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1918年农历二月二，迎接我爷爷的不是满仓金灿灿的谷米，而是中国爆发的一场流感，报界当时称之为“骨痛病”、“五日瘟”。当年3月起，从广州到东北，从上海到四川，流感肆虐四处泛滥……就在这瘟疫横行的日子，我爷爷迎着料峭春寒来到了人间。那是泰山西麓丘陵地带的一个贫寒之家，没有温饱，只有饥寒交迫伴随爷爷倔强的生命起步。
爷爷逃出瘟疫的阴翳，穿越战争的硝烟，躲过灾荒的魔爪，一直被饥饿围追堵截紧扼生命的喉管。我无法想象，那是一段怎样艰难成长的岁月。
为了糊口，我爷爷弟兄三人走上了三条谋生路。当年，24岁的大爷爷满怀憧憬孤身闯东北，想把自己的根扎进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却从建筑架上跌下来丢了性命。北国的冰天雪地冻僵了大爷爷挣钱成亲的梦，一块草席大的土坑接纳了他年轻的躯体。老奶奶经受不住中年丧子的打击，终日以泪洗面哭坏了双眼。我三爷爷有进学堂读书的机会，虽有满腹的子曰诗云，却承受不住稼穑之艰难，连养活自己一家都困难。那些青黄不接的春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四合院里，大红泥盆泡着柳芽儿。东屋的饭桌上，竹篮里是黑乎乎的菜窝头；南屋的饭碗里是稀溜溜的地瓜干儿野菜粥，一根腌萝卜咸菜拌饭，填充着饥饿的胃囊。当年事渐高的老奶奶摸索着来到三奶奶家要一筐煤做饭时，三奶奶翻着白眼珠一句话呛得老奶奶老泪横流：“我一个荒草叶子盖不住腚，哪有炭给你？”老奶奶踉踉跄跄回了屋。“连娘都不管，还有人味儿吗？”我爷爷气得跳脚骂，赶到场院抡起木叉教训三爷爷。木叉的无情较量没有解决实质问题，骨肉兄弟却冷漠成了路人，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后来成了伤害爷爷最深的人。
我爷爷没有读书的命，不会识文断字，却一辈子认准了家乡的黄土地。我无法想象，解放后，当爷爷终于拥有了耕作一块土地的权力时，那欢欣鼓舞的情形。但我知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是泥土锁定了爷爷一生的追求，又是泥土滋养了他不屈抗争的生命。
爷爷沿着季节的生命线与泥土相依相伴一路走来。当我的第一声啼哭穿破黎明的夜空时，他正值知天命之年。之前，他的苦难和奋斗经历沉淀在家史中永久沉默，我无法见证；之后，短短的14年光阴，他在我成长的前方与泥土相依相亲，耕作收获。
二
爷爷躬耕一生，对土地有深深的眷恋和浓浓的赤子情怀。他了解泥土的脾气，熟知生产队每一块土地的秉性，从耕耙的深浅、施肥的浓淡，到浇水量的大小、庄稼成熟期的早晚，就像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烂熟于心。
爷爷最钟情的是荒地。“开荒种地，三七开”。爷爷说，秋后收了粮食，公家拿三成，自己拿七成。当飒飒春风抚摸着村西的丘陵地时，那些硬邦邦的荒地睁开睡眼，酥软了筋骨。爷爷领着我们姐弟到西山掏茅草开荒。
掏？是的，那些抱团丛生的茅草只能一头一头地掏出来。半山坡的这片荒地茅草丛生，碎石遍地，坚硬难刨，一头刨下去震得手臂发麻。爷爷扒下老棉袄，朝掌心吐点唾液，两掌的老茧搓得“唰啦啦”作响。他一把抓过镢头，甩开膀子，抡圆了，“嘿”的一声刨下去，一团茅草应声而出，爷爷攒了一冬的劲儿都使了出来。我和姐砸坷垃，捡石头，平整爷爷刨过的土地。弟弟跟后，一边拾草，一边挑肥胖的茅草根儿嚼着吃。洁白的茅草根儿深扎在土里，交错横生，繁殖力极强，每年不知要吞掉多少好地。爷爷与这些茅草的争夺战已持续了三年，仍然难以掘草除根。那张细长尖利的条在爷爷手里上下飞舞，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冷硬的山风掀动爷爷薄薄的秋衣，汗水溻透了，黏糊糊地紧贴着脊背。大干了一上午，爷爷披上老棉袄，坐在厚厚的茅草丛中抽锅旱烟袋，从水壶里倒出一大碗浓酽的老干烘一饮而尽。爷爷大口嚼着煎饼、咸菜、大葱，打量着平整过的土地自言自语：“养好这块地，每年能多打200斤粮食。”
养好这块地谈何容易？这片荒地土质黏硬，每年开春往地里运土杂肥都是全家劳力齐上阵。这狭窄陡峭的山路、这整过以后松软暄腾的土地，每走一步都是强悍与耐力的考验。父亲脖子上挂着黑马鬃车襻，弓腰蹬腿，一个“力推华山”，推着独轮车往上拱。爷爷带着我和姐姐在前边拉车子。核桃粗细的麻绳勒过肩头，埋头拱肩，绷腰收腹，俯身蹬腿，一副标准的斗牛架势。爬上陡坡拐进地里，爷爷肩头的绳子突然挣断，毫无提防的爷爷一头扑在地上，摔得满身土。爷爷就势坐在地上，顺手抓了把泥土。“酥剌剌”，春天的泥土穿过掌心，趁机和爷爷耳语。“地不会说话，心里有数。你亏待了它，它就亏待你”。爷爷敬畏泥土，这养活生命的泥土在他心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精耕细作多打粮”。爷爷驾驭着犁耙整地，像征战沙场的将军所向披靡。宽大的铁耙，两米多长，四排铁齿，三头牛拉着荡地。每到地头，爷爷双臂一抖，铁耙借力转弯。爷爷一个健步跃上去，两腿一前一后稳稳当当站在铁耙中间，挥手扬鞭，吆喝着三头牛乖顺地前进。黄尘滚滚，铁耙颠簸起伏如履风涛浪谷。
一身黄土，满脸灰尘。干完活，走到地头的时候，爷爷拍拍衣服，刮刮鞋底的泥，上上下下仔细地整理自己，他想让每一粒泥土都留在应该守候的地方。
三
爷爷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生产队长。夏收秋忙时，又常被推举为场长，在场院里负责监督社员打场、晒粮。爷爷视粮食如命，公私分明，六亲不认。
仓促的麦收时节，家家户户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步不落地追着天气赶。洗洗刷刷，缝缝补补，母亲像追着碌碡跑的人，从家里转到地里，从堂屋转到灶房，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那天早饭后，母亲急急火火赶到麦场时晚了几步，爷爷迎头一声呵斥：“什么时候了？还来干活？”尴尬的母亲扛着木锨扭头回了家，紧跟在后的大婶儿牢骚满腹，也“嘟嘟囔囔”回了家。母亲和大婶儿半天的工分泡了汤。
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最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赤脚在滚烫的地面上乱跑。树叶蔫了脸，蒙着一层灰尘。场院里，忙碌火辣的气氛让人恐慌。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说不准什么时候一阵狂风暴雨，忙活半年、盼望半年的麦收就会泡汤。这救命的粮食没进仓，爷爷心里不踏实。
白天，爷爷在场院里干疯了，一个人站在高高的脱粒机旁扬场。机器轰鸣怒吼，飞旋吞咽着麦捆。爷爷扒光了脊背，甩开膀子大干着。汗水混合着泥土，从爷爷黑红铁打的脊背上向下流，头发、眉毛、络腮胡子上落满了长长短短的麦秸。一锨麦子还没在簸箕里落稳，爷爷抡开双臂一扬抛到半空，麦糠顺风飘出去，麦粒雨“唰啦啦”落在地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上麦子，也没赶上爷爷的速度。这一天，扬出了六千多斤麦子。
晚上，爷爷满身疲惫进了屋，一口热茶还没下肚，点着旱烟袋就数落开了：“以后甭干这站不住理的事儿。你晚了，工分怎么算？”“四婶子那天不是也晚了吗？”母亲的话音未落，爷爷“哐”的一声，铜嘴旱烟袋磕在八仙桌上：“兴别人，不兴咱！”母亲不再吱声，慌忙收拾饭桌。
麦收过后，真正的夏天就来了。甜甜的玉米秸对孩子们有着莫大的诱惑。
那是夏末的急阵雨，粗大的雨点砸到树叶上“啪啦啪啦”作响，砸着干燥的地面溅起浓浓的土腥味儿。正在胡同阴凉地儿里闲扯的人，瞬间逃得无影无踪。空空的胡同，只剩下寂寞的风雨在盘旋呼号。当暴涨的池塘盈满火红的晚霞时，姐领着我和几个孩子嬉闹着跑进了池塘边的玉米地。
“这时候的玉米秸最甜。”转眼，十几棵玉米被掐头，去根，折断，乱扔在地上。突然，我的脊背狠狠地挨了两棍，我号啕大哭起来，那几个孩子一哄而散。透过泪花，我看到的是爷爷暴怒的脸，“败家子儿！都不吃粮食？光喝西北风！”我和姐哭哭啼啼，背着两道鲜红的血印进了家。这血印刺痛了母亲，母亲和爷爷大吵一顿。“糟蹋粮食，天理不容！”爷爷一气之下，晚饭没吃，独自卷了铺盖，气呼呼地搬到牛栏院住去了。
这是爷爷唯一的一次打孩子，而且下手这么狠。平时他最疼孩子，寒冷的冬夜，他厚厚的羊皮袄总盖在姐那一头，夜里醒来，姐常热得满身汗。家里只有一个搪瓷烫壶，每晚睡觉前把我们的被窝暖好了，他才抱到自己床上……
爷爷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最痛恨营私舞弊的事儿。那年，心高气傲的爷爷担任生产队长兼财务保管。开春，有人向队里借了钱买种子，一直拖到年底也没还上。爷爷催要时，他矢口否认，反咬一口，让爷爷拿出凭据来。不识字的爷爷哪有什么凭据？他哪里料到，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街坊邻里，青天白日会有人往自己头上栽赃！家里人口多、挣工分少的两个人趁机联合了三爷爷，诬告爷爷贪污。最后还是他家自留地丰收的粮食证明了一切，大队队委替爷爷洗刷了冤屈。“人正不怕影子歪，老天爷看得清”。此后，爷爷再没干过生产队的现金保管。
四
又是春寒料峭的日子，寒潮又起，吹得人透心凉。这个七口之家浸在风寒中等待上苍的判决。硬扎扎的山头风削过树梢，猪圈外那树杏花激灵灵打起寒颤，粉嫩的花瓣追过柴垛，蔫了脸堆在墙角。
爷爷病了，母亲烙了他最爱吃的芝麻酥饼，爷爷嚼烂了痛苦地抻直了脖子就是咽不下去。在市医院的仪器前折腾了半天，父亲拿着诊断书轻描淡写地说：“咽炎”。一下火车，爷爷欢欢喜喜一路小跑回了家。高大的父亲远远落在后面，双脚软塌塌地踩着黄泥路，拖不动那双滞重的千层底。“晚期”，医生嘴里轻飘飘吐出的两个字，如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父亲的意志。
不记得爷爷有过头疼感冒，也不记得爷爷说起过哪里难受。爷爷只是因为吞咽困难而屡屡发火。那点可怜的流食何以能浇灭腑脏灼烧的疼痛？那张简陋的木板床，成了昼夜的煎熬；那副铮铮铁骨，遏制不住病魔贪婪的吸食，已干瘪如柴。曾经的桀骜和自负销蚀已尽。爷爷脸色暗黄、颧骨突兀，脆弱得像一张黄草纸。
因病无法下地干活儿，爷爷脾气越来越焦躁。今天撵我们下地锄草，明天赶我们上山施肥。“人勤地不懒。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爷爷整天挂在嘴边。爷爷的字典里只有“干活”两个字。阳春三月，以往正是爷爷实施一年劳作计划的开篇。那些清冷的早晨，爷爷倒背着手，哼唱着他唯一会唱的歌《东方红》，在野外巡视，从村南的十三亩地转到村西的二十亩地，再到村北的八亩地，满眼泛青的麦苗。踩着酥软的土地，爷爷随手抓一把泥土攥在掌心，摩挲着满手的老茧。爷爷顺便捋一捆干柴背回家时，来自于大地生机勃发的动力已从脚心传到双腿，传到爷爷心头，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已成竹在胸。可如今，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阳东升西落，一天天地蚕食光阴。
有时候，脾气暴躁的爷爷很安静，静得让人害怕。布谷鸟的一声低叫，能让爷爷看着灶屋前的育苗沙池出神老半天。那些地瓜苗早就拱破了塑料膜，往年他正挑着水桶在西山坡插秧苗。今年春旱，西山沟里的水洼早就见底了。插地瓜苗，必须拉着地排车到村北的池塘去运水。面对迫在眉睫的春种，他已无计可施。沉默成一尊雕像的爷爷在心里盘算什么？是心灰意冷的失落，还是满怀希望的祈祷？
又是一年麦黄时。那天，我把熟透的一把杏拿给爷爷，他突然长叹一口气，翻身冲着墙半天没理我。我不敢吱声，悄悄把杏放在窗台上时，猛然看见了爷爷使唤得最顺手的那把镰刀。那镰刀生满了红褐色的铁锈，寂寞地挂在窗台下，没有了往年在麦田里呼风唤雨的畅快淋漓。野外麦浪滚滚，呼唤着旧年的那把镰刀，可爷爷病魔缠身，无能为力。
爷爷病情加重，汤水也难进了。母亲蒸了鸡蛋羹，咽不下，他焦躁地把碗扔到地上。父亲闷声不响地收拾碎片。母亲赶紧浸碗麦乳精捧过来，放凉了，爷爷也没喝进嘴里。
突然有一天，爷爷一反常态，无论什么食物都能顺畅地吞咽。嚼着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爷爷说：“新粮食就是劲道，香甜。秋后播种还是上土杂肥，化肥上多了地会板结。”喜滋滋的母亲又抱回个九斤重的大西瓜，从中间切开，红红的沙瓤，撒了细细的白砂糖，一勺一勺喂给爷爷吃。爷爷说：“还是西岭沙土地里的西瓜爽口。”爷爷高兴地吃了大半个，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不料，黎明前，爷爷竟然走了。静静地，谁也没打扰。村里人都说，这是上天恩赐，让一个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吃饱喝足了才上路。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六，阳历1982年。
生于泥土，归于泥土。劳累了一生的爷爷终于可以休息了，他沉睡在当年亲手开垦的茅草地里，沐着四季风，看着他的子孙后代耕作收获，繁衍生息。他如此虔诚地为自己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圆。不过，爷爷与别人不同，他感恩戴德，只用了一把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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