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于泥土》冉令香散文赏析

作者:冉令香 来源:原创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1918年农历二月二,迎接我爷爷的不是满仓金灿灿的谷米,而是中国爆发的一场流感,报界当时称之为“骨痛病”、“五日瘟”。当年3月起,从广州到东北,从上海到四川,流感肆虐四处泛滥……就在这瘟疫横行的日子,我爷爷迎着料峭春寒来到了人间。那是泰山西麓丘陵地带的一个贫寒之家,没有温饱,只有饥寒交迫伴随爷爷倔强的生命起步。

爷爷逃出瘟疫的阴翳,穿越战争的硝烟,躲过灾荒的魔爪,一直被饥饿围追堵截紧扼生命的喉管。我无法想象,那是一段怎样艰难成长的岁月。

为了糊口,我爷爷弟兄三人走上了三条谋生路。当年,24岁的大爷爷满怀憧憬孤身闯东北,想把自己的根扎进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却从建筑架上跌下来丢了性命。北国的冰天雪地冻僵了大爷爷挣钱成亲的梦,一块草席大的土坑接纳了他年轻的躯体。老奶奶经受不住中年丧子的打击,终日以泪洗面哭坏了双眼。我三爷爷有进学堂读书的机会,虽有满腹的子曰诗云,却承受不住稼穑之艰难,连养活自己一家都困难。那些青黄不接的春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四合院里,大红泥盆泡着柳芽儿。东屋的饭桌上,竹篮里是黑乎乎的菜窝头;南屋的饭碗里是稀溜溜的地瓜干儿野菜粥,一根腌萝卜咸菜拌饭,填充着饥饿的胃囊。当年事渐高的老奶奶摸索着来到三奶奶家要一筐煤做饭时,三奶奶翻着白眼珠一句话呛得老奶奶老泪横流:“我一个荒草叶子盖不住腚,哪有炭给你?”老奶奶踉踉跄跄回了屋。“连娘都不管,还有人味儿吗?”我爷爷气得跳脚骂,赶到场院抡起木叉教训三爷爷。木叉的无情较量没有解决实质问题,骨肉兄弟却冷漠成了路人,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后来成了伤害爷爷最深的人。

我爷爷没有读书的命,不会识文断字,却一辈子认准了家乡的黄土地。我无法想象,解放后,当爷爷终于拥有了耕作一块土地的权力时,那欢欣鼓舞的情形。但我知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是泥土锁定了爷爷一生的追求,又是泥土滋养了他不屈抗争的生命。

爷爷沿着季节的生命线与泥土相依相伴一路走来。当我的第一声啼哭穿破黎明的夜空时,他正值知天命之年。之前,他的苦难和奋斗经历沉淀在家史中永久沉默,我无法见证;之后,短短的14年光阴,他在我成长的前方与泥土相依相亲,耕作收获。

爷爷躬耕一生,对土地有深深的眷恋和浓浓的赤子情怀。他了解泥土的脾气,熟知生产队每一块土地的秉性,从耕耙的深浅、施肥的浓淡,到浇水量的大小、庄稼成熟期的早晚,就像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烂熟于心。

爷爷最钟情的是荒地。“开荒种地,三七开”。爷爷说,秋后收了粮食,公家拿三成,自己拿七成。当飒飒春风抚摸着村西的丘陵地时,那些硬邦邦的荒地睁开睡眼,酥软了筋骨。爷爷领着我们姐弟到西山掏茅草开荒。

掏?是的,那些抱团丛生的茅草只能一头一头地掏出来。半山坡的这片荒地茅草丛生,碎石遍地,坚硬难刨,一头刨下去震得手臂发麻。爷爷扒下老棉袄,朝掌心吐点唾液,两掌的老茧搓得“唰啦啦”作响。他一把抓过镢头,甩开膀子,抡圆了,“嘿”的一声刨下去,一团茅草应声而出,爷爷攒了一冬的劲儿都使了出来。我和姐砸坷垃,捡石头,平整爷爷刨过的土地。弟弟跟后,一边拾草,一边挑肥胖的茅草根儿嚼着吃。洁白的茅草根儿深扎在土里,交错横生,繁殖力极强,每年不知要吞掉多少好地。爷爷与这些茅草的争夺战已持续了三年,仍然难以掘草除根。那张细长尖利的条在爷爷手里上下飞舞,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冷硬的山风掀动爷爷薄薄的秋衣,汗水溻透了,黏糊糊地紧贴着脊背。大干了一上午,爷爷披上老棉袄,坐在厚厚的茅草丛中抽锅旱烟袋,从水壶里倒出一大碗浓酽的老干烘一饮而尽。爷爷大口嚼着煎饼、咸菜、大葱,打量着平整过的土地自言自语:“养好这块地,每年能多打200斤粮食。”

养好这块地谈何容易?这片荒地土质黏硬,每年开春往地里运土杂肥都是全家劳力齐上阵。这狭窄陡峭的山路、这整过以后松软暄腾的土地,每走一步都是强悍与耐力的考验。父亲脖子上挂着黑马鬃车襻,弓腰蹬腿,一个“力推华山”,推着独轮车往上拱。爷爷带着我和姐姐在前边拉车子。核桃粗细的麻绳勒过肩头,埋头拱肩,绷腰收腹,俯身蹬腿,一副标准的斗牛架势。爬上陡坡拐进地里,爷爷肩头的绳子突然挣断,毫无提防的爷爷一头扑在地上,摔得满身土。爷爷就势坐在地上,顺手抓了把泥土。“酥剌剌”,春天的泥土穿过掌心,趁机和爷爷耳语。“地不会说话,心里有数。你亏待了它,它就亏待你”。爷爷敬畏泥土,这养活生命的泥土在他心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精耕细作多打粮”。爷爷驾驭着犁耙整地,像征战沙场的将军所向披靡。宽大的铁耙,两米多长,四排铁齿,三头牛拉着荡地。每到地头,爷爷双臂一抖,铁耙借力转弯。爷爷一个健步跃上去,两腿一前一后稳稳当当站在铁耙中间,挥手扬鞭,吆喝着三头牛乖顺地前进。黄尘滚滚,铁耙颠簸起伏如履风涛浪谷。

一身黄土,满脸灰尘。干完活,走到地头的时候,爷爷拍拍衣服,刮刮鞋底的泥,上上下下仔细地整理自己,他想让每一粒泥土都留在应该守候的地方。

爷爷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生产队长。夏收秋忙时,又常被推举为场长,在场院里负责监督社员打场、晒粮。爷爷视粮食如命,公私分明,六亲不认。

仓促的麦收时节,家家户户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步不落地追着天气赶。洗洗刷刷,缝缝补补,母亲像追着碌碡跑的人,从家里转到地里,从堂屋转到灶房,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那天早饭后,母亲急急火火赶到麦场时晚了几步,爷爷迎头一声呵斥:“什么时候了?还来干活?”尴尬的母亲扛着木锨扭头回了家,紧跟在后的大婶儿牢骚满腹,也“嘟嘟囔囔”回了家。母亲和大婶儿半天的工分泡了汤。

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最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赤脚在滚烫的地面上乱跑。树叶蔫了脸,蒙着一层灰尘。场院里,忙碌火辣的气氛让人恐慌。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说不准什么时候一阵狂风暴雨,忙活半年、盼望半年的麦收就会泡汤。这救命的粮食没进仓,爷爷心里不踏实。

白天,爷爷在场院里干疯了,一个人站在高高的脱粒机旁扬场。机器轰鸣怒吼,飞旋吞咽着麦捆。爷爷扒光了脊背,甩开膀子大干着。汗水混合着泥土,从爷爷黑红铁打的脊背上向下流,头发、眉毛、络腮胡子上落满了长长短短的麦秸。一锨麦子还没在簸箕里落稳,爷爷抡开双臂一扬抛到半空,麦糠顺风飘出去,麦粒雨“唰啦啦”落在地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上麦子,也没赶上爷爷的速度。这一天,扬出了六千多斤麦子。

晚上,爷爷满身疲惫进了屋,一口热茶还没下肚,点着旱烟袋就数落开了:“以后甭干这站不住理的事儿。你晚了,工分怎么算?”“四婶子那天不是也晚了吗?”母亲的话音未落,爷爷“哐”的一声,铜嘴旱烟袋磕在八仙桌上:“兴别人,不兴咱!”母亲不再吱声,慌忙收拾饭桌。

麦收过后,真正的夏天就来了。甜甜的玉米秸对孩子们有着莫大的诱惑。

那是夏末的急阵雨,粗大的雨点砸到树叶上“啪啦啪啦”作响,砸着干燥的地面溅起浓浓的土腥味儿。正在胡同阴凉地儿里闲扯的人,瞬间逃得无影无踪。空空的胡同,只剩下寂寞的风雨在盘旋呼号。当暴涨的池塘盈满火红的晚霞时,姐领着我和几个孩子嬉闹着跑进了池塘边的玉米地。

“这时候的玉米秸最甜。”转眼,十几棵玉米被掐头,去根,折断,乱扔在地上。突然,我的脊背狠狠地挨了两棍,我号啕大哭起来,那几个孩子一哄而散。透过泪花,我看到的是爷爷暴怒的脸,“败家子儿!都不吃粮食?光喝西北风!”我和姐哭哭啼啼,背着两道鲜红的血印进了家。这血印刺痛了母亲,母亲和爷爷大吵一顿。“糟蹋粮食,天理不容!”爷爷一气之下,晚饭没吃,独自卷了铺盖,气呼呼地搬到牛栏院住去了。

这是爷爷唯一的一次打孩子,而且下手这么狠。平时他最疼孩子,寒冷的冬夜,他厚厚的羊皮袄总盖在姐那一头,夜里醒来,姐常热得满身汗。家里只有一个搪瓷烫壶,每晚睡觉前把我们的被窝暖好了,他才抱到自己床上……

爷爷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最痛恨营私舞弊的事儿。那年,心高气傲的爷爷担任生产队长兼财务保管。开春,有人向队里借了钱买种子,一直拖到年底也没还上。爷爷催要时,他矢口否认,反咬一口,让爷爷拿出凭据来。不识字的爷爷哪有什么凭据?他哪里料到,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街坊邻里,青天白日会有人往自己头上栽赃!家里人口多、挣工分少的两个人趁机联合了三爷爷,诬告爷爷贪污。最后还是他家自留地丰收的粮食证明了一切,大队队委替爷爷洗刷了冤屈。“人正不怕影子歪,老天爷看得清”。此后,爷爷再没干过生产队的现金保管。

又是春寒料峭的日子,寒潮又起,吹得人透心凉。这个七口之家浸在风寒中等待上苍的判决。硬扎扎的山头风削过树梢,猪圈外那树杏花激灵灵打起寒颤,粉嫩的花瓣追过柴垛,蔫了脸堆在墙角。

爷爷病了,母亲烙了他最爱吃的芝麻酥饼,爷爷嚼烂了痛苦地抻直了脖子就是咽不下去。在市医院的仪器前折腾了半天,父亲拿着诊断书轻描淡写地说:“咽炎”。一下火车,爷爷欢欢喜喜一路小跑回了家。高大的父亲远远落在后面,双脚软塌塌地踩着黄泥路,拖不动那双滞重的千层底。“晚期”,医生嘴里轻飘飘吐出的两个字,如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父亲的意志。

不记得爷爷有过头疼感冒,也不记得爷爷说起过哪里难受。爷爷只是因为吞咽困难而屡屡发火。那点可怜的流食何以能浇灭腑脏灼烧的疼痛?那张简陋的木板床,成了昼夜的煎熬;那副铮铮铁骨,遏制不住病魔贪婪的吸食,已干瘪如柴。曾经的桀骜和自负销蚀已尽。爷爷脸色暗黄、颧骨突兀,脆弱得像一张黄草纸。

因病无法下地干活儿,爷爷脾气越来越焦躁。今天撵我们下地锄草,明天赶我们上山施肥。“人勤地不懒。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爷爷整天挂在嘴边。爷爷的字典里只有“干活”两个字。阳春三月,以往正是爷爷实施一年劳作计划的开篇。那些清冷的早晨,爷爷倒背着手,哼唱着他唯一会唱的歌《东方红》,在野外巡视,从村南的十三亩地转到村西的二十亩地,再到村北的八亩地,满眼泛青的麦苗。踩着酥软的土地,爷爷随手抓一把泥土攥在掌心,摩挲着满手的老茧。爷爷顺便捋一捆干柴背回家时,来自于大地生机勃发的动力已从脚心传到双腿,传到爷爷心头,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已成竹在胸。可如今,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阳东升西落,一天天地蚕食光阴。

有时候,脾气暴躁的爷爷很安静,静得让人害怕。布谷鸟的一声低叫,能让爷爷看着灶屋前的育苗沙池出神老半天。那些地瓜苗早就拱破了塑料膜,往年他正挑着水桶在西山坡插秧苗。今年春旱,西山沟里的水洼早就见底了。插地瓜苗,必须拉着地排车到村北的池塘去运水。面对迫在眉睫的春种,他已无计可施。沉默成一尊雕像的爷爷在心里盘算什么?是心灰意冷的失落,还是满怀希望的祈祷?

又是一年麦黄时。那天,我把熟透的一把杏拿给爷爷,他突然长叹一口气,翻身冲着墙半天没理我。我不敢吱声,悄悄把杏放在窗台上时,猛然看见了爷爷使唤得最顺手的那把镰刀。那镰刀生满了红褐色的铁锈,寂寞地挂在窗台下,没有了往年在麦田里呼风唤雨的畅快淋漓。野外麦浪滚滚,呼唤着旧年的那把镰刀,可爷爷病魔缠身,无能为力。

爷爷病情加重,汤水也难进了。母亲蒸了鸡蛋羹,咽不下,他焦躁地把碗扔到地上。父亲闷声不响地收拾碎片。母亲赶紧浸碗麦乳精捧过来,放凉了,爷爷也没喝进嘴里。

突然有一天,爷爷一反常态,无论什么食物都能顺畅地吞咽。嚼着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爷爷说:“新粮食就是劲道,香甜。秋后播种还是上土杂肥,化肥上多了地会板结。”喜滋滋的母亲又抱回个九斤重的大西瓜,从中间切开,红红的沙瓤,撒了细细的白砂糖,一勺一勺喂给爷爷吃。爷爷说:“还是西岭沙土地里的西瓜爽口。”爷爷高兴地吃了大半个,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不料,黎明前,爷爷竟然走了。静静地,谁也没打扰。村里人都说,这是上天恩赐,让一个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吃饱喝足了才上路。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六,阳历1982年。

生于泥土,归于泥土。劳累了一生的爷爷终于可以休息了,他沉睡在当年亲手开垦的茅草地里,沐着四季风,看着他的子孙后代耕作收获,繁衍生息。他如此虔诚地为自己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圆。不过,爷爷与别人不同,他感恩戴德,只用了一把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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