪仔们拼了小命地嚎叫,吸引了周围的邻居都来看,本不大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我站在父亲的身后去看,只见父亲左手抓住小猪的后腿,右手拿着消了毒的手术刀,他似乎只是晃了几下手,就完成了一只小猪的阉割。周围的邻居不禁夸他:“这老刘,手艺就是好,利落干净!”

但毕竟场面是血腥的,我忍不住问父亲:“为啥要这样啊?”父亲说:“小猪仔只有阉割了以后才会长得快,就跟‘小孩要磕(ka,方言读法)磕才长’是一样的道理。”

比起给猪仔阉割,令我更高兴的事,就是父亲领着一队兽医来村里打疫苗。

那些同样是兽医的叔伯们一般下午就来我们家集合,他们边喝茶边等,夜幕四合的时候,村里的喇叭开始喊:“注意咧,注意咧哈,谁家有鸡鸭鹅的哈,都把它逮笼子里去,笼子在大街上放着咧,利索点哈!医生们来给打疫苗啦!利索点哈!”

我们自家的鸡“近水楼台”,被叔伯们抓起来挨个儿打上一针,就扔回鸡笼去了。

而大街上也开始热闹起来。本来已经进了窝的鸡鸭鹅,又要被各家各户抓出来,难免“咯咯咯”“嘎嘎嘎”地乱叫,它们一叫,狗也跟着叫,于是整个村子就真的变成了“鸡飞狗跳”。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路灯,大家出门就带手电筒。而孩子们也趁机开始淘气,不是拿手电筒朝天照,就是用手捂住手电筒,看自己的手掌变成红色,或者就干脆拿着手电筒到处乱晃,一束束的光影打在对面人的脸上,人就被晃得睁不开眼睛……照天照地,就是不往鸡笼里照,大人们就开始骂:“小皮贼,我抓鸡,叫你照照鸡窝,你不照,照哪里去咧!”

孩子们干脆就跑开了。从这家蹿到那家,成群结队嘻嘻哈哈地看大人们忙活。

父亲他们来到了街上,他们把鸡从笼子里抓出来,打完疫苗再放回去。而鸡笼一开一合的时候又难免会有鸡想“临阵脱逃”,于是围在那里的村民,还有凑热闹的孩子们又开始手忙脚乱地抓鸡……哈哈,那成了那个年代难得的集体热闹的场面。

而在这热闹当中,父亲是那个焦点人物,也因此,我小小的心里很为之自豪。

而父亲绝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在外村跑。方圆40里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一年到头他天天都这样奔波着。

有一年夏天,村里来了放电影的。大喇叭一喊,全村老少都听见了。其实就算不喊,我们这些孩子放学路上也都看见了。一看到那块白色的大幕布挂在了大街上,我们就恨不得飞回家去。

随便扒几口饭,男女老少就搬着凳子去看电影。大人们一般都拿“交叉子”——就是马扎,小孩子呢,就喜欢扛个高点的杌子去。每个胡同里都有人陆陆续续走出来,大街上的人慢慢地也就多了起来。

“吃了吗?”

“吃了!”

家乡的人见面总是问这句。大人们手里拿着马扎,还拿着蒲扇,边扇着蒲扇边说着话,走得很慢,孩子们却总是闲不住,钻来挤去就跑到队伍最前面去了。每次我总能抢到最靠前的位置。满天的繁星闪在我们头顶的苍穹上,在嘻嘻哈哈的笑声里,电影开始了。

本来负责放电影的大叔早早就来了,但几乎每次那台放电影的机器都会出毛病,需要摆弄半天,而在我们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总会突然大手一拍:“哈哈,终于弄好了!” 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他俨然就是位英雄。

电影慢慢放着,我们的兴奋劲儿也耗光了,逐渐安静下来,有的孩子甚至打起了盹儿。月亮升起来,星光就暗下去了。

“哎,快看!你爹来了!”旁边有人喊我。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看到有个身影骑着摩托车停在了人群的后面,他想穿过去,可是人都把大街坐满了。陆陆续续地,有人站起身来挪动位置,给他让出了一条窄窄的路。

“都啥时候了,才家来啊?”我听见有人问父亲。

“嗯。”

“今天去哪了?”

“大南山。”

“真够远的。”

父亲启动摩托车,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他骑得很慢,慢到车子会扶撑不住,他只能不停地用腿去支撑,撑一下,往前挪一点。但我那时不知道,他的那条腿每支撑一下,就钻心地疼。

父亲的腿是瘸的。

父亲很小的时候,因为发烧被送到医生那里打针,医生给父亲扎的是右半边的臀部,没想到一针扎下去,他就瘸了。爷爷奶奶起初以为是疼的原因,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右腿的生长开始变得缓慢,直到父亲越长越高,大家才发现他的右腿远没有左腿粗壮,甚至也没有左腿长了,父亲就真的成了瘸子。

父亲想努力穿过人群,可是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电影上,让出来的那条路实在是太窄了。他每次被迫停下,右脚就要去点一下地,然后再猛然发力,蹬一下地,借着那股劲儿往前推动一下车子。才蹬了几下,他似乎就累了,很吃力的样子。突然人群开始轻声喧闹起来,我下意识地回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父亲臃肿而凌乱的身影被投射在了幕布上,在那播放机的放大效果下,幕布上的影子仿佛是一座巍峨的黑黝黝的山,骇然而凄凉。

我的目光立刻回到父亲那里去,我看到父亲在用力去蹬地,我扭转回来,幕布上庞大的山已经塌陷下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大家都在等着父亲的影子离开。终于有几个人站了起來,帮忙推了父亲的摩托车一把,父亲回头对他们笑了笑,大老远,我看到他再次俯下身子,使劲儿蹬了几下,发动车子离开了人群。

有次我说:“爸,累了你就早点回来,你出门就是一天,家里人也挂念着。”可父亲说:“谁愿意求人?牲畜得了病他们不得不来求咱,咱咋能不去?能帮上忙是好的,就怕咱帮不上。”我知道父亲的心结,有一回一头牛病死了,主家哭,父亲也跟着掉泪,他怕辜负了人家。

父亲的工作内容随着时代变化也是不断变化的。为了贴补家用,父亲给自己加了很多活儿,他开始倒卖牲畜,卖饲料,给猪人工授精……随着社会的发展,养殖的散户几乎绝迹,只剩下了散布在边远乡村和山区的大型的养殖场,父亲每天要绕的路也更远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公交车只能开到邻村,我就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骑摩托车来接我。天那么热,他身上依然穿着“黄大氅”——长年累月地风里来雨里去,他身上的关节都散架了,特别容易害冷,而那张瘦削的脸更是布满了深深的沟壑。我坐在他身后,看到“黄大氅”已经被洗得发白,比那更白的,是父亲的两鬓。他的“黄大氅”上永远有一股呛人的烟味,他吸烟太凶了。

“爸,你别再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呵,我都抽了一辈子了,哪里不好了?哦,我身上有味儿是吧?人家说,烟味大了,不招虫不招鬼,走夜路,安全!”父亲笑呵呵地说。

“你这是听谁瞎说的啊……要不我再给你买件新的吧。”

“甭介,我有,新的穿不惯一直放着呢,还是这件得劲儿!”老了老了,他却总是乐呵呵的。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个习惯:走在大街上,看到身穿“黄大氅”的人,尤其是跟父亲的身形很像的,我就会呆呆地,一直看,一直看,直到看清那人的正脸,我才肯确定,哦,不是。每次回老家,恍惚觉得他还在外面奔忙,会回来的。只是,直到我们走,也不见他回来。

我那穿着“黄大氅”,奔波了一辈子的父亲啊,你怎么就不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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